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适逢2011年10月10日辛亥百年，大陆网络上又形成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声援陈光诚浪潮。在新浪微博上有不计其数的网友呐喊着陈光诚的名字，痛斥着当局践踏陈光诚一家基本人权的无耻而野蛮的行径。在“墙外”的推特上亦有网友通过私信相互沟通联系相约赴村。很多著名学者、作家、大学教授、媒体策划人、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商界精英、网络名人、演艺界明星等社会名流、精英纷纷不断发出呐喊和舆论支援，其中有不少人表示将身体力行前往东师古村探访陈光诚。由于海量的转发，陈光诚的名字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大陆的网络封锁，“自由陈光诚运动”的公民行动正在形成。 网络微博上随处可见以陈光诚的各种头像作为自己标志的微博。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昨天将自己微博换上了陈光诚的头像，并且呼吁：“光诚何罪之有？当局如此蛮横！呼吁全网关注，直到恢复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愤怒地表示：“这个国家不要脸了吗？公然囚禁一个自由公民，公然有组织地殴打，抢劫，关押所有探望他的人。如果这些人有罪，请起诉他们，如果没罪，给他们行走的自由！”“向公安部报警：临沂一带，已成匪区，只要经过那里，就可能遭到殴打抢劫和关押。请速派武警前去剿匪，否则，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形象。”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对张鸣教授的提议予以赞同，他表示：“凡路过临沂被匪盗打劫过的公民，皆应向公安部、全国人大以各种自己方便的形式报警并围脖备案。其他知情网友亦可同时报警，要求中央政府剿匪救人。” 著名作家章诒和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对陈光诚的人权现状予以关注，她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代表以及临沂市人大代表，你们当中能站出几个来，能成立一个“陈光诚调查组”吗？你们若无能力，那就退而求其次，能组团看看陈光诚吗？这是你们的起码责任吧！！！” 而广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影视界名人宋祖德更是在微博中向温家宝总理发出呼吁，这一微博被广泛转发，他说：“恳求温总理救救盲人律师陈光诚！盲人律师陈光诚，为当地村民维权，举报当地政府丑行，疑似遭当地政府打击报复，被判刑四年零三月，出狱后仍被当地政府安排人马软禁，怕他去省、去京上诉，每天看守者多达几十人，其手机被非法屏蔽，贫病不堪，而当地耗巨资“维稳”，对一个盲人，怎能如此心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临沂暴力黑洞像一枚天下英雄召集令，驱使着既有行动力又有正义感的网友如飞蛾扑火般的去探访陈光诚，让一个盲人感受到网络的一点点光明也许是网友能做到的所有，本来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英雄，但是时代苦难造就了英雄。解救陈光诚已经成为网络群体大共识，有司应该尽快回到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正在探访陈光诚的作家卢海涛发了简短的总结：“试着写了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晚上应该能到家，到时再详细向大家汇报吧。总结应该说，1陈光诚是健康的，而且衣食无忧。2虽戒备森严手法粗暴，但应该算是当地政府行为。3陈光诚极度想逃出村庄，曾试图挖地道，被发现后所有地面给浇灌了钢筋水泥。4看管们没有本村村民，当地村民对他有好感。” 知名作家慕容雪村在微博中气愤地说：“临沂位于沂蒙山区，是所谓的革命老区，这样的地方往往也是官府耍流氓最厉害的地方。这事在微博上传播了这么久，却一直没人过问，令人忍不住要问，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干什么？北京在干什么？他们是否真的甘心做流氓的靠山？或者说，他们甘心当流氓？” 原《商务周刊》主编高昱说：“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丑恶，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已经将当局本已稀缺的信誉与合法性越来越快速地卷入深渊。从一个沂蒙山盲人律师在小小村镇的计生维权，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对各地探望公民的非法囚禁、殴打、抢劫，被绑架的何止几个公民。” 作家土家野夫在微博上大声疾呼：“【要有光，要有诚】要有光，上帝或许会应；要有诚，却指向每个人自己。…..他看不见，但内心明亮，在漆黑夜里为人领路； 他听得见，是光天化日，我们就不能让四野无声。为他呐喊，就是为自己呐喊；争他自由，就是争自己的自由。” 据本网信息员今天（2011-10-11）不完全统计，在微博上以发言和转发来表达对陈光诚命运关注的各界名人还有：清华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郭于华、宪政学者刘军宁、著名地产商任志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著名维权人士吴淦（屠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著名记者王克勤、时评作家杜导斌、演员孙海英、历史作家十年砍柴、资深媒体人笑蜀、维权人士刘沙沙、律师浦志强、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姚中秋、维权律师郝劲松、财新传媒调查记者刘建锋、新快报国内调查记者刘虎、共识网编辑部主任王科力、财经作家苏小和、《时代周报》记者何光伟、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王天定、独立策划人、央视黄金栏目《一线》专访嘉宾胡晨晨、中山市长滨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军、维翰咨询首席顾问、清华大学城市与公共管理课程客座教师殷冬明、广州日报集团旗下《共鸣》杂志编委彭晓芸、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浙江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徐彦、江西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魏仁平、广东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微基金发起人兼执行主席梁树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凤凰周刊记者杨桐、等等。。。。。 这些社会精英微博上的粉丝一般都上万，很多是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名博，他们对陈光诚的关注显示出社会主流在人权领域的责任意识，这势必将对陈光诚命运的转折产生积极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场“自由陈光诚”的公民行动正在中国大陆上展开，成百上千的网友正在准备着新的行动。

