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

一五一十 | 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作者: 孙骁骥  |  评论(0)  | 标签: 财经看点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表了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人们在参与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向下看”的心理效应。 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 但问题是,试验里“倒数第二穷的人”在现实中是谁?这个问题太难准确回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和月收入三千的人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是望房心叹,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入上万的人在这十年中敢于购买稍贵一些的衣服,进稍高档一些的饭馆,多看几场国产电影。如此而已。有舍得花钱的人兴许会动用这笔存款买辆车,但买车并不代表脱离了贫穷。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此理放之中美皆准。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次贫穷阶层”的收入范围或许会非常大。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一帮整天抱怨自己收入太少而同时又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大概就相当于试验中那个最不愿为穷人慷慨解囊的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姑且信这个数字吧。然而,2400万人中,又有多少是属于本文所说的“次贫穷人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月收入3500至20000元的人群中,新个税法为他们减少的缴税从105元到48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能多下一到两次不太高档的馆子。这笔钱,聊胜于无而已。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中国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通盘考虑,目前的个税改革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最贫穷阶层是否因此受惠还是个未知数;压力很大的次贫穷阶层依然是缴税的冤大头;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纷纷避税;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在减少。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国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孙骁骥的最新更新: 愈加陌生的日本 / 2011-08-29 19:56 / 评论数( 5 ) 当政府用股票还债 / 2011-08-23 23:16 / 评论数( 5 ) 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 / 2011-08-18 11:21 / 评论数( 34 ) 当机票价格捆绑生命 / 2011-08-12 23:40 / 评论数( 1 ) 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 2011-08-09 11:24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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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近些年来,大家都关注中國GDP的超高速增长,但一般人却很少注意到中國税收的超超高速增长。2010年,中國GDP增长了10.3%.但中國财政部数据却显示,2010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1.3%,其中税收收入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对比近10年来中國税收和GDP增幅数据不难发现,中國税收再以两倍于GDP的速度飞涨。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第一,中國人民的税负越来越重。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國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國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中國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其中,2007年和2009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分别达到了31.5%、30.9%.不久前,中國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2010年中國政府的宏观税负又进一步增加到34.5%.“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中國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34.5%”。难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把中國列为世界税负痛苦指数第二的国家。 除了日益剧增的各种税收,中國人还要承担各种隐形的负担。比如,个人、企业会被强制性征收各种各种的“费”。“税收”进入国库,“费收”则往往形成各种部门利益、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这些都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不正义。 第二,国富民穷。根据中國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 1/4 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社会财富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儿。耶鲁大学 陈志武 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与美国做一下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國税率之高。2010年,中國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合1.262万亿美元,GDP是6.475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6万亿美元,GDP为14.52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國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79%,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导致了什么后果呢?“中國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國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政府里的老爷们不仅锦衣玉食,还有钱包二奶、三奶……n奶,到处出国旅游。 第三,内需不足,妨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國目前的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物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格局,并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由于国家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小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收增长长期大大高于GDP增长,造成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 中國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國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中國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本身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比如它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决定着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尤其2008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國也希望实现经济“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战略转型。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恶劣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以保障民生,银行户头上仅有的几个钱还是意外情况下保命用的。 第四,社会矛盾激化。中國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成为压在中國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生的艰难催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前些年,中國社会科学院总会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如2003年是五万多起,2005年就增加到八万多起,但后来干脆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已经达到十万起了。 中國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65%养全国7500万”吃财政饭”的人,官民比例高达1:1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2010年的《新闻1+1》节目中透露,政府公务员仅“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这个数据比较抽象,可以找几个数据与其对照一下: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國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第五,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最终将导向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政府所掌握的时候,家庭和企业所能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就是常态。而在缺乏应有约束的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结果。这不仅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官本位的崇拜,还将影响到中國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些人要求人们“正确理性看待中國的‘国富民穷’”。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说:中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国际上仍偏低。