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严密监控下的少数民族

在《监控下的少数民族》一文中,作者贝托莱蒂在开篇,就分析指出:面对藏人和维吾尔人,这两个具有浓厚宗教信仰、文化和政治地域色彩的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策略显然已经陷入僵局。文章称:藏人的一系列自焚、新疆民警间的冲突再起,在精英阶层中,年轻藏人和维吾尔人,对宗教和自身归属感情结的强烈回归,以及对濒临危险的本民族语言的眷恋,这一系列迹象是徒有自治虚名的两个民族拉响的红色警讯,而北京高度怀疑这两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大族群希望独立。 文章称:尽管藏人和维吾尔人,在邓小平执政时期,获得了部分新自由,可是他们一直处在红色帝国的特别政策之下,而这些政策也因中国惊人的现代化而更加卓有成效:其特点是监控、军警镇压、汉人定居、限制宗教、及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离,这一隔离政策与中国其他开放地区相比,要严厉的多,如:外国人要进入藏区,除了签证,还需要特殊许可。 文章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藏和新疆反复发生的暴力冲突危机,指出,这些警报被中国共产党斥为是在宣战。针对冲突危机,北京在第一时间里的回应是铁腕镇压,之后的预防措施是遮遮掩掩的新一轮监控和发展经济。文章引述中国作家王力雄的话评论“北京镇压加安抚的措施完全失败”,王力雄认为:“北京的民族政策多年来,基本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所有有关民族事务的打压,都伴随经济援助,但是效果适得其反。” 针对北京在新疆和西藏政策的失败原因,文章引述了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的汉学家、新疆问题专家雷米•卡斯特的分析,指出:这些地区现代化的模式是不经磋商而强加给地方的,这个模式建立在政治直接检查的基础上,受到强制安全方面的很多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汉族人口的定居。卡斯特说:“维吾尔人希望结束这一现象,由自己领导自家的现代化建设。对他们来说,发展地区现代化的模式应是重中之重,应当符合当地特殊情况的需要。他们不认为自己和汉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对世界的认知,也正是因此,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特有的身份,屈服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卡斯特指出:“对部分维吾尔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汉人是维族尊贵的客人,中国政府是一个合作伙伴,尤其是一个经济伙伴,而不是一个借助于强制和恐惧的灾难性现代化模式的武断倡议者。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政府的努力还是初见成效的,尽管维族人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中,汉人移民获得了绝大部分的好处。” 文章还引述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在新疆、西藏实施的监控、打压措施,及其引发的反抗浪潮 ,文章作者认为近几日,新疆军警力量的展示很好地展现了对维吾尔人来说的残酷现实,那就是中国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回应汉人对安全的恐慌,当然不仅仅是新疆,还包括中国其他地方。这一恐慌源自中国历来的宣传,在这些宣传中,维族人一直被描写成危险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者”。卡斯特表示:使用这三大形容词的宣传,对中国民意来说就是一场秀。中国共产党从宣传中部分获得了他执政的合法性、显示了他维护中国国土安全的能力。因此,从国家角度来说,保持新疆稳定是非常重要的。2009年的新疆骚乱也就被指责是外国敌对势力煽动的结果。此外,如果新疆的汉人返回内地的话,对北京来说,将是一场悲剧;这会引发对实施以久的大量迁入汉族移民这一政策的质疑。而西藏的情况不比新疆好多少。作者指出:除了多几个意见人士、知识分子,自2009年来,约120个藏人自焚,并没能令中国人震撼、激动。作者引用作家章诒和的话作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章诒和说:“就是在汉族知识分子中,都非常缺乏成熟,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但是当一个中国少数民族也希望如此时,他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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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最美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

