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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為何忘不了

【蘋果日報】今年六四,十八萬人坐滿維園,以燭光點起一片海洋。這天正好人在海外,遂有外地記者來訪,問的題目自然是很多外地人已經問了很多年的老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香港人對六四念念不忘?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你們年年公開悼念,而且聲勢一年比一年浩大」? 我年復一年地回應這類疑問,也年復一年地寫些東西討論這種現象;但卻始終無法解除許多朋友基本前提上的誤會,而那些誤會甚至是我們香港人自己也很難避免的。 這個誤會便是以為八九六四真的只是一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而香港人則扮演了一個「支援北京民運」的角色,並且「支援」至今。不,事實的真相是八九民運並不局限於北京,它根本是場擴及中國各大城市的全國民運。所以,當我們今天追究屠殺真相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復原當年全景的重要。上海有多少學生上街?是誰帶頭武漢長江大橋上的隊伍?成都有那些公務員因為同情民運受到牽連?這些極為珍貴的記憶和材料都正急速散落淹沒。 事實的真相是香港也不自外於這些城市之外,反而以當時仍為殖民地的身份主動介入,進而成為整場運動的另一核心。沒錯,除了北京,當年還有什麼地方發起過百萬人的大遊行?除了香港,又有誰能縷縷不絕地挹注資源,投進這場規模空前的全國民運? 所以香港人不能忘記。因為六四不只是北京的,它還是我們自己的六四。自己身上一個未癒的傷口,誰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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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经济学人》“二代农民工”的麻烦

核心提示:”不要抱怨那些你不能改变的。”一代农民工淡出,二代农民工登场。但社会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 原文: Problems for migrants 发自:上海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将收入《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经济”的特别报道中,近期即将推出。 【原文配图】 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发移民改变了中国的城市,改变了全球经济。这些新移民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任务,因为来自农村移民的下一代的期望提升,以及”二代农民工”子女的期望更是有增无减。他们在城市长大,但是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和教育都没有多大改善。 这很重要,因为”二代农民工”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从2000到2010,上海的移民数量几乎是开始的三倍,城市里的移民从900万增加到2300万。20岁到34岁的750万上海人中几乎有60%是移民。 许多农民工后代最终和他们的父辈从事相同的工作,住在相同的宿舍。国家统计局做的调查发现,44%的年轻移民在工厂工作,另有10%在工地工作。该调查和另一个近期的调查都表明,年轻移民对他们能分到的一杯羹很不满意,尽管近年来工厂开出的工资有了很大提升。那些和父母在城市长大移民期待过上舒适的生活,这更难以满足。他们的抱负受挫,许多做了他们的父辈不曾做的事:跳槽、找下一个工作、再跳槽。 “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是位于北京的瑞典”拯救儿童”的合作伙伴,在2011年,他们对五个省的年轻纺织工人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人在刚开始工作的头两、三年里至少换过两次工作。几乎一半的人为单调的工作而焦虑,为事业的前景而感到绝望。只有8.6%的人说对工作表示”心满意足”。一名工人告诉调查者说:”我们成了机器人,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跟机器打交道的机器人。” 被绑在土地上 寻找更好的工作的障碍之一是他们的父母。在中国的户口体系中,有农村户口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村人,即使他们的父母已经移民到城市,也不论他们在哪里出生。在2010年,上海有390,000六岁以下的孩子被官方划分为”移民”。 他们注定要过着与那些父母是上海本地人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移民儿童有资格上当地的小学和中学,但是不能上上海的高中。他们比父辈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一些移民孩子追求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还是更有可能把他们带到一条流水线前面,而不是一间大学教室里。 