今天是2011年9月28日，星期四。瘦米中文网：做一个轻度有爱的青年！ NO1 【今日头条】在最黯淡的一天举一反三地轻度交尾 2011年9月27日下午4时多，天空阴沉。@上海地铁在其官方微博刷新出一条信息：“今天是上海地铁运营有史以来最黯淡的一天。”大概两个小时以前，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追尾事故，官方数字显示有271名乘客在事故中受伤，没谈及死亡人数。网友@芒芒樱曝光的图片显示，事故现场疑似出现 装的满满的裹尸袋 。把人清理出来后，19:10，10号线高高兴兴地 恢复通车 。这样一个事故，环球时报傻逼社评说， 先进交通不能像煤矿屡屡出事 。其另一层意思是不先进的煤矿就可以屡屡出事。央视在当天的新闻中称之为“轻度追尾”。相比仍不见真相和报告的723动车追尾，肯定是小巫见大巫，有轻度与重度之分。可每次事故中都是受害者都面临生命和失去家人的危险，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有何轻重之分？ 也就是这个摇曳生姿的“轻度追尾”，再次引发网民的造词大赛，更加形象的生词“轻度交尾”横空出世。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交尾不是为了创造生命，而是在毁灭生命。而地铁公司的梅花三弄式道歉也令人愤慨。在下午4时多的第一条“最黯淡的”微博后发出不久，删除。又发出一条道歉微博，措辞有改动。随后第二条又被删，网友称地铁公司在斟酌字句研究合适的官方解释。接着发出 第三条 ，内容跟第一条差不多。如此反复，可见上海地铁公司公关之弱，甚至连一个道歉声明都不敢发。 在其道歉声明中提到：“坚决整改举一反三”。如果这个声明提前发布在几十天前，或者两年前并得以执行，轻度交尾什么的都会是浮云。2009年上海地铁1号线曾发生侧撞事故，原因查明为信号系统发布了错误的速度码。今年7月19日，10号线的一块屏蔽门突然爆裂。7月28日，10号线列车居然开错方向。8月2日因信号调试升级列车停在半路，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发生事故。这一次，同样在这个小事故频发的10号线，前车因故停驶，后车直接追尾。 在2009年的事故后，上海地铁也发过 类似的道歉声明 ，神奇的是，同样用到了那个词“举一反三”。 该承诺的早已承诺，该兑现的从未兑现。 事实是，的确做到举一反三了，截至此次“交尾”，上海地铁共发生了三次事故，都在今年。9月27日，上海地铁的道歉声明标志，新的一轮“举一反三”又开始了。 在上海地铁历次事故中，除了这条为世博而新建、政治需要的10号线，另一个紧要的关键词就是“信号系统”。上海地铁信号系统提供商是卡斯柯，在7月28日的事故之后，卡斯柯曾向上海地铁保证，坚决不再发生第二起类似事故。卡斯柯还是723动车追尾事故的信号提供商之一，是通号集团与美资建立的合资公司。跟之前的奥的斯电梯一样，各地地铁公司开始新的一轮自查。由于铁道部亲儿子卡斯柯进入信号系统市场较早，已是形成垄断的行业老大，包括已建的和在建的，中国地铁几乎全部都在用该公司提供的严重不靠谱牌致命信号系统。 广深 、 安徽 ……而这些信号系统之所以没有更换，专家解释，国内为卡斯柯垄断，而国外技术更加昂贵。其采购合同是一纸官商勾结、没有社会安全保障的权钱交易。 信号系统固然有缺陷，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地铁建设跟高铁一样正在举行大跃进的盛宴。目前中国已有36个城市上报地铁项目，到2015年，现有地铁里程数将翻两番，投资过万亿。近两年，大小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广州地铁过去两个月曾发生6起，北京4起。大跃进和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有足够的罪证可以打入死牢，但各大行业各大城市仍在继续，直至发生事故付出血的代价才有所责罚。 在人治和专制政府，制度的根本罪恶之外，多是人祸。借用@笑蜀的一则微博：这个国家，几乎所有事故，归根究底都不是技术问题，都是管理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即管理者的问题。管理者都是业余水平，只有整人和捞钱最专业。就此来说，只有负责统治的政权，没有负责治理的专业的政府。政府都是业余的，玩票的，即山寨的。 专制政治之下，谈得最多的是失去的政治权利；而经济在更大程度上能对民众构成切身伤害。这种伤害没有政治构成的伤害（例如自焚、殴打、秘密关押、恐吓）个体化、标识化以及代入性，这种伤害往往是群体的，事故或者房价或者虚低的CPI。这一切显然不能靠挂帅的专制政治来解决，在很多人诉求的民主自由里面，其实应该把“自由经济”加进去。同时，那些为政府打压房价、调控物价、约谈企业等计划经济方式叫好的人也应该清醒，这些所谓民生措施都是无可置疑的倒退。或许我们暂时享受了好处，其实是在让政府借机加强对经济的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将加强民众对计划经济的依赖。经济与政治是孪生的怪胎，他们时刻在交尾，一者的强化就是两者的相互强化。 在中国，每一天都是最黯淡的一天。 NO2 梁稳根的政治标识 2011年胡润百富榜于9月7日公布，三一重工创始人梁稳根以财富700亿晋升中国首富。统计显示前50名富豪中，三成人拥有国家政治身份；身家百亿的富豪人数比去年增加30%；前1000位上榜富豪财富比去年上涨20%。在这些富豪中，最耀眼的非梁稳根莫属，不仅仅因为新晋首富，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梁稳根将进入政界，如无意外，将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就是当委员了，这是目前中国仅次于政治局常委下的官阶，九人之下，亿人之上。建国60多年，能进入中共高层的企业家多是国企领导，这些人本来就有自己的政治属性。其后便数最正宗的红顶商人荣氏家族，荣毅仁也只是挂个副主席的虚职。而梁稳根以一个民营企业家身份进入中央，释放的信号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陈杰人撰文分析，中国既有的权力资本结合之路，完全表现出政治权力与体制内资本的模式，体制内资本主要有两类，一是国有企业资本，一是以太子党为代表的体制内人士所严格掌控的资本。民营资本一直是政府的打压对象，他认为梁稳根问政不是权力和民营资本在宏观政治层面的结亲。 