值此尊者达赖喇嘛七十八华诞之际—— 再三顶礼尊者达赖喇嘛!  敬叩寿祺!敬祝无量寿!  千万遍祈愿:生生世世,追随依持! 以上三张图片为2011年1月4日,尊者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与在中国的两位人权律师滕彪、江天勇,作家王力雄进行网络视频对话之时,作为无护照的我,凭借互联网带来的奇迹,跨越地理的、人为的藩篱,以莫大的福报,在网络上拜见到尊者达赖喇嘛,并聆听到尊者的谆谆开示: “一定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汉人知识分子与我们藏人知识分子之间,在任何时候,彼此介绍真实的情况,相互沟通与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放在心上。过去六十年来,我们境内的广大藏人的勇气与虔诚像山一样坚固。西藏的真实状况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西藏有真理,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点逐渐明了,宏观来看,强大的中国也在变化当中。因此你们一定要有信心,更加努力,记住了吗?” 《Lam La Che (On the Road,在路上)》  [1] 作词:唯色 作曲: Techung 演唱: Techung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最美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 他是我们的益西洛布 我们的衮顿 我们的贡萨确 我们的嘉瓦仁波切[2]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一束最美的花朵 献给他,献给他 一缕微笑 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3] [1]:这首歌的网址是: http://techung.bandcamp.com/album/lam-la-che-on-the-road 。 点击可听到。 [2]:歌中的“益西洛布”、“衮敦”、“贡萨确”、“嘉瓦仁波切”都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简单直译为:“益西洛布”即如意之宝;“衮顿”即尊前;“贡萨确”即伟大的至高无上的陛下;“嘉瓦仁波切”意为至尊之宝。 [2]:原诗《在路上》的第三段为:“在路上……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赶在凋零之前/热泪盈眶,四处寻觅/只为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一颗如意宝珠/一缕微笑,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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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從香港人眼中看:西藏歷史、現況、政策及人權 – 許先茗 西藏青年自強計劃負責人…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 – 達蘭薩拉 一切自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開始。1959年,達賴喇嘛與藏人被迫流亡到一個跟自己生活環境截然不同的國家,一切只能由零開始。他們於達蘭薩拉建立流亡政府,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等國建立流亡社區,為流亡藏人開設難民定居點如醫院、學校、寺院、文化藝術中心等等。我為藏人擁有這樣偉大的尊者感到自豪。 我是非常喜歡達蘭薩拉,喜歡他們的簡樸,喜歡他們對宗教學問的熱愛,喜歡他們與西藏分隔兩地但從沒有忘記自己對西藏的使命和偉願。其實每一次要我回憶在達蘭蕯拉的日子都是一件痛苦的事,但這段記憶卻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是這樣子的一個女孩子傻呼呼的為著要更瞭解藏人的呼喊,獨個兒跟一個不在香港,且不認識的朋友到訪達蘭薩拉。 這裡沒有你祈望的旅遊聖地,在大街小巷的兩旁都是穿著藏服的藏人的商販小攤當,大部份的小販都是穿著藏服的老人,他們手上都有一串佛珠,每次經過他們都給我一份溫暖的笑容。達蘭薩拉的樓房不高,大概兩三層為主,而藏人的聚居地大多遍佈山上,于布、麻紗、絲綢所製刻滿經文的五色風馬旗隨風飄逸,四處可見,白、紅、綠、黃、藍。我從不同顔色的風馬旗所感受到的是純潔善良、剛強、力量、祥和,祝福,是一種人與天地萬物合一的感覺。從這微小的角度可以看出他們對環境的熱愛,宗教文化已融入於生活當中。 流亡的藏人 他們生活十分平淡,一般都是走路,假日便是大夥兒到寺院誦經、爬山、野餐,跟朋友喝茶聊天看書。對我來說這樣的心靈、環境和生活真的十分嚮往。即使如此,流亡藏人仍然那麼不快樂。他們跟我一樣內心都不得自由,他們流亡的使命遠遠高過於眼前的快樂。每當西藏境內出現自焚,他們都會在傍晚聚集在一起,在路的一旁排成整齊的隊伍,沒有呼喊卻手攜燭光,黙黙祝禱。他們不能擁有自己的房子,只能隔著遠遠的山峯眺望著似近卻遠的喜瑪拉雅山-他們的家鄉。每個流亡藏人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鉻印。 中共的非法佔領和殖民統治 說到西藏很多人聯想到的就是自焚,但我感受到的他們率直堅毅的性格。試問有誰願意把自己身體熊熊燃燒!他們走遍世界每一個角落為屬於自己的真相呼喊!西藏是屬於藏人的,但他們沒有選擇以暴亦暴。你可以看出西藏這個國家有多善良!要瞭解藏人自焚的原因,首先要明白藏人與漢人的文化差異所引起的種種漢藏矛盾、歷史背景所導致藏人的壓抑、中共的荒謬政策如何謀殺一個又一個充滿希望的生命以及中共對他們的環境、文化、宗教信仰的踐踏。這一切都是非法佔領和殖民統治。 不斷自焚的藏人 過了六十年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停止過迫害藏人。