多年来改革家都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孩子想过上比他们父辈更好地生活。许多从来没有在田间地头劳作过,但是户籍制度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 这不太可能很快改变。第一,中国的工厂仍然需要大量的移民,现有制度能够确保许多人到工厂区工作。第二,中国的城市欢迎移民的到来,而没有连贯的计划要教育他们。2010年,上海有170,000名学生升入高中,但是还有570,000年龄在15岁到19岁的移民孩子无法进入这些学校。”上海政府首先需要给当地人提供教育资源,”上海慈善教育和培训中心以教授年轻移民如何融入本地生活为己任,该中心的副主任徐本亮(音)说试着告诉移民们:”不要抱怨你不能改变的事情。” 最聪明的年轻移民在接受教育方面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职业学校,在那儿上学只是一笔交易。在一所上海郊区的技术与商业技术学校,一半的学生是移民,另一半是当地上海人(5年前,七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移民)。因为选择读职校的本地人是无法进入正规上海高中的”落选者”,因此移民学生在这儿常常显得熠熠生辉。 张小涵(音)今年16岁,五年前为了能和移民父母一起生活,她从中国中部的河南省搬到了上海。她的父亲是家具推销员,母亲在商店工作。她学习计算机。张小涵希望获得上海高中的文凭,那就更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她也承认,”我需要接受现实,我要适应。” 相关阅读: 《洛杉矶时报》 分割中国的制度 《外交政策》 王子与贫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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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书推荐】《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第一章)

核心提示:《经济学人》的书评称马利德在这本书中阐明了最重要的矛盾和悖理,为何一个党制造了这么多悲剧却仍然大权在握。本书的第一章即将下架,三天后我们会推出《党》的第二章”‘中国公司’——党与商业”。 【图:《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封面】 第一章 红色机器——党与国家(节选) 中国50多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负责人办公桌上,在计算机、家庭照片和现代CEO办公该有的其它用具中,放着一座红色电话。高阶主管和幕僚称它为”红色机器”,或许因为它的的分量不只是一台电话。某国家银行高级主管告诉我:”当’红色机器’响了,你最好能马上接起来。” 红色机器不是一般的电话,它的号码只有四位,只能接到同一加密系统内的其它四位电话,然而它们炙手可热。虽然一级国企的董事长有着各种现代通讯设备任由他们使用,但”红色机器”是个象征,表示他们做到了,不仅是公司的老大,也是党和政府的高层。这种电话是最高的地位象征,因为只装给副部长级别以上的人。某位大型能源国际主管说:”它们很方便,也很危险。你最好搞清楚你与你能以这台电话联络的人的关系。” 高阶主管办公室的走廊还有另一个中共高层官员使用的工具,即一间内部通信机房,可接受来自中南海领导人的传真。北京的高层办公室都设有”红色机器”,像是部长和副部长、党报总编辑、一级国企负责人,党机构负责人的办公桌上。这些加密的电话和传真,不仅替党和政府的通信保密,以免落入外国情报机构手中,也提供保护,以免国内党政体制外的人窥探。装了”红色机器”,意味着拿到进入统治核心的门票,这个紧密核心约三百人,主要是男性,他们要对全球五分之一人口负责。 现代世界有着各种精英人脉圈,他们在幕后操控的权力,与他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英国有老同学关系网(old boy network),原本用来形容上流私立学校毕业生间的联系。法国有les enarques,是巴黎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的校友会,他们占据商业和政治高位。日本有东大精英,全是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是进入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财政部和商业界的起点。在印度有吉姆卡纳俱乐部(Gymkhana Club),由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组成。美国有长春藤联盟(Ivy League),华府圈内人士(Beltway)、华府说客集中的K街和军工集团,以及其它指称关系紧密而可发挥影响力的圈内人士的各种标签。但他们无一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它把统治阶级的关系网推向新高。 “红色机器”让党有热线深入国家各个机构,包括近几年被包装成独立商业组织的公营企业。举个例子,批评小布什共和党政府的人常常痛斥,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与能源工业的关系非比寻常,那么,如果切尼和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以及美国其它大能源公司的办公桌上,装了安全电话让他们可以永久、快速的彼此通话,甚至再进一步,埃克森美孚执行长如果能源源不断收到党和政府的档,就象中国国企高阶主管因其职务级别而收到的档,不知道这些批评者会骂出什么话来?”