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一篇谈道德的文章引起争议。这篇文章驳斥了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观点。它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依据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决不可能出现社会道德总体滑坡。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纯粹从理论出发得来的结论，有违客观现实。 江苏卫视报道，去年12月30日，泰州市一辆汽车失控，撞破护栏，坠入河中。记者在现场发现，本应用钢筋水泥筑就的防护栏，里面用的竟是芦苇。 这种为了赚钱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在中国屡见不鲜，折射出社会道德缺失的严重问题。 *社会道德未能随经济发展提升*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社会道德是否跟经济发展成正比，不断提升呢？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道德水平未增反降，且严重滑坡。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表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求是》文章的看法正好相反。文章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其论据是：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因此，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主旋律。 文章断言，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 *学者：分配不公说明所有制不公*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道德状况的说法，相当有道理。问题是，不能光从表面上看所有制，还要看分配。分配不公平，就说明所有制不公平。 他说：“现在分配不公，这是全社会公认的现实，而且在国际上已经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国家之一了。这样一个状况下，怎么可能说有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它相配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质疑某些国有垄断企业是否还属于公有制。他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吃利差大概是3%，而发达国家是1%。 周孝正说：“我们国有银行吃3%的利差，是相当黑的。我要问，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一个银行的行长说，我一年的收入大约是3000万元，我都不好意思说了。这叫赚钱、挣钱，还是叫骗钱、抢钱呢？这道德好得了吗？” *私有制下公德就一定差吗* 如果仅以所有制形式来评判社会道德高低的话，那么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里，道德水平岂不应大大地低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吗？ 可是，许多去过西方国家的中国人，看到的情形往往相反。王占阳在访问美国时发现，美国人并不像中国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道德低下。 他说：“美国还有那么多道德高尚的人。有一个美国教授专门收养亚洲的残疾人，收了五、六个。还有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有一个好工作，但他不做了，他跑到非洲，支援非洲扶贫去了，去干那苦差事去了。” *影响道德水平的不只是经济基础* 王占阳认为，影响道德的因素不只是经济基础，还有政治现实，比如官场腐败。 他说：“如此严重的官场腐败，势必会毒化社会道德风尚。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不正社会歪。我想这个问题，社会是有共识的。” 在王占阳看来，《求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民众的观感，也不符合各种调查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曾以“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在9800多名参与者当中，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占53.5%；“更理想的生活”， 占44%； “成为有钱人”， 占43.70%。 有评论认为，这说明，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 在上海市社科院的另外一项调查中，相信“诚实守信吃亏”的人竟高达90%以上。《新华每日电讯》说，当“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倒了要不要扶”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都到了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应当认真反思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偏差* 王占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证明，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已经出现偏差。 他说：“目前的状况绝对不是小平同志所乐见其成的。恰恰相反，他强调的两个大的改革都没有达到目标：一个是分配制度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他特别强调的道德风尚的向善发展也没有实现。” 北京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一些主流媒体的表现极为失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也就是你们西方媒体还会去看这些东西，在国内，它早被人民群众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就连中国央视名嘴白岩松都说，媒体天天都是所谓正面报道，就会慢慢麻醉这个时代，麻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所有的危机感。

法广： 这次发生的乌坎事件在中国影响很大，其实在外部世界影响也不小，尤其在西方。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乡村民众起来自我维护权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您写的一篇文章“乌坎是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在您看来，乌坎事件有什么特点？ 笑蜀： 最明显的特点我觉得是村民在集体抗争时表现出的那种少有的高度团结；第二点就是有很高的组织水平。9月21号他们的抗争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危害就表现在某种程度的失控，这种失控就在在9月21号表现了出来。也可能是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村临时理事会。据村民们自己解释，是当地政府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而且还给他们领头的人发了工资。那么，不管是不是地方政府的授意，这个临时理事会肯定是起到了组织的作用，体现出了有组织的优越性。有组织的最大优势就是不让整个事态失控，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效果。第三点，我认为他们不仅有组织，而且还有领头人。9月21号之前是没有组织的、容易失控的，没有一个领头人。9月21号之后，就有了一个领头人，这个人就叫林祖銮。这位先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通过他就把村子里的力量凝聚了起来。然后能够有理、有节地抗争。正是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才能够使整个抗争变得非常有序。这种秩序表现在比方说11月21号，村民上街游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村民有自己的“维安队”。