陈杰人还说，将梁稳根选拔进最高权力层，似有一石三鸟之功：一是可以借助梁的企业发展和管理经验为决策层有关民企管理注入新的思想元素；二是刻意安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广大民营企业层和自由职业层人士；三是将梁作为中共在民众中和世界上的形像大使，推广中共的开明、亲民形像。 中共对民营经济开始走招安这步棋，拉拢这批富裕阶层，巩固其一党专制统治。吸纳民营企业主加入中共主导的政治体系，想必将进一步推出对民营经济和统治同时有利的政策，这些做法只会加强原有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不是要对其进行关键的改革。 NO3 想到一出是一出的陈光标 无车日砸车 ， 开演唱会送牛羊 ，陈光标的高调再次上得新台阶。不管 台下群众都笑了 ，还是 网上观众都怒了 ，陈光标认为 他的目的达到了 。花样繁多，给人的感觉是，以前的垒钱墙和撒钱都玩腻了。这大概就是陈光标暴力玩慈善的精髓——想到一出是一出。 相对于不做慈善的人，陈光标的慈善虽然高调，高调的慈善仍是慈善。但相对于其他做慈善的人，高调的慈善并不那么可取。专业化是每个行业的终极目标，慈善专业化运作也是一样。在从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来看，决定他花样多多的原因是，他毫不注重慈善的效率和持续性，其所扮演的是单次援助的大救星角色并陶醉于此。当场派一次钱或实物对普通民众确实有帮助，但慈善并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陈光标式的慈善更像是发给困难民众的国家补助。其作用也跟领导带着记者和摄像机去给困难群众发补助一样，从来不是真正在解决问题。一次性的慈善在一定程度上是慈善施者与受者的过把瘾就“死”，无法体现慈善的完整意义。 以开演唱会送牛羊为例，其最根本的漏洞是：在唯利是图的人面前，如何保证领牛羊的人都是需要帮助的人？不知道陈光标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演唱会后并没有送出牛羊，转而 委托当地政府送给困难户 。这一变化其实是失信于人，专为牛羊来看演唱会的人被陈光标摆了一道。一个噱头在被陈光标高调利用后，又被政府高调利用一次，可谓民间慈善变异为政府补助的鲜活例子。 完整的、负责的慈善是个持续的过程。目前国内最恰当的例子就是邓飞发起的“午餐计划”，它是现代慈善的代表，也正在为民间公益的专业化进程输送燃料。午餐计划专注于山村孩子无法吃到午餐这个社会问题，并一对一地持续给山村学校孩子供应午餐。同时它还在为慈善的专业化提供思考和探索的契机，用完全的公开透明持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借助公信力获取更多的捐款，形成良性循环越做越大；同时很多民间慈善机构也开始做自己的午餐计划，花开遍地，一个社会问题在一个人的影响下带动全社会，解决有望。 陈光标式和邓飞式，两者并不冲突，但优劣自辩。另外，陈光标的一些想法都有点奇怪，例如砸车时不忘糊涂建议油价应该涨50%来抑制私家车，例如一出送牛羊的免费演唱会居然没想到有人会浑水摸鱼。 陈光标的下一出值不值得期待？谁知道他又心血来潮看上哪个地方，不知道他把钱撒在地方又如何期待？ NO4 党报卖头条是欲加之罪 河南省《南阳日报》原总编辑葛宏被指 受贿卖头条 ，葛宏因受贿、贪污、毁坏账簿三项罪名被判入狱16年。大大小小各级党报应该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强制订阅党报应该也是。这种不愁销路的报纸，你几乎在报摊上看不到，大部分内销给近8000万党员。 党报作为一党专制下政府的思想前庭，篇篇官样文章，是广大党员、公务员提升理论深度和党性的必备读物，也是干部开会汲取官腔套话的源泉。地方政府的党报这种情况更是严重，整版整版的领导讲话。同时，因为其政府机关报的政治属性，其正面宣传的效应往往在地方内部是政府官员政绩的公示牌，显然头条是这块牌子最显眼的地方。自己做的政绩能整天在领导和同行们的眼前乱晃，升迁的机会多多。在权钱交易完全充分的中国，想必卖头条早已是大部分党报的收入来源之一。 党报整体上的作用就是为专制辩护和正统性合法性宣传，其所灌输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正掌权的一代，小到街道居委会大妈。党报干的事情就是婊子所干的事情，既要卖，又要立牌坊。 回到葛宏一事，似乎另有内情。报纸把部分广告收入作为奖金发给报社员工在中国甚为普遍，但当局有时会以此控告不听话的媒体，《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当年便因此被控，扣押一年多后因证据不足释放。在审判时，旁听者六度为葛宏鼓掌，结束时，很多人围着葛宏鼓掌。南阳日报社在葛宏任总编的十年里收入大增，而招待费却特抠，每年不超过10万元。至于为何被处理，真实原因不明。 附一条新闻，因文采优美走红网络、被称为杭州名妓的若小安，传日前遭警方带走调查。网上流传她7年间接客多达3000，警方在她的手机查获逾千名熟客电话号码，当中不乏官员、大学教授等名人。两件事情有种共性，那就是一些人对一些掌握了真相和证据的人的恐惧。 NO5 大学拒绝避孕套 在昨天的第14期声音中，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称： 大学是最好的恋爱市场 ，并呼吁大学毕业生早结婚。不是所有大学管理者都有如此开明。南京栖霞区计生局向区内多所大学校方建议引进避孕套售卖机，然而得到的却是清一色的反对。学校认为此举会给学生带来性暗示，老师认为关键是要对学生加强性教育。可是， 大学有性教育吗 ？ 2004年，清华大学也曾遇到同样的建议， 各方观点 现在看来都兎才能有阳光。这些规定都应该由师生来定，而非单凭少数几个人既肮脏又陈腐的想法。 3岁就进行性教育 ，已经有 幼儿园开始实践 了。 掩面， 这条就别看了 。 NO6 【米联社消息】 1.川格尔登寺两名喇嘛星期一字焚，一死一伤，目的显然是对北京表达抗议。其中一名喇嘛是前不久字焚身亡喇嘛的兄弟。有信仰的人，抗议很决绝。 2.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告，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今年12月1日前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免除处罚。这是在搞打折优惠呢？ 3.联合国副秘书长丽贝卡首次访华总结说：中国仍有1.5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3亿人无法得到干净饮用水，2.3亿外来工人得不到应有医疗和社会保障。中国并没有全面迅速崛起。中国人均收入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收入分配仍是一个很大挑战。个人觉得数据比较保守。 4.澳门组织中学生和中学、小学、幼儿学校教师于9月22日至10月15日及10月29日至11月12日期间免费看《建党伟业》，为些教育部门出资40万澳门元，在永乐大戏院为此将举办51个观影专场，中小学教师也免费观看。解放区慢慢都沦陷了。 