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核心提示：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 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 上风。 原文：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作者：Carrie O’Neil, PON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发表：2011年4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是什么让以民众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更有效？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民众起义会传遍整个地区吗？4月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PON）资助的一次介绍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代・梅里曼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运作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11年在突尼斯的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起作用？如何起作用？汉娜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权力在革命面前分崩离析，这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的顺从，只不过是表面的支持和赞同而已。” 非暴力行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推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的支持和赞成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力量。如果普通人在系统地寻找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来集中攻击政权的弱点，并在关键点上进行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可以扭转社会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满意度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并同时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一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抵抗。比如，1955-56年在美国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就是民权运动的一次心理胜利，鼓舞运动在其它城市的继续展开。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 不能结束抵抗，甚至因为它巨大的代价而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当政权的支持基础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从政权的经济上受益的人同那些绑定在政权的政治机构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产生分歧，因为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级军官同高级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而后者能够从现状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梅里曼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独裁者统治的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会同独裁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独裁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独裁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和独裁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独裁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部的结构因素是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空间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愿，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梅里曼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得到反对派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的技巧和机构――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机构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参与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决定行动次序，选择特别的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沟通，以及建立联盟。通过研究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非暴力运动可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并动摇这种忠诚。 梅里曼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博士最早提出的战略三原则：统一，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些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示器。他说，如果你想快速地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你应该问自己，”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计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统一的目标：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当地的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人：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 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是他们动员不同支持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集合共有符号、国家主义和文化，创建了新的集体认同。组织者们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他们还在创建了统一的埃及身份，以吸纳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通过比如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在 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行动在语辞上重新收回了埃及的身份，他们高喊：”我们都是埃及。” 另 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埃及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历史。过去的行动让埃及社会有了一个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梅里曼相信，过去的非暴力行动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运动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转变了整个国家对政权的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把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团结了起来。这些和其它过去的 非暴力动员行动都是2011年1月25日成功起义的铺垫。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比如，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 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秘密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的26页的小 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处理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抗议在数周后就失败了。所以埃及的运动领导者很小心地开展他们的动员活动，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使人们可以创建一个内部的自我 组织，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 少暴力。 