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吴稼祥：寻路中国 进入专题 ： 公天下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从二十多年前推崇新权威主义，到如今写《公天下》，吴稼祥始终想解答一个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在求稳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2005年，北航法学院教授高全喜在北大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与法律丛书，本想出版吴稼祥的《果壳里的帝国》，“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那本书改在上海出了。”之后，吴告诉他，自己将写一部压卷之作。 　　此后的聚会中，他从未询问好友的写作进展。他知道，“从二十多年前吴稼祥推崇‘新权威主义’，到如今写《公天下》，他始终纠结一个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在求稳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20年思考，3年写成。吴稼祥对朋友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这就是《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吴稼祥没为书写序，他一再重复，要低调，要低调。而据该书责编透露，一经面世，中央党校书店一下订购3000本。 　　 　　 新权威主义之争 　　 　　1980年代，吴稼祥曾是宣传部的一员，后调往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担任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秘书长。 　　1986年年初，他到上海出差，得知当地青年学子谈论最多的，是精英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作用，是东亚诸国和亨廷顿，“其后，读到青年学者王沪宁的一份报告，力陈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竟被误以为有悖民主化进程。”1989年1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中说。 　　新权威主义不是改革目标，而是改革路径——在文中，他阐述，“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 　　新权威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自由——《新权威纲要》里，他强调，“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市场经济。没有新权威不可能完成市场化，而不完成市场化，便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人类为什么每每在民主的羊头下买来专制的狗肉？关键在于离开了市场。” 　　“他的新权威主义被人喻为一种刺刀下的市场经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说。他曾是拥护新权威主义的南派代表人物。 　　在他看来，尽管都是新权威主义，南北仍有不同。“南派是站在历史层面上，宏观地认识中国要实现未来民主，需要一个威权体制时期。吴稼祥等北派，更多是从改革策略、改革推行的模式上来看待。”萧功秦说，“身为体制内智囊的一分子，他切身感受到，官僚体系内，要干事往往太难或干不成。所以他希望，外部拥护改革的力量能与体制内改革的领导核心里应外合，对付体制内外反对现代化的势力。” 　　《新权威主义述评》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战争”。吴稼祥在《从新权威到宪政主义》中，列出未完的“围剿者”名单——“说是‘论战’，实际上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说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徒’、‘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等等。” 　　“不过，我当时被骂，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所有骂我的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骂的人越多，表明向往民主的人越多（事后看，我过于乐观了，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骂）。不知道我是他的同道的人，主要是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改革理论。” 　　 　　 政治必须学会妥协 　　 　　2000年至2003年，吴稼祥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那时，傅高义从中心主任位子上退下，准备撰写《邓小平时代》。他们每周交谈一次，时间长达半年。 　　“研究邓小平共有三重结构。然而，最深层的结构，我没对他讲。”吴稼祥表示，一是担心对方理解不了，二是他不可能全盘托出。 　　“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思想是8个字：权力下放，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全权社会过渡到威权社会的主要手段，权力下放就是宪政问题。邓小平改革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功能主义改革。他永远不把终极目标告诉你，好比我是一只猫，我要吃鱼，你给我找去。找鱼过程中会出现问题，但我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用目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转型。他提出的目标有两个：祖国统一，建设四化。请问，谁能反对？”他问道。 　　在给《邓小平时代》作书评时，他写道，“读完这本巨著，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来我对邓小平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祖国强大到处取经，并甘愿受难的人。” 　　“一个男人了解自己的父亲，要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在我最痛苦时，脆弱得像一只蛋壳。可邓小平一生承受了多少苦难，我们算什么？”吴稼祥说。 　　在体制内7年后离开，吴稼祥自我回顾，“我经历了从一个绝对主义者向相对主义者、从极端主义者向边际主义者的转变。” 　　所以，当新权威主义被指责，他反问：“为什么小说家、杂文家、艺术家和诗人对新权威主义最感义愤？只是因为他们拒绝中间状态，只接受终极关怀……我一直认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他认为，今天的他只会更注重客观与理性，“政治是什么——我在《一杯沧海》里写过，当你想呐喊时，结果是打了一个哈欠。政治必须学会妥协，绝对不能图痛快。” 　　他一直有入仕情怀。虽然他后来从商、写文章，但他不是纯粹钻研学术。他的方向是要为改革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理论贡献。尽管他已知自己不可能再登堂入室。 　　相对于草根社会，他更关注体制内上层的运作，他认为这是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他希望寻找一条路，能让这个社会在转型时付出较小的代价。 　　“一定意义上，我是在尽一个公民的义务。我曾九死一生，曾经一周里睡不着一分钟，吞下3瓶安眠药，是以前我所在的体制救了我。但不能因此，当它有问题，我就不关心，不指出。” 　　 　　 既要活力，又要稳定，关键是多中心治理 　　 　　人物周刊：你说过，“公天下”就是公民与地方分享国家主权。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性有多少不能？ 　　吴稼祥：这是一个怎样设计的问题。我们先谈原理。《公天下》始终围绕一个命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既要具有活力，又要求得稳定，最关键是什么——多中心治理。 　　中国政治四千年以来，最大问题即是在稳定与活力中寻找平衡点。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历来从未断过。辛亥革命以后，开始时勉强可以，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不在于思想不行，而是工具不行。多中心治理是一种防滑机制，防止民主化以后的倒退。 　　我的推理是，一个国家只要规模扩大，具有规模依赖，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与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称它为霸权铁律。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只要是非民主体制，一定是单中心治理。 　　