法国

爱思想|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

   江青的一天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下午1时左右,先是慵懒地打几个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她一天的开始。在这之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拉开半边厚绒布窗帘,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漱完口、吃完粥,护士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到办公室以后,阅批文件、看资料是她每天的必修课。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柔和的灯光下,体味着自由、权力、地位、高贵。办公时,她习惯吃点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是为了消解生命中的某种紧张。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日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三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英姿飒爽。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如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则看半个小时文件,就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等。约晚上8时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文化艺术。看外国的原声电影时,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    江青对看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仿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大约凌晨4时,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难侍奉的江青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气温。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给她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侍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架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则闭着眼睛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舒适中。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四条腿固定在地板上。她怕马桶椅子的坐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    江青有便秘的毛病,一旦大便稍有干燥,护士便给她吃药片、香蕉(这是叶群传授给她的经验)。刚刚吃过药片和香蕉,未必就能立即使大便顺畅排出,如果排不出来,她就喊叫:“吃了药和香蕉为什么还拉不出来!你们这些护士真没用!”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护士只好用手指慢慢地给她往外抠。抠得慢了骂人,抠得快了觉得不舒服也骂人。    帮助江青解大便不容易,等待她解小便更是难忍。解便时,江青一点力气都不肯用,而是要让小便自然流出。她坐在特制的马桶椅子上,一坐就是一两个、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小时,坐累了就趴在前边软沙发的靠背上,好长时间滴一两滴。护士既不敢提醒她上床,更不敢弄出一丁点声音惊动她。只好静静地耐心地等待她自己起来。有时护士等得实在忍不住了,就用小水壶往痰盂里慢慢地滴水,以给江青造成条件反射,引出小便。用这种滴水引尿的办法,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在音乐般轻柔的滴漏声中,江青常常坐在马桶上打着鼾声睡着了。    好不容易伺候江青上了床,护士还要给她拉平睡袍。拉睡袍时,她的身子一动不动,护士只好拖着她的身子一点一点地轻拉,拉慢拉快她都发脾气。    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汤里有骨头汤、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蛋黄,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段。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她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但她吃的饭菜质量并不高,量很小,从不浪费。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有些高,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江青作为一个女人是爱美的。她的衣服繁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的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比较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昼夜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做了三种样式的假发(她也没有戴过)。    江青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四层的,窗帘是三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的“四怕”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四样东西她特别敏感,概括地说,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在窗子上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三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就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如果往北飘,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她还感觉有风,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仿佛真有什么妖怪和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小周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小周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大怒不止,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甚或是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的,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1月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致,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很快,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无比从容。上岛后她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是可怕的,人长期在噪声中工作和生活,不但烦躁难忍,而且会缩短生命。清除和减少噪声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经住过的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166.html

阅读更多

法广 | 特别专题: 巴黎国际书展上海作家朱晓琳访谈

法广:如果您的小说素材很多是取自校园内人物的故事,冷静旁观,描写贵为本当知书达理的大学殿堂,却仍布满了为权力的明争暗斗。小说出版后受到瞩目,但你这种揭露校园负面故事的小说写作是否会引起同圈子里人的不满及批判,或是对号入座后对你退避三尺、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毕竟同事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有可能是您观察到对象,可能写进您的书里去,您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朱晓琳 :不会有,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热爱中国的大学校园,最近二十几年来都是在法国或中国的大学里度过的。只是我看到大学校园里有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或说是缺陷,我是带着非常热爱它的心情,希望它能够愈来愈好的心情去写它的,并不是单纯只为了揭黑、指责它。我的出发点及写作的目的,应该是想让大学校园变得更纯洁,更美好。 至于是否有同事对号入座,我想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小说的本质本身就是虚构的,每个作家笔下的东西总归有一些生活原型。但是我在做的时候会尽量地做到避免会被别人对号入座。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另外,我单位的同事看过我的小说之后,大部分都会会心一笑,倒是没有让我感到有一点比较难堪,或者因此与我的关系有什么不好,没有! 我觉得我继续生活在原来的氛围之中,还是很好的。同事们觉得我有一点了不起,他们对我说:“我们每天看到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想到要把它写出来,你把它写出来了,我们也是觉得很好。”不过,同事们说,确实有这样的缺点。 朱晓琳出生于上海。九十年代初留学法国,获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现代文学硕士学位,现在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师,也是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中篇小说集《永远留 学》、《巴黎黑与白》、《法国故事》、《情人港咖啡》四部;长篇小说《夕阳诺曼底》、《再见,法国梧桐》、《莱茵河流过来》、《上海银楼》、《大学之 林》、《法兰西桥》、《魁北克磁场》、《法国蓝•中国红》八部。 朱晓琳曾经获得中国全国微型小说三等奖以及《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身为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的朱晓琳2006年出版了《大学之 林》,其中的“享受心安理得”一文被选入中小学生教材。  