那么,中國收了那么多税收做什么用了呢?答案是:“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对社会不满人士进行鎮壓,维稳。《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公共安全账单》披露:根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国防和维稳经费两项,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13.66%(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计划为89720亿元)。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中國的税收虽然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中國人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据有关数据,中國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而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却有高达45%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占到了其财政的1/3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倘若说,老子有枪,这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这种理由和土匪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别。中世纪,英国国王为了维持其奢靡、堕落的生活,就用征税加强自己的收入。英国人民愤然起身加以抵制。斗争的结果,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此,英国国王课税,必须征得人民同意,经过议会批准程序。有分析人认为,中國税收立法权与税收使用权被政府垄断,普通民众的征税同意权与用税决定权被剥夺。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1911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谁能代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 (0) 请为中产减负 (0) 血色税收 (9) 老婆,快出来看发改委 (0) 美国的收入所得税 (0) 纳税的重担 (0)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0) 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3) 穷人存钱,富人借钱——利息税成穷人税 (1) 税收过度增长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7)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0) 税不可漏,富不必仇 (0) 税·义务与权利 (1) 政府“征税意识”再思考 (0) 收取“呼吸税”简直是“谋财害命” (11) 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1) 实施新税法,国家财政每年减收千亿元吗? (4) 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12) 减负,想说爱你不容易 (0) 减税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前提 (0) 减税才是最好最直接的加薪 (4) 减税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4) 全球税,抑或地区税 (0) 低廉的著作权,沉重的稿酬税 (0) 为什么我们的后脖子总是有凉风 (0) 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8) 中产万税 (0) 个税征收严重“缺位”的思考 (0) 三亿多“中产阶级”为何消失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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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近些年来,大家都关注中国GDP 的超高速增长,但一般人却很少注意到中国税收的超超高速增长。 2010 年,中国 GDP 增长了 10.3% 。但中国财政部数据却显示, 2010 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1.3% ,其中税收收入 73202 亿元,同比增长 23% 。对比近 10 年来中国税收和 GDP 增幅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税收再以两倍于 GDP 的速度飞涨。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第一 ,中国人民的税负越来越重。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 GDP 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09/2010 》的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 1998 年的 1.73 万亿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10.8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也从 1998 年的 20.4% 上升到 2009 年的 32.2% 。其中, 2007 年和 2009 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分别达到了 31.5% 、 30.9%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 2010 年中国政府的宏观税负又进一步增加到 34.5%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 13% 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 23% 左右,高收入国家是 30% 左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 34.5% ”。难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把中国列为世界税负痛苦指数第二的国家。 除了日益剧增的各种税收,中国人还要承担各种隐形的负担。比如,个人、企业会被强制性征收各种各种的“费”。“税收”进入国库,“费收”则往往形成各种部门利益、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这些都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不正义。 第二 ,国富民穷。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 1/4  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 99 %的民众; GDP  的 1/3  是腐败成本,被 1% 的人掌握。社会财富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儿。耶鲁大学 陈志武 教授分析: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5.7 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 1.4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 1.2 倍。与美国做一下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国税率之高。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是 83080 亿元,合 1.262 万亿美元, GDP 是 6.475 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 1.6 万亿美元, GDP 为 14.52 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 79% ,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税收增速远超 GDP 增速导致了什么后果呢?“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政府里的老爷们不仅锦衣玉食,还有钱包二奶、三奶…… n 奶,到处出国旅游。 第三 ,内需不足,妨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物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格局,并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由于国家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小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收增长长期大大高于 GDP 增长,造成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 中国经济 30 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国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中国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本身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比如它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决定着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尤其 2008 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国也希望实现经济“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战略转型。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恶劣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以保障民生,银行户头上仅有的几个钱还是意外情况下保命用的。 第四 ,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 GDP 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生的艰难催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会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如 2003 年是五万多起, 2005 年就增加到八万多起,但后来干脆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已经达到十万起了。 中国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 GDP 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 65 %养全国 7500 万 ” 吃财政饭 ” 的人,官民比例高达 1 : 18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 2010 年的《新闻 1+1 》节目中透露,政府公务员仅“三公”消费就高达 9000 亿元。