霸权铁律给大国民主化带来了3种困难：民主化前的困难，民主化中的困难，民主化后的困难。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越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就有分裂危险；但如民主化作用力不够，冰山又会将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而且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危险还会小一点，反之则不然。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因为民主化后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原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与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 　　人物周刊：书名《公天下》，是否与“天下为公”一致？ 　　吴稼祥：是一个概念。我之所以起这个书名，有两个考虑：第一，中国是有宪法的。中国宪法的第一个版本类似于孔子的《礼记·礼运》篇，即儒家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公天下，也就是天下为公。儒家对“天下为公”的思想继承，在历史上有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通过“让天下”和“兼天下”来表达“公天下”的理念，最高统治权通过“禅让制”与“单一封建制”解决。另一流派是通过“仁”，即希望最高政权统治者虽占有天下，却能本着性善，让天下人分享、受益。所以“公天下”实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另外，“公天下”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原来说，到达共产主义以后，国家只会消亡，所有权力归社会所有。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理想，跟中国老祖先的理想一样。 　　人物周刊：多中心治理简单说，即权力下放。如何下放？会遇到怎样的阻碍？ 　　吴稼祥：多中心治理怎么实现？从最基层民主开始，村级选举。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开始开放是县以下的政权，是从最基层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力量最小，效益最大。下面的人选举上面的人，是不会反对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这样上访也会销声匿迹。假如把村级选举解决了以后，村官敢对农民不好？马上就被选掉了。这样一来，老百姓欢迎，上面愿意放权这样做，还会遇到什么阻碍？ 　　 　　 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本书只是政治理论？ 　　吴稼祥：我曾说过这本书旨在提醒，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要通过政改民主化，防止分裂动乱。书中反复提倡的“多中心治理”，既能防止分裂，也能防止中央集权化。当代世界，几乎没有一个联邦化国家分裂了，反倒是有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分裂了，比如大不列颠，先是爱尔兰，现在是北爱尔兰要求独立，威尔士、苏格兰也开始了。 　　如前我在演讲中所讲，规律依赖是对霸权铁律的论证，霸权铁律是规模依赖的结果——单中心治理的大规模国家，由于霸权铁律的作用，一定会推动它走向中央集权，即使实现了民主化的超大规模国家，如果中央集权，首脑独裁就是必然趋势，今天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承认俄罗斯还是民主国家的，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怎么看高全喜提到《公天下》的短板——没有考察清朝历史，尤其是晚清政治。对于所谓的“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论述上，显得较为肤浅与单薄？ 　　吴稼祥：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这本书肤浅。毫不客气地说，几乎所有能看到的政治学说，我都看了，我对此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任何一部书都有它承载的任务，他说的事情不是我这部书应承担的任务。 　　我说过这本书是政治理论。理论是一块刀片，越片面越好，越片面越锋利。一个理论必须讨论一个观点。这部书也不是政治史，晚清跟多中心治理没有任何关系，我在书里的所有的论证都是围绕多中心进行。我论证到康乾之治的时候，已经研究到清王朝在中国最后一批所谓的顶峰。况且，我也不可能做到讨论十分全面。 　　人物周刊：你对“盛世”怎么认识？ 　　吴稼祥：高全喜在文中指出，我对历史上的3个“盛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我眼里的“盛世”，是符合政治学原理的治理之道。“盛世”不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对外扩张这些表象特征。按照政治学原理，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也都好景不长，昙花一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小小的几朵美丽浪花而已。这主要是培育它们的条件太稀缺了：不仅需要多中心治理、制度化分权，还不能不提到“哲学家帝王”。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的盛世不同。从纵向上看，现在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从物质财富来看，从来没有这么丰富。第二，从没像今天这么绝对幸福——我的意思是，现在饿死人的事情没有了。第三，因政见不同就遭杀戮、“文字狱”等迫害现象，较之历史，状况也是最好的。从这些方面而论，称现在的中国是盛世，不是没有道理。 　　但横向比较，还谈不上盛世。我们到目前还没跟上文明进步的步伐。按人均产值来算，现在还排在世界八流国家，连二流都算不上，人均产值排在100名以后。从人权角度来说，还不能自由发言。现在的中国不是任何一家的天下，但也没到“公天下”。从未来角度来说，“维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国家非常危险，就像山崖上的巨石有可能跌落到山崖下面去。 　　 　　 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 　　 　　人物周刊：十八大以后，你曾说，要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你认为，现在新的教条是什么？ 　　吴稼祥：我认为，我们要走的世界人类文明不需要区分主义。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因为没有办法把握复杂世界，所以才把世界简单化，才搞出主义来。人活着是为了主义么？人活着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幸福。一定要奉行什么主义，就是人本主义。所有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是多数人的问题，有些是少数人的问题，有些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现在，腐败怎么解决，弱势群体权益为什么得不到维护等等。 　　人物周刊：无论是早年推崇“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打出“公天下”，你一直在确保观点的务实性，这与你的切身经历相关？ 　　吴稼祥：一些理想主义者根本不顾后果，一意孤行。这个社会分给他们一块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最后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灾难，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我也有很多理想的东西，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事情。《公天下》谈多中心治理，但它是有路径的，如果做不成也没关系，因为损失较小。付出一点成本，试点实施，不会带来灾难，一旦成功效益就大。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天下   

