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

“ 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养士制。即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将生存和著作的权力集中于帐下，然后逼迫“天下英雄”上套。” 相对于特区、盲流、夜总会、艾滋病、信托公司、彩票、招商局、海洛因……这些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来说，“自由撰稿人”可能是最具有讽刺性的一个。我们为什么不把铁匠叫“自由铁匠”？把卖馒头的叫“自由蒸馍人”？把三陪叫“自由三陪”？是因为在铁匠、蒸馍师、三陪这些行业里，没有谁是在体制内的。也就是说“自由撰稿人”这个词之所以成立，恰好说明有一些“撰稿人”是“不自由”的。 至于“撰稿”是不是可以不自由？这个问题不妨容后讨论。我要先向读者诸君交待的是有关“不自由撰稿人”的身世和来历： 一般说的“不自由撰稿人”就是指“体制内的作家”。它肇始于苏联的“拉普”协会，后来为一九四九年的红色政权所仿效。具体说来，就是国家按照计划体制的原则，将作家分配到各级作协、出版社或其它文艺团体，供给他们吃穿和“深入生活”的特权，以便他们按时写出谀词和颂歌。 这样，作家就成了有“单位”的人，而且每一个“单位”都遵循着准军事化的管制，比如写什么、怎么写、能不能出版，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审查制度。 那么，写作是不是真的需要“领导”？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需要，我就要问，是谁“领导”了屈原创作《离骚》？又是谁“领导”着王实甫排演《西厢记》？又是谁“领导”了曹雪芹将一部小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养士制。即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将生存和著作的权力集中于帐下，然后逼迫“天下英雄”上套。它呆板，僵硬，不合时宜到连它的文化部长王蒙也讽刺说这是一个“机械化养鸡场”——而鸡的本性却是合群的、恭顺的、眼睛只盯着眼前的米，直到农夫扭断了它的脖子，它都认为敌人是旁边的那只鸡。 而缪斯的殿堂是高贵的，它不可能为一些卑怯、驯良、胆小如鼠的灵魂提供牌位。在大众生活极度单调的年月里，像浩然、姚雪垠这样的精神侏儒也可勉强糊弄看客的眼睛，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娱乐市场的迅猛开拓，甚至是比他们优秀的作家也遭到民众大面积地唾弃。 与此同时，国家经济的匮乏，使它不可能为多如牛毛的报刊提供衣食。因而在牢牢掌握“导向”的同时，它允许一部分媒体自主经营。 有限的自由就是这样产生的。一方面，慑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淫威，报刊不可能为众多渴望救援的灵魂提供表达的出路；另一方面，摄于市场经济的严酷法则，它又不得不拉下铁板钉钉、唯我独尊的面孔，和人民调情。 一个报刊林立、媒体相互竞争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它的直接后果是孕育了一个叫“自由撰稿人”群体的诞生。尽管这里所谓的“自由”，只是“追星”的自由，歌唱男欢女爱的自由，把玩世俗生活的自由，爆炒残疾人的自由，描写性生活丰富多彩的自由。但就是这一点可怜的“自由”就足以使一个初生的婴儿快乐得满地打滚了。 但不久我们就看到，文字小贩的大量涌入使这个队伍根本无法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苦大仇深，辍业于小学，靠自学成才到仅能识文断字。因而，除了人民币的票面价值，他们还无法判断事物的曲折是非，“有奶便是娘，并专门投靠‘奶大’的富孀”，这是我给这伙人的生存哲学所做的白话注解。他们往往是在 “时尚”、“通俗”、“可读”的旗号下摇唇鼓舌、瞒天过海，以腐朽为神奇、把肉麻当有趣，间或也说一些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谎言。 这个队伍的大部分成员却是些人格分裂症患者。一方面，学养和经验使他们明白那些所谓“贴近生活、雅俗共赏”的玩艺儿是些什么货色；另一方面，生存的巨大压力又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参与到炮制它们的行列中。但他们还是要比前一种人高贵，因为在他们那里，灵与肉的写作、夜与昼的写作、公共的和私人的写作是分开的，而且相互敌对。 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真葡萄树。他们不争竞、不喧嚷，屏利禄于户外、骋思想以自适，目含哀矜、忧愤深远，在寂寞中坚守着如椽的尊严。他们是贫穷的，但却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流泪撒种的人。流泪撒种的，未必会立时带着禾捆回来，但我深信，在他们之中必将有一些精神的大树茁壮生成。 到这里，我该回答一个水落石出的问题了。什么是自由撰稿人？简单地说，就是脱离了体制，靠稿费生存的人。复杂地说，因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们的言论和生存方式是从来没有过的，因而也可称为“社会主义新人”。 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大，回首一个种族千年的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历史上那些才华纵横、光芒万丈的人物，都曾有过“自由撰稿”的经历，而且愈到近代，他们的地位愈加优渥。 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个问题我想留给秃顶的学者评职称。我只说，从现代信息学的角度看，苏秦、张仪可能是比较早的两位。他们怀揣的纵横学说，实际上是给皇帝做的“策划书”，而苏秦最后身佩六国相印，可以看作是一稿多投。 陶渊明是一个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典型范例。可惜由于当时战祸频仍、天灾不断，致使这个前国家七品县令、现在的“自由撰稿人”戮力耕种，还不足以自奉，有时竟要向别的贫下中农讨食吃。 李白是一个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摇摆不定的人物。但由于这个人天姿英锐，因而即使是在翰林供奉的任上写下的“追星”诗歌，也掩饰不住他的灼灼才华。我指的是他在长安为歌颂杨贵妃而写的《清平调》三首，也不是任何一个凡间诗人可以比得上。但谪仙就是谪仙，他到人间不过是经受历炼。在饱尝了三年人间礼法的白眼以后，他还是上书请还。玄宗无奈，也只得“赐金放还”——等于一次性发给稿酬××元。 鲁迅是近代以来依靠“自由撰稿”坚持韧性战斗，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从191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鲁迅一生的写作时间是18年，而仅仅是定居上海、从事“自由撰稿”就长达9年。而饶有趣味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比他作为教育部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还多。据现代文学史家陈明远统计，鲁迅前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共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64万元，后期是完全的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共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陈认为，钱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这没错。但在文末又感叹说，“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文汇报》1999年12月7日），就有点画蛇添足了。一个被指为“法西斯”的文化政权能让它的一个反对者呆在上海石库门楼房内写作，每年收入24万元，而且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这还叫“残酷无情”么？世界上有这么好的“法西斯”么？ 除去那些奴性天成、反动透顶的人不算，我想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自由撰稿人来说，正是金钱使他们在正义面前裹足不前。也就是说，从思想的角度上讲，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是一个政府，而且是高度自治的政府；但从现实的方面看，作家又很难形成一个政府，尤其是在出版不自由的国度里就更不可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政府”。这就出现了如俄罗斯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尴尬处境：“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 只有曹雪芹是一个例外。有资料表明，这个人的早年曾有过一段饫甘餍肥、钟鸣鼎食的生活，可最晚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家道就开始中落。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这个人的精神，使他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地里依然固守着清冷的灵魂？又是什么样的神明进驻了这个人的内心，使他万缘放下、空掉所有，向着预设的价值天空勇猛精进？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世界如果有一天遭遇洪水，上帝命令我，除了他的《圣经》、只能带一本中国书逃生，那么，我必将选择《红楼梦》。 （狄马，作家。）

胡春华（1963）中共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只要这种“专制人格”不变，不管他是用“忠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作为包装，宋江就永远是这样的宋江，梁山就永远是这样的梁山，中国也永远是这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