这个数据比较抽象,可以找几个数据与其对照一下: 2010 年,西南五省大旱 6 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 1.6 亿,并号召捐款; 2010 年,江西特大暴雨 22 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 60 万人民币; 2010 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 1600 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第五 ,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最终将导向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政府所掌握的时候,家庭和企业所能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就是常态。而在缺乏应有约束的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结果。这不仅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官本位的崇拜,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些人要求人们“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国富民穷’”。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说: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在国际上仍偏低。那么,中国收了那么多税收做什么用了呢?答案是:“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对社会不满人士进行镇压,维稳。《财经》杂志 2011 年第 11 期《公共安全账单》披露:根据财政预算, 2011 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21 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 6011.56 亿元。国防和维稳经费两项,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 13.66% ( 2011 年全国财政收入计划为 89720 亿元)。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中国的税收虽然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中国人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据有关数据,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 12% 左右,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而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却有高达 45% 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占到了其财政的 1/3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倘若说,老子有枪,这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这种理由和土匪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别。中世纪,英国国王为了维持其奢靡、堕落的生活,就用征税加强自己的收入。英国人民愤然起身加以抵制。斗争的结果,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此,英国国王课税,必须征得人民同意,经过议会批准程序。有分析人认为,中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使用权被政府垄断,普通民众的征税同意权与用税决定权被剥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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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 不是财产国家

没有财产的政府才会用公共服务来换取收入,才会依赖于纳税人,最终受制于纳税人。与此相反,拥有财产的富政府是不需要纳税人的,其行为当然就不受制于纳税人。   如果不用收入而用财产来衡量“穷”和“富”,可以发现,现代国家的政府普遍都是“穷”政府。说“穷”,不是说这些政府的收入不多,而是说这些政府没有也不打算拥有庞大的营利性财产,更不会依靠营利性资产来获得财政收入。 事实上,这些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挺多的,多数占到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只是这些收入基本上都以税收形式获得,并且当年都已用到公共开支上,政府没有什么钱剩下,更没有大笔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始终是一个“穷”政府。 当然,“穷”不是说这些政府就没有资产,但它们拥有或管理的资产,都是非营利的、不适合私人控制的财富,如历史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管网设置的自然垄断资产等。 现代政府是“穷”政府,没有营利性财产,在财政上高度依赖于税收,这一现象早已为德国学者戈得谢德发现。在1917年他就说过,只有穷政府才会成为民主政府。这是因为,没有财产的政府才会用公共服务来换取收入,才会依赖于纳税人,最终受制于纳税人。与此相反,拥有财产的富政府是不需要纳税人的,其行为当然就不受制于纳税人。后来著名学者熊彼特接过戈得谢德的话说,西欧现代国家的产生,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政府丧失了财产,不得不常规化地向私人征税,于是国家成为税收国家,政府成为民主政府。 戈得谢德和熊彼特说的,都是西欧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一段历史。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君主靠自己的财产收入生活。所谓自己的财产,指的是封建制度下君主所直接占有的领地。到十六世纪前后,随着战争的频繁与规模的扩大,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原有的领地收入因此不够使用。于是,君主们不得不靠卖地为生。等到土地卖得差不多、没有财产时,君主就不得不以公共需要的名义向贵族和自由民征税。为了征税和用税,形成了一整套官僚行政机构;为了获得民众对税收的同意,以便及时获得税收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君主不得不建立起代议制机构,让纳税人代表审议征税的用途并监督用税的过程。 现代政府是“穷”政府,除了上述历史的理由外,也可在逻辑上加以阐明。在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社会契约论意义上,财产权是在国家诞生之前就为个人拥有的权利,在国家诞生后成为个人的法律权利。这样,财产为个人分散持有,政府本身并不拥有财产。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执行立法机关做出的决定,其经费支持也只能来自立法机关所批准的税收。立法机关所行使的主权,具有支配境内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的能力,由于它依公共意志而成立,因而实质上是民众对自己的支配。立法机关运用主权支配公民(部分)财产或收入,就形成征税权。征税权的实质,是公民在运用自己的权力支配自己的部分财产,用自己的钱来支持自己的事业。 因此,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来看,现代国家一定是税收国家,而不是财产国家。西欧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就是税收国家形成、政府变“穷”的历史。相形之下,同样身为财产国家的传统中国,在向现代转型、成为税收国家的道路上,显得特别曲折和艰难。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开始转型,财政上的表现就是努力摆脱帝国财政体系,建立起现代税收制度,即不再以帝国占有的土地财产为财政收入来源,而从纳税人收入和财产那里获得税收。但此时建立起来的税收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以支持国家有效地克服主权危机(即外来侵略和内部分裂)。据研究,从晚清至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皆不足国民收入的10%。如此虚弱的财政,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当时的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而一个健全的税收制度,其税源应是工商业经济。因此,晚清民国时期的政府,既没有完全摆脱财产(仍拥有并持续建立大量国有企业),也未能建立健康的税收。 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以国有企业为基础重建财政体系,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财产收益(即国有企业收入上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上缴的收入,并非来自企业的真正利润(真正利润最多只占很小部分),而来自以垄断性国有工商企业为渠道,汇集起来的社会各个角落的收入或剩余,如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而来的农村剩余,因工人低工资政策形成的部分劳动收入,通过压低折旧率和资源补偿率而获得的收入,以及因垄断地位而形成的垄断利润等。在财政收入方面,上述渠道使新中国政府成为有效的资源汲取者,1956年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0%以上。这样的财政体系,帮助新中国政府有效克服了近代以来的主权危机,并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 因此,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财政体系,曾在中国发挥了它的历史贡献,但这样的财政体系并不能当然地永世长存。1978年前后,财政从农村、工人、折旧、资源补偿及垄断等渠道获取企业收入已无法维系。表现出来的现实状况是,国有企业利润水平下降和经营效率低下。于是,财政不得不再次重建。通过利改税和历次税制改革,1978年后的中国财政,再度转向依靠税收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形式。与1949年以前的情况不同,此时的税源已是现代工商业经济,财政基础因而更为巩固。也就是说,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此时的中国方才真正地成为税收国家,并取得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进展。 这样,作为税收国家的中国,已不再需要以国有企业收入上缴的方式来提供财政收入,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没有多少转化为财政收入。从1993年至2007年,国有企业没有向财政上缴一分钱红利。从2008年起,政策虽进行了调整,但依旧变化不大。以2010年为例,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国有企业盈利19870.6亿元,上缴红利440亿元。就是说,只有区区2.2%的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因此专就财政意义而言,中国政府可以放弃营利性资产。 从经济与就业来说,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早已不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源泉。1978年后中国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推动的。近十几年来,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几乎全部新增就业,都是由非国有企业提供的。所以,作为税收国家的中国,政府已不必保持庞大的营利性资产。 (本文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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