浦兴祖：论差额选举制度价值之实现 进入专题 ： 差额选举    ● 浦兴祖   　　 　　摘要 差额选举是指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人名额，便于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选举方式。所谓“适用”差额选举，不能只是在形式上做到“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人名额”，更重要的是，在实际上追求“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如果所谓“适用”仅仅流于表面化形式化，那么，再重要的制度价值也只是一种潜在因素。而要使潜在因素成为现实的制度价值，就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当真”地用足、用好、用实制度。 　　关键词 差额选举 制度 价值 　　 　　尽管选举与民主之间不可划等号，但选举毕竟是“代议民主最基本的要素”①;尽管“协商民主”值得充分重视，但它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在任何一类共同体中，只要权力所有者们无法做到时时事事亲自行使权力，而需要通过他们自己选定的代理人来代表他们行使权力，那么，选举及选举制度便不可或缺，对选举及选举制度的研究便十分必要。 　　2012年，中共十八大差额选举“两委”甫告成功，《学术前沿》杂志即围绕“差额制度的价值”，刊发一组专题论文，对差额选举制度的内涵、意义、历史渊源、制度运行及完善路径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论证，给人以诸多启迪。基于此种启迪，本文试图围绕差额选举制度价值的实现问题直抒己见，其中也涉及到《学术前沿》杂志中个别观点的讨论。不当之处，切盼方家教正。 　　 　　差额选举的价值 　　 　　在西方研究选举(制度)的著述中，我们时常可以见到有关“选举(制度)”价值的论述，却很少发现讨论“差额选举(制度)”价值的。这或许因为，在他们看来，凡选举，候选人名额总得多于应选人名额，总是差额选举。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就指出，假若只允许有一位候选人，“这些选举就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形式”②，根本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易言之，“选举”，就是“差额选举”。既然如此，论述了“选举”的价值，就无须论述“差额选举”的价值。此乃西方逻辑之自洽。 　　至于《学术前沿》设专题突出论述“差额制度”价值，则自有其中国逻辑。因为在中国，“选举”曾经普遍表现为“等额选举”，后来才逐步推行“差额选举”。显然，我们不会去否认特定历史条件下等额选举也是一定意义上的“选举”，我们甚至还颇为真诚地论证过这种(等额)“选举”的“价值”。但不能不理性地承认，差额选举给选举人提供了选择空间，有利于“选”而“举”之，才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选举，它具有明显优于等额选举的价值。何况，当今中国也基本具备了扩大推行差额选举(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基于上述原因，《学术前沿》专题论述“差额选举(制度)”价值，无疑是中国逻辑之自洽。那么，什么是差额选举(制度)的价值? 　　《学术前沿》编辑部作出了全面的概括，要点是：让候选人真正回到人民之中，对选民负责，放下身段“接地气”;扩大民主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参与能力;通过竞争，实现选贤任能，人尽其才，并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治”。③问题是，理论分析中的制度“价值”如何才能得以有效实现?如何才能成为人们真真切切的实际感受?这需要理论引领实践，制度严格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在民主理念的引领下，差额选举制度不仅已经在中共党内，而且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不同程度地付诸实施。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自十三大起始，党的中央“两委”坚持实行了差额选举(制度)，差额幅度也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直至十八大，已达到9.3%(中央委员)、11.1%(中央候补委员)和8.5%(中央纪委委员)。 　　进步是毋容置疑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党内民主时提出，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如进一步联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一系列重要精神，就不难理解，十八大的上述要求不应仅仅局限于党内。依笔者主张，应当从“外延”与“内涵”两个维度，全面推进差额选举(制度)的实施、“完善”与“规范”，以此确保这一制度价值得到有效实现。 　　所谓“外延”，在此指差额选举(制度)在我国民主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从“执政党—国家—社会”多层面来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存在三大板块：一是“党内民主”，具有先导性;二是“国家民主”，具有主体性;三是“社会民主”，具有基础性。差额选举(制度)应当逐步做到全面适用于民主政治之各大板块。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充分有效地实现这一制度价值。 　　第一板块：党内民主。中央“两委”的差额选举已坚持25年，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似应以此为基础加以拓展，分几步将差额选举(制度)陆续适用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这些属于中共“顶层”的组织机构(或职务)，应由原来等额选举产生逐步转换成差额选举产生。如今，人们普遍呼唤“顶层设计”，因为“顶层”具有统领全局、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独特优势;同时，人们也期盼“顶层做起”——至少在包括“全面适用”差额选举(制度)等某些方面。因为“顶层”是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最高表率，其行为的感召力、影响力、示范力之广度与强度不言而喻。以“顶层做起”推动“各层跟进”，必定能加快地方党组织推行差额选举(制度)的步伐。 　　第二板块：国家民主。法律规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地方各级人大依法选举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副主任，以及“一府两院”的副职领导人员，也实行差额选举，并规定了差额的具体幅度。实践中，这些选举一般都能坚持差额，但大多采取法定的最小差额幅度。突出的问题在于，选举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正职领导人员，按法律规定，“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上个世纪80年末，许多地方依法差额选举了正职领导人员，但如今，绝大多数地方“一般”实行等额选举，个别地方采取差额选举反倒成了特例。也有的地方甚至在自己的“选举办法”中明文规定“正职”必须由等额选举产生，公然违背国家法律。在中央国家机关层面，自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开始，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已采用差额选举。但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副检察长等，以及决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委首长，至今仍依法实行等额选举或等额决定。遵循“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原则，笔者期待着党内“顶层做起”推动国家“立法跟进”，即适时修改法律，规定各级国家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 　　第三板块：社会民主。这里主要包含“草根民主”与“精英民主”。前者即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民主，较早并越来越普遍地适用差额选举;后者即各级政协民主，在产生其内部领导人员时均实行等额选举而非差额选举。同样，笔者期盼“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包括推动政协民主，让各级政协在产生自己领导人员时能早日适用差额选举。诚然，社会民主还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职工代表大会、高校及其院系的民主，它们内部领导人员的产生，也应当逐步适用差额选举。 　　 　　差额选举的实质及其异化 　　 　　如若“三大板块”全面适用了差额选举，是否就意味着充分有效地实现了这一制度价值?笔者并不以为然。因为，如果所谓“适用”仅仅流于表面化形式化，那么，再重要的制度价值也只是一种潜在因素。而要使潜在因素成为现实的制度价值，就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当真”地用足、用好、用实制度。在此，一个关键点是，深刻理解、全面把握“差额选举”的涵义。直白地说，就是真正弄清楚什么叫“差额选举”?

