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重庆森林里的红色幽灵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1 11:07:58 阅读量：1次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在重庆，与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间，有一片人迹罕至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埋葬着无数红色的幽灵。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使他们与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和谐世界隔绝。这里113座坟墓里掩埋着400余名牺牲于枪弹和屠刀下的革命者。他们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她们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4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一片森林又郁郁葱葱芳草萋萋，那个红色年代曾经的歌声、激情、战斗、眼泪、鲜血、枪声、颂歌和罪恶都已成往事，一切都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甚至，他们已经被人遗忘。 　　1967年7月8日，两派红色革命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战斗，9人英勇就义，伤近200人。这次战斗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革命运动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为革命牺牲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圣地重庆又一次成为一个鲜血横流的红色海洋。 　　1967年8月仅仅一周时间，荣昌县革命人民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就在战斗中牺牲78人。而望江机器厂革命造反派用３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消灭“敌人”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３艘，重创12艘，取得初次大捷；８月中旬，两派革命队伍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革命力量焚毁；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革命战争，双方为了革命政权共牺牲近百人；８月底，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参加革命，双方共牺牲40人，不久杨家坪街道争夺战又使革命双方牺牲100人。无论谁获得胜利，都是红色革命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革命前景的。 　　44年前的那个火热的夏天，火热的革命圣地，红岩精神鼓舞下的山城重庆成为红色中国最红最红的革命阵地。这里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敌人几乎都被消灭——没有牺牲的和没有被消灭的都被作为“杀人犯”逮捕枪决，英明的党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革命已成往事，当青春化为炮灰，当红色歌曲变成无声的哭泣，往日的革命战场变成了一片阴森的坟场，留存在重庆那一片森林深处。 　　为了躲避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毛万岁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藏在深山老林中，因此山城重庆军工企业特别多。这些工厂都具备生产各种高效率杀人武器的非凡能力。天时地利人和，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的火热年代，当年的重庆人民革命激情非常亢奋，革命精神无比高昂，战斗能力特别出众，因此A革命者与B革命者之间的殊死战斗不仅英勇而且残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双方动用了除飞机之外包括坦克、大炮、军舰、机枪在内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前赴后继浩浩荡荡。 　　当亢奋的歌声远去，当革命者变为森林深处的幽灵，这一块坟地终于成为重庆这块多灾多难的城市一个最为鲜亮的红色胎记，或者伤疤。多年以后，人们不知如何面对这块红色，或者抹去——把它炸掉，清除那不堪回首的革命遗迹与红色记忆；或者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后来，无处不在的红卫兵墓群都被一一削为平地。仅仅沙坪坝这块墓地在社会良心的努力下得以硕果仅存。这对无数化为灰烬成为孤魂野鬼的红色干将们来说，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丝慰藉——至少还是有一块真实的泥土可以掩埋那肆意挥洒的青春。 　　在一个只有“文革”而没有“博物馆”的中国，沙坪坝为无数红色的幽灵留下的这块坟地将使我们更加懂得中国、懂得历史。这不仅是红色中国最为疯狂悲惨的一个纪念碑，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关于红色恐怖的历史标本。这里一块完整的碑文写道：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 　　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很多年后，郑义先生用一部凄美的小说《枫》记录了重庆那一抹鲜红。当那一场红色岁月变成鲜血慢慢凝固、结痂，10年之后，一部电影让中国回到现实——《噩梦醒来是早晨》。当青青不再，当激情远去，无数当年红色政治的革命者成为一个理性现实的批判者，这块萋萋荒冢，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矫揉造作，不是对革命鼓噪的招幡引魂，而是对一个民族狂热和愚昧性格的警告，他们以鲜活的生命祭告的是权力的大旗，而不是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甚至连烈士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中国权力政治这台绞肉机里香艳可口的饲料。他们在错误的时代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或者说在罪恶的年代做了一件罪恶的事情，激情和蒙昧永远只能被权力利用和玩弄，蒙昧的人类只有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和罪恶的“替罪羊”时才体现出一种价值。那些无限忠诚的集体无意识，那种“为信仰而献身”的残忍，使无数革命者成为人类和历史的叛徒。 　　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何志武自嘲道：“我穿雨衣的时候，也会戴墨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出太阳。”历史总是充满嘲讽。40多年后，红色的歌曲又一次在这块鲜血干涸的城市里泛起。时间洗去鲜血的腥臭，权力又一次披上鲜亮的袈裟，红色的历史被打扮成一个清纯浪漫的小姑娘。来自权力舞台的红色歌声与太阳帝国朝鲜的阿里郎将人们拉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纪，恍如隔梦的革命幽灵借尸还魂夜夜归来。当年重庆革命时期的“坏头头”“三种人”周家瑜说：“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是为了“坚持自己信仰”和“革命的热情”。他在监狱服完16年刑期后出狱，对革命无怨无悔，每年清明时他总要到沙坪坝悼念他的战友。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甚嚣尘上，红卫兵作家梁晓声写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所谓“革命热情”作为“永不忏悔”的理由；“红卫兵”三字的原创者张承志则在《金牧场》中为充满血腥的红卫兵暴行大唱赞歌。正如徐友渔所言：“如果认可这些借口，人们会变得多么厚颜无耻。”在文革期间，大学红卫兵超过百万，连同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超过一亿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司令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 　　被驯化的我必然会在最高统帅号令下应命而动，而灵魂深处不服驯化的我则蠢蠢然待机而发；前者为展示革命性，后者则寻求真正的自我价值；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两个对立的我同时提供了表演的机遇；这是我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原始心态，也是我同代人狂热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异的心理轨迹。