梅里曼强调，这场运动能够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文化，这一点确实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哈代・梅里曼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高级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 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推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2005年，吉恩 夏普；《民众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政府管理》，2010年，玛丽娅 斯蒂芬（编辑）；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2007年。哈代也是超级行动计划的顾问团成员。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突尼斯一位失业大学生的自焚点起的阿拉伯革命风暴，到现在已经半年有余。西方在经历了风暴初起时的反对、观望、焦虑之后，最终调整了立场，试图以道义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和区别对待等方式，试图重新主导革命后的中东变局。然而，中东革命发展到今天，却仍然是乱局：无论是革命成功者，如埃及、突尼斯，还是正在革命者，如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但奇怪的是倒是革命失败者或不受革命冲击之地如沙特、阿联酋、巴林保持了稳定)。 突尼斯和埃及算是革命成功者：获得西方支持并积极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两位独裁者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被赶下台。获得自由的突尼斯献给欢庆的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礼物是欧洲难民。这成了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欧洲难以承受的负担。法国为了避免受到难民的袭击，甚至不惜取消或阻截了来自意大利的全部列车。甚至导致欧盟决定部分修改申根协定。德国则不承认他们的身份：你们已经自由了，解放了，不能被认为是难民。(意指政治难民或战争难民)。其实专制国家获得自由但却形成难民潮已成了规律。6月20日是国际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世界难民总数排名，阿富汗高居第一，伊拉克高居第二。 当然令世界担心的还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突尼斯和埃及仍然无法走向稳定。罢工、游行和抗议无休无止。过去专制时期很少发生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迅速大规模浮上台面。本来希望通过选举来解决问题，但在突尼斯，选举以准备不充分而被推迟。在埃及，围绕是否审判穆巴拉克，国家又产生了分裂。反对审判穆巴拉克的民众走向曾是推翻穆巴拉克主战场的自由广场，与支持者相对峙。在许多地方双方发生暴力冲突，直至军队介入。 6月29日更发生了“二次革命”，示威民众高举“打倒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标语，在广场上和警察、军队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并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当然最令西方忧虑的还是革命成功后出现的极端穆斯林组织的坐大。过去专制时代被打压的穆斯林组织现在获得合法化，并迅速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埃及的军政府一而再的打破西方禁忌：两次批准伊朗战舰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是伊朗革命后所未有;促成法塔赫与西方眼中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合解;永久开放加沙边境，结束了穆巴拉克为配合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而采取的封锁措施，也与此有关。在一个有着悠久和强烈反西方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实行民主选举将会出现西方所不得不面对的穆斯林组织或者过去认定的恐怖组织上台的局面。 仍然正处于革命状态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则把这场阿拉伯之春变的越来越血腥。利比亚演变成西方介入的内战已达三个多月，而卡扎菲依然强硬。这个自夺取政权后就饱尝孤立(或视孤立为人生常态)的政治奇人，虽然外有西方空袭，内有革命派造反，但却依然至今不坠。这和他的家族式军队、要钱不要命的外国雇佣军、核心部落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他在长期孤立时期的经验，自然能够应付今天不绝于缕的背叛。而西方的赶尽杀绝战术(拒绝谈判、甚至国际法庭竟然于此时下达了通缉令)，也令卡扎菲除了困兽犹斗、以拖待变之外，别无选择。 叙利亚则成为阿拉伯革命最血腥的代表，平民死伤已成此轮民主浪潮之最。尽管抗议绵绵不绝，西方压力一波胜过一波，但丝毫改变不了叙利亚政府的强硬姿态。这也令西方日益尴尬：面对一个残暴远胜于利比亚的政权，却不进行武力干预。而对利比亚却大打出手，甚至拒绝卡扎菲谈判的呼吁。 也门则是另一个内战的中东国家。无论是出于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交权的下场，还是传统上这个国家就没有互信，现任总统萨利赫面对和平交权协议，3次认可、又3次变卦，导致早在3月底已倒戈的也门最大部落联盟杀入首都萨那。混战中，炮弹击中萨利赫等多名高官正在祈祷的清真寺(一说是内部安装的炸弹)，受伤的萨利赫不得不到沙特进行治疗。至此，也门北方的“民主运动”已蜕变为传统的部族混战。 阿拉伯之春演变成现在的乱局和血腥的厮杀，在强烈震撼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令世人开始冷静的反思：何以走向民主竟然如此血腥?代价如此高昂?难道民主真的是必经之路吗?现实却是阿拉伯之春的君主制国家，大都保持稳定，即使受到冲击如巴林，也能迅速平息。摩洛哥和约旦也能平稳的化解危机。唯独共和制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成了血光、战乱之地?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走向民主就是如此的血腥和代价高昂，全球各国几乎无一例外(西方殖民建立起来的没有传统、没有原住民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属此例，它们都不需要经历民主的转型)。 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一是它比较幸运，革命发生之时，欧洲大陆正发生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各封建国家无力进行干预。而一百年后的法国就面临着七次反法联盟的军事干涉。二是注重经验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个性，最终使得它选择了妥协的光荣革命。其实当初查理二世复辟时也没有多少报复行为，只处死了九名签署其父王查理一世死刑命令的圆颅党人，并宣布40天内向国王表示效忠的一切革命参加者，予以宽大赦免。刚刚访问英国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就被皇家学会授予“查理二世国王奖”。请问中国可否设立曾经搞过复辟的“溥仪皇帝奖”或者“袁世凯大帝奖”?这两大因素都是可遇不可求，特别是民族个性，更难以复制。 继英国之后的法国大革命虽然影响更为深远，但却更为血腥，更为曲折，付出的代价更为惊人。虽然到第三共和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复辟，但其民主制度真正成熟是要到1958年时建立起来的第五共和。前后长达一百七十年。这期间革命、复辟、战乱、军事独裁交替而至：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但整体来说，法国还是幸运的。虽然面临反法同盟的干预以及两次被德国击败，但由于英国想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法国并没有被肢解，国家的元气得以保留(想想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战战败后被肢解的命运)。虽然它在二战中迅速投降，但英国为了加大自己的影响，仍然支持法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特别是当第四共和(1945—1958)难以为继(整个国家靠贷款维持，全球行乞，甚至求助于战败后的联邦德国，军人发生政变)，戴高乐将军临危受命，修改宪法，建立第五共和才使得国家平稳至今。 相对于德、意、日，英法两国也还算是幸运的，它们建立的民主制度不管怎样还是顶住了全球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而德、意、日三国则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德国还有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原因)以及整个世界上殖民地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抛弃了本国的民主。德国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如果再晚投降一个月，也会被肢解)。