红色机器”和相关配备就是为了发挥这样的联系功能而设。 某副部长告诉我,他的”红色机器”接到的电话一半以上是高级党官打来的要求,说:”你能给我儿子、女儿、侄女、侄子、堂兄弟和好朋友一个工作吗?”时间久了,他想出一套办法来处理这些个人请托:尽管他热情招呼他们,但同时不忘表明,要进入公职,得先通过繁琐的考试,但很少有人愿意考试。”红色机器”还有其它用途。行动电话流行前,无法直通高级官员办公室的投资银行家,会趁熟识的高阶负责人不在时去他的办公室,借用里面的”红色机器”,直接拨电话给可能的顶级客户。也许显得有点怪,但在移动通讯科技发展如此成熟的年代,”红色机器”仍然是有利的象征,代表党组织无可比拟的渗透、严格的等级制度、精心设计的组织和严格的保密,就连电话的颜色也是革命的红色。政治危机时,党烦恼中国会”变色”,亦即红色的共产党会失去权力。 高阶党员享有的社会地位,远超过拥有长期官僚传统国家的官员可以得到的尊重。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外交官地位,他们住在安全的大院,海外旅行受限,与官员和直系亲属以外的人往来时须遵循严格的安全规定。如果他们被指控不法,得先向党交代,而不是法律。但好处要付出代价,个人的压力和对家庭的影响远远超过世界各地政府的官员。党员身份是一种承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入党登记。位居要津者必须执行一切交代的任务,要想脱党决非易事。到了某个级别,高级官员就像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里的迈克•柯里昂,虽想摆脱家族的黑手党事业,但每次离去,都只能感叹”他们又把我拉了回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梵蒂冈是少数几个中国一直未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这不纯粹是巧合。这个城市国家是天主教教会的行政中心,也是教宗的家,它是唯一在全球规模上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的组织,两者的仪式和保密性也十分类似。党捍卫教义威信的热诚与自负,完全不下于梵蒂冈维护它在信仰上的权威。经过数十年断断续续的会谈,梵蒂冈一直未能谈妥它在全球任命主教的特权,因为党坚持它本身既可批准中国境内天主教教会选出的主教。罗马和北京这种藕断丝连的谈判,在私下被一个具有自知之明的黑色幽默形容得很传神。中国某个与罗马协调的非官方机构,在2008年访问梵蒂冈时开玩笑地说,党和天主教教会真象。他告诉梵蒂冈官员:”我们有宣传部,你们有万民福音部。我们有组织部,你们有枢机团。”官员问:”那么,哪有什么不同?”中方的人对着全场大笑的人说:”你们是神,我们是魔鬼。” …… 向”译者”捐赠0.99美元即可下载阅读 第一章《红色机器——党与国家》 全文。 免费下载可以在PC上阅读epub格式的 Adobe电子书阅读器 :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iPhone、iPad上阅读的 本书目录(epub版) 点击这里下载可以直接在Kindle上阅读的 本书目录(mobi版) 关于本书作者: 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是《金融时报》原驻京记者,本书《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获得2011年亚洲协会第三届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图书奖。他具有20多年的亚洲报道经验。现在华盛顿做该报的首席记者。 本书中文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名列中国海关稽查名单,本书也属于禁书,即使想在亚马逊书店中购买本书的英文版,在中国国内也被屏蔽。 我们推出的中文版是网络唯一电子版,限时下载,即将下架的章节将不再上架,(已经下载的读者不受影响)。其他读者如要阅读请购买正版实体书。 更多关于本书的书评或作者评论: 视频:查理·罗斯访谈: 马利德和马旸谈”薄熙来被免职” 《外交政策》马利德: 关于中共的五大迷思 《伦敦书评》 齐泽克评《党》一书 ——”你能给我儿子找份工作吗?” 《金融时报》 马利德:中国的防火长城 《福布斯》书评: 中国共产党就象上帝 《经济学人》书评: 不败之党——中国的秘密统治者的画卷 查看 “译者”出品 的书刊和智库报告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作者及相关出版社所有。©译者遵守知识产权协议并保留相关权益。未经允许的传播会被视为非法。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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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悉尼晨锋报》太子挟天下

