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下周财新新世纪社论，请加入讨论。） 从“官二代”而 “富二代”，腐败官员手中的权力家庭共享、权钱交易的消极现象，正是机会不均最显著的表现，引起公众极大的愤慨 近年来，中国官员亲属子女的特权现象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一有事端发生，互联网上便以“官二代”概而论之，每每物议汹涌，民怨沸腾。治理特权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古代社会曾经长期实行权力等级制，有权就有一切，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概括为“家产官僚制”的历史传统。纵使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当权者对于自己后代的腐化堕落是   阅读全文

　　这是《新京报》评论版的一则评论标题：“公安局长告网民诽谤，是法治进步吗？”以下是评论据以展开的内容：“据报道，因无法忍受访民胡连友、魏爱国多次发帖，控诉自己及其下属涉黑、暴力执法等，湖南东安县公安局局长郑航等分别向当地法院起诉胡、魏二人诽谤，并要求其道歉。经东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连友诽谤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相较一些官员利用公权打击投诉者，这种“依法维权”的做法，是否算法治的进步，引发争议。” 　　在我评论这一事件前，不妨先评论一下媒体的评论拟题。在我看来，公安局长状告网民，与法治无关。笔者不止一次在过往的评论中强调，“法治”这一概念有其特殊的语境，它与“人治”相对，是指政府权力运作的依凭——即依人，还是依法。法治的“治”是指公共治理，它无法脱离权力。但权力本身在治理社会公共生活的同时，其自身如不加限制，也会对公共生活带来侵害，甚至是更大的侵害。因此，权力这一“必要的恶”必要给予法的限制，让它在法的框架内运作而不得越雷池一步，此之谓法治。我曾经引用过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法治的表述，这里再度援引：“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由此可见，公安局长状告网民，是哪一家的法治。此案压根不涉及法对公权的限制，因而无以用上法治这个词。如果我们不审慎运用法治概念，明白它治的就是权力，并用以保障权利；相反，把权力通过司法对权利的惩处也称为法治；那么，古老的专制时代你都可以说它是法治（即用法来治你而非治权力）。在此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拟题、这样的表述、这样的语词，本身就没有见出我们今天至少是在法治意识上的进步。 　　同样，报道中的“依法维权”也问题大在。请问，这里维权的“权”是什么权。网民发帖投诉，针对的是公安局长这一公职身份，而非是他作为公民的个人；亦即两位网民投诉的是权力而非权利。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维权的对象不是权力而是权利。是权利受到侵害而又无以告诉，方才出现维权这个词。毕竟在权利与权力的两造中，法治即使完善，权利也总是处于弱势，更何况目前的法治状况。因此，公安局长和网民，维权如果发生，其对象是且只能是后者。只有权利才需要维护，权力作为强势，需要的不是维护而是限制。如果该公安局长的做法可以叫维权（力），两位网民的下狱又可以叫法治，哪怕就是这些法律语词的颠倒，倒也真的勾勒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法治”情形。 　　这样的“法治”情形无法不让人质疑。公安局长当然可以向法院起诉网民，就像1960年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警监（正相当于这里的县公安局长）沙利文状告《纽约时报》，起诉的缘由也是诽谤。初审法院判沙利文胜诉，但官司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九位大法官一致投票推翻前此判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v沙利文案”。此案的经典意义在于，权力如果告诉权利诽谤，必须举证对方具有“实际的恶意”。恶意是一种主观情态，除了诛心，无法举证。此案的里程牌性在于它实际上判决了权力告权利诽谤的“死刑”。然而，彼岸的“死刑”到了此岸却成了活刑。尽管媒体没有报道此案的具体经过，但，权利通过网络举报权力，容或有语词上包括事实上的不当——它可以转换性地解释为权利对权力的批评不当或监督不当，不宜也不能以诽谤判处。诽谤只是针对公民私人而言，美国法学会在其汇编的《民事侵权行为重述》中这样界定诽谤：“传播某种信息，这种传播倾向于毁损他人名誉，以至于降低社会对他的尊重度，或阻止第三人与他产生关系。”这里的“他”或“他人”，都是指具有公民权利的个人。至于权力，压根就不在诽谤的范畴之内。权利只能诽谤权利，正如权利无以诽谤权力。因为权力不是自然人，没有名誉可言，宪法在授权时也没给它任何名誉。以诽谤罪判处权利对权力的举报，只能解释为权力在司法名义下对权利举报的报复。 　　这是一个极为不良的判例，必须注意它所释放的信号，因为它很容易为以后权力面对此类情形时所援引。为了防止这样的判例成惯例，该案最好能够上诉，让它交由法律上层重审，看看是否能有转机。 　　 　　 　　

