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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王康:最重要的是把真相告诉人民

本周一,重庆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在市党代会上讲话,其中谈到”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给党和国家形象带来很大损害,但他同时表示,要将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与之”严格区别开来”。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为薄熙来的继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上谈到薄熙来时依然称之为”同志”。新加坡《联合早报》解读说,”这说明薄熙来目前继续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调查结论仍未作出,他的党籍仍然被保留。” 警惕功过论 在重庆学者,薄熙来事件中被冠以”消息人士”的王康看来,张德江一方面称””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给党和国家形象带来很大损害”,一方面要求将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与”王立军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严格区别开来”仍然是延续共产党一贯的功过论思维: “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多年习惯的所谓功和过的问题。过就是过,讲你的过时该怎么处理,怎么定性,就怎么做,为什么一定要把什么变化和发展带进来呢?薄熙来是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的损害,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党和国家的问题,而是他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为所欲为-这种专制主义的东西是本质上的问题。仅仅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跟温家宝所说的要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不太一样。我不是官场中人,称之为同志我觉得有点滑稽。” 前国务院副总理、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 大事化小,拒绝反思 最近几周来,中国官方媒体几乎已经不再提及王立军、薄熙来或谷开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保证十八大能够风平浪静地开幕,届时重新向国人和全世界展示党内团结一致的和谐姿态。而所谓肯定”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正是将大事化小,拒绝对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一套正面进行反思和否定的表现。谈到重庆近几年的问题,王康说: “一是重庆的民营企业受了严重打击。二是所谓打黑的过程中严重违背了国家哪怕还不健全的法制。第三就是唱红不能回避,唱红是意识形态至上,毛和文革的东西重新卷土重来,没有深刻的总结,没有反思。” 民间不知真相就无法作出判断 王康尤其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已被薄熙来利用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但如果为了顾忌党的形象而进行粉饰,不让民众了解到事实的真相,那么,民间就只能”窃窃私语”,甚至会使有的人产生”怀薄”情结: “现在怀念薄熙来的人多得很,我问过几次出租车司机,他们怀念薄熙来得很。又种了树,又设了交巡警平台,又把那些所谓的黑老大绳之以法了。老百姓普通的心态很自然,很正常。问题是薄熙来究竟做了损害党和国家的什么事情?难道就不能公之于众吗?不能公之于众,那么老百姓就找不到真相,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从功利主义出发,从国家的稳定,重庆的稳定或者从政治智慧,甚至是权力交易而看,这是一个棘手的事儿。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是把真相告诉社会、告诉人民。” 作者:乐然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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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主政打黑掀恐慌 300民企老闆逃亡

除官員外,薄熙來對汪洋主政重慶時留下的對民企傾斜的政策,也作了較大改變。學者紛指,薄主政時期重慶「國進民退」相當嚴重,一來強調政府擁有八大投資公司,二來打黑擴大化嚴重損害民企利益,甚至變相勒索。有熟悉民營經濟的學者透露,打黑期間有200至300個民企老闆逃亡國外,部分人直至薄熙來下台後才敢回國。 座談會促捐款 變相勒索 重慶學者指出,汪洋時期重慶很重視民企,但薄熙來更喜歡大型投資,強調八大政府投資公司的作用,民營企業家則逐漸被邊緣化甚至遭打壓。消息人士指出,薄熙來主政期間,曾有民企老闆接到「座談會」通知,各人到場後,發現召集的政府部門是公安局,而非工商局、稅務局等主管部門,在場警官開場就說「我知道大家都不是黑社會」,與會商人指「一到場那個氣氛就不對」。隨後,在場警員向企業家索要捐款,部分捐款額度逾千萬元。消息人士指出,這批捐款都不入市政府財政,而是直接由公安局控制。 「打黑」在民營企業家中引起恐慌,一家公司被打掉後,和他有關係的商家紛紛外逃,直到「打黑」高潮退去,才逐漸返回重慶。 副總理張德江3月接掌重慶後,開始重新強調「維護民營企業合法利益的態度」。內地媒體引述官方數據指出,1997年到2005年期間,民營經濟佔重慶市GDP比重從22.64%上升到43%,在汪洋執政2年間(2005-2007),比重再上升2.5個百分點。但在薄主政下,其比重到2011年增長較慢,4年才增長3.4個百分點。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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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中國國安部美諜 重創北京對外諜報網