红卫兵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被极左压抑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强劲反弹，是对阶级斗争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首那些不堪的往事，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对一个愚昧民族的那些疯狂、错误或罪行，难道不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么？这就是所谓“记忆的责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给《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所做的序言里说：“记忆的责任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 　　一篇关于这块红色墓群的文章里写道：“当我们离开时，看见墓壁上这清楚的墨痕，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选择了沉思。无论你是共和国领袖或是一介平民，无论你是军人或是百姓，无论你是作家、诗人、或是工人、农民，在赴黄泉的路上，当通向墓道两旁的烛光，在照出亡者过失的时候，同时必将拯救后来者们的灵魂。”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感谢四川美院的田太权先生，他用尼康D2X相机和Photoshop技术为我们描绘了那死亡的凄美和青春的无辜。一群在冰冷黑暗的寂静里飞舞的红色幽灵，与森林之外喧嚣激昂的红色歌曲构成历史的风月宝鉴，让人们看不透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哪个是历史，哪个是现实……他将这组作品命名为《遗忘》。

　　百年老校，秋风送爽，群贤毕至，济济一堂。1998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举行座谈会，纪念老校长、老系主任傅种孙的百年诞辰。先生早在三十六年前即已作古。此番隆重纪念，自有其深意存焉。 　　如今傅种孙这个名字，知道者寥寥无几。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受教于他的一个学生这样说道：“傅种孙教授是我当年的几何老师，他使我爱上了几何。”这个学生叫钱学森，日后成为名满天下的两弹元勋，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对恩师赞不绝口，他说：“几何老师傅种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都知道数学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别有风韵，第一次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原来傅先生不仅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而且古文造诣很深，他用有名的桐城派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特别有风趣。傅先生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公理逻辑推断必然结果，只要承认了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教室里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在火星上也是如此。’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傅先生从教一生，门前桃李，馥郁成行。他当年在附中任教时的高足，除钱学森外，还有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中科院院士、地震工程学家和结构力学专家刘恢先，数论专家闵嗣鹤，代数学家熊全淹等。傅先生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留母校附中任教，次年又回数理部任讲师。若从1921年算起，今年正好是傅先生从教90周年。 　　如果用民间粗略的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傅先生绝对是个大好人，单就其私德和公德而言，称之为完人也并不为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傅先生头上却顶着坏人的标签，直至含冤去世。 　　傅先生1898年生于江西一普通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父亲生前曾教他读古书，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勿使种孙辍学，他大可造就。傅先生天资聪颖，学业精进，中学时特别喜欢几何，曾写过一篇关于轨迹的论文。毕业后因家贫上不起大学，适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南昌招生，高师不收学费，还供给衣食。他仓促应试，竟被录取至高师数理部。入学后崭露头角，刚上二年级即当选为学校数理学会副会长，后当选会长。又是学会主编的《数理杂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先后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大衍(求一术)》一文，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的创举，影响很大。1920年高师毕业后，留在母校附中任教，次年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并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两年后获学士学位。1928年在母校升任教授，时年三十岁。同时兼任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1946年，英国牛津数学季刊发表了傅先生《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定理之推广》一文，论文在英国受到好评。另一篇论文是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无向循环排列问题》，这是组合论中的一个困难问题，论文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以上两文在美国数学会《数学评论》(《Math.Review》)上均有摘要。 　　傅先生的弟子赵慈庚说：“按照他的学术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优越条件，追逐世界先进，在国际数坛插几面中国旗帜，国家增光，自己得实惠。他计不出此，却舍着四十年心血，始终奋斗在祖国的教育源头，忍辱负重，疏淤导滞。” 　　傅先生是中国数理逻辑与几何基础研究的先驱。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北京大学讲授哲学问题，傅先生翻译了罗素的《算理哲学入门》。傅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于几何基础的引进和研究，以及对公理化方法系统而详细的介绍。他是第一个将西方的几何基础研究引入中国的数学家。1922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先生与孙邦铭合译的《罗素算理哲学》，多次再版，影响广泛。先后翻译了《几何学的基础》(O.Veblen著)和《几何原理》(D.希尔伯特著，乃数学界公认的几何基础名著)，又撰文深入研究，并于1930年写成专著《初等数学研究》(后正名为《几何基础研究》)。 　　傅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先驱。为了将现代数学教育引进到中国，并使之日臻完善，他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任教师大附中期间，深感中学数学教育中问题甚多，决心独树一帜，进行数学教育改革。和附中同仁一起设教坛，编教材，办杂志，办算学丛刊社出版国外数学名著、国内学者学术著作以及自编的教科书，在师大附中形成了以先生为中心的数学教育革新集体，编辑出版了一整套风格新、质量高的中学数学教材，这批教材推出后，不但在师大附中反复使用，而且逐渐扩大到国内部分中学使用，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显著作用。1923年，中华书局为适应三三制中学的要求，出版他与程廷熙合著的《初级混合数学》。傅先生是这套教材实际教学方法的主要设计者。其中傅先生所著《高中平面几何》和韩满卢所译《韩译范氏大代数(上、下册)》这两部书最为出色，在学界流传甚广，哺育了整整一代学子。傅先生参与课程标准的设计，1932年民国政府颁布各科课程标准，以北京师大附中为蓝本，拟成制度，颁布全国。兼任附中教职的傅先生，自然是数学课程的主要策划人。1949年以后，力主师大数学系成立初等数学教研室，自50年代至80年代，教研室同仁始终参与我国中小学数学课程大纲的制订工作。 　　