NO7 【有意思的微博】 @萧瀚：【天堂地狱】海涅说：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荷尔德林说：正是那种试图建立天堂的念头造就人间地狱。何以至此？孟德斯鸠等人那儿早有答案：“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并将权威运用到遇障碍为止，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没有大多数人限权控权的习惯性思维，这国的地狱史将无限漫长。 @李文的围脖：“中华民国国旗”歌，是在升降“中华民国国旗”时演奏的歌曲：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人大张鸣：文明办的人说中国道德不滑坡，因为他觉得他是管道德的。一个拥有文明办这样的政府机关的国家，本身就说明它的文明只能保存在政府的保险柜里了，连办公室都放不住。文明都没有了，遑论道德。 @彭晓芸:Larry Diamond：民主的敌人是人性的骄傲自大、不妥协、愚蠢与贪婪，在历史上随处可见因这些人性特点而垮台的民主故事，但是，他深信，人类具备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未来，即便如中国如此强大的共产威权国家，也会因为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结构与人民素质，而在下一世代转型为民主国家。 @笑蜀:我爱的中国，是父母之邦，是文化中国。父母之邦即土地和人民，无关政权。文化中国更早就沦亡。爱中国在我来说，就是爱这土地和人民，保护她，让她免于苦难；以及文化复国，即以现代性转化中华文化，让她走出几十年的殖民阴影。总之，我爱的中国，不是爱国贼所谓的中国，我跟他们不是一国。 NO8 瘦米AV：黄西单口相声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声音13】 (6) 自由之花之绽放【20110922】 (3) 两面三刀的中国【20110908】 (3) 地下钱庄宋基会【20110906】 (7) 谢业新的十一刀【20110831】 (5) 你的人民想念你【20110826】 (3)

                          相关链接：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下） 　　我曾经说，中国模式包括了两点：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本文是对后者的一个简述。 　　(一)奇特的婚姻 　　权力与资本结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在通俗的角度，孙立平将其称之为“奇特的婚姻”，贺卫方则称其为二者的“通奸”。在学术的角度，吴敬琏称其为重商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笑蜀称之为“市场斯大林主义”——它凸显了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的方式。但是我以为，将这种经济称之为权力经济或者权暴经济、权有制经济、官有制经济，更加准确。 　　权力经济就其一般性而言，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某些国家的一个特点，即吴敬琏所说的重商主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某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转型，即所谓“东亚奇迹”，也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类型：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地区大都走过这样一个历程：政府主导经济，等市场经济培育成熟、社会发展起来时，再起来反对政府过于专制与强大的权力，从而形成正常的政府-社会关系，走向民主政治。“东亚奇迹”的奥秘也是关键之处，是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成长发育起来，然后才能推动政府束缚自己的手脚，变得权责对等。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除外)等也都付出过惨烈的转型代价。 　　中国的情况不能够完全用曾经存在的东亚奇迹模式来比照。它是在文革后复归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起点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的话，那么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庞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官僚阶级从来不肯从经济领域退缩，也不能培育社会成长，因此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和形式虽然产生极大变异，不但与资本巧妙结合，与国际化部分接轨，但始终保持着对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从产品监管，抑或从价格形成，甚至从企业产生及运行调控的或有形或无形、或大或小的控制；不但形成了三高三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消费、低资源价格)的独特的经济模式，而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最大剥夺；不但推动了经济奇迹，而且一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独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寸步难行。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恶化、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仅从经济领域看，就有频繁发生的血汗工厂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欠薪事件和矿难等。“资本之恶”在畸形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遗。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公权力变成嗜血恶魔，吞噬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吞噬社会，吞噬一个个它本该守护的国民的生活甚至生命，而公众与社会却手无寸铁，无力约束它难以厌足的胃口。 　　中国人民没有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得到相应的好处。