阅读更多

法广 | 特别专题: 巴黎国际书展:巴黎人的上海想象VS王安忆的上海故事

法国人看上海:领会上海比领会北京容易 法广 :王安忆女士,您好,感谢您来法广直播间,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年是法中两国建交50周年。本届书展的选择了上海作为主宾城市。不过,上海与法国、尤其是与巴黎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情愫,而这种情愫远不止50年的历史。巴黎国际书展的总策展人贝特朗-莫里塞(Bertrand Maurisset)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主宾城市,而不是北京,或者另外一座中国城市: 贝特朗-莫里塞 :很简单,2004年书展已经邀请过中国为主宾国,而上海是一座很有特点的城市,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摩天大楼给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也是一座生活宜人的城市,那里有法国老区,上海和巴黎有一种相似相近之处,北京就没有。我去参观过上海,也筹划组织了上海代表团来参展。对于一个巴黎人来说,站在上海外滩,置身巴黎风格的昔日法租界,会有一种文化冲击的震荡,北京与巴黎没有相像的地方,但在上海,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巴黎特色。当然,这只是一个游客的瞬时印象。但从历史上看,上海一直是很吸引法国人的城市。在法国人的上海想象中,首先,这是一座巨人般的城市,但同时,领会这座城市的历史、这座城市的过去,要比领会北京容易,北京有着上千年历史,有自己的符号,外国人很难深入其中,对于巴黎人来说,理解上海比理解北京容易,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而且,各种文化产业、奢侈品产业都在上海发展,从经济上讲这座城市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我们从海港的繁忙,银行业、拍卖行、当代艺术画廊的兴盛就可以看出来;那里有很多作家,有很多出色的书店……所以,邀请北京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我觉得邀请上海则更引人去探寻究竟,而且,上海既是一个观光之地,也是一个文化之地,法国人应该会喜欢。 所以,是一种文化渴望和对一座似曾相识的城市的认可等不同因素的组合让我们选择了上海。这不是一项政治选择,而是文化选择,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由渴望驱动的选择。 法广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上海文学是否也有与中国其他地方文学的不同之处呢? 贝特朗-莫里塞 :上海文学都市色彩更浓,有些作家有时候也不为有关当局欣赏。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但比如棉棉就写了一些很有都市色彩、有些放纵、偏离主流的作品,而在其他地方、其他城市的文学中就未必能找到这类作品。上海有一种书写这座城市、书写这里的生活的欲望,而在北京,人们首先感受的是历史。上海文学作品更都市化,有些偏离中心,人们可以感觉到那里的生活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痕迹,它更面向未来,我不是想说北京不面向未来,而是说身处北京的时候,历史感非常强烈。在上海,一切都很快,百米之外,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这种千变万化很吸引人,它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上海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业,今年还首次举办儿童书展,法国出版商也去参展……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本届巴黎书展邀请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上海人看巴黎:上海人对巴黎的向往总是和消费有关 法广 :上海过去被比作东方的巴黎。上海人如何看巴黎呢?上海人对法国、对巴黎是否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刚才莫里塞先生说,巴黎人在上海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上海人身在巴黎是否也有并不陌生的感觉? 王安忆 :怎么说呢……应该说巴黎一直是上海的一种向往罢,是上海市井阶层的一种向往,象征着现代,象征一种时尚,象征着很多很多物质,很多消费,很多时髦,上海人,上海的市民阶层对巴黎的向往有一些传统的因素,也有一些当代的因素,但总之是和消费有关的。 法广 : 在您看来,作为本届书展特邀嘉宾的上海文学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文学,有什么特殊之处?莫里塞先生在谈到上海文学的时候,提到上海作品“更都市化”,有些偏离中心。您是否这样认为? 王安忆 :当然,上海在中国范围里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因为在1949年以后,我们的城市都是按照一种生产型的规模在发展,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上海还一直保持着消费型城市(的特色),这恐怕是和它的出身有关系,因为它是近代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产生的城市,也是由法国、英国等来塑造出的、他们想象当中的东方城市,这可以说是它(上海)的背景、来源,这就使得上海显得十分特殊,比如,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乡土文学可能比较占主流,而上海,即便是在100年前,它就已经更是一种都会文化,鲁迅批评它是洋场文化。 