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邮：封杀《穹顶之下》是常用的拙劣手段
华盛顿—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发布不久后即遭封杀表示关注。这份报纸星期二（3月10日）发表社论说，封杀《穹顶之下》是专制政权通常采用的拙劣手段，这种方式并不能阻止人们对雾霾等污染问题继续刨根问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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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未普：穹顶之上主宰穹顶之下
在穹顶之上主宰一切的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运转重于一切。如果政权不稳了，清洁空气有什么用？年年岁岁走过场的两会，本来就无人关心。今年，两会又碰到柴静制作的《穹顶之下》，网上两天之内点击率过亿，使这套电视片由公共热点上升为公共事件。中宣部紧急禁止讨论《穹顶之下》，接著奉旨出动的五毛和“自干五”成群结队上网刷屏，搬出阴谋论来声讨柴静，指她背后有“政治团体”撑腰，目的是干扰破坏中国发展。五毛们的逻辑真是令人瞠目结舌，专制“狼奶”居然豢养出这样的奴才家丁，哪怕威胁到生存权的滔天人祸，都如此好歹不分，把公共灾难说成是辉煌壮丽的“中国梦”。这使人想起汶川大地震时，罹难者家属维权，无耻文人余秋雨就“劝告”灾民“不要破坏动人气氛”，因为官方舆论导向把这场浩大灾难引入歌颂“党疼国爱”的宣传套路，于是，遍野哀鸿的惨烈景象，就变成了所谓的“动人气氛”。同样，中国暗无天日的雾霾，也可以被描绘成一幅国家强大崛起的壮美画卷，对这种断子绝孙式发展模式的任何质疑，都被戴上“抹黑中国”的帽子。应该说，《穹顶之下》并非一部无可挑剔的纪实片，柴静不是科学界专业人士，但她已经尽可能容纳了多个学科多个行业的专业意见。如果说中国环保部属于权威的专业意见，那么请别忘记，几年前，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会上，要求美国使领馆停止发布驻在地的空气监测报告，理由有两点：其一，这种发布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干涉中国内政；其二，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监测，只是基于一点的观测，不全面、不准确。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评论，把中方的强烈反应称为“中国的PM2.5战争”，警告“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大危险”。这当然又被北京官方定性为不怀好意的妖魔化。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要求美国使领馆“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又声称，外国驻华使馆不具备环境监测的专业能力，也不具备发布监测数据的法定资格。按这种推理，柴静就更不具备批评空气质量的专业能力和资格了。现在听到对柴静的指责，都似曾相识。如果说《穹顶之下》分析中国雾霾灾害是不全面、不准确，难道当时环保部吴副部长的说法是全面的、准确的？何况柴静的电视片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人认识雾霾灾害的一个重要触发点，就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给中国引入了PM2.5的测定标准，因为过去中方标准是PM10，所以，每逢美国使馆公布空气重度污染数据，北京环保局都只测出“轻微污染”，而PM2.5标准，却被标榜“情为民所系”，而且鼓吹“科学发展观”的胡温政府所拒绝。奇怪的是，习近平的“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指示，在全国雷厉风行，到处“拔钉子”，但习近平的“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的圣旨，就执行不了。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是穹顶之上主宰着穹顶之下。穹顶之下，不能自己作主。当然，习近平自己也不会觉得呼吸著重度雾霾有多美妙，但从邓小平开始，中国治国方针，已从“政治挂帅”彻底转化为“经济挂帅”，或者成为“GDP挂帅”。全面治理雾霾，必然拖累经济发展，导致失业率大增，社会因此就会动荡。更重要的是，柴静的《穹顶之下》如引发了公民的自主意识，甚至公民运动，对防公民如防川的当局来说，更是社会稳定之大忌。所以，即便有支持环保的政府官员支持《穹顶之下》，当局也会毫不留情的封杀。在穹顶之上主宰一切的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运转重于一切。如果政权不稳了，清洁空气有什么用？
阅读更多环球时报 | 环保组织：印度德里空气更糟 应向北京学治霾
“虽然北京正因雾霾问题成为世界媒体的头条，但一系列研究数据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印度德里的空气污染比北京严重得多。”世界绿色和平组织最新报告中的结论，8日刺激了印度的神经。有印度民众不解地问，北京是因为发展才产生了污染，而德里并没有北京那么大的发展，污染为何也这么严重？绿色和平组织说，德里不仅空气污染情况比北京严重，还缺少北京治霾的措施和长久计划，呼吁德里推动类似北京的行动。这一问题也正日益成为印度社会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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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张欣：中国雾霾污染症结在于共产党中央没担当责任
虽然中国大众饱受空气污染之苦已有几十年，但是柴静的《穹顶之下》给了人们一个空前未有的强烈视觉冲击。震撼之下，人们不禁要想，纪录片中举出了很多原因，那么中国雾霾迟迟不能解决的关键症结到底在哪里？大量的网评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或者是官僚的腐败。因为对老百姓来说这些是抢眼的，也是特别令人愤恨的。不过，中国雾霾污染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要说垄断，那河北1400多家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排放，和垄断有什么关系？要说腐败，那大卡车司机去买劣质柴油，农民在田里燃烧秸秆，北京人去两里路远还要开车，和腐败也搭不上界。经济学上对此有解释有答案的。空气是公共资源，污染是私人行为对社会产生的负效果。通俗地说，你呼吸的空气是自由流通的。但是其它人不管是私车主还是钢铁厂老板为了一私之利污染大气，对你作为空气消费者产生了伤害。你作为个人不可能自己去限制他们或向他们征讨补偿。你住在北京二环路上呼吸毒气你不知道谁给你健康加了伤害。作为非专业人士，你甚至不知道你呼吸进去的毒素是什么，有多少，伤害程度有多少。因此，市场机制在这方面是失灵的。也就是，靠竞争，靠私有化，靠完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雾霾污染。