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但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同样也是很难复制的。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虽然也是在美国占领下，但民主却极为不稳定，政府低效而腐败，选举往往造成争议或者形成无政府状态，或者一方罢选，使得政府不具合法性。 相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德、意、日还也仍然还算是幸运的。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最终还是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自己也成为发达国家。而效仿西方的发展中国国家，大多是仅仅重复了它们所经历的战乱、复辟、独裁，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仍然无法成为稳定、富裕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亚洲的长期霸主和代表中国，在1912年成为共和国。短短三十多年，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派系大战、国共内战。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却仍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等到中华民国走进历史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人均寿命仅35岁、文盲率80%的极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走向富强和稳定，还是从1978年走出一条独特的、既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苏联模式的改革开放之路。 西方殖民世界之后，除中国之外。亚洲大陆能够保持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只有泰国。1932年，从法国留学的中下级官员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君主立宪。但由于国王1934年逃亡英国，泰国实行颂堪将军为核心的军事统治。二战结束后，和日本结盟的军政府垮台，流亡的王室回国。但两年之后，颂堪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恢复军事独裁。为了争权夺利，不同派系的军人仍然频频发动军事政变。1957年，颂堪军事独裁被军事政变推翻。1963年建立的他侬军政府由于镇压1973年的民主运动，被军方抛弃。但他侬之后建立的联合政府软弱无力，泰国更为动荡。1976年，军事政变再次上演。要求民主的力量则组成游击队，几乎形成席卷全国的内战。1991年苏钦达将军依靠政变上台，并于第二年举行选举以合法掌权。此举引发全国抗议。而苏钦达的镇压导致国际社会和国王的谴责，终于结束了长达六十年的军事独裁。 但随后泰国仍然持续陷入政局动荡之中，军事政变仍如家常便饭, 他信本人也于2006年被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是唯一一个做满任期的总理)，据统计泰国自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来，七十余年发生二十多次军事政变，平均三年一次。他信下台后，泰国进入“红衫军”和“黄衫军”对立进代，大有民变取代军变之势。 亚洲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缅甸1948年从英国殖民下独立后，曾成立联邦，建立民主国家。但由于少数部族寻求独立，引发内战。动荡的局势导致1962年军事政变。军事独裁一直持续至今。 老挝1949年在法国控制下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并于1951年举行大选。两位王子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发生内战，形成王室、政府和老挝人民党的三方混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为了遏制北越的进攻，入侵老挝(导致75万难民)。尽管有外敌入侵，三方的混战却更加激烈。越南战争后，各方也宣布停火，长达三十年的内战终于结束，随后成立民族临时联合政府也成为人民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情况和老挝类似。北方是共产党，南方是军事独裁，双方的内战也是长达三十多年。只不过法国和美国的介入程度要远大于老挝。最后建立的也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老挝与中国还不同，它们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存在)。 柬埔寨1953年从法国获得独立后，到现在国名就更改了六次，足见这个国家动荡之剧烈。独立后成立的王国于1970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成立了“高棉共和国”。5年后被共产党推翻，成立“民主柬埔寨”。四年后，又被越南推翻，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89年越南撤兵后，成立柬埔寨国。1993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选举，再度叫回“柬埔寨王国”。二战后，重返柬埔寨的法国允许建立政党和议会，但选举结果不被西哈努克亲王承认。1953年，在乱局下，西哈努克解散议会。在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后，重建君主制。直到最后被推翻。等到1993年柬埔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时候，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导致两百余万人死亡。 马来西亚1957年从英国独立，并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1969年由于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暴动，政府立即宣布终止议会。民主自此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冬眠期。不过马来西亚比上述国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且成功避过东南亚金融危机。 印尼1945年在苏加诺的领导下宣布从荷兰独立，并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四年后迫使荷兰在独立协议上签字。苏加诺在军队的支持下走向军事独裁。但1965年他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这场军事政变导致四十多万平民被屠杀(多为信仰共产主义者，美国积极支持这场大屠杀，甚至提供名单给苏哈托镇压)。自此开始了苏哈托的军事独裁统治。直到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苏哈托被迫下台。1999年6月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当年9月，主张东帝汶独立而一直流亡国外的古斯芒回到东帝汶，领导独立运动(从印尼的角度就是分裂运动。西方也并没有因为印尼民主了，而反对东帝汶的独立。古斯芒还获得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中国人获得此奖的有魏京生和胡佳)，并最终获得成功。 菲律宾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宣布独立，成立第一共和国(事实上中华民国并不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被赶走西班牙人的美国镇压(美国来到菲律宾的口号是为了传播民主和文明)。1934年菲律宾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二战时日本赶走美国，建立傀儡政权，史称第二共和国。二战后，菲律宾重获自由，建立第三共和国。1965年，马科斯通过选举上台，在连任两次之后，发布戒严令，修改宪法，建立军事独裁。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统治菲律宾长达二十年。如果说其他国家实行军事独裁，但却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话，菲律宾则是一个例外。1986年，马科斯政权被愤怒的民众推翻，重建民主。 到目前，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腐败排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中国是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亚洲最后再谈一下四小龙。韩国在独立后民主政权也同样很不稳定，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但在期间实现了经济起飞，最后在民众以及美国的压力下，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台湾也走出类似的道路，在实行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期间，完成了经济起飞，并自上而下实现了民主转型。从整个亚洲来说，韩国和台湾是代价最小，最为成功的民主样本。新加坡、香港也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实行了经济起飞，但不同的是，到现在两者都依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更不同的是这两者也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最廉洁、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远远超过当年曾处于同一水平、民主转型之前的台湾和韩国。 