上海的本土性:一个难解的题目 法广 :90年代,上海文坛出现一种怀旧文学,您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恨歌》更是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些怀旧文学以对上海繁华过去的记忆与这种过去引发的种种想象交织,形成了上海文学的一种本土特色;如今中国社会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开放,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文学的这种本土特色是否也面对压力? 王安忆 :上海这座城市往往会给人一种误会。比如,刚才那位先生说到上海人比较好理解。其实上海人是很难理解的。您刚才提到怀旧文学,这种说法很有趣。其中其实有一种悖论。上海其实历史非常短,说怀旧,它最多怀旧一百年,就已经到头了。可是它偏偏要去怀旧。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因为这里变化非常快,真是瞬息万变,面对这种瞬息万变,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正是要找到它不变的东西,而这种不变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位先生以为好理解、其实并不容易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刚才您说到的本土性。 什么是上海的本土性?这是一个难解的题目。这是因为上海的本土性不是那么鲜明,它的文化非常混淆,历史非常短促,变化的周期非常短,它是这样一座城市,所以,找到他本来的性格的确十分困难。 上海女性的很独立,也就很坚强 法广 :今年巴黎书展的主题之一是女性文学。有人注意到上海作协成员中有不少女性,在年轻一代作家中,更是女作家居多,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王安忆 :上海文化圈的确很特殊,女性很多。一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肯定比其他边缘腹地更高,机会更多,这里的女性也相对独立得多。另外,我觉得,在这座城市,男性的能力可能更多地倾注到了一些实际的工作中,比如金融、IT、管理、理工等等,就把这部分文学的东西留给了女性,而女性天生比较敏感,比较富于感情,所以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 法广 :女性文学有多种定义,比较通常的看法认为这是由女性作家写作的女人故事。从您的观察,从女性故事的角度讲,今天的上海女性故事和《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故事还有多少共性?当今上海女性的精彩故事是什么呢? 王安忆 :我觉得上海女性好像始终保持着一种力量,表面看起来她们是温柔、时尚、妩媚的,但是,在内里,上海的女性其实是很彪悍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这样。我想这可能和她们的处境有关,我刚才说她们很独立,独立的女性必须是坚强的。 作协不必为作家完全负责 法广 :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上海作协主席。作协多年代表着一个体制,一个框架,而作家创作、写作需要更自由开放的空间,更何况,当今社会商业化的发展也对文学创作形成压力,近些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在意加入作协。在新时代下,作协与作家的关系是否也需要调整?您希望作协对文学创作发挥怎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安忆 :对于作家协会这个组织,外方可能有很多误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民间团体,是一个作家之间的联谊组织,没有什么逼迫性,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恰恰说明我们现在政治上的进步和开放。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作家协会是一个行政机构,需要管理作家,要对作家进行一些限制,但目前,我们和作家的关系比较松散,是有弹性的,彼此都是自愿的。我个人觉得,作家协会不必为作家完全负责任,可以由大家自由选择。 法广 :这次上海代表团有17位作家,能否介绍一下这些作家都有哪些代表性? 王安忆 :这次代表团的组成一是根据年龄,二是根据性别,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上海的文学状况。比如,这次代表团中邀请了赵丽宏先生,他是八十年代起步的诗人,上海这个地方不太出诗人,这可能和它的科学发展、和它的经济发展有关,诗歌创作在上海比较薄弱;还有一名成员是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儿童书籍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出版潮流,秦文君多少年来一直都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代表团中还有女作家陈丹燕,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上海历史的书写,今年上海又是巴黎书展的主宾城市,陈丹燕正好可以向我们介绍她的写作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还有作家小白,应该说他是比较后起的作家,虽然并不十分年轻,但他才开始写作不久,可好像一开始写作,作品就很惊人,他最新的小说叫《租界》。一提到租界,人们就会想到上海。从出版角度看,这部作品一经完成,很快就卖出了多种文字的版权,从书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也涉及了大家常常涉及的母题,但他使用的方式不同,他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和认识,来重新编织这段历史,他把上海租界的历史写成各种力量的角斗,有点像把革命帮会化,很有意思。这是我自己比较注意的一个作者。 法广 :也是更年轻的一代对上海历史的另一种解读…… 王安忆 :对。可能对他来讲,历史不是最重要的,小说是重要的。 谢谢王安忆女士接受法广中文部的直播采访节目。