傅先生在培养后学、选拔人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谓慧眼识英才。答疑中发现闵嗣鹤既聪颖又用功，便刻意培养，在闵毕业后，推荐去附中任教，又请杨武之教授(杨振宁之父)推荐闵去清华大学任教，后来闵在清华北大任教授，成为在数论、函数论和石油勘探数字化等方面很有成就的数学家。赵慈庚1935年以优异成绩在师大数学系毕业后，到河北省立泊镇师范任数学教员，次年暑假经傅先生推荐转入师大附中任教，受到泊镇师范校长的责备，傅先生说：30年后请您再看赵君之成就，那时您会原谅我今天的唐突!赵慈庚后来成为师大数学系的教学骨干。王世强学习努力，才智出众，1948年数学系毕业后，清华聘请他去当助教，傅先生以实习讲师的职位挽留住王世强，王世强如今是数理逻辑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广西小学教师梁绍鸿自学成才，对初级平面几何极为精通，傅先生不拘一格，请他来师大任教。钟善基先生原在师大附中教立体几何，有独到之处，傅先生请他来师大任教，并派了五位教师去顶替钟善基的工作，钟善基后来在教学法方面起了骨干作用。50年代尽管系里人手紧张，傅先生还是坚持选送刘绍学、孙永生、袁兆鼎、丁尔陞、赵桢赴苏留学深造，如今他们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50年严士健因家庭发生变故，生活困难。傅先生为了使他不致辍学，让他担任工农速成中学算术教材的校对工作，从书的稿费中按月给他开钱，补贴生活，校对工作完成后仍按月补贴，严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学业。严士健也没有辜负傅先生的一番苦心，他后来留校，教学科研硕果累累。 　　傅先生是首屈一指的数学教育家。他本人的教学工作有许多过人之处。“每教一门课要看几本同类的书，比较其异同。也经常这样要求学生。教学中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注意启迪学生的治学意识，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他的原则是基本概念要讲清，定理只讲证法要点或定理来源，至于证明的细节则是学生自己的事;用节省的时间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善于用形象化的比喻解释抽象的理论，或用寻常的事理模拟自己的见解。这种艺术固然在于他知识渊博，善于类比，而投入备课的精力决不是用时间衡量的。同一课题，今年讲的便与去年不同。在他的教育史里，第二遍备课绝不比第一遍轻松。”(弟子赵慈庚语)傅先生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提问很多。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他出口成章，黑板上写的东西就是最系统最完整的教材。他那边讲边写的板书，写来眉目清楚，远看如画图，堪称一绝。有旁听者用相机将板书拍下来，直接用作自己所著数学教学法书中的插图。讲课中最大的特点是逻辑论证十分严密，绝对认真。如果偶然“卡了壳”，就坐到学生的座位上，同大家一起找问题，一步一步检查，直到找出错误为止。 　　傅先生对中学数学教育极端热心。1933—1944年，先后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和陕西省举办了五期中学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并担任主讲。50年代初期，经常为北京市中学数学教师举办讲座，由他与系里其他教师主讲，他作了《从五角星谈起》和关于几何公理体系的报告。还多次就中小学教学改革建言献策，曾提出提高教学水平的六项措施：集中备课，集中训练，专题讲座，教员手册，组织质疑团、实行统一考试。百忙之中，经常到中学听课，并参与评议。曾受教育部之托，组织人力，拟就中学数学教材精简方案，在全国推行。 　　傅先生除了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外，多年担任学校和数学系的领导工作。1947年先生在英考察期间，应北京师大(当时叫北平师院)校长袁敦礼先生之聘，回母校当数学系主任。他理想中的师大数学系，是“将来英俊，数学特多，旦生净丑行行有，德日英美货货全”，目标是全国一流。尚未回国，即已邀请到新从美国归来的段学复来师大兼课。回国后，除了继续聘请已在师大任教的王仁辅、张翼军、马文元以外，又聘请程廷熙、魏庚人、赵慈庚、韩桂丛回师大任教，另外，还先后邀请国内有名的教授来师大兼课，如请杨武之(杨振宁之父)讲数论，请赵访熊讲运算微积，请闵嗣鹤讲解析数论，请张禾瑞、王湘浩讲近世代数，请秦元勋讲拓扑学。并从武汉聘来汤璪真先生。傅先生曾多次说过，办好一个系的关键是提高系的学术水平和培养后继之人。他非常关心培养青年教师，在学习上生活上对他们严格要求，除了给他们压担子，分配较重的教学任务而外，还要求青年教师通过几何基础、近世代数和实变函数这三门基础课的考试，且需达到“良好”成绩方算及格。他亲自讲授几何基础，并请其他老师讲授近世代数和实变函数。师大解放后第一批学术带头人，就是从这些青年教师中培养出来的。数学系的学术水平能有今天的局面，同先生当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1948年北师大发生了四九血案，特务分子逾墙入校，抓人打人。傅先生拍案而起，积极参与召开教授会，力主罢教声援学生。执笔起草罢教宣言，笔锋犀利，掷地有声：“人在梦中，祸来天外，血案发生，群情愤慨……东厂示威，锦衣诏狱，岂特被害者含冤莫诉，凡有血气，实皆耻之……岂可作威作福，肆凶肆恶，视学府为寇仇，等青年于鱼肉。”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傅先生选择留下。 　　1949年最高领袖离开西柏坡进入北京，曾专程前往北师大教工宿舍，登门拜访昔日同窗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并备了两桌酒席。出席作陪的有黄国璋、傅先生夫妇和焦菊隐等。席间傅先生发言独多。领袖当面夸奖四九宣言，说“宣言写得好”。这次会见给傅先生以极大鼓舞。1949年春，傅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升任副校长，1954年任北京市人民委员，195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任主编。傅先生主持教务工作期间，对其他系科的人才同样重视。他大力选聘如侯外庐、洪深、贺绿汀、李德全、李何林等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或主持系务。当时北师大教师队伍力量雄厚，教学科研水平均有很大提高,处于全国高校前列。在这方面傅先生功不可没。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在会上说话心口如一，襟怀坦荡。任副校长期间，始终重视并直接领导学校的基建工作。如现在新校址的选定和最初建校规划蓝图，都由傅先生亲自主持制定。傅先生不止一次地把有关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或者住处，通宵达旦地商讨建校计划。他一直认为，师范院校建校选址，要离城区较近，便于大学学生到中小学去上实习课，也便于中小学师生与大学各系科的联系。北师大的新校址，是当时八大院校中离城最近的，师生们深感受益匪浅。 　　傅先生对于培养他成长的母校，尤其劳瘁不辞，颇以振兴母校为己任。胃溃疡缠身数十年，因公务繁忙，每每在办公室就着茶水吞食几片饼干以当一餐。1956年在一次会议桌上突发脑溢血，所幸经抢救后脱离危险。 　　1956年，傅先生被学校推举为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学生们向敬爱的师长献上鲜花戴上红花。傅先生就在鲜花和掌声中，踌躇满志、昂首阔步地跨进1957年。 　　人算不如天算。本应风光无限、再创辉煌的1957，居然成了先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转瞬之间，他从巅峰跌至谷底。其实，与其说这是先生个人的遭际，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个大玩笑，从1957开始，这个欣欣向荣的东方大国走了一个V字形，痛失千载难逢的崛起和腾飞良机。那么1957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57是在一片祥和气氛中到来的。领袖年初的几次讲话尤其鼓舞人心。例如他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载入史册的2.27讲话)中说：“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言之凿凿。 　　听了讲话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应热烈，很多人感到兴奋舒畅。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家书中更是对讲话赞不绝口: “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4月27日和5月4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本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在党组织的反复动员下，他们纷纷鼓起勇气，出以公心，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傅先生解放后处处受到重用和信任，心情舒畅，平日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份内的工作，与党员副校长彼此尊重，相处融洽。