最后再比较一下拉美(非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就免谈了)。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到今天墨西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为防止大量的墨西哥人的大规模非法进入，在边境上建立了隔离墙， 越境者则被击毙，形同世界上第二个柏林墙)。 巴西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第一共和开始的，至今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政局一直在民选政府和军事独裁之间徘徊。面伴随政局动荡的是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到今天为止，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4(国际公认警戒线是0.4，拉美平均是0.5，中国和美国都 超过0.4)，所以巴西还被称为“比利印度”，是说富人象比利时，穷人象印度。 巴西腐败达到何种程度，可从实现巴西奇迹的前任总统卢拉的公开讲话窥一全貌：在巴西，到处都是腐败，在政治中，在司法中，在企业中。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秘鲁1821年获得独立，但到1845为止更换了26位总统，平均不到一年就出现一位总统。直到卡斯蒂利亚将军上台才实现政局稳定。1885年，由于秘鲁在此前与智利和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战争”惨败，国家动荡，卡塞雷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长达十年的军人政权。1895年至1919年建立了有限民主的“贵族共和国”，全国仅有3%的人口享有投票权。1919年莱吉亚借助民众运动又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但仅仅十年之后，他又被另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1931年的选举，阿普拉派失败后，发动暴动，杀死60多名军官和士兵，政府进行的报复性屠杀则造成1000多人死亡。1962年的选举由于差距极微，引发军人干预，建立军人执政委员会。此后建立的民选政府由于没有兑现土地政策，引发农民的游击战。政府军耗费1000亿美元(中国文革后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两亿美元)、打死8000多农民才镇压下去。在一片乱局之下，1968年10月，贝拉斯科发动军事政变，但仅仅七年之后，他又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直到1980年5月，军方才将政权转交给民选政府，历经一百六十年，总算完成了民主转型。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整个八十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秘鲁也不例外。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负0.3%，通货膨胀233.9%，外债高达200多亿美元。随后日裔的藤森上台执政，但却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他本人也乘参加国事活动之际，突然流亡日本。 拉美另一个大国阿根廷和秘鲁类似，也是实现独立后就由于政局动荡而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尽管秘鲁模仿美国制订的宪法。这包括早期的罗萨斯独裁、后期的1955年、1962年和1976年的军事政变。这其中还发生了由于选举争议引发的内战(1880年叛乱)。直到1980年代的拉美危机和马岛战争的失败，才令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前后也长达一百六十多年。 一谈到智利，世人一般都马上想起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总统府手持武器，与发动军事政变但得到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对抗(美国此举算不算反民主?逆历史潮流而动?)壮烈殉国。但这一幕就是智利独立后民主转型的常态。不过相对来说，智利独立建立共和后，还是所有拉美国家最为稳定的国家，初期虽也曾十五年九换总统，五换宪法和由于选举引发过内战，但1833年加强总统权力的威权主义宪法还是建立了相当一段时期的政局稳定。1891年，总统和议会的权争再度引发内战，战争持续八个月，上万人死亡。此后智利进入议会共和制。但议会制增强了民主却失去了效率，内阁经常三个月一换，甚至有的内阁仅维持一周，最短的只有一天就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1924和1925年，智利接连发生军事政变，重新恢复威权式的总统制。但仅仅两年之后，就被军人政权所取代。19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智利，在17个月内，连续发生军事政变，其中一次政变仅仅维持了12天。二战期间智利建立了左翼政府，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为了寻求解决经济困境之道，在随后的15年中，智利成为左中右政策的试验场。1973年9月11日(被称为皮诺切特的“九一一”)，持左派立场实行国有化和土改的阿连德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数千人死亡或失踪，三万多人被酷刑折磨。甚至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此时的拉美，主要国家如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都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随后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应该说智利有较长的宪政史，但民主转型之路仍然曲折非常，代价高昂。 最后一个要谈的是苏东集团。目前来看，前苏联地区的民主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个人独裁依然存在。相对来说中东欧的国家转型较为平稳，但都没有出现亚洲四小龙式的经济起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由于腐败和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而被欧盟经济制裁。和中国有可比性的大国俄罗斯，代价最为惨重：经济倒退二十年(二十年后俄罗斯GDP才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这个解体前经济总量是中国四倍的大国，现在仅仅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纵观古往今来，民主转型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其过程是极为血腥的。而且就是幸运转型成功的国家，能取得经济成功的又是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历史规律来看中东革命，至少在可预见的漫长时期，将是持续的动乱、冲突和血腥屠杀。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决定性影响和这个民族缺乏宽容的特性(如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如果埃及像英国一样制订“穆巴拉克总统奖”，或许还能看到一丝建立民主的希望)，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产生民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在付出全部代价之后—-假设这些国家还能幸存的话—-即使它们能够最终幸运的完成转型，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仍然为零。没有经济做基础的民主，也将是极为脆弱的(以埃及为例，96%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流域，既无资源，也无耕地，出生率极高。这样的国家凭什么发展?) 最后，正如我过去的文章一样，不管分析什么问题最终还是落脚于中国。先看中国台湾。从以上的历史回顾，虽然大陆百姓对台湾的民主并不满意，但我们确实感到它的转型是奇迹，真的是奇迹：没有暴力，没有流血。台湾的民主转型奇迹有许多不可复制性的条件：经济起飞在先、教育普及在后;在蒋经国的治理下实现了均富、相对廉洁的社会;蒋经国以个人权威做资本，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转型(一个意外事件不得不提：做为接班人的儿子蒋孝武卷入刺杀江南案，而政治生命终结。此事件之后，蒋经国才明确宣布蒋家人不再接任“总统”。历史的偶然就在这里，假设当年华盛顿后继有人，说不定也改写了美国历史)。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决定台湾命运的美国存在。所以当选举出现争议、两颗子弹之时，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介入(当时对全力抗争的连战许诺说会给他公正，但最后食言)，才平息下来。今天的台湾民主，由于经济停滞(和八年的政党内耗、自我封锁、挑衅大陆直接相关)、无法消除台湾独立(中国人痛恨李登辉不是因为他继续推行民主，而是他借民主搞台独。国民党人痛恨李登辉也不是他继续推行民主，而是借民主分裂国民党以达到把权力交给台独势力的目的)、选举时的暴力(两次发生枪击事件和议会大打出手)、陈水扁的腐败丑闻而无法被大陆民众所认可。 再看中国大陆。