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正在读着一本华文出版社新出版的口述自传《我这九十年》，口述者任均，除了父辈任芝铭为老同盟会员外，她六姊妹中的两个姐夫也非寻常之人，一 是革命先烈孙炳文，二是大哲学家冯友兰。 抗战时期，父亲将年仅十多岁的任均亲自送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在鲁艺学习话剧、京剧，经历了文艺界不少的人与事，在书中一一述及，其中以 对孙维世的回忆最为传神详细。 虽说论辈分，任均应为孙维世的六姨，可两人的年龄相差不多，也是年少时最好的玩伴，她们一起逃学，一起跪着挨训；她们一起化名成姐妹到上海去学表演 ，还一起听过江青的讲课。 文革期间，孙维世在遭受灭顶之灾之前，被剃光了头发，还三次偷偷溜到任均家里，让她赶快烧掉当年江青赠送的签名照片。 口述者任均来到延安时，她的二姐任锐与女儿孙维世是马列学员的母女同学。 那时，江青对她们倒是挺客气的，但孙维世不喜欢江青，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的日子里，她知道江青的事情太多了，觉得这人品质不好。 还有林彪，在苏联追求孙维世追得厉害，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就跟叶群结婚了。 结果叶群吃醋也吃得厉害，这些都是促成孙维世在“文革”期间惨死的原因。 书中有几张照片，弥足珍贵，如孙维世与林彪前妻、人称“陕北一枝花”的张梅，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马海德夫人苏菲等人的合影，可以使人看到当年 革命队伍中女性的风采。 当年，延安是圣地，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的青年女性竟占到八分之三。 书中有一节“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 但你们是谁？”至为哀婉动人，说江青一伙之所以整治孙维世，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搞倒周总理。 他们搞了一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让周恩来签字批捕了孙维世。 对此，邓颖超后来有个解释，对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说是特务，抓起来了，你们得给个交代。”谁都没想到 就这样直接给害死了，连个骨灰都没留。 孙维世直到被折磨致死，也没有屈服，任均老人了解孙维世的脾气，倔强得很，越是打她，越不屈服，打死也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 五年后，亲人们才接到孙维世的死亡通知书，他们所看到的专案材料，“现行反革命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 剧院的戏票”。 直到现在，亲人们也不知道孙维世和他的哥哥孙宁世（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 书中再三质问：“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惟有被宽恕了，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 ，告诉人们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另一个孙维世“最要好的朋友”、两人甚至是同一天被捕的，就是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她在《往事琐记》中，记述任弼时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共党代表曾暂 由林彪（化名李进）接任，他的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他却公开追求孙维世。 1941年，林彪要孙维世与他结婚，一起回国，并说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孙维世的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他分手，但却被孙借故推脱。 直到1943年，林彪还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孙维世，说自己不得已听从别人的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 其间，公开追求孙维世的，还有刘亚楼将军。 林利回忆，1946年，她与孙维世在苏联学成归国。 周恩来夫妇为安全计，让她取道东北，并告诉她担任东北军政首长的就是林彪，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 听说孙维世要来哈尔滨，在林彪内心又一次引起了波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孙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掇，才另 娶了叶群，现在孙维世要回来了，他的心情难以平静。 对此，叶群非常不满，到处哭哭啼啼。 还有人出面劝说孙维世嫁给刘亚楼，也未果。 最后，由李立三出面，只好把孙维世遣走延安。 但孙维世怎么也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第三个人则是中国惟一的美籍党员、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女婿”的李敦白。 他回忆1946年在延安见到孙维世时，那种惊鸿一瞥的感受：“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 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 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文革期间，与孙维世同龄的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时，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庾死狱中， 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 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男权社会之后，无论何种革命，才貌超群的女性往往成为强势者的追逐物，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作为“红色公主”的孙维世，亦未能幸免。 