从个人的角度，他不可能有什么不满情绪。如他自己所说：“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肃反和三反)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更谈不上什么政治上的诉求。作为校领导，傅先生在整风期间完全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偏偏他生性耿直，且古道热肠。想当初四九血案中傅先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起草宣言，传为佳话。他自己也总以为这是解放后颇受优待的原因。眼下众人想借重他，傅先生便挺身而出，应人民日报之约，口授一篇文章，拟交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原师大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得知上面方针有变、不能再“放”了，心急如焚，火速赶到师大给傅先生做工作，极力劝阻。傅先生还蒙在鼓里，坚持要发。因谈话时间过长，错过了饭口，校方只好临时在办公室给刘仁下了点挂面，聊作午餐。ie_fang_hou_weijianngxue_shung_de_kua_tai_le���������������������������������������������������������������������������这篇始终没有见报的文章，就是著名的《中共失策之一》。 　　傅先生在文中说道：“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得计虽然多，有的是人歌颂，中共虽然很愿意听，恐怕也听腻了，我就不打算谈了。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正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我行我素(还想用打游击时的办法来办工厂、办大学等等)，致命错误重重，亲者痛而仇者快。” (黑体是笔者用的) 　　傅先生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隔膜。傅先生具有校领导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对此洞若观火，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虽措词稍嫌直白，然磊落心胸，跃然纸上，不愧为党的诤友和挚友。 　　傅先生在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谈及党群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的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我曾经提醒丁浩川(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党总支书记)说：‘你听到的只是党团员的报告，至于非党团员的话，你是听不到的。’我知道有许多党外人士的本心话不愿跟他说，而愿意跟我说。”傅先生这是自告奋勇，充当党群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事后看来，傅先生此番意在爱护中共的谏言_yi言，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隔膜。他很了解知识分子，可是n�����������������������������������������������������������������������������������������������，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隔膜。他很了解知识分子，然而，他真的了解中共吗?正是这种隔膜使傅先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这种隔膜而中箭落马者，岂止是傅先生一人。上面提到的宣告知识分子早春天气已经来临的费孝通，因为那次2.27讲话而对领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傅雷，甚至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与中共合作多年的资深政治家，都未能幸免。 　　傅先生哪里知道，5月15日最高领袖已在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们还要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夹着尾巴，改邪归正……一条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傅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刘仁早已知道内情，那是在指点他呢。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社论发表之前的三两天，还有人促请他再发表意见。 　　反击右派之初，物理系就有人署名“一群教师”出小字报批判傅先生。待《中共失策之一》出来，积极分子更加起劲，硬把这篇尚未发表的文稿要来进行批判。数学系很多学生则出来反批判。然而当时的主旋律是宁左勿右，越左越好，保傅先生的一派迫于形势，只得放弃原则。于是，一年前风光无限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就此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免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赶下讲台，“不许右派分子放毒”。这位堪称国宝级的北师大一级教授，只配去做做资料员。最后一次批判大会上，问傅先生对批判有何意见，傅先生所答非所问：“今年夏天反右耽搁了学生的期终考试，还是要补考为好。” 　　数学系那些力保傅先生的青年才俊，无不受到牵连。轻者发配边陲，重者戴上右派帽子，悲苦一生。“1958年5月，我‘支援’青海。临行，去傅先生家告别。傅先生心情复杂，叹了口气说：‘是我害了你。’他知道我毕业于上海同济中学，学的德语，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德语《环论》，又取出自己所著的《平面几何》送给我，并习惯性地拿起笔，打算签名，正要落笔，骤然停住说：‘还是不签吧!这样对你好些。’堂堂北师大副校长，德高望重的教授，落到如此无奈、凄凉的地步。我的眼眶已经湿润，只是强忍住。那天都不知道是怎样走出先生家的。更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永诀。”(朱嘉城语) 　　1958年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再次将傅先生推到前台，口诛笔伐，上纲上线，痛加批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鄙薄知识、鄙薄知识分子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对于傅先生划右派一事，北师大不知有多少人想不通。但是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地里表达对傅先生的感情。如傅先生以资料员身份到教材科去给数学系拿教材，教材科的同志怕他拿不动，故意给他包装得很少。又如一度曾分派傅先生在数学楼前扫院子，渠占福大爷经常偷偷地替他打扫，还每天给傅先生送开水。 　　做资料员，他同样以报效祖国的决心埋头工作，把图书资料管理得井井有条，休息日主动跑书店，发现系里没有的书，就垫钱买回。还做了一些资料翻译工作。有人回忆说：“作为数学系的一名空前绝后的最高级资料员，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精神，即使在这段非常岁月里也仍然放射着光辉。” 　　他对自己被打成右派一直想不通，1959年曾说，“我过去是搞科学的，一贯不过问政治，结果成了个政治犯，想不通。”被迫离开心爱的讲台，不能从事倾注毕生心血的数学教育事业，饱受白眼和冷落，甚至批判斗争，凡此种种，无不在精神上给先生以极大的打击。直到1961年12月摘掉右派帽子，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参加编写校史的同志登门拜访，提到数学系办得很好，在傅先生的指导下培养了不少人才，傅先生微微一笑，然后严肃地说：“你怎么还这么说?我不就是因为说培养人才的话才犯了错误的吗?” 　　1962年1月14日下午，傅先生的得意门生赵慈庚和闵嗣鹤登门拜访。师徒相见，分外亲切，傅先生说：“我这个罪人不该多说话，就拿教改来说，好处在哪里?” 指的是1958年开始的所谓教育革命。弟子开始说到那些极其荒唐的事情，傅先生听了不禁怒火中烧，遂满腔悲愤地说：“我想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 　　这时，傅先生突然指着两边太阳穴，身子歪斜，这是脑溢血急性发作。次日凌晨，急送阜外医院抢救，三天之后，我们的老校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64岁。 　　