核心提示:中国的商业与太子党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而共产党对这种愈演愈烈的腐败束手无策。 原文: In thrall of the empire of the sons 作者:John Garnaut,SMH驻华记者 发表:2012年5月2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 血缘关系 :一些最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政治精英正在挟持中国社会和经济,以达到他们”将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照片:AP】 当中国政坛推手曾庆红想见识一下原汁原味的澳大利亚时,外交部官员安排的第一站是请他在布里斯班的晨溪酒馆喝啤酒和吃超大牛排。之后,全班人马举师前往悉尼。他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拥有的福克斯电影厂里见到了正在拍摄《红磨坊》的男女主角——妮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伊万·麦格雷戈(Ewan McGregor)。有位陪同官员描述说”他笑得嘴角都咧到耳根了”。 下一站是与拉克伦·默多克(Lachlan Murdoch,鲁伯特·默多克的儿子)和妻子莎拉·欧海拉(Sarah O’Hare)共进早晚餐。地点是在他们位于Point Piper区Wolseley路上的豪华别墅。老默多克和他的最新一任太太邓文迪也到场作陪。邓文迪当晚穿着了一套紧身的绿色礼服。她的工作不仅是为曾庆红充当导游和翻译,更主要的是向曾庆红游说为什么新闻集团的星空卫视(Star TV)应该在在中国落地。一名陪同人员说”毫无疑问,唱主角的是邓文迪”。为能确保为曾庆红准备的豪华海鲜晚宴万无一失,悉尼最高级的餐馆对外休业一日,以便厨师能够全力以赴,务必让贵宾们能在夕阳笼罩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黄金时段品尝特大青边鲍鱼和其他海鲜。 曾庆红显然非常享受在晨溪酒馆时摘掉领带,挽起袖管,与赌马的客人们玩笑戏谑的一刻,但是默多克豪宅窗外的壮丽海景更让他印象深刻。2008年,在曾庆红扶持习近平上马成为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候选人后不久,他的儿子曾伟以$3200万澳元的价格,在同一条街上购入了一座有九个车库,拥有几乎相同海景的别墅,与老默成了隔街对门的邻居。 【图: 薄瓜瓜 :在被政治局除名之前,热衷于毛泽东思想复苏运动的薄熙来每个月领取的国家工资约是$1600美元。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在牛津大学租了一套总统式的公寓,在美国开的是保时捷汽车。图片: 路透社】 这座名为Craig-y-Mor的别墅有着一百年的历史,曾经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股票经纪人Rene Rivkin的家(注:Rene Rivkin曾因内幕交易而被判刑,2005年自杀)。这笔地产交易一直到2010年才开始引起外界的注意,起因是曾伟向当地的瓦拉拉市政府申请,要求将现有建筑推倒,然后花费$500万元重建一座更加辉煌的别墅。曾伟几经周折最终战胜了市政府,拆建工程即将开始。但是,他几乎从不在这里居住,因为有钱可赚的地方至少目前仍然还要数中国。 “他们不住这里。”Gavan Slaughter说。他协助照管曾家在悉尼的居所,也是他们的发言人。他向记者表示会将查询转交给曾伟,但是不要抱有会得到答复的期望。曾伟一家大部分时间都在澳大利亚境外。他们在北京有一套别墅。 中国市场的诱惑力正在史无前例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拒绝收敛一下无比强大的管理权,让其受制于法律。无数胸怀大志的官员和企业家发现,如果不巴结太子党或是其他与党国”有关系”的人物,不仅会让致富困难重重,而且自己的财富也不能得到安全保障。他们自然要向太子们靠拢,深知诸如曾庆红和曾伟这些革命元老和领袖的儿孙后代能够为他们开启大门,能够确保政府和竞争对手不敢侵犯他们的利益。 【图: 曾伟 :曾伟以$3200万元的价格买入了位于Point Piper区内的Craig-y-Mor百年别墅。在这之前,他的父亲,人称”政治推手”的曾庆红在路对面的默多克家中做客吃饭。】 曾伟购买豪华别墅一事至今仍然是能够得到证实的中共高官后代炫富的最惊人案例。在这笔交易后的四年,中国领导人再次因为没有能力亦或没有意愿控制特权肥水流入自家亲属后代手中的问题再次陷入窘境。总理温家宝的改革倡议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他的妻儿利用家庭地位大肆为自己创造商机。薄熙来被政治局除名后,他的家庭经济往来情况受到了外国记者的细致关注。他现在也被曝光是一位”说一套、做一套”的领导人。 当薄熙来领着每月约$1600美元的国家工资,在一个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121位的地方为复苏”毛主义”奔忙的时候,他的儿子在牛津大学租住的是一套总统式的公寓,在美国开的是保时捷汽车。薄熙来的哥哥改了自己的姓名,手中掌握着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国有银行下属企业的股票,价值$1000万美元。根据彭博社调查能够确认的资料,薄熙来的两个大姨子(他妻子的姐姐)共同控制的商业利益总值$1.26亿美元。在英国人海伍德(Neil Heywood)死后,薄妻谷开来被指是杀人元凶,因与一度是朋友的海伍德发生金钱纠纷而将其杀害。 曾庆红、薄熙来和温家宝都拥有出类拔萃的个人能力、魅力和亲和力。曾庆红和薄熙来两人均出生于革命贵族家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积累个人权力和捍卫现有政体,而不是陷入财富的陷阱。