蔡佳禾：2050年的中国、东亚与世界——基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分析 进入专题 ： 国际秩序 国际诉求 中美关系    ● 蔡佳禾   　　 　　摘要 历史上，中华民族具有辉煌的文明与领先的国际地位。明中叶以后，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在此秩序下毫无尊严和地位。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即将实现。在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统一，发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致力于良好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重要的诉求。 　　关键词 国际秩序 国际诉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国人民建成富强、民主、和谐与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如果以2050年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实现以上目标，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为此，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和良性互动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世界各国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随着各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进一步纠缠，今后的国际关系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如果应对不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但不能完成，中国和平发展的未来战略空间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因此，中国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主动地抓住战略机遇，塑造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开创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前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辉煌文明与领先国际地位的民族。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中华文明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广泛与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将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看作是一种若干“同心圆”的扩散，还是将其看作是一种“朝贡体系”，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不同朝代虽有强盛衰弱之别，有统一分裂之变，但直至欧洲国家开始殖民扩张之前，中华帝国在亚洲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 　　明朝初年，国土不算广袤，军力不算强盛，但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制订了开明的对外政策。结果，“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①永乐年间，朝庭派遣郑和为正使率庞大船队出访西洋。据在南京发现的下西洋副使太监洪保的寿藏铭记载，这些远航“风?海舶，远迩必通。所至披靡，孰有不从。群星共北，众流趋东”。②这里虽有宣扬帝国威望的夸张之辞，但明王朝当时的主导地位亦可见一斑。这是中国经历的“1.0版”国际秩序。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秩序。中国高居塔顶之上，并用国家实力和儒家学说维持这一秩序。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往来，这种措施使传统中国“失去了调整自身、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持续性的机遇”。③中国与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从17世纪中期起将“2.0版”国际新秩序强行推行到世界各地。在欧洲，该秩序是文明与历史的进步，但到了亚洲等地区，它的丑陋就暴露无遗。在工业化的同时，西方国家推行殖民化政策，亚洲国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程度地丧失了主权与领土。西方的文化和市场原则被肆意利用，以维持不平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秩序。在自由贸易的借口下，连鸦片贸易都成了西方商人的合法行当。由于制度和生产力落后，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下降。1840年以后，拒绝改革的清政府使中国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甚至耻辱地失去了大片国土与权利。中国在这一秩序下毫无尊严和地位，西方的理由是亚洲国家不具备“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还不能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 　　在“2.0版”国际秩序下，中国实质性的收获是开始了解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思想，开始学习现代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并且以很大的代价体会了大国“秘密外交”等各种潜规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提出了以民权、民族和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思想，并且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决心通过自我革新来摆脱不平等的地位，追求新的、公正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3.0版”国际秩序仍然是实力基础上的秩序，美苏两国拥有其他国家不能企及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战后的美国经济一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5%以上，这为它掌控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期，欧美社会出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普通公众与工人阶级反对战争与殖民主义对外政策，这迫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二次大战开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战胜了孤立主义思想，为美国构思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不仅依靠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在它坚实的软力量基础上。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时，设计了一整套国际制度，它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世界银行等构成，后来还增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多个军事同盟组织。依靠这些国际制度和一些国际法准则，美国形成了一种以操控国际制度为特点的霸权。它用自己的价值观构成国际规范，并以此确定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则和目标。有了这些合法手段，对于违反其目标和利益的国家，美国便可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甚至发动战争进行打击。 　　与美国相比，苏联战后的国际影响力明显要小。苏联不能将自己的观念与准则转化为国际规范和规则，更无法主导战后出现的大批国际组织。俄罗斯帝国是殖民主义“2.0版”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落后者。正因如此，列宁曾经试图从自身做起，摆脱殖民主义秩序，但最终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在掌权后成为玩弄大国“秘密外交”和“势力范围”的高手，这一度为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国际政治中扩大了利益，但这也是苏联始终不能摆脱扩张主义传统，并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崭露头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3.0版”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中国很难确定自己在这一秩序中的位置。虽然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在第二次大战后已经崩溃，中国的国家主权也大体恢复，但中国的最终统一尚未完成，国际环境相当恶劣。中国面临重建经济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美苏冷战使中国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中选边站队，参与对抗。两个主要大国都曾经以中国为敌，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对国家安全形势发生过严重错误的估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卷入两场地区性战争，同两个主要大国有过多次战争危机，在周边地区还不得不应对一些局部性军事冲突。新中国基本不能适应现存国际秩序，因此也不可能从这一秩序中获得利益。由于经济增长率低和人口翻番，从1950年至1973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2.86%，低于世界同期水平。④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在这一时期受到较大的挫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中国对外政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开始了解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国门逐渐打开后，中国还借助国际市场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4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10年，中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04833.8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到了2011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⑤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在现存国际秩序下进行的。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先后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中国逐步地实现了同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⑥这些组织、公约和国际法包涵了现存国际秩序几乎所有的规范、规则及重大议程。中国是发挥联合国作用的支持者，是自由贸易和主权平等原则的维护者。