市场失灵下，必须有一个代表大众利益的政府的有效干预各个方面才能解决雾霾污染。《穹顶之下》陈述了雾霾污染牵涉到层层面面，个人、企业、行政、立法、司法、等等。在民主体制下，媒体会发言，民众和公共团体就会去和议员反应，到法院起诉，去街头抗议。政府会对这层层面面立法执法。如果还不行，反对党出来说让我来管。这就是为什么和中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如印尼，南非，泰国，秘鲁等不会有如此持久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全国的雾霾污染，则是中国的“政府失灵”，即政府该做的没做好。中国真正的政府，是共产党党委。党委中，权力集中在第一书记手里。而全国的事情，则权力在党中央。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照理它有能力实施治理。问题在于，党集中了权力，可是过去并没有将治理雾霾作为它的首要任务，除了在APEC时期有关国家面子的时候之外。习近平书记2013年与河北省委开了四个半天的会。新华社9月26日报道会议检查了各种工作上存在的问题。2500字的报道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治理雾霾污染。可见，即使在作为雾霾产出和输出大省河北省，治理雾霾没有被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的工作重点。这就是中国雾霾层层面面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穹顶之下》没有直接点出，但是观众稍加思考，就会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目前的体制权力集中在习近平主席身上。如习主席能成立一个治理雾霾小组，和其它9个小组一样，亲任组长。然后每天花一个小时去检查和督促，我想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要治本，还需要推动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公众利益能自由表达和体现的体制。
阅读更多共识网 | 穹顶之下，深陷雾霾的公共舆论
两会前夕，柴静制作的专题片《穹顶之下》引发了中国对于雾霾问题最大范围的舆论聚焦。尽管雾霾可能对所有此片观众的健康构成威胁，但这部片子并未如很多人最初预想的那样，形成共识性的公共舆论，进而促成建设性的公民行动。作为这部作品的衍生物，舆论围绕柴静品行、动机以及专题片的传播技巧、科学内容的辩护与质疑，已遮蔽了最应被正视的公共问题——治霾。 柴静抛出的治霾议题在民间裹足不前，其困境在于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议题的个人，以及扭曲的公共舆论。 首先，雾霾虽事关所有人的健康，但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却具有较高的讨论门槛。它不单需要专业的环境科学知识，亦涉及政府、企业、民间相互间及各自内部的复杂博弈。这意味着有专业资格进行深度讨论的人数有限，广大受众也不具备判断其真假对错的能力。而且严肃深刻的讨论，需要的时间成本较高，这中间的空窗期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唤起的民间热度逐渐冷却。另外，不少有价值的跟进文章，也被更多吸引眼球却无助问题解决的信息浪潮所淹没，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无论是在新闻专业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柴静都是让各方人士争执不休的热点人物。从其节目强烈的情感导向到赴美产子、离职央视，使她收获了影响力，也极具争议性;既拥趸如云，亦不乏如潮反对。对很多不懂雾霾的人而言，柴静本人更容易激起他们的表达欲望，因为围绕名人私生活和品行的讨论，几乎无门槛可言，被片子巨大影响力撑开的言论空间，为各类溢美之词和流言蜚语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量的注意力从“事”(治霾)转移到“人”(柴静)上。 再次，在“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已成主流公共话语的舆论氛围下，公共对话极易掉进越辩越僵的陷阱。近两年，对贪官、网络大V、境外势力进行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将其搞臭、污名化已成为常态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并使这种阶级斗争、敌我划分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传导到不少普通网民身上，强化了公共对话中各对话群体的敌意与成见。大量带有阴谋论意味的揣测、只求打倒对话者而不求共识的对话铺天盖地，以至于呈现舆论两极化、情绪化和大量中间群体的厌倦和退出。 在本次事件中，这一倾向尤其明显，以致于连分歧性意见(如“公民应重视治霾”和“发达国家都是先发展后治理”逻辑上并不冲突)都演化为针锋相对，建设性沟通越来越难。可见，柴静这部通俗易懂、话语间常带情感的专题片，短暂地使国人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穹顶之下》一夜之间成民心所向，近乎无人不知;但这波舆论大潮在一个别扭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亦迅速被很多人视为众矢之的。公共对话不欢而散，公共舆论一盘散沙，公民行动深陷泥潭的背后，是民众对公民话语及行动的怀疑和厌烦。 近年来，知识分子和公民团体的公共话语和行动在约束公权力上少有建树，也甚少转化为大众实实在在的权益和成果，其话语模式难免带来审美疲劳。加上公权力对舆论更深层次的介入，官方对其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越来越多民众的观感中，公共批评不过是牢骚满腹，日日空谈不如实干自给。 国内本就脆弱的公民主体意识正一步步被愈发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所侵蚀：顺应现实，对公民行动少有热情与信心;精致利己，对他人和社会袖手旁观;愤世嫉俗，认为道义不过是自利的外衣;娱乐至死，公共问题不过只是消遣。即便《穹顶之下》指向的治霾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共识空间，却依然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动员困境，说公共舆论深陷雾霾之中，并不为过。 《穹顶之下》的大热昭示了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仍有巨大的动员潜能，而它走向歧途却提示了公民话语的动员效果、民间主体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面临的危机。当下，与其惯常性地将窘境归咎于公权力对议程和舆论的干预，不如三省吾身，对公共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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