仅从民生方面看，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三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终于变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养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矛盾。 　　正如孙立平领衔的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课题组的报告指出，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许多年来，人们以为市场的发育一定会限制权力的作用，但实际上权力也可能通过重组市场因素而使自己更为强大。在一些地方，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恣意妄为的力量。 　　(二)权力经济的表现 　　权力经济的表现，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中国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不奇怪，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不但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独领风骚，而且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权力即利益主导特征。许小年指出：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中国政府大体上通过项目审批、资源控制、政策引导和综合平衡来调控宏观经济。 　　官员们垄断了中国大部资源。首先，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自然资源。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官僚阶级攫取财富的源泉。政府控制自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自然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 　　其次，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交通运输、金融、证券、外汇、进出口配额，等等。发改委仍然是资源掌控的主要机构，它不但直接管理着最重要的资源产品，负责分配和平衡重要的资源类产品，而且主管重要产品的价格，如直接决定中国的油、电、气的价格。 　　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变种，由国家计委变身而成的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仍然拥有与计委相同的职权，甚至更大，它将已经撤销的各工业部的计划管理权都收归自己手下，也将原来体改委的权力收归手下。发改委拥有数千工作人员，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为庞大的机构。 　　发改委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规划，并据此审批限额以上项目，同时掌管数额巨大的政策性资金。在地方所谓的“跑部前进”中，发改委是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当然，其他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也都有巨大的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比如银监会、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及各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血液——货币的规模、分配、转移、聚散。与国外政府管理不一致的地方是，这些部门都是被政府严格控制的，甚至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绝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以及关联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主要体现的是官僚阶级自身的意志，考虑的是官僚阶级的利益。权力可以任意通过宏观金融、财政、行政杠杆来调控经济，以造成最有利于官僚阶级自己的经济效果。比如1998年至2010年，中国央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放了广义货币7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是2010年GDP的2倍。除了被动增发15万亿左右之外(即与同期中国外汇存底相匹配的人民币)，还主动超发了逾20万亿元。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在2009年后的大幅上涨。学者们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即刼穷济富、济政府。中国的这种货币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现象。中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体现的就是政治本身的特点。 　　再次，中国政府还负责社会保障供给资源的配置、综合平衡和价格管制，诸如教育、卫生、养老、文化。 　　当然市场化的中国也有部分资源在民间，比如部分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但是，更多的是“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1]”。 　　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的另一种调控手段是制定政策，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配额、标准、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后面往往决定着数万亿的资金流动。如中央政府2008年实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当年货币超发了16万亿，引起了2009年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 　　当然，由于中国统治秩序的混乱，地方官僚阶级的坐大，已经出现了诸候经济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调控。