资料记载，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与朱德的早年战友，曾任北京《民报》主笔、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大革命失败中被国民党反动派腰斩于上海龙华，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 。 1927年7月，孙炳文的夫人，也就是任均的二姐任锐在武汉写下了《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并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 ，她在公开信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 之后，她给孩子们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颂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韩三州）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诺贝尔奖是可以“玩”出来的     一年一度 秋风 劲，一年一度诺奖时。10月6日，随着化学奖名单公布，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颁发完毕。每年此时，无一例外地恰好也是公众和舆论议论诺贝尔奖的峰值时间，而且从不跑题：本土科学家距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为何咱们这里的土壤开不出获奖的瑰丽之花？诺贝尔奖真的那么重要吗？ 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是老生常谈，跟每年一度持续至今已经109年的诺奖一样，从表面和形式上看，毫无新意。但深究就有发现，岁岁年年，花相似而人不同，获奖和议论的内容不仅总是新鲜热辣的，而且往往还能振奋或者刺痛人心。诺贝尔奖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科技和社会进步的辉煌传奇的记录。而对于占了全球人口20%的吾国国民来说，它太像规律性出现的刺激，让公众不但能感受到针尖及肤之痛，而且能感受到心中难言之隐。 举世公认的看法是，诺贝尔奖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是“人类最高智力活动伟大成就”的代名词。获奖者在国际和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也正因此，在诺贝尔奖总是以科学家个人身份获奖的表象之下，还或明或暗地包含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 要说华人是一个以聪明勤劳自许的民族，恐怕在民族内部并无太多异议。然而，纵览全球，又有哪一个民族不是这样自我标榜和自我期许的呢？自1901年至2009年，诺贝尔奖获奖人总数802位，其中犹太裔竟然达到180人，华裔勉强可算为9人，而犹太裔人口总数不足华裔1%。今年在物理学奖的获奖者中有一对本是师生关系的俄裔，获化学奖的则有两位日裔科学家。近代以来，日俄是两个和咱们关系密切的国度，过往恩怨交织，未来争先恐后。然而不得不承认，相形之下，至少在诺贝尔奖这项“人类最高智力活动”的竞技中，华裔尚处于劣势，中国还在下风。 还有必要承认的是，着眼于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诺贝尔奖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于是，有论者从被戏称为是“玩”出来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获奖者身上，看到了对中国科研制度以及制度营造出来的科研环境、科研态度的多重讽喻。认为这两位有师生名分的英籍俄裔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关系，视科研为让人兴味盎然的游戏，非功利的良好的学术心态，对中国科研现状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瑰丽的学术之花，只会绽放于干净纯粹的学术生态中”。而迄今为止获得诺奖的7位华裔科学家，无一成果出自本土，就是这种讽喻的有力的注脚。 13亿多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无一本土自然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实固然不免让许多人感到惭愧和悲凉、甚至沮丧。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情绪反应很正常，如果沉浸在这种负面情绪中的更多的是科学工作者，还是一种好现象——至少他们还能在乎这个著名的奖项。但如果寄望于未来，就不能妄自菲薄，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走过30年，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到汤川秀树第一个获奖，其间历时80余年。但也许更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诺贝尔奖和争夺奥运金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举国体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才会拥有培植人类智力最伟大成就的土壤和气候。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有“精英”不能无“贤达”     2008 年“两会”期间，有人提出：“人大代表……只有地域的属性，没有阶层的属性，……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不是以阶层属性进行组合的。而政协委员是……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党派和政党人士。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中属于上层与知识阶层。政协小组则不是按照地域划分，而是按照阶层和领域进行划分……人大反映的是精英治国的理念，政协则由社会贤达组成，反映的是智者议政的社会政治关系。”结论是“如果抛开苏联模式的影响，人大、政协制度的设计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在这样的说法中， “政协”被解释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者”或“贤达”政治模式。 以“精英”和“贤达”来区分“人大”和“政协”，理由是不充分的。精英有不同的精英，政治的、经济的、行业的、知识的、文化的，贤达也是一种精英。贤达可以，也应该加入人大中的其他精英，与他们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完全没有理由凌驾在他们之上，自立机构门户。 