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

5月1日，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证实，4月26日发生在鸡西市滴道区的“矿难瞒报”传言确为事实，矿主初步交代有9人遇难，至此，笼罩在鸡西市的“矿难谜团”终于拨云见日。(5月1日新华网) 　　矿难瞒报，又是矿难瞒报。黑龙江鸡西矿难瞒报勾起了我存在心里许久的一个迷团。因为我地是个煤炭大县，每一寸土地底下，都蕴藏着四、五层煤炭，合计四十多米厚。以前是小煤窑，井下工人都是用的本地人。就连四、五个国营煤矿，工人都是本地人。使靠近煤矿的村子的人，早一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可自从整合为大煤矿后，本县人再也没有当煤矿工人的福气了，特别是井下工人，清一色都是四川、浙江一带的外路人。煤矿建在村里，村里人眼看着外地人挣钱而自己想受苦挣钱都不能。我以前就想：一样的受苦给钱，用哪里的人不一样，非要用外地人，还得给盖宿舍、修伙房，岂不增加了开支?再说，很多村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住在煤炭上，靠煤窑解决烧火做饭问题，解决零花钱。后来包给个人了，也还能当没编制的煤矿工人。现在整合了，却是只能享受大煤矿带来的土地塌陷、环境污染、地下水下陷、吃水困难、煤炭采空后子子孙孙何以谋生等多种生存问题的困扰，致使煤矿和当地村民矛盾一再暴发。为啥不一户安排一个当工人解决这个矛盾呢? 　　谁知在我认真研究了许多矿难瞒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用本地人当煤矿工人，遇到矿难是不好瞒报的。因为哪个工人当天下班没回来，家属就要去煤矿要人。而外地人就是出了意外，十天半月家里不知道，瞒报容易多了。再说，外地人的家属来了，还可以推说已经跳槽了，不在这里干了，连赔偿也免了。就是和你谈赔偿，你一个外地人来到异乡他地，还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单膀孤人有啥资本和人家叫板?所以，不论从保密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赔偿的角度出发，用外地人做井下工人是煤矿老板的上上之选。另一个原因，如果本地人出了事，他的亲戚朋友，都要参加维护他的权益的行动，就是非亲非故的人，也会同情遇难者，事故处理不好，容易动众怒。而用外地人，就是出了事，煤矿所在地的村里人也不知道，只能从他们的行动上看出些蛛丝马迹。这样，出事的信息就传不出去，就是万一走露风声，上边下来调查，也很难找到证据。笔者所在地就时不时听到一些矿难的传言，但没见曝光一次。也很难核对传言的真假。 　　从鸡西矿难瞒报中我们还能看到，没有当地政府的保护，没有相关部门的通同作弊，仅一个煤矿老板是瞒报不成功的。市区调查组四天没进展。“区里组成了13个小组检查煤矿，没发现发生矿难的迹象。”“26日和27日查了两遍，都没发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不大。’”而省联合调查组一天搞清楚就很能说明问题。县煤管局的书记就一问三不知：“驻矿监察员请假了不在家。没有矿主的联系方式，也不知矿主‘高老三’具体叫啥名字。”试想，如果遇难矿工是本地人，他们的家属会让这些拿着人民的高官厚禄，遇事推三掉四，连句实话都不说的人稳坐那里瞎说?十多年前，山西繁峙县金矿塌方，很多外籍矿工遇难，就是该县公安局长给矿主通风报信让其逃走的。很多矿难瞒报事件里都有当地政府包庇的影子在内。 　　开采矿产的，都想通过瞒报来逃避责任，逃避处罚。哪怕关停整动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损失也颇为可观。所以，他们不用本地人当矿工，已经成了这一行业老板的共识。这样一来，矿难瞒报的成功几率就大了许多。也使矿老板敢于心存侥幸，孤注一掷，违法违规生产。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严格查考一下凡是不用本地人作矿工的矿产单位，看他们有没有瞒报现象(如大同矿难瞒报是由贪官落马而牵出)。或者可以硬性规定：必须有50%的本地矿工。如能这样，我想，就可以减少矿难瞒报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请再用力一些 文/谢霸天（中国政法大学） 我的朋友邓江湖告诉我，他父亲，四川达州渠县的尘肺工人肖化忠最终拿到了136000元的赔偿，是现金。拿到钱后，他没敢耽误，马上存到了银行里。 其实在昨天晚上，法院已经调解成功。由于当时是晚上，现金就由法院的郑法官代为保管，今天才取回来。这历时3年多的维权漫长之旅，总算画上句点。 事态转变之快让人有些意外。6月28日的庭审，尽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张海超前来助阵，很多媒体记者参与庭审，老板廖兴安态度强硬，拒绝调解。