地方官僚阶级控制着土地资源，“有土斯有财”，土地越来越成为财富的源泉。同时地方政府也经常采用化整为零或者干脆硬上的办法，来上马项目。那些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宏大工程，那些领导人大手一挥上千亩土地就被征用、上百万平米的民房就被一拆而光的项目，已经是地方官员的一种普遍行为，权力的蛮横和霸道已经远非个别的现象。权力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官僚阶级整体得利，他们依据权力决定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地方官僚阶级有了更多更大的经济主导权和利益分配权。 　　2．权力控制着微观经济也就是企业。 　　企业的性质有多种，关于国企我们下面要专门论及，这里只说民企和外企。涉及这些企业生存和效益的诸种因素，从资格准入、资源分配、税收调节、政策奖惩、各项监管等等，都在权力的强力控制下。简言之，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民营和外资企业都不可能生存。换言之，中国实质上并不存在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同地区的政府既可以相互竞争，任意给出国家或法律不允许的优惠政策，甚至白送土地，默认其污染环境，建设血汗工厂，也可以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对于前来投资办厂的外商(境外或其他地区的)套上脖链，随意勒索。中国政府也可以因为政治因素，对企业进行鼓励或者打压。比如台湾企业奇美带有绿色，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税收检查”让其在大陆镇江投资兴办的工厂运营困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不得不以辞去企业职务来承担责任，以交换其大陆资产的安全与正常运营。 　　官僚个人既可以入股甚至入干股民营企业，也可以巧取豪夺民营企业的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侵占民企案例。在资源富裕地区，官员入股企业甚至在企业拿干股，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衍生结果，中国的矿难即死于矿井安全事故的人数令世人震惊。在屡次整顿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由中纪委出面，清理官员入股企业。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禁绝这种现象。 　　在另一种公共事件即环境污染事故中，人们也经常看到权力的影子。2010年，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污水池渗漏致福建汀江污染事故，企业在事发9天后才向社会公告，但实际上，事故发生两天后，企业就报告给了上杭县政府。上杭县政府没有选择立即向社会通告实情，而是极力封锁消息，直到无法封锁才不得已向社会披露。这个事件虽经国家环保部和福建省政府介入调查，但在最后的处理中，仅仅是轻描淡写地罚了一点款。这个事件的内幕被揭开，让人们知道不但上杭县国资委是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占股权比例为28.96%，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而且，紫金矿业近几年逐渐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掘金之地和退休之后的养老院。当地有多位政府官员在企业挂职或任职，还有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企业的股份。所以，尽管紫金矿业是上市公司，但里面众多机构的设置如同缩微版的县政府，大到战略决策，小至人事任免，多数要由当地政府来拍板，而企业高管只负责具体经营业务。在这样一个政企结构下，无论为“公”为私，政府和企业选择瞒报就再正常不过了。“紫金矿业与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互送，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源垄断企业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本质上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一种反映”[2]。 　　3．权力控制着垄断性国企 　　经过改革存留下来的国企，基本都是资源垄断和行业垄断型的庞然大物。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是一种资源和行业的双重控制，也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最好方式。张博树指出官僚阶级以公有制形式对社会主要资源的垄断实际上开启了最大的私有化之门： 　　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3]。 　　张博树简述了这个掠夺故事开始时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起点，然后是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等等，表现了国企内部人与主管部门和官员控制特点的以权谋私，是从那个时期走过的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它包括国企扩权、技改、承包、改制、破产、转卖、扩张、上市、价格、掌门人的任免等等重大事项中，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私有化和权力化。简言之，本来应当是全体国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邓聿文则分析指出： 　　资本有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分。一般来说，权力更亲近国有资本即国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无疑，国企更有利于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二是从官员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因为对个人来说，在市场条件下，唯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这种利益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 　　但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特别是政企一体化，会让社会资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并形成垄断，同时通过企业的分配最终化为个人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要大肆兴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项目，并非单纯为了“政绩”，背后有着赤祼裸的利益分配考量[4]。 　　