这个维安队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维持整个游行的秩序。不让这个游行发展成一场暴乱。 同时也由于有组织，有领头人，所以后来同政府谈判的时候，能够很容易找到谈判对象。政府后来能够跟林祖銮、跟村民理事会谈，使得整个的谈判成本、沟通成本很低。所以能够迅速地发生作用。我们知道，20号形势还非常紧张，21号早上谈判，一谈判，形势马上缓解。因为一个是一夜之间就找到了谈判对象，谈判对象是具体的，明确的。这就是这次乌坎事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过去所有的民间跟政府的博弈最大的问题在于民间一方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既找不到谈判对象，而且民间在整个抗争过程中没办法自律。没办法自己管理自己，因为无组织，谁也管不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现象。 法广： 那么，乌坎的村民怎么能够组织到这种地步，就是说乌坎事件爆发也是一种自发式的，自发式的抗议，自发式的反抗。就和中国发生的很多维权运动和事件是很近似的，理由也差不多。为什么乌坎人能够组织了起来？ 笑蜀： 乌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他的特殊性。首先我认为在于他的宗族的力量。乌坎有一种强大的民间自治的力量，这种民间自治的力量首先就表现于宗族的力量。过去总把宗族跟落后的、专制的宗法制度联系起来。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的宗族的力量是能够跟现代化、跟现代文明对接的一种力量。过去的宗法制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他往往就是一家独大。比方说一个村子里，就一家大姓，这个大姓说了就算，这个大姓就控制了整个村子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资源，其他的小姓小族就会受到压迫，这就形不成一个共治共和的形态。但是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自然村了，现在的村子都是行政村。一个行政村合并了很多自然村。比方说乌坎，乌坎村就是一个行政村，这个行政村合并了47个大姓。13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可能再有过去那种一姓独大的那种状态，就必须多个宗族共治，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治和共和，这种共治与共和跟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理念并不违背，同时它又是一种本土的、强大的、自发的、自治的力量。乌坎后来能够变得那么有组织，那么有序，不是有一个外来的力量，也不是内部有一小撮人去别有用心地去组织的。它就是由这13000村民自发的、从来就有的那么一种自治的力量和自治的机制，自然而然地在起作用，这个自然而然地起作用的那么一个力量主要就是一个宗族的力量。 法广：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当局的表现。您的文章中已有很多的分析，您把广东高层和汕尾当局做了一定程度的区别。那么，就广东高层而言，我们从所谓“朱六点”变成“朱五点”看出，其实高层也是在变化的？ 笑蜀： 我现在不认为我那个判断完全是正确的，我当时是限于我当时的信息条件。后来我看到互联网上汕尾市委书记郑燕熊的一个讲话的原文，我觉得我原来对汕尾市委和市政府的估计有偏差，他们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 中国政治是非常微妙的，不能只看纸面上的表态。它可能有很多别的我们看不见的因素再起作用。比方说，乌坎事件到底如何处理，绝不仅仅是汕尾的事情，也绝不仅仅是广东的事情，它是一件全国的事情。在处理乌坎这一事件上，汕尾当局，广东当局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就乌坎论乌坎。他们必须考虑全局，考虑他们的上级，他们的同行，他们别的省的同行会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顾忌，这会影响到对整个事件的处理。 法广： 您这篇文章说乌坎是中国必须要闯过去的一个坎。那么，闯过这个坎，中国就进入一种更有意思的进程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各地都大量存在着这样的事件，官方把它叫做“群体性事件”。您对此比较乐观还是悲观？具体讲，第一，您觉得乌坎这个坎闯过去了没有？这个坎有多大？第二个，中国现在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局势？从国外看去，中国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件，但乌坎的结果相对来说是一个亮点。 笑蜀： 我现在不能断定乌坎这个坎已经闯过去了。因为乌坎这个事件还没有走到尾声。现在看来广东省委处理这件事是非常用心的，决心看起来很大。但是，事件的发展有很多别的因素，所以以后到底会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就这个事件本身而不是它的扩展意义而言来讲，无论说它跨过了坎，还是没有跨过去，我认为都为时尚早。我不想做预言家。至少目前来看，所出现的转机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以后的发展还要观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大的形势来看，说乐观或悲观都简单了。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现在早已进入了一个用官方语言来说是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高发期。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民众普遍抗争的时代，一个抗争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是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里指的只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而不讲社会发展，不讲权利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是以社会的不发展、权利的不发展作为代价的。权利的不发展，社会的不发展，就这样积累了30年，现在到了临界点了。过去所积累的种种问题不可能再压得下去，所有这些问题到了临界点后都会一个一个爆发。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爆发期，我说的普遍抗争期。这个普遍的抗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争权利，不是争权力，是争公民权利的时代。而不是改朝换代，争政治权力的时代。为自己争权利，争自由。工人争工人的权利和自由，农民争农民的权利和自由，退伍军人争退伍军人的权利和自由，每行每业争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那么一个大时代到来了。乌坎在这个意义上，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就是说面对这么一个时代，制度怎么去应对？我们现在这个制度是一个零博弈的制度，是一个绝对静态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根本问题是不适应动态博弈，不接受动态博弈，不允许动态博弈。因此，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弹性的制度。对权利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它没有任何弹性。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所以的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那么，对权利发展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不允许权利有发展，不允许社会有发展的那么一个零博弈的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和冲突。乌坎在这一点上，它表现了一点松动。这就是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所在。表现了一点弹性。当然，这点弹性和这点松动够不够，我不知道。 法广： 虽然不能肯定这件事能不能代表一种趋势，但已经有了松动本身就很重要，您是这个意思，是吧？ 笑蜀： 对。起码它开了一点头，在这一点上它有突破，有破局的意义。但它能不能像你说的形成一种趋势，产生一个示范效应，我不知道。