我们不得不感慨，这六十年中国虽然也很曲折,有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导致的三年灾害、文革、国家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事件、局部的群体性事件，但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没有发生军事政变，更没有内战，也没有发生国家分裂和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可参照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尼)—-而且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还从英国收回香港，从葡萄牙收回澳门，更没有外敌入侵(中国都拒敌于国门之外，但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中国像当年的清政府不堪一击的话，外敌早就入侵了)。相反整体上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到今天已是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航空大国、核军事大国、体育大国。当6月24日至28日温总理访问欧洲的匈牙利、英国和德国之时，这些传统的欧洲列强无不把中国视为救星，以摆脱欧洲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法国《世界报》社论指出，中国资助美国是有目共睹的大事。而如今中国已经又变成建立在双边基础之上的欧洲银行家。温总理的表达则是：“在欧洲困难的时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匈牙利这个前苏东国家，中国提供了十亿欧元的专项贷款(没有像西方那样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时附加条件)，同时承诺购买其国债。在英国和德国则签订了巨额贸易订单(德国150亿，英国43亿美元)，以拉抬它们的经济增长。在当今世界有此能力的国家，全球也就唯我中华!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但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一这是正常和无法避免的，二是我们的代价还要远远小于它们。所以不管是谁要想以中国犯过的错误来否定中国这六十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都要被否定的话，全球的发展中国都更应该被否定。 其次，无论是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的惨痛经验)表明，民主转型的代价极其高昂和血腥。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则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假设中国不能吸取自己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训和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依然要走向民主的话，其结局只能是国家分裂(民主包含民族自决)、血腥内战(以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无论谁执政都不会和平的接受国家分裂)、军事政变，天下大乱。中国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也绝不会放过肢解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将可能像当年被肢解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成为一个区域小国。 许多自由派学者认为，中国民主了，就可以解决藏独、疆独、台独等问题。但客观事实却是：民主不能解决国家认同。一个只有二千多万人的台湾过去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主化之后，国家认同分裂。加拿大到现在也解决不了魁北克的独立问题，联邦政府一是强行取消它的公投权力，二是决定只有其它所有州都投票同意，它才可能独立。除了北美，欧洲还有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土耳其、法国。而这些民主国家除了用强力(或者武力)维持，别无良策。 或许有的自由派也承认民主的转型代价极高，也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在中国，但却又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别无选择。其实自由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革中“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后发展阶段”同出一辙。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根本就没有一个恒定的公式。古代文明，在全球各地都产生专制制度的时候(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印度河文明，中华文明)，希腊却例外的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当欧洲走向长达一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文明却光辉灿烂，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欧洲这样的历史阶段(这时的欧洲大概也不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终结)。美国独立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但美国却自创了共和总统制。西方崛起后，以它们的目光来解读这个世界，但却一致的认为中国是一切的例外(黑格尔、马克思、奥本海)。所以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存在也将只是阶段性的，而且其日益暴露的缺陷也使得“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张维为)。 所以，如果认为民主是唯一之路，中国前途无解，是恐怖的动乱、国家分裂和血腥的内战。这一点，在中国的左中右的学者中都有共识。康晓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民主祸国殃民论”，今天王力雄则提出“民主血流成河论”。但如果跳出民主是唯一的选项，中国则光明无限，今天的辉煌就是明证。当然正如张维为先生所讲的：“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涉及的不仅是对外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切。我看关键是要抓紧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需要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这就如同，当年的英国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宪法和拥有女王，几乎所有的人指责它不是民主国家。但英国的宪政学家建立起一套话语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们认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优缺点，只有英国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国，即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贵族制的上下议院(上议院不经选举产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其次，他们把英国政制分成两个部分： “尊严的部分” 和“效率的部分”。大致上说，该政制中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内阁首相是效率之首。“尊严的部分”是英国政制的外观，“效率的部分”是它的本质;前者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获得了权威和动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前者是从悠久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它复杂而堂皇，古老而庄严;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简单而有效。英国的宪政学家还特别指出，“尊严部分”是数个世纪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而不是通过立法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法律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政治心 理或政治情感层面的东西。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英国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为政治心理层面的“尊严的部分”是难以仿效的。还非常值的一提的是，他们鲜明的指出英国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完全融合”，而不是三权分立!并称之为英国宪法的有效秘密。 张维为先生和英国的宪政学家们的观点说明了一个制度的合法性一方面来自于它的表现，另一方面来自主观的接受。这就如同虽然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独裁和专制，但中国百姓在主观上已经不接受一个皇帝式的专制，但可以接受一个政党面目出现的专制。这也同样说明了，希腊民主制结束之后，民主在西方长期被否定，被认为是最坏的制度。但到了现代，则又重新被接受。这和主观上的宣传密不可分。