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地方,又是一个只要有合适的关系便可大笔敛财的地方。即便是生活朴素、笃信理想主义的领导人也会发现,要想杜绝家人接受那些不请自来的权力和慷慨赠与是多么困难。 【图: 温云松 :总理温家宝的儿子Winston Wen(注:温云松的英文名)是投资银行和私募资金圈子内最有名的”太子”。】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九名委员中,至少有六人的子女因为家庭地位而获得了极为可观的个人利益。自从天安门悲剧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没能找到一条即能限制领导人家庭特权势力,同时又能避免分裂和保证党内团结的出路。这正在逐渐成为威胁中共政权生死的”命门”。 历史 1986年,贫困的中国尝试性地向世界市场开启了国门。从那时起,”太子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便一直没有受到共产党的真正重视和处理。主张改革的前党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向一些人开战。他甚至亲自下令国安机关逮捕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被指涉嫌参与贪污和淫秽活动(据说他向解放军部队内的一些人出售淫秽录像带)。胡耀邦的大胆行为让许多中国革命元老担忧,因为这些人都有子女涉足剪不断理还乱的商业交易。胡耀邦的儿子认为,他父亲企图遏制太子党腐败的行为是导致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下台的原因之一。 【图: 江绵恒 :受美国教育的江绵恒既是一名企业家,又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他的财富来自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与高盛集团联手为他投资的电讯公司注入了$3.25亿元的资本。】 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特别是最高层领导人子女的敛财暴富行径激起了公众的不满,在胡耀邦逝世之后终于导致了天安门示威活动的爆发。胡耀邦的接班人赵紫阳也同样主张改革。面对示威者,他承诺清查公布自己家庭的财产情况。但是,赵紫阳随后即遭到停职并被软禁起来。江泽民从上海空降北京,接任赵紫阳的职位,肩负着弥补中共内部出现的裂痕的任务。随同他进京的是太子党派系的”权力推手”曾庆红。不久的将来,曾庆红的儿子也将成为住在 Point Piper的一位”太子”。 新任领导人的使命不再是限制太子党的肆无忌惮,而是转为如何管理这群”高高在上”的太子们的自大、野心和妒嫉,并从中获得最有利的政治支持。曾庆红成了所有寻求支持、职位和意见的人都渴望巴结的关键人物。中国权力最大的太子党们被曾庆红哄诱、控制和操纵在其手中。但是,曾庆红那种强大的劝说能力却在自己的家中遇到了挑战。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儿子。 家庭 1993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请求一位家庭朋友安排自己的儿子曾伟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就读大学。因为中国竞争激烈,曾伟没能在国内考上大学。根据熟悉情况的人回忆,曾父当时关照这位朋友”让他出去,到餐馆参观,不要让他依靠别人。”曾庆红的朋友在华人社区中为曾伟找了一位担保人,并且安排了大学的入学手续和住宿。 但是,时年25岁的曾伟并没有出现。曾庆红后来很是自豪地向这位朋友解释,他的儿子改变了想法,决定做一名普通的商人。曾伟辛辛苦苦地做贸易,买卖别人需要的东西,甚至还给自己的父亲送去一卡车西瓜以示证明。但是,曾庆红和他的朋友都丝毫没有想到,在曾伟作出不去墨尔本上学决定之后的一年内,他已经从西瓜商贩变成了推广百万美元巨型活动的大腕儿。曾庆红的朋友回忆说,1994年,北京足球队和AC米兰队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表演赛,他在贵宾包厢内见到曾伟,于是想把曾伟介绍给中信集团的王军,结果非常尴尬。”王军说,’我跟他很熟,这场比赛就是曾伟赞助的。是他邀请AC米兰队来的。'”这位朋友说,”他就这样从(出国)读书变成了卖西瓜,然后变成了干这个!” 1999年,当曾庆红计划来悉尼访问时, 他的儿子已经成为了富豪级的人物。中国各地踌躇满志的商人,包括他父亲朋友的子女们,都迫不及待地渴望把曾伟拉拢在身边,因为他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掮客的儿子。 “讲到这些事儿吧,高官子女担任政府要职,又在私人领域赚大钱啦,我觉得这很自然,或许也没什么不好。”一名在中国的外资投资银行中国主管这样说。他承认自己也是曾伟的朋友。”这钱不是他们赚就是别人赚。” 默多克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也深知他的财富需要依靠政客们的支持。当他听说曾庆红有计划访问澳大利亚时,即刻命令手下向澳外交部展开电话攻势,最后成功地争取到了曾庆红在悉尼停留日程中的一大部分。 在Point Piper区的别墅内,默多克邀请了原住民吉他歌手Jimmy Little作现场表演,还让艺术顾问Jean Battersby把最好的澳大利亚艺术品悬挂在各面墙上。邓文迪的工作不仅是为曾庆红充当导游和翻译,更主要的是向他游说,让他信服为什么新闻集团的星空卫视的落地对党来说是件好事。