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作者:程映虹  　　 种族主义研究在两岸均被拒绝 　　我在上期《动向》发表了一篇谈中国种族主义的文章后，收到了一些反映，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再稍微深入地谈一下。在汉民族为主导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种族主义主要反映在从汉族的立场出发看汉与非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这里主要谈第二种关系，又以西方对中国一九八八年南京学生反黑人事件的研究为例。 　　如果有人问“谈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以西方的研究为例？”我的回答是因为中国人不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中国政府从不允许研究这一类的事件，从不公布有关材料，中国学术界更回避这个课题，只有西方人在研究，仅有的公开材料也是他们在搜集。但是种族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被拒绝，不能只归于当代的政治原因，它和另外一些敏感课题不一样（例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口门事件）。例如台湾也不研究这个问题，台湾一些学者还对西方人的研究很不高兴，强调它背后的政治目的是把种族主义的帽子从西方人那里转戴到中国头上。但根据一位在台海两岸都生活并做过调查的黑人学者，台湾社会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甚至比大陆更厉害。 　　我想，正是因为种族主义思维和心态深深扎根在台海两岸的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意识之中，或者说，中国的种族主义观念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和中国情结的一部分，所以它在中国难以被正视和讨论。这样一种普遍而根深蒂固的东西，本国人一方面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在潜意识中又知道它是错的，所以拒绝承认，回避讨论，而西方人不但非常敏感，而且坚持要讨论。这里的西方人不仅是欧美白人，更有黑人，他们不但对在欧美中心论和殖民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非常熟悉，而且对各个文化自身的种族主义也很敏感。 　　文章中的材料和所提到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出自英国The China Quarterly的三篇文章，美国Comparative Politics的一篇文章，美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一篇文章，都发表于一九九四年。此外是美国黑人学者约翰森（M. Dujon Johnson）二○○七年出版的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一书。因篇幅所限不再说明出处。 　　 八十年代两个并行的抗议运动 　　八十年代是中国民间政治非常活跃的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以校园为依托提出民主诉求，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口门运动。但与此同时，学生在校园内的政治行动还有一条虽然要弱得多，但却同样贯穿始终并在八十年代末达到高潮的线索，这就是很多校园内中国学生和非洲留学生的冲突，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南京发生的事件最为激烈。但在中国人心中，至今只有民主运动才算是一回事，那个反黑人的运动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从没有任何人提及。这种对比是非常奇怪而意味深长的。 　　中国接受并资助非洲留学生始于一九六一年，当时都在北京。但一九六二年三月就发生了非洲留学生集体静坐绝食事件，起因是一名坦桑尼亚学生因买烟和售货员发生纠纷并被打，后来多数学生学习未完就提前回国。中国再次大规模接受非洲留学生是在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大规模中非学生冲突发生于一九七九年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迫使多个非洲国家外交官前往上海，北京的非洲留学生也示威抗议。中国方面由方毅副总理出面解决。一九八六年天津发生大规模学生反黑人示威和冲突，接下来就是一九八八年的南京事件。在此期间有很多小规模的冲突，有的是中国学生发起的，有的是黑人学生发起的。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的南京事件是最有影响的，卷入了数千名学生，打出了“打倒黑鬼”和“黑鬼滚回去”的口号。除了这些有照片为证的种族主义口号，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当时和中国学生的接触，还提供了对黑人更为不堪的辱骂言论。在南京事件中，中国学生和非洲学生发生集体殴斗，南京政府不得不把非洲学生集体保护起来，一度转移到离南京不远的仪征。 　　这些事件，从发生的具体原因上看，非洲学生固然都有责任，但中国学生情绪之强烈和口号之激烈不能不让人想到在那些引起冲突的具体原因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纽约时报当时发表的一篇南京事件中中国学生的声明（当然不可能见诸中国报端，所以看不到中文版）说：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更广阔和文明的世界，但这并非是说我们将用自己奋斗的果实去喂养不文明的非洲，让黑人在我们的校园里晃悠并引诱我们中国姑娘，把他们在热带森林中养成的习惯影响我们的学习，滥用我们的好客和宽容……如果这些非洲学生不纠正自己，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严厉的有关“友谊”的教训。这些教训来自美国人的经验，他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社会中的黑人。 　 　两个运动之间的关联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生反黑人事件和争民主运动的并行不是偶然的，两者之间有一定关联。学生种族主义言论的背后是对政府长期对非洲援助政策和对非洲留学生资助政策的不满，在这种不满的背后，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对现代化和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观就是西方高高在上，中国要生存和赶超，但在中国之下还有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这个世界观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它把第三世界完全看成是生存竞争的失败者，是中国的反面教员。而我们过去一般只意识到这个秩序中的中西关系，常常忽视下一层关系。所谓现代化就是向西方靠拢，远离第三世界。这个以民族主义为表、种族主义为里的世界观是大陆和台湾──甚至整个海外华人世界──所共享的。毛泽东时代为了利用第三世界，强调所谓世界革命和友谊，不顾本国困难大量援助非洲。