就这点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不管它在事实上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大趋势，起码它应该成为一个大趋势。 这个制度必须要适应权利发展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它必须要过乌坎这个坎 ，制度要闯过这个坎，什么坎，就这个坎，就是要适应权利的发展，去满足权利的发展。要让自己变得有弹性，用这种博弈，用这种公民争权利、争自由的那么一个运动来调整、来改变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能够适应公民的权利的发展。 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争权利争自由的时代，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公民权利运动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坎。跨过这个坎，那么中国就可持续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都会有进步。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权利的发展，那么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制度的瓶颈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如果这个坎跨不过去，那么将来终究有一天，要面对一个公民的权利和那个不容忍公民权利发展的两大体系之间的决战的状态。 法广： 也许是革命？ 笑蜀： 对，也许是革命。不排除这种可能。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寻找一条促使中国改革具有内在动力、不断深化的途径。综观历史上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不同的机遇与选择导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社会后果。因变革途径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废的例子不在少数。第二个挑战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一场重新规范权力结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分配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随着改革措施对其利益的影响也在不断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演变必然导致政治的和经济的新的要求与冲突。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因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风险与政治压力。我以为，中国改革成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分散政治压力的途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近年来呼声渐高的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职能的主张值得商榷。国家政权之存在，中央权力之必需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在倡导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必须对中央集权的代价与潜在危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集权与改革风险 　　我以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集中改革风险的道路。主张强化国家职能的一个潜在前提是认为中央政府较之其它社会机构（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实体）能更为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可以选择与实施更为合理的社会经济政策。然而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神话上，即我们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然而人类发展史恰恰证明这一神话的危险性。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的失败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在客观上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发生在一个“不确定”（uncertainty）的时代。虽然这种不确定性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社会演变缓慢的过去，前人成功的模式常常可为后人之鉴。但是，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模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大规模生产模式为代表的“福特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二战以来居世界中心的美国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演变。官商结合的日本经济在近年来的经济衰退中迟迟不振，而新的经济区域的组合正重新划分经济贸易的“国界”。 　　从世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看，中国目前经历的这场变革在起点与结构上都是十分独特的。西欧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由分散、封闭的区域性经济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由分散微弱的领权力走向相对集中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中国改革的起点恰恰相反，它由一个成熟完整的中央集权过渡到社会内在机制的运转，从而逐渐替代行政的纽带。中国改革的经历亦不同于拉美、亚洲地区的强权国家模式。在这些地区的过渡过程中，政府职能、尤其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控制能力从未达到过中国集权模式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政府权力的演变及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截然不同。 　　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的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意味着中国改革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成功模式，必须在摸索中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何估价中国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呢？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关于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笔者以为这一描述是对中国改革处境的贴切写照。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不仅是中国改革的特定困境，也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理性的唯一可行的方案的话，那么，问题的焦点在于谁去摸“石头”，是否有一个最合适的人或组织承担这一任务？按照加强中央集权主张的思路，这意味着利用中央政府的总体方案去摸石头。不难想象，这个方案一旦失误，则全国十亿人皆翻降水中。但如果允许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各自尝试，找出一条（或几条）过河途径的机率则大大增加。既使有失败者落水，其后果也会相应地局部化、地方化。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此，我以为强化国家职能的主张实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集中改革风险的道路。