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傅先生空怀报国之志，却未能活到云开日出、可以再展宏图的那一天，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作者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别是李仲来教授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秋风：辛亥革命，一个插曲 ——绅士宪政主义脉络中的辛亥革命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 秋风 （ 进入专栏 ）       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史叙述赋予辛亥革命以重大历史意义。这场革命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但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想、论说的那样重大。本文准备提出的命题是：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伟大的宪政主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插曲。我把它称之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构建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building）。它构成现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895年，终结于1924年。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思想与政治运动，构成准确理解辛亥革命所无法回避的背景和框架。           理解“共治”体制          为准确理解这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简单地勾勒一下这场运动之前中国的治理架构。     按照法家所提供的方案，秦政府致力于消灭思想、学术和社会，儒家思想和儒生组织自然在重点打击对象之列。由此，秦建立了一个没有文化、反文化的治理架构，其统治机器由“吏”组成。吏就是刑吏或称刀笔吏、文法吏。他们唯一的知识就是刑名律令，他们唯一的职责是针对每一个人严酷地执行刑名律令。吏同时也是“师”，此即李斯在焚书令中所说：“欲有学，以吏为师”。简单地说，秦制是一个警察国家。     如此反人性、反文化、反社会的统治，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秦不二世而亡。刘邦推翻秦的暴政统治，但这个暴政造成的思想与社会空白，让新的机统治集团基本上由游民、军人、文法吏组成，它不具备任何制度构建能力，而不得不沿用秦制。如史家所说，汉承秦制，唯一的变化是，政府放松了刑律的执行。此即汉初“黄老之术”的含义所在。     与民休息的结果是社会的繁荣。但是，宽和的秦制终究还是秦制，皇权的绝对权力只是暂时收敛。一旦社会繁荣，权力就蠢蠢欲动，放纵其无节制的欲望。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就是秦始皇式权力所保障的。为应付这无度的需求，政府伸手抢夺民间财富，同时，政府也收紧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制造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为配合这些掠夺财富的活动，皇权也信用酷吏，回到秦制，滥施酷刑。由此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汉初短暂的繁荣很快转换成为巨大的统治危机。     秦制以及宽和的秦制终于走到尽头，儒家发出了“复古更化”的声音。此前，借助于汉初的宽和，儒家获得了发展空间，在教育、文化、进而在社会领域积累了力量，从而发动了一场天道宪政主义的“更化”事业。其理论的主要表达者是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儒者这一理想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汉武帝部分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实行更化。其关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语境中，“罢黜百家”就是罢黜支持秦制的法家，和面对秦制无所作为的黄老之术。儒者要抽空秦制的价值和观念基础，完全废弃秦制。皇权当然不愿彻底退让。双方角力的结果是形成妥协，形成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治理体制。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绝对主义的皇权制被终结。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至少体现为三项制度：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改变了以文法吏为主体的秦制之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     儒家士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与组成战国时代王权制政府和秦之皇权制政府的“吏”，大为不同。后者不加反思地执行国王、皇帝的命令，是权力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的技术性工具。儒家士大夫则通过儒家教育，具有自成体系的价值、信念、理想，以及一套治理理念。他们具有伦理与道德的主体性。     这样的儒家士人组成的政府与皇权之间，就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对立。后者包括皇帝及依附于他的外戚、宦官、佞幸等人。后世历史上，比如东汉末年、明末，这两者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爆发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士人在政府内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从而构成了“社会”，并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社会不是天然存在的。从春秋末期以后，中国就没有社会。除了政府的强力统治外，人们相互之间没有找到恰当的联合方式。儒生在汉初则开始构造“社会”。首先，儒生自己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学术与政治社团。华夏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主要就是由儒生维系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一直在活动于一个全国性社团中。其次，儒家士大夫在基层社会积极构造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西汉以来，家族制度经历过多次变化，最典型者是汉、晋的士族，与宋明清的宗族。但维系家族制度的核心，都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绅士”。这样的制度让广大的基层社会具有了自我治理的能力。     至关重要的是，汉武帝以来，皇权承认儒生生存于其中、并发挥领导作用的社会，享有自治性权利，自己则基本上从基层社会退出。因此，儒家主导的社会自主治理乃是“皇权不下县”制度的条件。如果基层社会没有绅士领导的自治，皇权就不可能不下县，因为，人总是需要治理的。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与德、也即刑律与礼俗共同治理的格局。     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治理的唯一依据是刑律，执行的工具则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之后，封建的礼治得以部分地恢复，而在基层社会演化成“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规则的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士人。这样一套礼俗之治体系，乃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     因此，从董仲舒-汉武帝以来，刑律与礼俗构成中华法律体系的两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后者的影响更大。社会合作、市场交易的大多数规则、制度，乃是由礼俗调节的。     综合起来看，共治体制的大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其整体结构则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在这其中，皇权带有强烈的非理性、堕落的倾向，自秦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借助儒家的共同治理，理性力量被注入皇权制的治理架构中，从多个方面下手，儒家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权的非理性倾向。