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快速上升，至2011年底，海外直接投资总存量达到3660亿美元，成功地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了部分资源的匮乏。⑦ 　　在安全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派出两万多名军事人员参与安理会批准的30项国际维和行动。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反恐、防扩散及军控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大体上适应了战后国际秩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秩序的支持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现存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形成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两国在战略、经济、文化等几十个领域开展着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支撑着国际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阻止了冷战的再度发生。 　　但是，以上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对这一秩序的不满一直是公开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长期阻止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不能接受西方国家维持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在多个领域中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不公正的措施不满，这些行为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西方国家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干预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国家的内政。为此，中国长期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着尖锐的斗争。那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美政策软弱的看法是相当片面的，中国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核心利益去换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国家的“好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既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这一秩序的受害者。⑧但总体看来，这一秩序对中国还是利大于弊。中国在最近30多年中逐渐适应了这一国际秩序，并始终为改革这一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而抗争。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状态其实是有着深刻背景的。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各种有益经验，要学习当今世界一切国家的先进文化。但中国不可能因此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短期内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中国在坚持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方针的同时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以确保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其次，战后的国际秩序以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虽然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公正与不合理之处，但是它同前一阶段“2.0版”的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同时，西方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西方国家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也获得巨大利益。西方国家面临着多种棘手的挑战，如果拒绝与中国合作，其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美国公开将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⑨ 　　 　　中国在构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诉求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30年是一个更为关键的时期，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低潮期，科学技术的推进作用可能不如前一时期那样显著。国际竞争因此变得更为激烈，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环境将更难预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表现出对发达国家不利的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的变化忐忑不安，他们正在谋求变化中的先手。发达国家、甚至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动向相当敏感和焦虑。因此，中国不仅要弄清楚自己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具体目标，更要明确告诉其他国家中国未来的国际诉求。朝着富强、民主、法治和公正方向发展的中国，完全可以用坦荡的胸怀去面对世界，在与世界的积极互动中追求自己正义的目标。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是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标志，是这一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未来的30多年中要努力排除妨碍和平统一的国际与国内障碍，确保国家的最终统一。这一问题的国际障碍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干预，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这类干预的力度必定会逐步削弱。应当看到，国际上的障碍虽然复杂，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国内——即台湾内部存在的障碍是难以分割的。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气焰受到了打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国际秩序 国际诉求 中美关系   

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进入专题 ： 思想状态    ● 荣剑 （ 进入专栏 ）   　　 　　作者按：本文是我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并非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试图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提出自己的看法，重点是对革命、改革和学术话语下的思想状态的分析。年初，我受邀在天则所第469次双周讨论会上，演讲了初步的研究心得。感谢主持人张曙光教授和评议人郑也夫、许章润、雷颐、马勇、房德邻教授，他们的精彩评议给我诸多启发。因篇幅关系，他们的评议文字未能收录本文，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歉意。 　　 　　非常感谢天则所邀请，参加这一次思想交流。去年在网上写作了一年，但是参与学术圈内部的交流还是比较少，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我下海有20年了，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冲动，在网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一个附带的效果是，一些过去的老朋友陆续又恢复了联系，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这些方式也促使我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下海以后，不是没有看书或者没有写东西，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从2003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一年争取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今天给几位老师的这几篇长文，也是在这一两年内写出来的，我今天的讲的内容和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个人的兴趣来讲，我对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史比较关心，从中国现代性问题出发，对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上溯到戊戌维新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演变，进行观察和思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三大思潮–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接下来的是对建国以来这段思想历史的研究，按照我的思考线索，试图对这段我们在场的历史作出总结。刚好天则所邀请我，讲这样一个题目，迫使我加快研究步伐。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非常成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与大家有一个意见交换，加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想这个题目——《没有思想的中国》，恐怕会得罪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或许是，以思想研究为业的这批学者，置于他们以何处？今天来的学者都是很有思想的，中国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呢？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些年里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来。我对“没有思想的中国”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整体上，从思想的国家生产上得出来的，当然我也会对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作出判断。《没有思想的中国》副标题是《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提纲我写了一万多字，这篇文章写出来恐怕会有四、五万字的量。我是分五个部分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我观察问题的角度可能与在座各位学者不是很一致，这么多年下海，可能我观察的角度是有我个人的一些特点。观察中国思想状况及其演变应有怎样的问题意识？