加强中央集权意味着集中社会资源于中央政府，从而限制地方与局部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的可能性。改革的风险因此集中到中央政府的决策正确与否上。既然所谓“客观规律”并不存在，这一途径犹如一场冒险赌博。中央政府要能够输掉一场赌博后仍有余力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赌博，就必须通过加强一统的政治结构和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这样中国改革就会走上“改革困境──中央集权──改革困境”的恶性循环。可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这一思路的潜在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二.中央集权与政治压力 　　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随着中央权力的增强，其承担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也相应膨胀。权力与责任是一对孪生的政治现象。在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揽社会资源、经济发展、百姓生计于一身，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亦邀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于中央。这一体制有三个结构性特点：（1）社会的政治化，即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为政治进程的波动所制约并只能通过政治方式实现其利益；（2）政治的集中化，即中央政府成为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中心；（3）政治的放大化，即局部的地方性的问题与冲突由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插手解决而表现为中央政府与社会的矛盾。这种情形在中国改革中仍然存在。中央政府既然揽设计、规划、实施诸大权于北京，成为改革的主要驱动力，那么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亦必须要反馈到中央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样，中央政府在各方政治压力的激流湍浪冲击下必然导致内部的急剧分化，为派系斗争提供基础。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因为穷于应付四面八方的压力及接踵而来的各种危机，其政策也趋于不稳定和不连贯。回顾中国改革前期的经历，经济领域中各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每每半途而废，转弄蹊径，虽名曰“深化”改革，往往是政治上不得不转移矛盾的无可奈何的应急措施。 　　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导向中央政府是保证中国改革持续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是，在中国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中央集权模式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群体行为上的同步性。尽管社会各利益集团的要求与利益十分不同，但由于他们都受到中央政策的直接影响，并只能通过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其利益，结果是他们在行为上常常表现出一致性，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没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行为，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恶性政治循环与这种特定的政治现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应该看到，在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上述中央集权引起的弊病也有了明显的改观。第一，社会非政治化的趋势明显增长。市场经济的潮流冲垮了意识形态所构造的群体界限。金钱的尺度在一定程度替代了政治权力的力量。实现个人利益的渠道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导致了传统利益群体的瓦解与重新组合。连对政治一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明显地游离于政治运行过程之外。尽管金钱拜物教腐蚀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但在政治学意义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由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变，使得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过程分离开来。 　　第二，政治的分散化。在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中心。这一结构造成了社会压力集中于中央的状况。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分配资源的独立权力的强化，社会矛盾的重心由中央转向地方，政治冲突亦随之局部化、地方化了。随着地方权力的扩大，“问题上交”的倾向也转移到新的权力实体。这一趋势一方面表明中央权力的削弱，而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与政治冲突也随之减少。 　　因此，中央集权的衰落为中国改革走出恶性循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是中国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在这一前提下，中央政府有可能逐渐摆脱直接的社会压力，过渡到扮演仲裁者、执法者的角度，保持稳定持续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社会转型的进程。 　　然而，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潜在危险是导致中国政治运作回到旧的集权模式中去。在这一模式中，虽然国家职能及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十分强大，但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中央政府受制于社会各个领域、不同阶层的政治要求，疲于应付连绵不断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只能是一个被动的不稳定的政权。 　　三.中央集权与组织的局限 　　强化国家职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主张是靠一个庞大的“科层组织”（Bureaucracy）来实现的。中央政府的决策与实施均需要以组织的形式完成。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一下组织的局限性。 　　本世纪初，当韦伯阐述科层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时，他提出科层组织形式是一个理性的结构，具有高效率、非主观意志的特点。然而组织学领域在近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科层组织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西蒙（HerbertSimon）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信息加工能力与组织结构的限制，组织的决策过程是不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组织学家马奇（JamesMarch）在六十年代明确提出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其决策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必然偏离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化目标。 　　正如韦伯所指出，一旦组织存在，它就有着内在的生命力，力图维持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组织内在的生存逻辑是什么呢？