这也可以同样说明，中东君主制国家大都可以免受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因为百姓主观上认可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同样的，美国独立后可以实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特别是内战后，种族隔离照样盛行。因为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隔离不是歧视，是隔离下的平等。 中国不能、也不需要走向西方的民主，原因除了中国现有的模式相当成功、有效—-这一点和处于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美国、欧洲，以及处于革命动荡当中的中东世界的映照下，更为突出，以及民主转型的代价和风险极为高昂之外，还在于独特的中国文化本身。 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有二：首先它是一个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不是强制取消，而是没有必要)。其次“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漱溟语)，以道德替代宗教。故陈独秀曾言：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 西方的公民社会，或者出现集团对个人的压制(如宗教)，或者出现个人的觉醒抗争，形成两个社会实体。相互的对抗、竞争、对立是常态(中古是农奴与地主的对立，现在则是资本家和劳工的对立)，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靠的是契约、权利分割(相维以利、相胁以势，遇事依法解决)。而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则消融了团体与个人两端。一切的核心是责任和义务(上是负责、下是服从)。官方的话语体系是爱民如子，父母官，民间的话语体系则是师父、徒子徒孙(西方只有师、徒二字)，乡邻之间也是伯叔兄弟相称谓(今天就是单位平级的同事之间也是如此)，一概家庭化之。也就是说中国从本质上讲不存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整个社会结构不是纵向的分层，而是横向的交织一起。在中国，谈到权利，往往待对方赋与，而谈到义务，则出于自身(如父母对孩子讲我应该抚养你大，应该给你教育。但如果此话由孩子口中讲出，则不会被接受)。通俗的讲，西方是相争，中国是相让。所以从本源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它们对立性社会结构的反应罢了，怎么可能适合中国这种追求和谐、消除对立的国情呢?(所以公民社会是陷阱之论，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化，产生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影响是：人情社会与缺乏公德。在一个家庭中，老幼长序，亲疏远近有别，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怎么可能任何事情都一视同仁，一个标准对待?(公事公办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在西方也是应然、必然。一个执法，一个徇情)。在一个被家庭伦理放大的社会中也是同样。由于社会的家庭化，每个人重的只是私德(父慈子孝、忠贞节烈)。显然在一个人情和私德至上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怎么可能套用西方脱离不开法制与公德的民主制度呢?哪么中国的伦理社会是否能够改变呢?这个问题就如同中医可否改变为西医?答案则是，如果以西医为标准改变中医，其结局只能是消灭中医。但中国的伦理社会谁能消灭的了呢?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而要想成功移植西方的民主，充分条件则是须移植西方的文化，单把这个制度移植过来是行不通的。但谁又能 所以中国的制度，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讲就是：“专制是权在一人，民主是权在人人，中国根本不讲权，所以通不是。凡讲权者皆以自我为中心，而伦理则看重对方也”。所以，中国的制度是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效，这和中医一脉相承。中国五千年可以同化各个外族，可以容纳不同宗教，其发展出来的实用理性，在经济高度成功的今天，怎么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类制度模式呢?

核心提示：从瘦肉精、染色肉到地沟油，诸多与问题食品有关的疾病与丑闻让政府紧绷神经。 但官方一贯的保密做法使得更严格的措施也收效甚微。 原文：China wrestles with food safety problems 作者：Barbara Demick 发表：2011年6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一名工作人员查封未经许可的粽子加工店 法新社/Getty Images】 从北京报道——这场婚礼让所有的客人都无法忘怀，村中略有来头的人都被邀请来到宴席庆祝当地一位富家子的婚礼，五十桌宴席上摆满了饺子、烧鸡、排骨、肉丸、炒菜，样样美味，客人们在席后仍在回味。 但是在入席后一小时左右，问题出现了。一位孕妇晕倒了，老人紧捂前胸，孩子们开始呕吐。 4月23日在五丰参加宴席的约500人中，有286人被送往医院。 来自湖南长沙周边的的湘雅第三医院的医生说，被瘦肉精（一种让猪多出瘦肉的生长激素）污染过的猪肉是根本原因。人类过量食用，会导致心悸，恶心，痉挛，晕厥和呕吐。 “当时他就像中毒了一样”，一位戴姓村民这样说道。她的丈夫住了五天医院。 在中国，吃、喝、玩、乐都有风险：越来越多的婚礼在赶往急救室的路上告终。在五一假期的那个周末，在湖南的另外两场婚礼中，有192人症状严重，必须入院。 自2008年起，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儿配方奶粉导致6名儿童死亡，300，000儿童中毒，从那时起，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以确保食品安全，其中包括上月最高法院发布的一项通知，指出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应从重、从快判决（红色译文参考中国日报官方文字）。 但收效甚微。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中国的食品丑闻变化更加频繁，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五月，一位上海妇女将生猪肉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当她午夜醒来，发现猪肉发出了蓝光，仿佛科幻电影一般。专家指出该现象起因于（猪肉内的）磷光菌，这种细菌是去年发光肉事件的罪魁祸首。 江苏东部的农民在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中说，因为误用了过量的生长激素（膨大素），他们种植的西瓜像地雷一样爆炸了，他们的本意是让西瓜长的更大些。 这些事件很快触动了中国一党制体系的脆弱神经。中国当局痛苦的发现，人民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因为政府连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中国当局还意识到，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当权者最害怕的结果——社会动荡。 最高法院在上月发布“从快、从重处罚”的通知时同时指出，“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 政府所做的努力略显慌乱。 近几周在北京的餐馆中张贴的宣传海报中，一个紧握的拳头看似要将隐藏在厨师高帽中的（恶）人打扁，所配文字是“消灭非法食品添加剂”。 4月23日发生在五峰村的大规模食品中毒事件促使（湖南）省政府宣布，对于100人以上的宴会，食品原料必须事先进行抽样检测。 然而，这一规定是否会有人理睬很值得怀疑，中国向来善于发布一些从不会得到实施的法律。中国没有类似美国的FDA（食品药品监察局），众多部门服务于不同的部委，包括农业部和卫生部，这些部门很喜欢把责任推向别人。违法者只有在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会得到处理，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有两人被执行死刑。 随着近三年来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作假的动机日益强烈。五月份的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7%，而本月的水灾将导致食品价格进一步提高。 “一方面，老百姓更注重食品安全和营养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你看到市场上大群人聚集，一定是因为有东西在降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主任罗云波说。 游戏规则就是更大、更快、更便宜。 为了让某些鱼类加速生长，养鱼户使用避孕药粉末，这样做几乎没有太多成本，因为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因此避孕药可以任意购买—译者注）。在4月，合肥市政府摧毁了一系列将猪肉伪装成高价牛肉的黑作坊，这对一个拥有2000万穆斯林的国家而言，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久以前，网络上流传着一种将凝胶化合物（主要成分是海藻酸钠）注入碳酸钙“蛋壳”制造假鸡蛋的操作方法。推广这种制作方法的公司承诺，这种方式制作的假鸡蛋成本只有真鸡蛋价格的四分之一。 喜欢吃馒头的上海人今年非常气愤的了解到，一家知名面粉品牌厂家使用染色剂将廉价的馒头变成了高价的黑米馒头。在东莞，17家面条加工企业被发现使用墨水和石蜡以使其产品的外观和质地酷似高价的面条。