因此，相对于秦制，这种体制具有明显的宪政主义成分。     理解儒家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的精神状况和思想观念，乃是理解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中国历史的关键。共治体制的灵魂是儒家，这构成了中古中国治理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儒家士大夫基于其道德理想主义和治理理念，对皇权治理的现实一直都不满意，并从各个角度寻找改进之道。儒家思想就是因应这一追求优良治理的努力而变化、创新的。而汉以来历朝的一切重要“变法”事业，均发源于儒家士大夫之道德与政治自觉。     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与政治自觉，同样是清末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根本动力。           曾国藩之宪政主义革命          几乎所有现代中国历史叙事都强调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断裂。上面对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中国治理架构的简单分析，已足可支持这样一个命题：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秩序的意向，其实是从遥远的古典中国延伸下来的。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与外部世界大规模接触。面对危机，敏锐的儒家士大夫立刻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无需赘言。但是，如何变法？一直以来，人们较多地关注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仔细地爬梳了西方观念流入中国的过程。     西方观念之引入，对于变法事业之展开当然相当重要。但显然，这并非最为重要的因素。变法固然离不开观念的支持，但变法的前提是一种积极的道德与政治意向。同时，现实的变法必然呈现为波及诸多现实力量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没有意向，人们就不可能寻找新知识；而没有运动，观念就难以变成法度。     但一直以来，这两者均遭到忽视，人们集中于讨论西方观念的引入。这种研究方法以刺激-回应说为预设，反过来，似乎又在证实刺激-回应说的正确性。过分关注观念的引入，强化了人们关于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断裂的印象，仿佛晚清的大变革都是西方观念的产物。     这样的范式当然是不正确的。清末真正呈现为社会和政治运动形态的“变法”，其主体乃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自觉的绅士群体。这个儒家绅士群体的缔造者是曾国藩。曾国藩对于清末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兴起，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这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本人发出过宪政主义的呼声，而是说，曾国藩推动了绅士群体的成长，从而为宪政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准备了活动主体。     满清以人数极少的野蛮部族入主华夏，出于忧惧，实施严厉的殖民统治策略。其中的重点当然是防范儒生，因为满人深知，儒生乃是社会组织之核心，要消灭有组织的反抗，就必须消灭“士”气。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满人入关后，陆续立卧碑于各省儒学，禁止士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清廷也大规模制造文字狱，也是为了震慑儒生，禁止其议政、参政。     乾嘉汉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是儒学之歧出，因为，汉学基本上放弃了《大学》所说儒家之基本规划，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因而，乾嘉时代，学术看来相当繁荣，但儒家士气之低落，却为秦以来所罕见。可以说，一直到咸同之际，儒生普遍没有道德自觉，没有政治主体性意识。因而，清朝出中期，不存在共治体制，士大夫与皇权间关系严重失衡。此段历史实为华夏历史之歧出。     洪杨之变严重地动摇了这一殖民统治大厦。满人的腐朽无能于此暴露无遗，此一治理空虚境况，让儒家绅士趁势崛起，而曾国藩为其中开天辟地者。此前，曾国藩已深切意识到“士”气低落所导致的治理的普遍败坏。为解决此一问题，他转向复兴宋明心性之学的事业。由此，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在暗中滋长，并逐渐影响及于士人小圈子，形成了一场较为隐蔽的道德觉醒运动。     洪杨乱起，曾国藩的政治主体意识立刻觉醒，奋起而救世。曾国藩也发布《讨粤匪檄》中，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曾氏的精神结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本檄文固然是讨匪之檄，更是儒家士人道德与政治觉醒的召唤令，是绅士的政治动员令。曾国藩主要是对儒生言说的，也诉诸儒生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这篇檄文乃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这一点，立刻显示出来了：以曾氏为中心而组成的“勇”，全部是由接受过儒家教育、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理想主义的绅士组织、领导的。曾氏文集也透露，其大兵所到之处，第一件事通常是寻找、召唤绅士，催促其起而行动。可以说，曾国藩创建的军队，从事的事业，其力量在于儒家绅士。     经过曾国藩的准备，在洪杨之乱中，曾经被残酷压制了一百年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再度登场。这种精神既渗透于部分官员中，也渗透于基层绅士中。借助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曾国藩平定内乱，取得胜利。随着这一胜利，儒家绅士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完整地树立起来。     这样，洪杨乱定后，满清不得不退回京城，绅士开始全面主导基层社会。即便在京城，自称“奴才”的满人政府宣告解体，政府大体回归传统的士人政府。由此，满清苦心维系的殖民统治架构崩溃，而这也让满清王朝重回华夏历史之正轨，因为此时，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基本上恢复了。这才是华夏治理之正统。“同治”年号其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治中兴”的深层含义恐怕就是传统共治体制之中兴。     可以说，至此，儒家士大夫已经相当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从政治上“驱逐鞑虏”的事业。曾氏此举不仅拯救了中国，也拯救了满人。已获得共同治理之主体资格的儒家士大夫，不惮于承认满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因为，此时的满人皇族已不再是外来的殖民者，而是脱去种族敏感性的权威与秩序的象征。也因此，晚清的宪政主义绅士们可以从容地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排满革命。     换言之，谈论晚清变法，必得从曾氏平定洪杨之乱谈起，因为，此一事件所促成的儒家士人的道德与政治自觉，及儒家绅士群体的崛起，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元变法”。它自身就构成了一场宪政主义革命：满清种族性殖民统治转换成为传统中国的共治体制。惟在经历这样一场宪政主义革命后，旨在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绅士宪政主义运动，才有可能。           绅士宪政主义运动          同治时代儒家绅士群体崛起之后，满清治理架构发生巨大变化。经历了道德和政治觉醒的儒家士大夫马上投入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事业之中。而因为绅士群体已经具有道德和政治主体性意识，因而，这一次变革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特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学界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是否真正上书有所怀疑，但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则是确凿的事实。