直至現時為止藏人自焚數字已接近一百二十人。他們自焚的原因是因為中共從來沒有尊重藏人的身份與尊嚴,同時以經濟發展為名,大搞基建、三峽工程、十二五規劃、退木還草政策、封鎖媒體、不平等待遇、軍事及武力監視鎮壓。中共在殖民、同化、破壞生態環境和滅絕其文化及宗教信養,不斷剝奪藏人的生存空間。 今天西藏的局勢仍然緊張。自2008年發生遍及整個高原的民間抗議之後,中國政府大舉鎮壓,並且為了加強控制,在每一座寺院均派遣官員常駐。首次自焚發生於2009年2月27日,在2012一年內就發生72單,至少69名自焚者死亡 (直至2013年4月23日為止共有119人自焚)。中國政府持續在藏區部署大量安全部隊,並嚴格限制進入藏區旅遊,尤其是記者和外國訪客。被懷疑不認同國家政治、宗教、文化或經濟政策的藏人,遭到當局有系統地以「分裂祖國」罪名法辦。6月18日,四川法院判處藏族僧侶雲登嘉措 (YontenGyatso) 7年徒刑,理由是他與國外人權組織聯系,傳播藏區自焚信息。秘密逮捕和刑訊逼供仍然十分普遍。 被旅遊的西藏首府 – 拉薩 拉薩自古以來是西藏政治、經濟、交通、文化及宗教的中心,亦是藏人朝聖的壯嚴之地。布達拉宮、大昭寺、沙拉寺、浙豐寺、哲蚌寺和羅布林卡都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然而,許多的地點、古跡、文物都在文化大革命被盜被毀。 西藏有自己獨有的文化、藝術、生活的精神價值觀。藏人追求的是快樂輕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己當成工作的奴隸,使生命更接近生活的本質。他們的起、居、飲、食都是自給自足。他們不求奢華的生活但求心靈的富足。他們的手工藝術作品如唐卡、木雕都滲透著對宗教的純粹。但中共卻以經濟和旅遊業發展為由,直接衝擊西藏的核心地帶 – 首府拉薩。青藏高鐵更是進一步的殖民工具:運送武裝、軍隊、裝甲車。 被滅絕的宗教自由 西藏是一個宗教自由簡樸的地方,寺院是每個藏人、僧伲的精神文明的物質載體也是藏文化的根源和傳承。僧伲不僅僅是修行,他們的寺院就像一個一個的小社區的架構。傳統的寺院是有學校、圖書館、印刷、檔案館、醫院、避難所等。藏地的大寺院類似當代大學的學院一樣,從哲學、醫學到詩學、文學都在寺院裡教學、傳承、研究、創作和發展。但現在的寺院不但廖廖可數,寺院內外監控錄影四處可見。中共還在每個寺院建立「民主管理委員會」以監察寺院內的運作,所有僧侶和活佛也必須有「中央認証所」發出的許可証。寺院內必須掛上毛、鄧、江、胡的肖像,西藏境內不得存放達賴喇嘛相片。記得在帶學生採訪尼姑寺院時,有一位尼姑跟我說:她因為忠於自己的宗教,存放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而受了六年的牢獄。六年的牢獄生涯要她脫光衣服,不停被虐打,並要受電棒虐待的煎熬,直至精神分裂才能得以釋放。有一位年老的婦女流亡藏人告訴我,她在監獄裡沒有糧食,要自相殘殺。中共這樣的專橫,目的是要消滅西藏的文化,這是極為傷害藏人的身份和尊嚴。 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嚴格限制宗教活動。儘管中國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中國政府限制只能在官方許可的清真寺、教堂、廟宇或寺院進行宗教活動。宗教組織的活動資訊、人事資料和財務記錄都必須提交政府審查。宗教人事任命、宗教出版和申請就讀宗教學校,亦須獲取政府許可。 被剝削的語言及學術自由 曾於2012年10月19日,青海藏區到甘肅藏區有數千名中、小學生走出校園,高舉小黑板上的藏語,內容寫著「我們需要藏語課」,他們發起「捍衛母語行動」,但中共又在維穩:不少學生被毒打、拘捕甚至搶殺。今年2013年3月,他們的課本被強行撤換成漢語。 據自由亞洲的報道,於2012年11月26日青海省過千名學生和平示威,被大批軍警暴力鎮壓,導致多名學生受傷,其中八名學生於12月5日被判帶頭示威罪名被判三至五年不等。 以上的學術和宗教自由都跟香港的國民洗腦教育極為相似,藏人不許學藏語是絶對政治化的思想規劃。當這個地方的文字消失,西藏也會隨之而消失。這種沉黙的暴戾是有多可怕,請想想生活在這裡被迫壓迫的藏人感受! 被改變的西藏經濟 中共強加在青藏高原的 「退木還草政策」用意,是強迫藏人遷徙到石屎大廈,喪失其生計和原有的生活方式,然後大量殖入漢人不斷進行大量開礦工程、興建機場、鐵路、公路和房屋。草場的退縮將會導致永久凍土層永久破壞,加速地球暖化的現象。青藏高原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中共提供了豐厚待遇讓漢人入藏採礦,河床地區的小規模開採地表黃金活動頻繁。由於大量挖掘,使如殺死水中生物的有毒化學物質污染河流,不少藏人因喝下有毒的水而死。同時水污染所影響到的範圍極廣,包括:土壤、生物、農作物等。近年所發生的H7N9和死雀就是因為食水,河流、空氣被工業汚染所產生的循環惡果。 同期進行的西藏遷移政策卻沒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供居民選擇,沒有真正諮詢受影響者的意見,也缺乏明確、適度的賠償機制。牧民們被剝奪傳統生計,生活水準下降,更加依賴政府救濟。新疆與西藏的處境大同小異,反對者都是被中國政府抹黑為恐怖或分裂分子,然後中共持續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實行歧視維吾爾人、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政策,並且嚴厲鉗制宗教與文化表達的自由。 被監控、同化的拉薩 拉薩連續四年被中國喻為最幸福的城巿,但現實的拉薩是怎樣的?軍隊、巡邏警、衞星監視器四處可見,整個拉薩被迫對外進行新聞封鎖,拉薩就是與世隔絶的大牢獄。一個純粹宗教的地方變成妓院、酒吧、燈紅走綠的觀光點。不管藏人在拉薩生活了20年、30年,只要中央不發暫住証,藏人便被迫趕離拉薩。