国资流失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 　　这里再重复一下《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的一段话：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军工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已占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在金融、能源、通讯、铁路、民航和远洋运输、军工的大部，都被国家也就是官僚阶级控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财富”并未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地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胀。“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赫然书写着这几个词：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5]。而近十年来，最赚钱的行业还要加上高速公路、电网、通讯。所有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官僚阶级控制最严密的(或者国有化程度最高，或者权力影响资本最重)，它们的过度成长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吴敬琏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在大陆就两个原因：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国石油化工，去年盈利第一名，他原本的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他平均每天花公司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他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陈同海的例子，完全是垄断造成的，他们用石油，几乎不交钱。国际油价涨了后，他们就往国外卖油，政府要他们往国内卖油，还得给他们补贴。而且他是国有企业，除了税收以外，他的盈馀也不上缴。按原来的改革计画，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6]” 　　作为国企价格垄断的另一个例子，“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占居民收入的5.43%，在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手机拥有者中，更是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受高通讯费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实不止是高通讯费，还有天价过路费(包括无可逃避的罚款)，也是造成物流成本高的原因。 　　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虽然改革要求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行业准入上的平等。 　　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在加强而不是相反，比如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这是党管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这些企业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高管到底是什么身份？ 　　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企业必须接受市场规则，不但造成企业行为的错乱和经理人的角色混乱，而且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真实的经济效益。虽然表面上，央企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盈利，但2011年3月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这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的国有企业真实绩效,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7]。 　　无独有偶，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时间，正在参加2011年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高明华，也向社会上公布了他参与调研的、一份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同样指出国企的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等隐性补贴，2001年～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总计高达6万亿元，而同期国企的利润总和只有4.9万亿元。这意味着扣除掉这一巨额补贴，国企就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事实上这还没有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数以万亿元计的坏账剥离，后者以央行再贷款形式支付，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免费午餐[8]。 　　