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谈论中国思想生产、传播和效用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我的看法是，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前赴后继，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同时中国外来思想的引进可谓一波接着一波，各种理论观点风云际会，层出不穷。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版本。时至今日，中国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中国何去何从，走哪条道路？学界议论汹涌，文章滂沛。但是，这些争论究竟是中国的思想之争还是外来的思想在中国之争？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由此需要思考的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有思想吗？中国革命有思想吗？中国改革有思想吗？中国现有的思想场域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究竟包括哪些思想要素？它对中国的社会变迁究竟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 　　我的问题毋宁说是对近一百年来（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的质问，是对权力控制下的思想生产和传播状态的关注，是对以学术为业的知识人的反思，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审视。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大概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中国革命有没有思想？第二，中国改革有没有思想？第三，中国的学术话语有没有思想？这三个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大，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会怎么看。 　　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我是基于三个观察视角。 　　第一个是思想史的视角。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是由哪些思想构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今天秋风教授不在，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所研究的课题有对应关系。首先，我的一个判断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随着帝制的终结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在邓正来主编的刊物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大概有4万多字。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儒学的三次话语转向，即儒学在汉代经学中完成的政治转向、在宋明理学中所完成的形而上学转向、在清代朴学中所完成的学术转向。 　　我对儒学话语三次转向的分析主要是批评现代新儒学的三期发展论。现代新儒学提出的三期发展论认为汉代经学是第一期，宋明理学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发展。我认为这个解读显然是把儒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清代朴学置于儒学的发展中去观察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儒学到了清代朴学阶段以后，其政治使命和形而上学的冲动已基本上终结了。清代朴学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考据学等实证科学以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话语方式建构了儒学的程序正义。我这里提出了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借助于法学的概念，即通过一系列考证、训诂的程序以验明儒学文本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以政治性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为指向，最终建构了儒学的学术评价系统。我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这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指向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坚持价值中立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 　　因此，清代朴学远离政治的现象既可以看作是清儒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背离和对入世责任的放弃，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独立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对实体正义问题的回避，恰恰是这种以程序正义为指向的学术话语的自然结果。我的看法是，到了清代朴学阶段，就是建构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问题它不讲了，究竟是政治关怀还是形而上学关怀，它已经不考虑了。但是，在清代儒学的晚期，就是今文经学重新崛起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乾嘉之学的繁荣之后，清代朴学面临帝国的衰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动向，就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又开始重新崛起，由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重启公羊学研究，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中，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推向了极致，演化为戊戌维新时期帝国内部的最后一次改制运动。我的看法是，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诠释是儒学在政治领域的最后一次挣扎，看起来像是汉代经学的回光返照，是对清代朴学的反动，其实是预示着儒学政治使命的终结，晚清变革在现有的儒学思想中已经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 　　我想马老师和雷老师有发言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康有为最后重建今文经学，是不是可以为理解当下秋风、蒋庆等学者重构儒学提供某种启示？康有为那儿实际上已经做到头了。秋风今天不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到康有为以后，从严复、梁启超以来，传统的儒者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些开眼看了世界的儒者，不得不从西方思想中寻找中国变化改制的依据。这就是说，所谓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说中国所处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而且是指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了，儒学的政治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已经彻底动摇，至少在上世纪整个一百年，儒学作为中国道统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历史使命已经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它的政治使命和意识形态使命，我认为它已经终止了。从儒学终结以后，形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严复、梁启超的思想转型实际上是转向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儒学传统观念的新观点，比如公理观，进步观，国家观，社会观，自由观，还有科学观。 　　从五四以后，这种思想的开放就更加全面，世界上当时所有的主义都被引进到中国，包括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同思想的博弈之后，主要形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儒学尽管在政治建构上被终止，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依然存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自由、宪政、国民性改造、女性解放、教育为本、改良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是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传统主义的关键词仍然是原有的那一套概念。在我看来，三大思潮的较量形成了当时主要的理论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思潮基本上是由左翼控制的，在大学及中间地带，左翼话语是主流话语，或者是自由主义左翼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极端右翼的思想是难以生存的。而在这三大思潮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在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借助于权力的推动，因为共产党当时还不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它的那一套概念系统，在解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时取得了支配性地位。1929年到1931年期间，中国学界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大争论，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涉及到国民党左派、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三大派别分歧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个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具有对思想生产的支配性地位，而且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儒学采取了共同的批判性立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思想状态，可以认为，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以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判断中国的性质，预言中国的变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中国思想界不是用自己本土的话语来说话的，儒学这套话语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说了也没有人听的。要想有话语权，只有照搬西方的话语，一个是自由主义话语，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通过这两种西方话语，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在看来，这两种话语都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想从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变来看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说法，是它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我想，新的领导人产生以后，他恐怕也会要提出一个理论置于此间，否则他的历史地位就不能确立。