黑心胶囊是市场经济法治缺失的表征 文/魏英杰 由于涉嫌铬超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6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13个药用空心胶囊产品暂停销售和使用。 这是央视曝光修正药业等多家药厂使用工业明胶制作的胶囊后，相关监管部门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据悉，河北个别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进行脱色漂白和清洗，随后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浙江新昌县药用胶囊生产企业，最终流向药品企业，进入消费者腹中。调查发现，9家药厂的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这种胶囊铬超标最高达90倍。 吃药是为了治病，谁料到吃药的同时还可能中毒？面对药厂采用黑心胶囊事件，除深感震惊外，更多只能是表示无语。问题是，监管部门对这一现象，难道从未察觉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吗？无论如何，监管部门又一次落在了媒体监督后面，并未有效发挥监管者的角色作用。据了解，针对被叫停销售和使用的产品，待监督检查和产品检验结果明确后，合格产品将继续销售，不合格产品依法处理。这个黑色产业已形成巨大产业链，监管部门却如此后知后觉，这或许才是更让人感觉可怕的地方。 近年来，食品药品领域问题频发，公众大概已觉得审丑疲劳。牛奶含有三聚氰胺，蔬菜农药超标，火锅添加非法添加剂，饭馆使用地沟油……试问，消费者还能吃什么，还敢吃什么？面对形形色色的问题产品，人们要么觉得这是监管不善问题，强烈呼吁政府加强介入；要么认为这是法制不健全的缘故，呼吁加强立法；还有人认为，这是企业缺乏诚信所致，呼吁加强完善诚信体系。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但如果每一桩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反映了上述问题，这还仅仅是监管问题、法制问题或诚信问题吗？换句话说，单纯从加强监管、完善法制或强化诚信意识，这些黑心食品药品就能够就此消失吗？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必须说，政府监管缺位、法制不健全、企业不讲诚信，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明确指向的就是市场经济法治缺失这一事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主要包括市场自由与秩序，以及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拥有广阔活动空间，同时必须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包括公权力在内，任何力量都不得随意干涉企业的市场活动。但从国内现状来看，企业不讲诚信反映的是法制不健全，结果却造成公权力以监管者角色介入其中的后果。这与市场经济法治的精神可谓南辕北辙。 黑心胶囊事件，就是市场经济法治缺失的一个表征。生产销售这种黑心胶囊的后果，企业不可能不知道。2010版《中国药典》明确规定，药用胶囊以及使用的明胶原料，重金属铬的含量均不得超过2mg/kg。企业明知有规范而不遵守，这显然是法规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的结果。监管部门等到问题曝光，才紧急叫停相关产品，这也说明了日常监管的失效。但从目前事态看，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无非又是监管部门没收一批产品，对问题企业进行处罚了事。这样的处置方式，除了强化监管部门权力，乃至于扩大其寻租空间外，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起不到多少作用。 化解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治，将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都置身于法律的监督之下。政府监管部门的作用是保证法规执行到位，而不是充当企业的保姆，或者各类安全事件的灭火队员。从三聚氰胺风波到这起黑心胶囊事件，都充分表明了，依赖监管部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公权力平时不作为、出事乱作为，往往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来源。这次监管部门表现出来的后知后觉，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201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