与往常一样,曾庆红的好奇心、含蓄稳重以及和蔼可亲的形象给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曾庆红在北京回请默多克和邓文迪观看京剧,以兹答谢。 默多克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可谓用尽了甜言蜜语。他赞助出版了邓榕撰写的其父邓小平的回忆录。邓榕丈夫的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军火集团之一。默多克手下的新闻集团和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组成财团,共同为曾经留学美国的企业家江绵恒所运作的一个电讯项目注入了$3.25亿元的资金。在江绵恒的父亲,也就是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精心策划之下,中国最大的电讯公司的三分之一资产被转入了江绵恒的公司,默多克的投资也无疑变成了一座小金山。凤凰卫视是默多克与一名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共同创建的合资企业,也再次证明默多克面对敏感的中国媒体是何其灵活。 2002年,曾庆红首先获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与此同时,他的政治保护人江泽民从第一线引退下来。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们继续努力培养发展与曾庆红的关系,享受他的权力所折射出来的灿烂荣光。在曾庆红主管香港工作期间,他常住香港的弟弟因为惯常采用强势手段介入商业机会以及能为在大陆遇到法律问题的香港商人穿针引线解决问题而名声在外。 与此同时,曾伟的目光正在聚焦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 据一位曾家的朋友和曾伟的商业伙伴回忆,曾伟在1990年代结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王益。当时的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才刚刚开始,许多国有企业都在规划上市。证监会掌握了这些企业的重要信息。这一发现让他们两人的友谊迅速发展。不仅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上市也必须获得证监会的批准。换言之,证监会的手中掌握着企业能否上市的生杀大权。 王益后因违反证券市场规定而受到中共的扣留调查。曾伟也因与王益的关系而陷入被动地位。王益最后因为其他贪腐行为被判刑入狱。 2007年,《财经》杂志的记者经调查发现,账面上拥有净资产740亿人民币($120亿)的鲁能电力公司将其92%的股票以总计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两家名称不详的私人企业。刊登跟进报道的这期杂志发行后,杂志编辑们受到巨大压力,上架的杂志被迅速收回。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领导人了解了涉及这笔交易的太子党的身份之后。据来自与曾家有密切关系以及参与调查的人员透露的消息,在这起涉及秘密转移数十亿国家资产的交易中,最敏感的人物就是曾伟。 曾伟还与山西的煤老板有合作关系。他的一位商业搭档三月份时在海滨度假胜地为女儿举办婚礼,有报道说光是嫁妆中就有六辆法拉利汽车。 曾伟与一家名为人和商业(Renhe Commercial)的香港地产发展公司也走得很近。这家发展公司的收入来源是能够快速通过军方的审批程序,将中国南方各地的防空洞改建为地下商城。在曾伟购入Point Piper区别墅和人和商业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挂牌上市前不久,人和商业的总裁戴永革(音)成为了曾伟和其妻蒋梅在澳大利亚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董事。 含义 与今日”太子党”插手国家利益,转为私人财富的行为相比,1980年代他们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混为一谈的做法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一些最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政治精英正在挟持中国社会和经济,以达到他们”将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私营企业圈子中类似的警告也不绝于耳。在被短期利益左右的同时,企业家们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和经济保障日益感到不安。 中共太子党处理个人财富的手法通常都是深藏不露,甚至会使用不同的身份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们是横跨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桥梁。不少人都参与或创办了投资机构,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是私营领域创富的润滑油,也是堵塞血管的肿瘤。股票市场被用作把家庭政治资本转化为现金的工具。与此同时,现金又为他们在政界换回权力。需要签订巨型合同的国有企业会优先照顾这些人。作为与他们分享利益的回报,企业会受到政府法规的保护。 