我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这些不同说法究竟对共产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社会变迁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我在前面提到，上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当时的思想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织载体，共产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是非常初步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半瓶子醋。毛泽东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是现学现卖，他当时请艾思奇每天晚上到他的窑洞里去讲课，都是现学现卖。这个现象表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理论上还缺乏与王明为首的那些国际派在理论上相抗争的能力。毛那时非常苦恼，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主要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且这两本著作在后来经过反复修改。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拿得出手的文本，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薄弱或不成熟，并没有影响到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反而成了它的一个优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整个思想动员主要是一种唯实践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其主要表现是以半通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党内思想，以大众主义（这个大众主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民粹主义）来发动群众，以民族主义来确立共产党武装的合法性，以民主、自由这套西方说辞来摧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不同的话语，针对不同的对象，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非常有效。因此在我看来，共产党看起来是有不少的理论，借助于不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但是实际上，它对理论采取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路线。建国以后，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到了邓小平和陈云时期，都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不讲理论，只讲方法，不讲价值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荣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思想状态   

吴敬琏：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 进入专题 ： 城市化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摘要：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加速，但也面临效率太低的问题。“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形成“双重二元结构”，并加剧贫富分化，也降低了城市的运营效率。城市化效率低下主要源于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政府职能错位、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以及认识偏差。提高城市化效率需进行相应的改革和改进。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资源，运营效率 　　 　　从世界各国近代发展的经验看，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的，甚至可以说，城市化乃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从传统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而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才能有效率，这样，城市化就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最近几年中国的城市化在加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到去年，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市化也存在着一个效率太低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城市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营运效率很低，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一、我国的城市化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 　　 　　从世纪之交开始，许多省级、副省级城市大量征用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大拆大建，用“摊大饼”、平面扩张的方式推进城市化。 　　面对这种形势，2005年以来，陆大道院士等资深专家一直大声疾呼，严肃地指出了这种大量耗费土地资源，大建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的“造城运动”，将会造成严重问题，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制止。2007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潘塞(M.Spence)、美国布朗大学的城市化专家汉德森(J.V.Henderson)牵头的“中国改革和选择”课题组，对中国城市化进行了全面评估。他们在建议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存在的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最近期间，许多中国学者，包括复旦经济系的同仁对城市化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十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反复提出中国城市化中的效率问题，可惜他们的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造城运动”却从省级、副省级城市扩散到地级乃至县级城市，全国各地超豪华的酒店宾馆、办公楼、政府大厦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现有的高于500英尺(152.4米)的摩天大楼数量已经接近美国，还有数百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中国很快就将成为超过美国摩天大楼数量一倍以上的摩天大楼王国。这种比拼造大城的运动造成了种种消极的后果。 　　(一)“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极大地浪费土地资源 　　中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本来应该惜土如金；但是，由于政府可以以极低的代价从农村集体征用土地，土地价格的扭曲，却形成了一种大量浪费土地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要点在于人口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人口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在中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土地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城市居民的人均占地面积和工商业万元产值耗用的土地面积都超过发达国家许多倍。还远没有实现城市化，许多地方已经闹起了土地荒。 　　如果你们读过我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会知道，我在近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从接触到粗放的城市化方式引起的土地资源的短缺的问题开始的。那是在2003年，深圳市领导在市委市政府高级顾问会上提出，深圳的产业结构“过度轻型化”，需要进行产业的“重型化”(后称“适度重型化”)，建设大炼油厂、大汽车厂等等，以便提高GDP总量。但是深圳已经没有成片土地可用了，要求从附近地区划入部分乡镇来提供建设用地。我和另一位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级顾问高尚全同志都认为此议不妥。当时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香港的可用土地面积略小于深圳，香港的GDP是深圳的7倍，香港的可用土地只使用了22%，深圳却已经无地可用了。显然深圳的问题并不是出在产业结构“过度轻型化”上，而是效率不高，包括土地的使用效率不高，单位面积土地产生的产值太低。 　　(二)“双重二元结构”拉大了居民收入水平差距 　　用大量占用农民土地、而不给予充分补偿的办法推进城市化，不但造成数量高达几千万人的“失地农民”，使中国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奇怪景观，而且在城市内，也存在“伪城市化”的现象。这就是说，上亿的“农民工”虽然已经在城市中就业，但他们的身份、收入待遇和得到的政府服务都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并没有成为市民，只不过是暂住在城市中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很难提高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造成贫富分化。人们常说，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更深入地观察可以发现，我们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双重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另外一方面是在城市里面的二元结构。这种双重二元结构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很多也是源于这种双重的二元结构。 　　(三)城市间缺乏专业分工，产业的空间结构恶化，城市的运营效率降低 　　工商业在城市中的集聚，具有提高效率的效应，因此城市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早期城市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协作，以及为工商业企业提供支持性的专业服务，比如水、电、热等能源介质的供应，污染物的处理，等等。 　　在现代生产中，知识、观念、构想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口在城市中的集聚便于交流信息和通过思想碰撞形成新的观念和构想，所以城市通过思想的创造对生产力提高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这种效应主要来自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人员的集聚。