同時,每位藏人亦沒有朝拜的自由:沒有許可証便不得進入拉薩。現在的漢藏人口比例為750萬比650萬,無論在就業和待遇方面,藏人均被剝削:藏人的傢品、服飾、唐卡、木雕等手工藝品都可被漢人廉價地大量複製。這一切產生出種種漢藏之間的仇視矛盾。王力雄先生曾說到:「西藏被稱為雪山的佛國,這是他的基本慨念。雪山是它的自然,佛是藏文的核心,你把雪山的佛國拋到紅麈中去和資本主義的專營逐利者競爭,哪有生存機會?」 受盡侵害的人權、媒體與法治 現今整個西藏無論是生存或是環境都充滿著一份無形的壓抑感,媒體的資訊無法自由表達,全都是經官方過濾營造出來的謊言報道。藏人即使很想用盡力氣去保存他們的語言、文字、思想、宗教、傳統、文化,但往往藏人在中國的官僚架構下都是有名無實,無法自治。中國強加在寺院內和學校內的洗腦和監控政策,使藏人的一言一行也在嚴密監控之中。中國政府迴避西藏境內的事實和問題,把自焚問題歸咎於「達賴集體和流亡藏人」身上。自焚視頻與媒體中中共一直喧染西藏是幸福城巿完全邏輯不通,更借故造成一連串的打壓及誤導政策,甚至以獎賞酬金吸引舉報自焚者,激發人的利益、自相殘殺,埋沒人性的私心。中國共產黨如果有証據的話,為何不在 2009年開始出現自焚的時候便拿証據出來呢?為何要不斷製造誤導性的報道?為何要用獎金來吸引舉報自焚?為何不讓國際調查員入內查明真相?為什麼西藏境內自治區管員說西藏境內沒有一個人自焚?而藏人在藏,甚至藏人官員在中國的官僚架構下是不是真的擁有話語及實際的自治權呢? 今日西藏 明日香港 在香港我們同樣受著篡改歷史、殖民、洗腦式的國民教育等對待。如利東街舊區重建、清拆天星皇后碼頭、舊立法會等;以發展旅遊業振興經濟為由推行自由行而生的雙非孕婦問題、投資置業移民導致土生土長的港人削減就業機會。領匯項目亦是造就官商勾結、私有化、外判、壟斷等,中國對待香港和西藏的手法是如此相似!西藏封鎖媒體,香港打壓媒體;西藏出現拘捕、以酷刑對待示威及異見人;西藏沒有法治,香港打壓法治,企圖以廿三條恐嚇示威者。 無論是香港、台灣、中國境內的平民百姓、西藏、新疆、內蒙,同樣受著中共獨裁及高壓統治,故此我們必須互相幫助,不讓專橫殘暴肆無忌憚的不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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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 新疆危机的根源 肆虐的权力加速民族分裂

乌鲁木齐街头的警察与维吾尔商贩 文 /王力雄 新疆的民族矛盾如一个已经临界爆炸又无任何阀门的锅炉。单纯的经济发展让民族冲突不可遏制地继续提升,中共当局肆意妄为的权力和强势的镇压使危机更加严重。解决问题,最终还得靠维汉人民自己。 上世纪 80年代逢到过年时,新疆汉人和维吾尔人的互相拜访还很普遍;到了 90年代,平民百姓不再来往,公务员、一般干部之间互相拜访;而到现在,两族过年时只有领导干部互相拜访。这虽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却反映了民族关系变化的 大势。从时间上看,这种变化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是同步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新疆问题中「预期的自我实现」。 民族压迫更甚于政治压迫 中国当局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群体,并让他们对立 起来。因为汉族不会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因此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汉族理所当 然地成为北京「保持新疆稳定」的依靠群体,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 这的确使新疆汉人在民族问题上站在当局一边,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 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而当地民族在被当作防范对象的同时,最终也就真被推到敌对一方。不仅是与政权敌对,还与整个汉民族的敌对。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从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了,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 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在我看,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如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所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分裂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当做敌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么错?新疆当局多年来对当地民 族的镇压政策被其自己概括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继而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与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 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却更加穷兇极恶。