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上书运动，此即高层官员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三十余件，签名的举人多达一千五百余人次。这两个事件实为晚清政治生态大变之标志。     即便公车上书未送出，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也丝毫不受影响。康氏对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贡献首先在于，恢复汉、宋共治时代儒者以著书、讲学而论政、参政的传统。康氏从根本上改变了满清儒学之形态，彻底走出汉学歧途，完整地回向儒家整体规划，面向现实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进行思考。这样的讲学活动也就是政治训练与动员过程。康氏后来发起多个政党，其骨干就是自己的学生。     换言之，现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并非起源于西方，而是中国传统内生的。儒家师徒结社活动的制度，一转即成为精英主义的现代政党–这当然与后来的列宁式革命政党有本质区别。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只是当时儒家士大夫积极行动的典范。这一觉醒的波及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首先，朝廷上、下相当部分官员的政治主体意识已经非常成熟。其次，受到康梁等人塑造了一种积极参与治理的新士风，由此，基层绅士中相当一部分具有了政治主体意识。第三，至关重要的是，有一部分士人在实业救国理念推动下转入商界，从而形成了“绅商”群体。他们在相当快速地扩大的城市商人中居于领导地位，也就把儒家价值和政治意识灌注于现代商人群体中。     凡此种种接受儒家价值的官员、士人、绅商，就构成了晚清宪政主义运动的主体，绅士，我称这场宪政主义运动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所确定的实体性目标是什么？儒家绅士所期望的治理秩序之蓝图，是由康有为最早、也最完整提出的。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两千余年，儒家士大夫对于共治体制并不满意。很明显，这个体制在很多时候并不能有效地约束皇权，儒家的理想也不能有效实现。他们一直在寻找新方案，而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他们寻找方案的唯一资源是历史。经、史之所以不分，就是因为儒者在经学中所形成的理想，必须在历史中寻找制度的鉴借与经验的论证。     当与西方接触之后，一些敏锐的、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者立刻发现，西方的很多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儒家的理想。这就是徐继畲、郭嵩焘等儒者的基本心态。康有为同样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西方制度的。     康有为的一大贡献在于，依据非常有限的资料，对西方现代治理之根本–“国民国家（nation-state）”–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从而在戊戌维新之前上皇帝的一系列奏折中，系统了提出了构建现代国家的方案，包括宪制、法律、商业。他更以天才般的敏感意识到，原来渗透于治理架构中的儒家可能被现代化过程甩出去，因而积极地思考拯救儒家的制度方案。虽然，戊戌维新遭遇挫折，此后也出现了几度政权鼎革，但中国人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始终在康氏方案笼罩之下–此一事业最后的完成，也必须回到康氏方案。     就在清末，经过短暂的停滞后，1900年开始，以《变法上谕》为标志，“变法”再度启动。儒家绅士的变革意愿早已形成，慈禧不可能长期阻止。这场范围本来有限的新政，很快就演变成为波及所有方面的立宪运动。为此，儒家绅士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西方现代国家体制的知识，比如引进西方专家，翻译西方著作，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以及大量留学生之派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是依靠儒家绅士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才变成法律与制度的。     对清末立宪的基本主张略作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宪政主义运动与传统地连续性。郭嵩焘出使伦敦，最为羡慕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提出得最为重要的建议是开国会。在1905年以后的立宪运动，开国会与地方自治同样是宪政主义者心目中最看重的制度。     儒家绅士们坚持这样的立宪诉求是合乎逻辑的，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与清末宪政主义运动的内生性：这场运动就是把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中绅士已经长期享有的非正规的社会治理权，通过地方自治、议会等现代制度，予以正式化，从而对共治体制进行完善和升级，使理性、德性在治理架构中压倒非理性的皇权，而居于主导性地位。     可以说，儒家绅士主导、起源于1895年的现代国家构建事业，就是董仲舒-汉武帝未完成的立宪事业的继续。西方的知识只是为儒家绅士提供了一些新技术，但现代中国的历史与古代历史之间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哪怕是辛亥革命，也并未造成人们想象的那种严重断裂。           辛亥革命及其保守化          1894年，当儒家士人在北京发动社会性政治运动之先，发生了一件当时并不起眼、但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情：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根据现有主流说法，此举未得到孙中山期望的响应，孙便踏上革命之路。     这样的反应显然是非儒家的，它带有明显的边缘人行为特征。这一点也一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切激进革命观念和力量的基本特征。不论是反满革命党的积极分子，还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两大列宁式政党的成员，大体上都不是支持主流社会结构的儒家绅士，而是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没有什么利益，因而可以轻易地形成各式各样的革命念头，毫无顾忌地投身于颠覆现有价值、社会与政治结构的事业中。     这就是梁启超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争论的实质所在。问题不在于新国家的制度架构如何设计，在这方面，两者没有多大差别，两者追求的都是现代宪政制度。唯一的区别在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一词之别，影响巨大，波及范围极广。用梁启超的话说：立宪派只追求“政治革命”，也即政体的变化，革命派则追求“国体革命”，或可以“小革命”与“大革命”概括这两者。君主制关联着一系列传统的价值、信念、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在梁启超看来，这些都不应列入革命对象。一旦这些列入革命对象，则儒家为本的华夏文明将不复存在，基本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文明之皮不在，宪政之毛焉附？     双方的争论是在东京展开的，孙、梁都是流亡者。但两者与国内主流绅士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梁启超与国内有直通车，他的观念代表着国内绅士的主流观念。革命派的观念在国内则少人知晓，除了一些青年学生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呼应。也因此，即便满清成立皇族内阁，绅士们的立宪热情遭遇挫折、因而趋向激进，也与革命派无关。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武昌起义纯属偶然事件，根本不在革命派的计划之中。当然，武昌起义为同盟会打开了一个机会之窗。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纷纷回国，参与建国事业。但是，几乎从一回国始，同盟会内部就出现了根本分裂。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在同盟会种本来就属于温和派，其心智结构更接近于立宪派绅士。因而，回国之后，他们洞明时势，立刻向立宪派绅士靠拢。台湾刚刚出版的周德伟先生自传即清楚指出，黄兴具有强烈的儒家信念，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赞成激进派的主张。至于孙、宋之间的理念冲突，更是尽人皆知。     也只是在经历了保守化转变后，同盟会才勉强进入当时的政治舞台。对辛亥革命的全景略作观察即可发现，武昌首义后，各地起义的主导者并不是革命者，而是立宪派绅士。