再说，政协中也未必全是贤达。“贤达”指的是贤德、通达的意思，有德性而且明道理的人，中外古今都被视为“智者”。柏拉图设想了一个有德者治理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把通达(prudence)确定为德性(virtue)不可或缺的特质，并将这种德性称作为智慧(wisdom)。在孔子那里，真正的智者是“仁者”。孔子以仁为本的政治思想有三：日养、日教、日治。养教之具为“德”“礼”；治之具为“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助，而教化则是关键。教化之方法有二：一曰以身作则，二曰以道诲人。季康为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中国是一个很重视政治贤达的国家，然而，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谁是政治贤达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中的贤达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有产业，不至于依附权势，为人正派，有声望。这样的人士一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都在地方上有影响。他们首先是社会贤达。在激烈的党争内战时期，有些人却能够做到无党、无派，坚持普适价值诉求，这使得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有较为公正的立场，因而赢得了清誉和社会影响力，成为社会贤达。 贤达的社会作用是直接给普通人作道德和行为表率，以身作则地让社会对正派行为和行为规范有楷模、有信心、有标准。社会贤达人士中又有不少成为政治贤达，这是因为他们在与独裁的国民党的抗争中，要求民主、呼唤宪政。但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人要么因为遭到了政治迫害而失去了贤达的身份，要么因为参与对别人的政治迫害而失去了贤达的实质。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贤达几乎濒于绝迹的阶段。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郭沫若、莫德惠等9位无党无派代表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会议。郭沫若的命运便是贤达后来在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 贤达是在非政府的社会自我治理和自我规范机制中起作用的。贤达的任务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一年一度地开一个会，去给某些高位领导“提供各阶层的意见”。行德政的治者本身就应该是贤达。在贤达起作用的社会中，贤达起到的也只是“教化”作用，不是政治作用，尤其不是政党政治作用。以贤达治天下，那是一种人治。我们现在积极提倡宪政法治，目的并不是呼唤教化式人治。 积极提倡宪政法治，需要对“精英”有与民主宪政理念相符的认知。说中国有了精英政治，等于什么都没说。精英统治本身并不是民主的反面，专制才是民主的反面。专制统治是一种不民主的精英统治。如果我们把民主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那么我们拒绝专制不只是因为它的精英统治，而且是因为它的专制，因为专制使得它的精英统治无须建立在民主程序之上，也无须尊重所有人平等、自由地代表和被代表的权利。 精英对统治者的进言自古有之，在封建乃至专制的制度下都有存在并起作用。但是，无论进言者的人数多少，来自多少行业，也无论他们的进言可能对多少百姓带来好处，都不能改变制度的性质，因为他们可以进什么言，进言到什么程度，都是由制度所规定的。进言者无论多么贤达、联络多少人联名提案，都不具有民主意义上的民意代表。进言者无论多么有知识、有专长、有见解，也无论他的提议有多么好，他都不会被允许违背统治者的利益。他的进言者身份，只能表示他在统治者那里受到的政治宠幸，并不具有民主政治的意义。 民主政治需要有自己的精英，也能够产生自己的精英。民主政治只有同时也是精英政治，或者说只有由有德行、睿智和有普世抱负的人所担当和运转的民主制度，才成为优秀的政治。这样的民主精英政治又可称作为“贤达精英”政治(meritocracy)。 中国并不缺少精英政治，中国缺少的是贤达和民主的精英政治。要加强和改善人大真正的人民议会作用，就需要增加民主精英的机制成分，同时积极消除非民主精英的机制成分。这就首先要从全国普选人大代表做起。不过，作为人民主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人大代表的首要任务不是当传统意义上的贤达，而是当人民代表。人大代表集体是一个身负人民重托的最高领导阶层。他们之所以为精英，不只是因为他们位高权重，而且因为他们能够高瞻远瞩、目光远大、有道德信仰、坚持正义价值。 这样的精英并不是由人大这个机制生产出来的，而是必须产生于一个多元的精英群体和公民社会。他们最重要的基本社会身份仍然是公民。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对多元的社会精英来说，尤其如此。精英的意义不只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有精英，而且也是社会有精英。评论家秋风说：“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国家权力，没有多元化的精英群体，那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社会’，其国家体制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完全堕落，那这个社会必然走向全面的腐烂，国家也将与这样的社会同步走向衰败”。 在当今中国，身处人民议会中的政治精英较多缺乏独立的政治见解和价值坚持。与此同时，身处许多行业中的社会精英则较多在权力和金钱面前表现得十分谄媚、势利、萎琐和庸俗。这两者合到一起，形成了当前中国精英整体沦落的景象。当今中国普通民众对精英普遍抱有虽羡慕但不敬重的心态。他们一面羡慕和向往精英人士凭借特殊身份所享有的身份地位、财富和特权，一面却又鄙视和憎恶他们的傲慢和贪婪。在民众眼里，这样的精英关心的是私人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是利益交易，而不是公平正义；是少数人一时的苟安，而不是多数人长久的幸福。不少人凭权势、家世、背景、特殊身份而荣获“委员”“代表”的头衔，更是加深了许多民众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这样的精英与大众关系极大地损耗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精英政治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