而央企在低成本占用国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即使是虚夸的“利润”，也没有向自己的出资人上缴多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一共1572．2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国家财政从央企中收支相抵，仅剩下约19亿元。也就是说，这期间央企表面上上缴红利比例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央企的“利润”都被官僚阶级私分了。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对自己的主人如此吝啬，但对国外股东却极其慷慨。据2008年的数字，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在此前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币。 　　学者们习惯将民营企业与国企进行各种比较。比如从利润上看，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利润少得可怜，2009年，全部民营企业100强的利润，尚不敌国企中石油一家。从员工收入上看，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3亿人，也与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3000万人的总体收入相当。特别是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由于中国存在着国企与非国企，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可再生的加工业资本与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资本，弹性消费部门与‘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刘易斯语)这个二元结构，一直以来，也就存在两套资源配置方式，通行两种交易规则，存在着两类价格，存在着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一类，是外企、民企等弹性消费部门的竞争性自由交易价格，不可能只涨不降。这类低价惠及了大众不说，还对冲了国企的高价。另一类，则是‘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的垄断性强迫交易，价格只涨不降，没有谈判余地。[9]” 　　学者们也经常提出自本世纪初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即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强化了国企在资源性领域的垄断，逼迫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民企撤出。同时行政管制加强，这些都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增长缓慢。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发布政策扩大民营企业进入经济行业的范围，但是这种政策完全没有发生效力。政府往往从国家经济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等方面解释这种对民营企业的强制性限制和剥夺，但是没有事实证明它的说法是对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 　　现在权力经济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传媒、出版、教育、卫生领域，即形成了所谓文化、教育、卫生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历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最严的，所以它的产业化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垄断色彩。虽然市场资源力图挤入这些领域，官方也开了一些口子，但是在传媒和出版业，至今仍然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较之纯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场景更加令人惊讶，因为肩负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这些官办单位，突然也跳进市场经济的游泳池里施展手脚，于是就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极其丑陋的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央视春晚的低俗而生硬的植入性广告，一次收入就有6亿之多。另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出版社卖书号，和学术杂志卖版面。而教育的滥收费，也已经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用杨连宁的话说，它造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三重赋敛”，“直说就是国家收了社会三遍钱。强制性税收是第一遍，……总量惊人的强制性收费是第二遍赋敛。之后还有第三遍赋敛：垄断国企的强迫交易与强迫消费。(由于国企)垄断比重这么高，垄断的程度这么高，兼有了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垄断，以及宽泛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几乎所有基础产业，顶端至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产业，几乎全是国企主导的领域，满世界的确没有”，所以国人逃无可逃，只能接受国企的高价格产品，这是变相的横征暴敛。“一想到加1箱汽油等于你半个月的生活费，或缴1次200元的罚款等于你好几天工资，不能不让你感到存在着两类价格，碰上了强迫交易；你也不能不联想到那个官价‘半匹红纱一丈绫’就牵走了卖炭老翁的‘一车炭，千余斤’”[10]。 　　毛左派们还在迷信公有制或者国有经济的主导或者主体地位，其实德热拉斯已经指出早在苏联模式时公有制已经导致政治特权并产生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在今天中国，国企只不过是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其牟利的主要手段。国企已经完全成为剥削人民的吸血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