阅读更多

法广 | 特别专题: 巴黎国际书展:巴黎的上海想象PS王安忆的上海故事

法国人看上海:领会上海比领会北京容易 王安忆女士,您好,感谢您来法广直播间,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年是法中两国建交50周年。本届书展的选择了上海作为主宾城市。不过,上海与法国、尤其是与巴黎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情愫,而这种情愫远不止50年的历史。巴黎国际书展的总策展人贝特朗-莫里塞(Bertrand Maurisset)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主宾城市,而不是北京,或者另外一座中国城市: 贝特朗-莫里塞:很简单,2004年书展已经邀请过中国为主宾国,而上海是一座很有特点的城市,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摩天大楼给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也是一座生活宜人的城市,那里有法国老区,上海和巴黎有一种相似相近之处,北京就没有。我去参观过上海,也筹划组织了上海代表团来参展。对于一个巴黎人来说,站在上海外滩,置身巴黎风格的昔日法租界,会有一种文化冲击的震荡,北京与巴黎没有相像的地方,但在上海,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巴黎特色。当然,这只是一个游客的瞬时印象。但从历史上看,上海一直是很吸引法国人的城市。在法国人的上海想象中,首先,这是一座巨人般的城市,但同时,领会这座城市的历史、这座城市的过去,要比领会北京容易,北京有着上千年历史,有自己的符号,外国人很难深入其中,对于巴黎人来说,理解上海比理解北京容易,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而且,各种文化产业、奢侈品产业都在上海发展,从经济上讲这座城市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我们从海港的繁忙,银行业、拍卖行、当代艺术画廊的兴盛就可以看出来;那里有很多作家,有很多出色的书店……所以,邀请北京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我觉得邀请上海则更引人去探寻究竟,而且,上海既是一个观光之地,也是一个文化之地,法国人应该会喜欢。 所以,是一种文化渴望和对一座似曾相识的城市的认可等不同因素的组合让我们选择了上海。这不是一项政治选择,而是文化选择,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由渴望驱动的选择。 法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上海文学是否也有与中国其他地方文学的不同之处呢? 贝特朗-莫里塞:上海文学都市色彩更浓,有些作家有时候也不为有关当局欣赏。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但比如棉棉就写了一些很有都市色彩、有些放纵、偏离主流的作品,而在其他地方、其他城市的文学中就未必能找到这类作品。上海有一种书写这座城市、书写这里的生活的欲望,而在北京,人们首先感受的是历史。上海文学作品更都市化,有些偏离中心,人们可以感觉到那里的生活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痕迹,它更面向未来,我不是想说北京不面向未来,而是说身处北京的时候,历史感非常强烈。在上海,一切都很快,百米之外,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这种千变万化很吸引人,它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上海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业,今年还首次举办儿童书展,法国出版商也去参展……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本届巴黎书展邀请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上海人看巴黎:上海人对巴黎的向往总是和消费有关 法广:上海过去被比作东方的巴黎。上海人如何看巴黎呢?上海人对法国、对巴黎是否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刚才莫里塞先生说,巴黎人在上海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上海人身在巴黎是否也有并不陌生的感觉? 王安忆:怎么说呢……应该说巴黎一直是上海的一种向往罢,是上海市井阶层的一种向往,象征着现代,象征一种时尚,象征着很多很多物质,很多消费,很多时髦,上海人,上海的市民阶层对巴黎的向往有一些传统的因素,也有一些当代的因素,但总之是和消费有关的。 法广 : 在您看来,作为本届书展特邀嘉宾的上海文学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文学,有什么特殊之处?莫里塞先生在谈到上海文学的时候,提到上海作品“更都市化”,有些偏离中心。您是否这样认为? 王安忆:当然,上海在中国范围里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因为在1949年以后,我们的城市都是按照一种生产型的规模在发展,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上海还一直保持着消费型城市(的特色),这恐怕是和她的出身有关系,因为她是近代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产生的城市,也是由法国、英国等来塑造出的、他们想象当中的东方城市,这可以说是她的(上海)的背景、来源,这就使得上海显得十分特殊,比如,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乡土文学可能比较占主流,而上海,即便是在100年前,她就已经更是一种都会文化,鲁迅批评它是洋场文化。 