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所以这种事情很让老百姓恐惧”，湖南饲料管理局的饲料专家肖安东（音）如是说。肖是婚礼食品中毒事件调查小组的成员，但是他说检测无法得出结论，因为在专家到场前，食品都已经被吃掉了。 克仑特罗，食品中毒事件的“嫌疑犯”，能让猪长得体大肉瘦，卖出更好的价钱。尽管1990年代就已经在猪肉饲料中禁止使用克伦特罗，但是它仍然以“瘦肉精”之名大行其道，因为瘦肉的价格要比肥肉高出60%。 “把瘦肉精加到猪饲料中，利润甚至比贩毒还要高。”周庆（音）如是说。他是一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风格酷似厄普顿•辛克莱，后者在1906年出版的小说《丛林》曝光了美国的肉产品加工行业的恐怖行径。 2006年，周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中国的食品行业，该书会让人食欲尽失。他描写了被农药、工业用盐、漂白粉和染料污染过的各种食品，尤其是令人作呕的假酱油，这种假酱油的“原料”是理发店地板上的碎头发，这些碎发被以每磅5美分的价格卖给工厂，进而从中提取出氨基酸（用于制造酱油）。周还写道，养鱼户承认自己从不食用自己养殖的鱼，因为他们在鱼池中放入各种抗生素和激素。 尽管周的书在10个国家得以出版（在日本一个国家已售出5万册），但是在中国却未能上市。由于著作无法（在中国）出版、被警察威胁、被殴打，周在2008年离开中国，目前在德国生活。 “在中国，政府条件反射般的想要隐藏和掩盖真相，这种做法取代了对事件的曝光，也取代了对公共健康的保护。” Phelim Kine如是说，他是人权观察的一位研究人员。 揭发真相者的悲惨遭遇使得消费者不敢轻举妄动。本月卫生部甚至宣布将建立黑名单，记录所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不负责任的”报道的记者。 去年，湖北省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教授何东平出版了一份关于地沟油的研究报告。他发现，他所在的地区有10%的餐馆购买过地沟油，尽管这些餐馆了解地沟油中含有致癌的真菌。 后来，这位教授被大学警告并且被告知不许再发表关于食用油的任何言论。记者本月联系到他，当得知是外国记者打来的电话，他随即挂断。 即便是受害者，如果怨声过大，也会受到惩罚。赵连海是一位广告业者，他的儿子由于食用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患上肾结石，因此他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呼吁婴儿配方奶粉的安全。他在11月被判处2年半徒刑，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 结果，人民往往害怕发表言论。五峰婚礼事件的当事人中，有十余人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请求不要使用他们的全名。他们说，医药费已经由当地政府和婚礼新人的父母（当地地方党支部官员）支付。他们说，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该事件的结论。 “我们问过多次，但没有回复。医生们也不肯开口，因此我们就不再继续提问了”。一位妇女在挂断电话前紧张的补充了这样一句，“不要对别人说是我跟你讲的。” 作者电子邮件： barbara.demick@latimes.com 《时代》北京分部的Nicole Liu 和 Tommy Yang 对本报道有贡献。 相关阅读： 《时代》联合国官员对中国食品安全活动人士表示担忧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埃及的领袖们认为吉恩・夏普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不过他自己倒不这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普的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等已经成为此次中东革命中的人们谋求和平地进行政治转型的重要指南。 原文： Gene Sharp, Nonviolent Warrior 作者 ： Sasha Abramsky 发表时间： 2011 年 3 月 16 日 翻译 ： 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 ： @Freeman7777   【吉恩・夏普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在吉恩 ・ 夏普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在过去几周，他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 在媒体的报道中，他被赞颂为世界顶尖的非暴力战略理论家，而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运动的领袖则宣称，是夏普给了其灵感。他现在被称作 “ 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 19 世纪初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被看做列夫 ・ 托洛茨基（另一位 嗜好 精辟警句的杰出战略家）的非暴力版，托氏的理念（虽然在构建框架上完全不同）为定期性的、变革式的全球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夏普承认，那些关于他对中东所发生事件产生影响的大胆宣称让他稍有不安；他不觉得他可以证实那些事情。不过，确实，他的早期作品 —— 包括他最著名的三卷本《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 —— 帮他在非暴力研究的小圈子里建立起所在领域领导者的声誉。近些年来，一本于 1993 年出版，融合了他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巨大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对非暴力抗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本书类似索尔 ・ 阿林斯基 ( Saul Alinsky ) 的《反叛手册》 ( Rules for Radicals ) 。   夏普也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一个不加渲染、由私人资助运作的机构，它已经传播非暴力思想近三十年。该组织认为它更多是在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并非推动特定国家的人民去采取特别的行动。尽管研究所及其掌舵人一直低调谦逊，但是，毫无疑问，夏普的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而最近，他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东的反对派团体。   认识夏普的时候，罗伯特 ・ 赫尔维（ Robert Helvey ）正在哈佛大学靠所获陆军奖学金完成其学业，彼此结识之后赫尔维就进入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董事会。他说夏普 “ 对制止或减少战争中人民（尤其是平民）遭屠杀的力量有深刻的见解，而他着迷于跟别人分享他的这种见解。 ”   在上个月的埃及，夏普的解放性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长期以来被认为被动地承受暴政的 桎梏 被动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 我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发展感到惊讶， ” 夏普说。 “ 我从来没想过阿拉伯人可以做到这些，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些。而现在，穆斯林就在这么做。在有些例子中抗议活动不是很有纪律性，而其它的例子都非常的有纪律性。这是在埃及，简直难以置信。过去的刻板印象全都不成立了。 ”   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美国总统能说，为了使一群受压迫的穆斯林免于独裁统治，美国有必要进行干涉。他说， “ 这些人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自由，不需要外来的救星。这真是一次伟大的觉醒。 ”   尽管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已经传遍中东，但是夏普认为，埃及周边的国家不一定也能取到同样的成功。他解释说， “ 埃及的例子势必会激发其它国家人民的灵感，但是光有灵感是不够的。 ” 夏普同样不赞成历史决定论。他说， “ 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   本质上，非暴力起义是政治运动。根据夏普多年辛苦研究总结出的对权力所作的综合分析来看，任何一场和平起义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能做到这几点：削弱公务员、警察和士兵对政权效忠；劝告中立者加入反对派阵营；防止 专制政权 对平民抗议实施暴力反应 ——抑或 如果实施了，也要避免损害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博弈计划。他解释说， “一旦人们知道了 这种诀窍，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仅是激发灵感或偶尔地取得一些意外的胜利。这将为深层次的改变做出贡献 —— 并非因为所谓命运的必然，而是因为人们让新的可能性成为可能。 ”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已经在利比亚显现了出来，残暴的（有人会说是疯狂的）独裁者卡扎菲上校在使用大规模军队打击他的反对者时并没有表现出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 —— 甚至夏普的一些朋友 —— 说， 严格遵守 非暴力让抗议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时候号召犹太人保持非暴力会是什么样子。