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还愿意通过互动取得进展,当他们什 么都不再说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灭——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 人却没有领会。「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恶霸行径竟毫无羞耻地成为政权指令,充分展示了当权者的蛮横与无知。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 在新疆总会被企图从任何事物中发现「萌芽」的维稳爪牙政治化,导致事情愈弄愈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子」。这种动辄置人死地 的做法可以震慑一时,却不会解决问题,反而日益积累仇恨的能量,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缘由引发,毫无萌芽地窜出恐怖之树——如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又如这次 巴楚事件。 乌鲁木齐街头的维稳标语与维吾尔商贩 只强化经济发展不能解决问题 当局在对新疆强硬镇压的同时,另一手是发展经济,如中共的新疆书记张春贤说「发展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总钥匙」。这种思路的逻辑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 高,民族分裂就会失去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问题自然而然会解决。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 而新疆问题却从来没有因此变小,民族冲突则不可遏制地继续提升。 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上还在不断加强高压,经济再发展也是南辕北辙。 即使只从经济来说,北京也许真心希望发展能够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有足够能力在任何一次 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会发挥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之上,汉人 无疑比当地民族佔有优势。仅使用汉语一条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都由汉人佔据。当地民族被当局描绘的发展吊起 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中。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的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矛盾还是主要针对歷史和宏观的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较远,今天的 经济差距却会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每个细节,民族冲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与经验息息相关,由此激发更为广泛和深入 的民族情绪。 乌鲁木齐街头维族少女注视在街头巡逻的防暴警察 肆意妄为的权力伤害民族感情 中共权力集团的权术造诣炉火纯青,却鲜有人文精神。中共执政造成的人文传承断裂,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为单一化专门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 拜强大蔑视弱小。他们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 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学等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处理民族问题 需要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一点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是一种宿命。而展望未来,也难指望突破,因为人文精神的復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对新 疆的统治最能反映当局的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当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 把所有的水视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 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无法想像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会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 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要大肆宣传,让每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会 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 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的治理路线走下去,无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正在等待中国自身出现动盪。 