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日益强烈的亲西方倾向，政府对非洲的援助不但被看成是浪费现代化的资源，而且是背离了世界文明。这种有违世界潮流的政策正是民主运动要改变的。 　　其次，更现实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学生对来自落后的非洲的学生领取中国助学金，两人一间宿舍，有钱“打的”“泡妞”深为不满。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享受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却很少有中国学生发牢骚，他们认为这些人在他们本国的生活条件就很高。这不但表明了中国人心中的那个世界等级次序，而且和当时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待遇问题有联系。八十年代末公认的一大问题就是改革十年后，知识分子和将要成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整个群体作为社会精英，待遇远远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现代化，是和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物资要求相关的。这样来理解民主运动和反黑人事件在八十年代的并行，中国学生激烈的种族主义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对政府和社会问题不满的发泄。 　　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提醒了八十年代学生反黑人运动在理解那段历史中的重要性，把种族主义放在社会问题的背景下观察，值得我们重视。确实，脱离任何特定社会背景的抽象的种族主义是很难找到的。中国当时民主运动和反黑人运动的并行（两个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或许正说明中国人当时民主诉求的一个历史局限。 　　需要补充的是，毛泽东时代所谓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友谊，不但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在近代史上对非洲的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加深了这种偏见。因为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世界革命”云云，毕竟遥远，何况中国自己后来也放弃了这个目标，而非洲人作为中国援助的接受者的形象却是牢固而深刻的。提到非洲，总是“援非”。换句话说，正是中国的援助把非洲的形象进一步负面化，在中国人心中定格了。但非洲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贡献，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帮助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很淡漠的。这也很自然，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算是那些了解这个历史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联合国的席位在日常生活中又怎能和当时的低工资相比？但非洲人自己对这个贡献当然不会淡漠，在中国的非洲人抗议对他们的歧视时，会打出“一九七一年联合国还记得吗？”的标语（见照片，中文的表达无疑有问题）。这样，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非洲的“施主”，而非洲人却认为自己不欠中国的，这种对相互关系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加深了现实冲突的强度。 　 　不自觉的种族主义 　　从一九六二年非洲学生第一次在中国被打开始，非洲人就指责中国人种族歧视，警察滥用暴力。一九八八年南京事件发生后，中国几乎受到整个非洲国家集团的抗议，不但如此，它们还向联合国呼吁，要求重视非洲人在中国的人权。非洲的这种反应使得中国人非常震惊：为学生冲突如此大惊小怪，二十多年的中非友谊到哪里去了？很多中国人可能认为非洲学生接受中国奖学金，在中国过着比一般学生优裕得多的生活，还受到政府的保护，种族歧视从何谈起？对于这种认知差异，非洲人一定程度夸大事实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经过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反种族主义教育的非洲人对于“人权”可能确实比中国人要敏感。另一个原因是站在黑人的角度，把他们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他们在欧美这些在种族问题上处处讲“政治正确”的社会中的待遇相比，他们觉得在中国受到了歧视。这种歧视恰恰和经济问题关系不大。在欧美国家，一个黑人虽然穷，但对自己的权利了解得很清楚，警察和各种机构就怕他告种族歧视。但在中国，黑人学生虽然富（当时），但却生活在一个对自己充满歧视的社会中，被一个处处保持距离和警惕的文化所包围。 　　这些西方学者还指出，中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超越国界和文化的。只要是黑人，无论来自非洲何处，无论来自非洲和欧美，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差别，都是智力低下，道德可疑。肤色决定了黑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很多人知道欧美有黑人，但把他们看成是麻烦制造者，总是和贩毒暴力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关于艾滋病，过去中国人一直把它和黑人联系在一起，但后来发现，艾滋病在中国的大量传播一是因为输血感染，二是因为吸毒，三是卖淫嫖娼，都是自己的原因）。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主义等级观在中国根深蒂固。这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引用的那个事例的来历：在美国的中国民主人士不愿意和黑人民权运动发生接触，那怕这两个运动有着天然联系。约翰森在他的书中用切身经历说，在大陆和台湾，当招聘来自欧美的英语教师时，雇主都明显歧视或拒绝黑人，那怕应聘的黑人的母语是地道的英文。有的单位在广告上就写明要白人，最离奇的是在台湾，他还碰上从俄罗斯找来的英语教师，只因为他是白人。这种对黑人的歧视影响到中国人的美感，加深了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以白为美的主流看法（所谓“一白遮百丑”）。在中国的商业广告上，只要是涉及形象和美的概念，出现的外国人多数是白人，大概只有体育除外。 　　以上所说，主要是针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情况。今天中国校园中的种族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社会上对黑人的歧视也受到经济发展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削弱。 但一个“强国”和“大国”的心态又给历史上形成的那个置黑人和非洲于世界秩序最底层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世界观创造了新的条件。这就超出本文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