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普的老朋友亚当 ・ 罗伯茨 ( Adam Roberts ) 爵士说，也许存在有限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暴力既是合法的，又是阻止快速演变的暴行方面必须要做的。   夏普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 ( pacifist, ) ，但他也不愿去划定在哪些特殊情况下暴力是合适的。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他认为， “ 只有当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完成的时候，权力关系才会存在 ” 。 “ 甚至国民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们也许仍然会保持顺从，因为他们缺乏能带来所渴望的改变的信心。只要人民缺乏自信，他们就只顺从于统治者，与其合作。 ”   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利比亚的非暴力抗议之所以没有效果，并非源自卡扎菲攻击性的使用武力这种举动，而是因为反叛者缺少事先规划、辨识并利用政权弱点的能力。利比亚的事件就是发展得过于迅速了，以至于来不及确立一个周详的非暴力战略。夏普说，关键在于 “ 将非暴力斗争可以显现威力和效力的领域最大化 ” ，而 “ 将暴力似乎让唯一能起作用的选项的发挥领域缩小了 ” 。   夏普说，所有的政权都有根本上的弱点。非暴力斗争 “ 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弱点变得更弱，并切断它们的力量来源上 ” ，直到政权解体。 “ 这是终极目标。但它不会轻易或快速或经常发生。 ”  ****** 吉恩 ・ 夏普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二战故事、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画面、冷战的开始和原子弹占据了他的成长岁月。在理解那些画面的过程中，他对暴力和极权主义产生了憎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因拒绝军队征召而坐牢。   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夏普就写了一本关于刚刚被刺杀的圣雄甘地的书。他认为，甘地被人误解了。也许正如被广泛描述的那样，甘地是一个圣人；但也许并非如此。对夏普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重点。对他来说，甘地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甘地意识到，印度人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大英帝国，于是他精心起草了一个非暴力战略并最终推翻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当夏普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个便条，问他是否愿意给这本书写个序言；让他高兴的是，这位传奇的物理学家兼和平活动家答应了他的请求。夏普的人生道路也由此确定。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他住在英格兰（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奥斯陆；在波士顿（他在哈佛办讲座，随后则在此座城市领导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时候，他一直在从事皇皇巨著《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撰写工作。紧随夏普这本巨著而来的则是大量战略与反抗方面的文章和政策报告，以及一大卷名为《发动非暴力抗争》 (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 的新书。   作为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心理学家的夏普开始对在早期生涯的一些非暴力抗争的例子 —— 从甘地对抗英国统治的食盐游行，到挪威教师在二战时抵制强加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课程，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 —— 产生了兴趣。他也对权力理论产生了兴趣：统治者如何统治，被统治者以何种方式同意被统治；顺从如何被灌输给大众；通过结合特定的非暴力战术，仔细寻找统治者所仰赖的支撑性支柱，非暴力运动可以打破不经思考就顺从的束缚从而解放大众的原理。   他告诉自己的读者， “ 独裁国家尤其存在一些特定的特征，会让它们在面对巧妙的政治违抗时极其脆弱。 ” 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比如依赖大众的配合和持续的顺从；不灵活的指挥控制结构；领导者周围全是应声虫，只会告诉领导者想听的内容，而不会告诉真正发生的事情；统治精英之间敌对的可能性，而精明的脚踏实地的反对者可以利用这一点；一种朝向区域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权力掮客发出了要对不义之财分一杯羹的要求。   一旦一个社会中有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工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公务员，甚至是警察和军队）拒绝同政权合作，夏普写道， “ 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因为政治失血或缓慢或快速地消亡。 ” 如果抗议者与非暴力密切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将会 “ 导致事实上（ de facto ）的自由，从而让独裁政权垮台，使一个不可阻挡的民主体制正式建立。 ”   相反，对夏普来说，暴力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对付暴君的特别无效方式。毕竟，政府拥有更多，更精良的武器。政府的军队也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政府通常控制着分发武器，部署军队的基础设施。夏普说，用暴力来对抗独裁统治，是主动送给它们动用武力的机会。而非暴力则迫使政权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在很多方面，非暴力的看法近似于传说中著名的组织研究者 Marshall Ganz （译者注： Marshall Ganz ，哈佛大学国家政策讲师，曾在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奥巴马阵营设计了实地组织者和志愿者培训系 . ）在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上持有的观点， Ganz 认为与其说是大卫打败了歌利亚，不如说是前者在机智上胜过了后者。 [see Abramsky, ” A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Ganz ,” February 21] 。 政权越糟糕，反对派就更应坚定对非暴力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将是 “ 权力的割裂 ” ，这是一个政治柔道 ( 注释：研究如何把议程主导权抢过来，主控传播权，在美国被称为 “政治柔道” ) 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行动会反作用到自己头上，他会变得越来越被人民和社会上各种机构所孤立，而他却需要这些人民与机构的同谋来保持政府的运作 。把这层同谋关系拿走的话，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越反抗，他们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塑造自身命运的手段。（译注：此处出现的《绿野仙踪》的比喻可参考该故事中魔法无边的角色如何被不经意地戳破了脉门，以及桃乐丝其实一直都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等情节。）   当夏普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理论时，这些理念都讲得通。但是这些理论是如此地和直觉相悖，以至于他的作品被世人严重地忽视了几十年。他就像是一瓶好酒：隐匿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只有少数的人懂得欣赏。甚至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同风车作战。   但是这些天来，随着对独裁政权及其所压迫的人民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假设被埃及革命所颠覆，夏普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异想天开。夏普的朋友赫尔维说，夏普所面对的对象也许只是从风车变成了巨人。（译注：此处可参考小说《 堂 吉可德》，书中一名迂腐到可爱得骑士因为把风车当巨人而英勇地与之搏斗，显得荒唐可笑，而如果他的敌手不是风车，却是真正的巨人的话，堂吉诃德不愧是一名真正的骑士。）    译注①：经校对者说明， The Nation 杂志以后的译名统一改为《民族》。” nation-state一般翻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族国家，我认为应该把 The Nation刊物名翻译为《民族》。”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 ：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金融时报 ：革命蓝图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