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那是一个中国没有迈过但是必须要过的坎儿。专制权力愈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的转型就愈是可能以突变方式降临。突变会 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现身,变局迭起,国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会成为民族分裂的最好时机。当民族敌意已经在大众层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诉诸暴力,那 种情况下爆发的民族冲突,所达到的暴烈程度无法想像,冤冤相报的循环也看不到终点。 新疆这口已被烧到爆炸临界又无任何阀门的锅炉,如何才能安全地减压,逃过那个劫数?对此我丝毫不指望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专制权力,最终还得靠维汉人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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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四川诗人李必丰被改判有期徒刑10年

据中国人权律师马小鹏对外透露,去年11月被以“合同诈骗罪”判刑12年的四川诗人李必丰,周三下午收到四川遂宁中级法院寄送的终审判处书,刑期改判为10年。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26日,四川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对外消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马小鹏致电该中心,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关押于遂宁市射洪县看守所的四川异议诗人李必丰,寄送了终审判决书,宣布将李必丰刑期改判为10年。去年11月19日,李必丰被以”合同诈骗罪”遭中国当局判刑12年,他当庭表示要上诉。 李必丰是四川知名异议人士、地下诗人。在1989年后先后两次因从事民主运动被当局逮捕入狱,曾与目前旅居德国的流亡作家廖亦武为狱友。2011年,四川绵阳警方以”经济犯罪”为由将其逮捕。在李必丰被捕后,警方人员曾多次提讯和调查他从事民主运动的情况,其中包括调查他是否资助著名诗人廖亦武逃离中国。 廖亦武在李必丰被捕后,否认李必丰曾资助他出逃,他也指责中国当局加诸李必丰的经济罪名其实是一个”政治谎言”;去年4月,廖亦武在世界范围内发出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李必丰”的呼吁书;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成为该呼吁书的第一个签名者,随后中国知名作家王力雄、唯色、许晖及维权律师滕彪及海外作家一百余位签名声援。去年5月,廖亦武为李必丰写下文章《一只蚂蚁改变了谁》,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李必丰的命运;今年6月4日,廖亦武和柏林国际文学节组委会在柏林、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哥伦比亚等地,共同发起了”声援李必丰,全球朗读”活动。 马小鹏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于今日收到遂宁中级法院电话,告知他已将李必丰改判刑期的判决书邮出,但因为还没有看到判决书文本,因此尚不知是否已经更改罪名。马晓鹏也表示基于他对整个案情和李必丰的了解,当局构陷经济罪名来打压异议人士,即使将刑期改短也不能使其具备合法性:”哪怕是一年、一天都不可以。” 马小鹏将就此判决书向李必丰征求意见,是否进行最后的申诉?但目前中国法律中就申诉有一附加的自查程序,这使得申诉成功的希望渺茫:”被判决的嫌疑人,如果要申诉需要终审法院做一个自查,终审法院的自查是无期限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推诿。所以申诉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早年的牢狱生涯已使李必丰的眼睛患有”飞蚊症”及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等,一旦判决生效,等待李必丰的将是漫长的10年刑期,马小鹏认为自由成为中国异议人士的高昂社会成本。 作者:吴雨 责编: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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