中國國安部美諜 重創北京對外諜報網 …詳全文 〔編譯張沛元/路透香港十五日電〕路透獨家報導說,北京當局之所以能發現中國國安部一名副部長的秘書充當美國間諜,是因為稍早有太多在美國的中國間諜身分曝光、因此懷疑有人洩密,震怒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下令調查,最後終於揪出這名美諜。 胡錦濤親督軍揪美諜 兩名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國國安部在美國去年識破多起中諜身分後開始起疑,最後在今年一月到三月間逮捕這名國安部秘書。消息人士指出,國安部內部調查發現,該秘書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工作多年,並洩漏中國的海外間諜網機密。消息人士的說法首度證實,美諜潛伏國安部內已危及中國海外間諜活動。 中國國安部副座未受懲處 美中雙方迄今對此案仍三緘其口,該名秘書的身分也一直沒有公布,但據稱此人是國安部副部長陸忠偉的秘書。匿名消息人士不願就該秘書交給美方的機密內容與如何危及中國海外間諜網多做說明,只說外洩的機密攸關「政治、經濟與戰略情報」。 消息人士還說,此案在胡錦濤下令徹查後,首度證實陸忠偉並未變節。儘管陸忠偉被認為在查核該秘書的身家背景上有所疏失,但當局基於想盡快讓此醜聞落幕,不想在十八大權力交班的政治敏感年節外生枝,並未對陸忠偉進行懲處,五十九歲的陸忠偉馬上就要退休。 根據博訊網報導,學者出身的陸忠偉是上海人,能說流利日語,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儘管當局還他清白,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仍遭到調查,該院與外籍研究人員的接觸與出境參加各種會議也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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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相关日志 2012/06/11 — 华尔街日报:中国建筑业巨头兵败欧洲 2012/06/04 — 图解央企员工真实收入 2012/06/04 — 法国总统强令大型国企高管减薪 2012/06/01 — 《时代周报》国家电网投资菲律宾“不务正业” 2012/05/31 — 刘植荣:谁扰乱了中国的工资秩序? 2012/05/22 — 安邦-每日经济-第4177期 2012/05/21 — 路透社:中国为避免国有企业破产付出高昂代价 2012/05/21 — 经济观察报:30家央企将向重庆投资3500亿元 2012/05/05 — 重大实质突破 中国承诺取消国企保护 2012/05/04 — 大宋国营和民营公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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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上千安徽民众围堵余姚高速公路 抗议交警处理酒驾车祸不公

6月14号,浙江余姚的高速公路被上千名来自安徽农村的民众围堵,他们抗议余姚交警处理酒驾车祸不公,导致一名安徽的刘姓司机在交警队服毒自杀。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消息,2012年6月13日上午10时,浙江宁波余姚市,安徽司机刘巨兵驾驶的农用车与一辆酒驾的广本轿车相撞。 余姚江北中队的马交警到现场后,发现与广本轿车司机相识,就劝双方私下达成协议。 在交警协调下,双方同意刘只要不说出广本司机酒驾,便不用赔偿。但是14日早上,广本司机不承认酒后驾车,并放言说,交警队的人他都认识,一定要刘赔偿五万元。 刘去交警队评理,交警说交通意外私了,和他们没关系。刘觉得委屈,激动之下服农药自杀死亡。 下午,刘的亲友闻讯赶来,认为交警处事不公,刘是被迫自杀,誓要讨回公道,于是拉起大横幅:「包庇酒驾,交警处理不当,当事人无处申冤,交警队内服毒自尽」,把梁辉开发区通往高速路口堵住,当局派出许多警察将人群驱散。 晚上,大批安徽同乡前来支援,上千人围堵余姚高速公路口,造成交通瘫痪。交警疏导交通,被群众追打,警车被砸,场面十分混乱。 记者接通了余姚交警大队的电话,了解情况。 记者:“由安徽的一些人来堵余姚高速公路,是不是现在这高速公路还堵啊?” 余姚交警大队:“现在不堵了。” 记者:“安徽的人来堵路是因为刘姓司机因为6月13日酒后驾车相撞的事情吗?” 余姚交警大队:“对。”  余姚交警大队的警察说,余姚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案件,至于广本桥车的司机是否酒后驾车,现在还没有确认,按照规定,酒后驾车引起的车祸是不允许私了的。 贵阳的时事分析人士曾宁说,中国各地允许一些交通事故私了,但这并不适用于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 “如果服毒自杀的司机他事后面对对方要反咬他一口,让他赔偿五万块钱,他带着这样冤情,委屈的心情到交警部门,要求交警部门替自己主持公道。在这种情况下,交警部门不仅不给他主持公道,反过来说你们私了,这个事情已经结束,已经完结。那对他来说当然是天大的不公,天大的委屈。最后他以服毒字自杀方式来表达对这种不公的一种抗议。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尽到责任。” 曾宁说,目前,中国各地酒后驾车引起的车祸很多,各地交警应该对这一违法行为依法惩处。 “面对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之后,他还让双方进行私了,这种情况他不仅没有追究酒后驾驶司机的刑事责任,反过来让他们双方去私了,最后造成了及其严重的后果。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方,在交警部门服毒自杀。而且他是在要求交警部门给自己主持公道的情况下,面对公道不能讨还,以自杀的形式来表达对执法不公的一种抗议。我想这种情况下,执法部门的交警当然应该要承担全部责任。” 曾宁呼吁浙江省有关部门对余姚的这一车祸展开调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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