革命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根本不可能站住脚跟，也不可能稳定当地秩序。因而，易帜之后，除少数地方，大多数地方新政府的实质性权力掌握在立宪派官、绅手中。而在南北对峙中，南方大多数绅士与北方绅士心气相同。     因而，清廷于《清帝逊位诏书》中特别指明逊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乃是事理之必然–事实上，中华民国之法统来自《逊位诏书》，这本身就说已经明了由帝制到共和，并非中国历史的断裂，其间依然保持着连续性。造成这一连续性之根本，就是儒家绅士。     由此，我们可以从正面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人士比如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革命，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说，王者革命，“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辛亥革命让政体实现了革命，而社会、文化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从制度大转型的角度看，这才是一种健全的革命–英美革命，也正是这样一种模式。     总之，从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视角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一个偶然事件，这场社会与政治运动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中断，而是经过几个月的插曲后，重回原来的轨道。这样说来，中华民国的建立，也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它也完全在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逻辑中，由此而具有历史、社会与法理的正当性。     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就看到了一轮激进-保守倾向快速转换的情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确实可以观察到一轮又一轮的激进化。关于这一点，学界有很多研究。但是，在每一轮激进化之后，总是出现一轮保守化。这一点却被人们经常忽视。辛亥革命后短短的几个月，就已经演练了第一轮激进化-保守化的转换，这一点也显示了绅士宪政主义运动强大的社会基础。           辛亥之后          当然，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政治格局确实逐渐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这变化最终酿成历史大转折。但仔细分析或许可以看出，这场大转折也许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而另有其深刻的原因。     从1905年到1915年十年间，甚至于到1924年之前的二十年间，儒家绅士群体一直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因而从理论上说，他们本来有机会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绅士群体反而趋向衰败，并变成日趋激进的文化与政治力量所欲消灭的对象。     原因也许在于，儒家绅士群体的这一轮崛起，本身存在问题。绅士们崛起于平定洪杨之乱过程中，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事功性质。可能由于此一特征，晚清绅士的精神世界乃每下愈况。曾国藩当然是晚清儒家重镇，但此后，李鸿章已无真正儒者气象，袁世凯更是一介武夫，不学而有术–张謇、梁任公对袁的评价都相当之低。他们普遍缺乏具有儒家道德和思想自觉的儒者，而是沿着功利主义的哲学一路下坠。正是这一事功派的徒子徒孙开始训练新兵，进而掌握了现代军事力量。     当然，这个时代不缺乏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思想者与整治实践者，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张謇，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掌握着观念的力量与儒家士人为核心的社会的力量。正是他们，构成了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驱动力量。李、袁等人如果对新政、立宪也作出过什么贡献，但这并非原创性贡献，而是实施有功。     也就是说，晚清绅士群体中，出现了儒家理想与事功之间的严重分离。皇权秩序尚有能力把这两个整合起来。经过同治之变，皇权秩序已然灌注着儒家精神，成为儒家士大夫主导的治理秩序的象征。在此秩序下，儒家绅士还是一个整体，军人还是绅士，并尊重儒者。军事力量因此受到伦理与政治的有效控制。皇权秩序崩溃后，暴力就享有了崇高地位，军人得以突出于整个绅士群体之上，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而这些军人的儒家价值自觉是较为淡漠的，这样，暴力就逐渐堕落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变成军人实现私人欲望的工具。     历史似乎故意与儒家绅士们开了一个玩笑：本轮儒家绅士崛起的因缘是军事，他们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掌握了军事力量，凭此恢复了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传统体制。但在皇权秩序崩溃之前，同样是军事力量让绅士们的权威大受损失。     民国初年，绅士们的权威相对于晚清，大为萎缩。也因此，虽然没有皇权阻碍立宪了，但宪政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反而弱化了。晚清没有完成的立宪事业，此时的绅士们更没有能力完成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自己政治上的无能。比如，十几年时间内，他们竟然无法完成宪法的制定工作。立宪的滞后让他们的权威没有及时地制度化，政治上的无能也让他们的威望进一步流失。     各种边缘性力量趁此机会兴起，有意无意地摧毁绅士主导的文化与治理秩序。从政治上看，同盟会中始终存在一股激进力量，这股力量在民国初年曾被其中的稳健派所抑制。但议会政治遭遇挫折，让激进派获得了崛起的机会。     激进派现在也可以方便地找到激进意识形态的支持。辛亥革命之后几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性遭遇了最为深刻的危机，宪政主义和现代国家遭到普遍怀疑，宪政的声望一落千丈。此一危机反冲中国，导致儒家绅士群体坚守了二十的“宪政共识”破裂，欧洲各种替代宪政的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涌入中国，这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就是激进。意识形态越激进，在失望、乃至绝望的边缘中国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党人中的信徒就越多。     《新青年》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些激进观念促成、由边缘化知识分子发动的。因而，它立刻以摧毁儒家主导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作为自己的目标。1924年国民党改组成为列宁式政党，则是上述激进心态与意识形态结合的产物。这个政党确立了以暴力摧毁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革命规划。     凡此种种标志着，兴起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终于非正常死亡。中国进入革命年代–这当然是梁启超所担心的“大革命”。这场漫长的大革命在不同战线上先后展开，且日益激进。     从性质上说，这场绵延不绝的大革命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更接近于传统中国的古典革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发生于儒家绅士主导社会的时代。因此，它一经爆发，立刻受到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虽然经常被归功于革命党人，但其实，儒家绅士群体在这场革命中居功至伟：儒家绅士群体是这场革命的真正主体，他们也把这场革命控制在“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让它走向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     没有了儒家绅士，一切就都根本不同了。革命不同了，中国也完全不同了。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4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