把许多专业毫不相关的人放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并不会由于人口密度的提高产生出相应的思想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人口密集同时会产生某些降低效率的消极效应。例如，城市规模过大会使环境变坏，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如此等等。 　　现在许多城市用“摊大饼”的方式尽量扩大规模，把金融服务业和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企业都堆放在城区里面，导致城市间的专业分工水平下降和城市本身的运营效率降低。因为专业混杂，就并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同专业的集聚效应，这样就很难提高产业的营运效率。与此同时，使这些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都变得很长，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每天都要从城外搬到城里，再从城里搬到城外，使交通拥堵成为常态。在高峰时段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停车场，汽车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变得不能忍受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发生。 　　 　　二、城市化效率低下的原因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在合作化以后，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入社”，不能退出，土地所有权就转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掌握在基层政权的领导人手里。而城市土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则属于国家所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有权按根据农业产值计算的极低价格征用土地。巨大的差价由政府、开发商和其他拿到批租土地的人们分享。对于政府来说，这造成对所谓“土地财政”的依赖。对于开发商来说，价格的扭曲造成了土地使用上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造成了庞大的寻租温床，使一些与土地批租和经营有关机构的官员“前腐后继”，大案要案频发。 　　第二是政府职能的错位。从历史源头上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从“市”，也就是市场交易中心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却是从“城”，也就是“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的。 　　政府的职能本来应该是提供公共品并保证市场有效运作。在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下，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结构会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而趋于合理化，政府只是因势利导地进行规划引导。而在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体制下，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从下到上”地以市场发展为基础进行，而是“从上到下”地按照政府和领导的要求进行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城市像公司，书记是它的董事长，市长是它的总经理。这样，许多官员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对“城市化”的理解，运用行政权力来“经营城市”，决定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结构。 　　第三是层级制城市结构。作为市场交易中心，所有的城市本来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城市之间只有辐射范围远近之别，而没有权力大小之分。但是在中国城市的结构却是层级制的。城市分成不同的行政等级，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等等。上级城市管辖下级城市，在行政主导城市化和城市等级结构的体制下，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机制：城市规模越大，它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反过来说，行政级别越高，支配资源的权力越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官员行为的常规，这就是尽量运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管辖的城市的规模做大，然后他们就有可能晋升到更高的行政级别并拥有更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如果说在80年代只有个别大城市存在“摊大饼”、“造大城”的问题，现在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最后，是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有责任弄清楚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城市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 　　正如前面所说，城市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因此城市需要有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城市聚集又有某些负面效应。所以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这里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由于这种权衡，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一种趋势，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需要设立在较大的城市里。其原因是：金融业的分支繁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一整套的支持性行业，如会计师行、律师行和金融咨询机构等等，而且这些分支行业间关系密切，有必要设在同一城市里。辐射范围越大的金融中心，从业人员的数量越多，就需要设在规模越大的城市之中。纽约、伦敦等人口上千万的巨型城市都是国际金融中心。而制造业的情况不是这样。制造业的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产品发生联系的，彼此间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权衡利弊的结果，制造业企业设立在小城市里效率可能更高。而且制造业企业设立在小城市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既能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交通条件，又能带动周边乡村的发展。研发中心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把它们建立在小城市或大城市郊区山明水秀的地方更符合研发人员的要求。 　　前几年我们在苏州调研时，有人反映，苏州有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留不住人。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专业人员，呆不了多久就转到上海去了。开始时，人们对发生这种情况原因的解释是：相比于上海，苏州城市太小，对于向往大城市文化社交生活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我们对这种解释有些怀疑，便进行了更深入的调研。结果发现，苏州毗邻上海，只要在交通上做些改进，居民便利地享受大城市的文化社交生活是不难做到的。问题倒是发生在专业交流方面。由于苏州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足，产业分散，相同专业人员的数量就很难达到能够共同切磋技艺和通过碰撞产生新思想的临界点。在当今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呆得长了，容易在学识和技术上变得落伍，所以他会寻求一个能够和同行交流的地方，使自己的学识技术能够不断求得长进。 　　在“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新增长经济理论的带头人，P.罗默来中国进行预研究。罗默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作了一次讲演，指出推动现代生产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idea(思想、观念、构想、主意)。在人才密集的城市，创造idea的潜力要比分散居住的农村大得多。因此他十分强调人才向城市集聚。经过讨论，他增加了一条，就是城市发展要注意专业化，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 　　与上面的问题相关联的，是有些报刊文章和政府领导官员常常把“城市”(city)和“大都会”(metropolis)混为一谈。它们其实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后者则通常是指一个城市群。例如，当我们说西雅图(Seattle)是美国西北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时，通常指的是“大西雅图”(Greater Seattle，或称Metro Area)，即以西雅图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是作为大都会中心城市的西雅图市(City of Seattle)。大西雅图地区总人口约为57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约为370万人，但作为中心城市的西雅图市只有60万人。聚集在西雅图市的主要是金融业和大型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设施。至于制造业企业如波音公司的商用客机事业部以及微软和美国大型仓储式商业CASTCO的总部，都设在中心城市周边一些人口最多几万人的小城镇(美国人称之为“市”，即在“县”(county)建制下的city)上。这样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更具有效率，也更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三、应对措施 　　 　　面对以上形势，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进行地产制度改革。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二是改革财政体制，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三是改变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它应该办、但现在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的事情。做好城市规划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需要注意，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能在市场趋势的指引下因势利导，而不能以长官意志取代市场或逆市场趋势而动。四是加强对世界各国城市化经验教训的研究，提高我们自己对城市化的科学认识水平。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