在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圈子内,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中宣部部长的女儿李彤和冯绍东(中国人大主席的女婿。其岳父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总管)是最广为人知的几名”太子党”。不过,根据一些与他们有交往的中国商人的说法,在远离交易程序相对透明的股票市场,其他九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子女们也都在十分勇猛地捕捉商机。 这些人包括父亲是主管中共统战工作的贾建国(其父亲贾庆林,他涉足北京最有争议的工程之一,东直门地铁站开发工程),主管反腐工作的原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促成了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改组。这桩极为复杂的交易损害了许多债权人的利益)和石油大亨和主管治安工作的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他掌握着与中国最大石油公司的合同)。 六名领导人子女的经商活动与他们的父亲(或岳父,如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所主管的领域有关。 在中国强大的媒体审查和宣传部门的帮助下,涉及干部子女的私人交易消息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但是,中国官方宣传机器也会在合适自己需要的时候反映公众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媒体在薄熙来下台之后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子。新华社在4月14日发布的评论说 “部分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因为以权谋私和无视法律而激起公愤”。 在用社会主义理念证明其独裁统治合理性的同时, 中共领导又允许自己的子女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言行不一的伪善行为不仅使他们与普通公民阶层渐行渐远,同时也让太子党集团面临分裂。不少声称捍卫平等理念的人们表示,近几年执政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的父辈流血牺牲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党的事业可能会毁在当今领导人的手中。这些革命元老的后代们不认可他们属于”太子党”的一员,并认为这个称号带有封建色彩。他们要公开跟那些”纯粹的官僚子弟”的子女(如前所述)划清界限。 “最近这些年,我们听到有’官二代’的说法。但我们不是。我们是’红二代’。”胡木英说。她的父亲胡乔木曾长期担任为毛泽东撰写文稿的工作。胡木英是颇具规模的”红二代”机构的负责人。”我父亲那一代人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今天的干部是为仕途升迁,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及利益。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利用父母的权力获取巨额利润。” 中国共产党”红二代”们的铿锵言辞似乎让人相信他们将会为了”反腐”而奋不顾身。但是,他们的表达决心的口号也只限在自己的家门外喊喊而已。胡木英没有谈到的是,她的亲弟弟胡石英在1986年因为贪腐罪行入狱。这是主张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下的命令。胡木英从未原谅胡耀邦的这一决定。 在政治分析家的眼中,曾庆红和他的政治庇护人,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是现代太子党生意的始作俑者。 当默多克计划建立一个全球卫星电视网的时候,他竭尽全力示好巴结的也是这两位中国领导人。虽然默多克大力游说,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和退出市场告终。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在曾庆红的安排下,太子党派系的习近平被提拔为副总理。曾庆红急流勇退之后的活动主要就是为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作顾问。据曾庆红的朋友透露,由于自己儿子的商业活动,曾庆红谢绝担任任何哪怕是荣誉性的职位,因为这会为政敌提供太多的弹药。这位朋友说,曾庆红的主要工作局限在为江泽民出谋划策。 现在看来,曾庆红的默多克Point Piper豪宅别墅之行给曾家带来的长久影响就是他的儿子最终决定以商业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就像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一样,曾伟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远离令人提心吊胆的中国政治和商界。纪委审查也促使曾伟要为自己安排一处海外避难所,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25年的行为可以证明,他们无意管束自己的子女。 John Garnaut 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太子党的书。本文也同时发表在《外交政策》上。 相关阅读: 点击阅读有关” 太子党 “的时事专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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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悲剧的奇妙回声