之后法官倒是很积极，庭审之后的那天，邓江湖被法官叫去了法院两趟谈话。上午一趟，傍晚下班后又是一趟。但法院组织的调解并无太大进展。 而老板一方终于松动了，虽然较肖化忠主张的19万赔偿差了近三分之一，但无需再经历诉讼持久战了。 肖化忠已经拖不起了。在仲裁时，由于未将肖化忠曾上过班的工农煤矿列为被申请人，法院以未经仲裁前置为由，不同意将该煤矿列入被告。肖化忠给儿子邓江湖打电话，如果在法院打输了官司，也不许再重新去和工农煤矿仲裁了，时间太久了。 不要奇怪，为什么有的人放着诉讼的路却不走，只是因为受不了希望坠落的折磨，和时间的零刀碎割。 新闻中说，一审开庭前夕，肖化忠还在医院输液。政府省总工会的干部为其送救济款，当对方握着他的手说话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感谢”二字。 肖化忠，我只想问，当你拿到赔偿钱的时候，面对过去三年的拖延与拒绝，有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邓江湖是他的养子，本来在福建工作。后来回到成都，维权的事宜操作起来，也方便一些。 去年9月底，我打给邓江湖，问他国庆怎么安排。他说，“没有没有，我现在哪有心思去哪里，为这个案子，我头都已经大掉了。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终于结束了。但是，邓江湖却被解雇了。 他是货车司机，6月里请了10天假，为他父亲诉讼的奔走。老板说他没有写请假条，违反纪律被开除了。他说老板已经感觉到他权利意识强，是个风险，早就想把他清理掉了。 去年7月，他在前往宜宾拉货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10级伤残。但公司不承认他是工伤，原因是他进入公司时，交了5万余元融资，他便被认为是“合伙人”而非员工。他去劳动仲裁， 又找媒体报道此事 ，并向其他货运员提议一起跟公司签劳动合同。最后，老板没法，只有跟他私了，赔了一笔款。但合同还是一直没签。 去年的事件，即是埋下的引线。 现在的他，面临新一轮的维权。 你不知道的生活的幽暗，是因为那些人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 我翻看过这一路记下的四五篇个案笔记，过去的一年多时光在这些文字中摇曳。我也在成长着。刚开始的时候，对工伤赔偿领域颇为陌生，文中也存在不少法律观点的破绽。现在，甚至很多偏僻的法条也熟稔于心了。 我不是苦难的具体承担者，也不是维权的一线援助者。很大程度上，我只是在记录。 有些文字，现在看来，写的用力过猛，显得有些矫情。 但也许用力一些，麻木的速度就会慢一些吧。 一定程度上，肖化忠是幸运的。每年新发一万多尘肺病例，有多少人又能得到赔付呢？ 而肖化忠如今的结果，又靠着多少人推动过呢。 邓江湖给无数的记者打过电话，曾在政府部门间跑来跑去，北京上访时还被抓到遣返并行政拘留过。他开博客，去各个论坛发帖子。北京的大学生机构安全帽曾经专门写信给达州市委书记请求介入。数位律师以保本的收费甚至是无偿代理过一部分诉讼，或者提供法律意见。 这些推动在其他的案件里是无法想象的。共同的作用力，才得到了这样一个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很难说合理，很难说公平。 但寄希望于媒体，寄希望于领导的介入，永远只能解决个案。而有些苦难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贵州、陕西、宁夏那边就没有尘肺病吗？为什么成为新闻事件的机会，远远少于沿海的广东呢？ 我曾经和一个发生了严重工伤的湖北民工联系，他受伤后，回村住在窝棚里。手机信号不好，他完全不懂普通话，说着我不懂的方言，我需要逐句确认他说的每句话才能把对话继续下去。他几乎没有书面材料，每一个事实我要敲击键盘才能记录。如果要帮助他，投入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成本太大。我后来，只有放弃了。总有些苦难，是求告无门的。你的问题是敏感那类的吗？你会写博客吗？你会写打字吗？你会上网吗？你会说普通话吗？每一个问题就要刷掉一批苦主。能最终呈现出来等待救援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 我感到无力，也越发感觉到，只有制度推进，才能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才能抵达那些我们目力未及的死角。 请再用力一些。 关于肖化忠案的一些背景资料： 尘肺病矿工索赔起诉成现实难题 无人为其认账买单 “开胸验肺”张海超来劳保 助渠县矿工维权 煤老板当庭否认肖化中曾在煤矿干活 标签： 尘肺病 , 煤矿 , 矿工 , 维权 , 肖化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上访村札记：15位上访者的采访 (6) 深圳下厂经历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