上海的本土性:一个难解的题目 法广:90年代,上海文坛出现一种怀旧文学,您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恨歌》更是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些怀旧文学以对上海繁华过去的记忆与这种过去引发的种种想象交织,形成了上海文学的一种本土特色;如今中国社会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开放,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文学的这种本土特色是否也面对压力? 王安忆:上海这座城市往往会给人一种误会。比如,刚才那位先生说到上海人比较好理解。其实上海人是很难理解的。您刚才提到怀旧文学,这种说法很有趣。其中其实有一种悖论。上海其实历史非常短,说怀旧,它最多怀旧一百年,就已经到头了。可是它偏偏要去怀旧。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因为这里变化非常快,真是瞬息万变,面对这种瞬息万变,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正是要找到它不变的东西,而这种不变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位先生以为好理解、其实并不容易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刚才您说到的本土性。 什么是上海的本土性?这是一个难解的题目。这是因为上海的本土性不是那么鲜明,它的文化非常混淆,历史非常短促,变化的周期非常短,它是这样一座城市,所以,找到他本来的性格的确十分困难。 上海女性的很独立,也就很坚强 法广:今年巴黎书展的主题之一是女性文学。有人注意到上海作协成员中有不少女性,在年轻一代作家中,更是女作家居多,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王安忆:上海文化圈的确很特殊,女性很多。一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肯定比其他边缘腹地更高,机会更多,这里的女性也相对独立得多。另外,我觉得,在这座城市,男性的能力可能更多地倾注到了一些实际的工作中,比如金融、IT、管理、理工等等,就把这部分文学的东西留给了女性,而女性天生比较敏感,比较富于感情,所以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 法广:女性文学有多种定义,比较通常的看法认为这是由女性作家写作的女人故事。从您的观察,从女性故事的角度讲,今天的上海女性故事和《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故事还有多少共性?当今上海女性的精彩故事是什么呢? 王安忆:我觉得上海女性好像始终保持着一种力量,表面看起来她们是温柔、时尚、妩媚的,但是,在内里,上海的女性其实是很彪悍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这样。我想这可能和她们的处境有关,我刚才说她们很独立,独立的女性必须是坚强的。 作协不必为作家完全负责 法广: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上海作协主席。作协多年代表着一个体制,一个框架,而作家创作、写作需要更自由开放的空间,更何况,当今社会商业化的发展也对文学创作形成压力,近些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在意加入作协。在新时代下,作协与作家的关系是否也需要调整?您希望作协对文学创作发挥怎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安忆:对于作家协会这个组织,外方可能有很多误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民间团体,是一个作家之间的联谊组织,没有什么逼迫性,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恰恰说明我们现在政治上的进步和开放。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作家协会是一个行政机构,需要管理作家,要对作家进行一些限制,但目前,我们和作家的关系比较松散,是有弹性的,彼此都是自愿的。我个人觉得,作家协会不必为作家完全负责任,可以由大家自由选择。 法广:这次上海代表团有17位作家,能否介绍一下这些作家都有哪些代表性? 王安忆:这次代表团的组成一是根据年龄,二是根据性别,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上海的文学状况。比如,这次代表团中邀请了赵丽宏先生,他是八十年代起步的诗人,上海这个地方不太出诗人,这可能和它的科学发展、和它的经济发展有关,诗歌创作在上海比较薄弱;还有一名成员是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儿童书籍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出版潮流,秦文君多少年来一直都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代表团中还有女作家陈丹燕,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上海历史的书写,今年上海又是巴黎书展的主宾城市,陈丹燕正好可以向我们介绍她的写作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还有作家小白,应该说他是比较后起的作家,虽然并不十分年轻,但她才开始写作不久,可好像一开始写作,作品就很惊人,她最新的小说叫《租界》。一提到租界,人们就会想到上海。从出版角度看,这部作品一经完成,很快就卖出了多种文字的版权,从书的实际内容来看,她也涉及了大家常常涉及的母题,但她使用的方式不同,她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和认识,来重新编织这段历史,她把上海租界的历史写成各种力量的角斗,有点像把革命帮会化,很有意思。这是我自己比较注意的一个作者。 法广:也是更年轻的一代对上海历史的另一种解读…… 王安忆:对。可能对他来讲,历史不是最重要的,小说是重要的。 谢谢王安忆女士接受法广中文部的直播采访节目。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