法广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星期一,几乎所有美国新闻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布隆伯格通讯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旧金山纪事报,在报道北京六四镇压23周年的消息时都谈到了当天上海股票交易所收盘时上证指数下跌了64.89点的奇妙故事,大有老天爷故意与不遗余力屏蔽一切与六四有关痕迹的当局过不去的意思。 纽约时报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天安门广场军事镇压23周年纪念日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政治上微妙的收盘数字,这是中国领导人一直拼命试图从国家意识中抹掉的一个悲剧的奇妙回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仿佛是要突出新浪微博检查员努力工作的荒谬性似的,无可挑剔的、看似无关紧要信息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突然转身具有了颠覆性。一个非凡的巧合(或者不是),衡量市场每日交易活动的上证综合指数,周一下跌了64.89点,成为六四大屠杀日期不可屏蔽的提醒者。”不过布隆伯格的报道随后说,“当六四23周年当天上证指数下跌数与这一事件的日期一致时,中国用户最多的微博服务屏蔽了对‘上证指数’四个字的搜索。” 加强社交网上的信息封锁和控制也是媒体报道今年六四的主题之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说,新浪微博的检查员加班加点来阻止对“六四”、“坦克”、“镇压”、“绝不遗忘”、“广场”等词的搜索。连网民发明的用以代表六四的5.35,即5月35日,也就是6月4日,都被屏蔽。到了今天晚些时候,甚至连“今天”一词也被禁止搜素了。上周末,新浪微博禁止使用用户有可能用来纪念天安门死难者的蜡烛图标。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是报道的另一重点。布隆伯格通讯社在报道时说,来自上海、32岁的电脑软件工程师刘本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纪念天安门死难者。”这是他出差到香港的最后一天,他参加了维园的纪念六四活动,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行同样的活动,说出我们的感想。” 《华盛顿邮报》发表哈佛大学讲师何晓清博士的评论《天安门屠杀公道未还》。何博士在哈佛开了一门六四课程。她在文章以最近自缢身亡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为例,她说,“天安门屠杀过去了23年,受害者家长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复,没有任何人为那场屠杀负责。相反,军事镇压一结束,就是大规模逮捕和清算,政府通过控制的媒体和官方教育发起了重建其合法性的运动。官方版本的1989事件建立起来了,并采取巨大努力确保这一编造的谎言成为民族的记忆。枪杀平民的士兵成了“共和国卫士”。在这场爱国主义运动中,军事镇压被描述成为了稳定和繁荣必须采取的措施和对抗西方分裂和削弱中国的阴谋。“ 文章说,以丁子霖教授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对抗集体遗忘、搜集受难者名单的工作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93年总共只找到16个到2012年202个受难者,但是远未完成。文章说,“真正的数字被埋没在23年的掩盖、欺骗、镇压和迫害之中。” 文章说,“也许天安门母亲有助于提醒我们一些常识:当一个政府下令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的一刻,它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告诉其人民,人的生命和人权、人类尊严和体面可以为了更高的目标,如民族的骄傲、经济的发展,而牺牲,那么它就是在告诉人们,任何原则都可以为了‘致富’和‘崛起’而妥协。这种心态已经成为中国后天安门时期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 文章最后说,“轧伟林提醒我们,如果像天安门运动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它将不会像1989年时那样是出于信任和激情,它将从愤怒、沮丧和冤情的综合爆炸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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