第一，组织必然表现出历史的依赖性，即为过去经验和其自身历史演变过程所制约。当经验在组织内部得以保证，信息渠道已经建立起来时，这些因素就会成为组织结构的一个部份，从而限制组织摄取新的信息的方向和能力。 　　第二，避免创新，保持稳定是组织的内在机制。信息渠道一经建立必然走向结构化。任何组织意欲创新也就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组织内部结构同时也是各种利益的分配方案。一旦组织结构变化，就会导致利益的再分配，这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 　　组织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特徵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种对内部变革和创新的桎梏。由此，组织与环境的矛盾就会导致组织的危机。组织作为一种固定的结构，拥有一定的资源，必然倾向于遏止环境条件的变化以保持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当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此外，组织为了维持其原有优势，必然在力图改变客观条件以利于自身生存的同时，强化其内在的控制机制。正是针对这一情况，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在《组织的局限》一书中告诫说：“我以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这种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以后的经历表明这一观念必须改变时，反而强化了最初的承诺。”这一点值得我们生活在不同组织中并试图通过不同组织为社会造福的人们深思。 　　从中国社会现实条件看，改造现有的组织体系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几十年来滋长积累的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病是众所周知的。当我们主张强化国家职能时，首先必须对承担这一功能的组织有一个现实的估计。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对中国科层组织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切实的改革措施。 　　四.结束语 　　关于中国改革的未来发展，我想，改革思路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1）有利于鼓励不同地区、单位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的尝试，以达到分散改革风险的目的；（2）有利于分散决策过程，改变地方性社会矛盾冲突导向中央的倾向，从而减少中央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3）有利于克服组织结构的局限性，以新的调控手段代替旧的行政组织纽带。 　　在上述意义上，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似乎没有对中央集权的代价与困难给予足够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央集权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中央政府有意识“放权”的政策，而是中央政府实际上无能为力的结果。客观上，这种“放权”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中央集权”论却意味着收回这些改革利益进行再一次分配。且不论如上所述的这一方案在理论上是否合理，现实上，中央政府是否还有这样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其结果极可能加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引起政局动荡，延缓改革的进程。 　　周雪光，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

被命运眷顾的总统  / 崔卫平 2012-01-07 09:59 |   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离世，走完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 1989年底捷克天鹅绒革命，异议作家哈维尔被选为新总统，他不仅没有一份现成的履历，甚至没有一条穿得出去的裤子，他向别人借的那条有点太短。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在我们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我们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说真话，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而该年的1月份，他还被警察在布拉格文策尔广场附近抓捕，事因纪念苏军入侵时自焚的青年扬•帕拉赫。他被判9个月的监禁。4月份，他那些演员、作家和知识分子组织了一次巨大的声援浪潮，他最终被释放。人们强调他已经服了一半的刑期。 为了向公众更好地介绍新总统，他的助手们认为紧急印刷他的那本问答式自传是必需的，这本书的捷克文名《远距离采访》，英文名直译为《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1992年，中国的东方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将这本书翻译出版，印数1500册。 刚进总统府，他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自己办公室隔壁有一间屋子始终打不开。结果进去之后，找到了一套通讯设备，是专门用来与华沙公约组织联系的。他与他的新同事顺便用这个设备，给戈尔巴乔夫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他“新年好”。 这个期间，他应该正在准备那份著名的演讲——《1990年新年献词》。其中开门见山地说：“40年来每逢今日，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要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个开场白很能够说明他的个人风格，它也可以看作这个人命运道路的起点：厌恶一切陈词滥调，尤其是其中的谎言部分。1936年他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有家庭，这让他在周围人们中间始终感到羞愧。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创办了捷克巴兰道夫电影制片厂，该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电影制片基地之一，因此哈维尔多年的梦想是拍一部电影。年轻时他很想进布拉格最高电影学府，已是成名的作家昆德拉推荐了他，但是因为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不被录用。被排斥的经验让他学会“从下面”看问题，体谅别人的痛楚源于知晓自己的痛楚。 很少有人看懂他写的那种“图像”诗，完整的词汇被他撕成一个字母一小片的，像风中鸟儿一样仓促迷乱。宽松的六十年代前期他在捷克先锋小剧场担任布景、提词、照明和演员，有空也抓紧时间写作自己的剧本，后来上演。他的戏剧被认为是荒诞派风格。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抽象，许多是嘲笑官僚主义的，弄一些暗语在剧场里与观众接头，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叫做《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他第一任妻子奥尔嘉是剧场的领座员。捷克作家协会上他大声发言，一度被认为是颇具培养前途的年轻剧作家，直至被开除出这个协会。 1968年苏军入侵时，他与朋友在捷克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抵抗了一周。始终处于边缘、生性腼腆的他，每天写一篇评论，由当地的电台播出。他甚至还为不同部门政府的头头脑脑起草大篇宣言，表明捷克民族绝不屈服的决心。事后他亲眼看见苏联坦克从市中心广场两边拱廊碾过，把一些人们压进瓦砾之中。抵抗的人们也大多销声匿迹，许多人流亡去了国外，包括昆德拉。70年代开始，捷克社会一度变得死气沉沉。昆德拉写文章说被入侵时捷克民族古老命运使然，哈维尔予以反驳。 1975年哈维尔提笔给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绘了所处社会中人们精神和道德上的可怕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的“稳定”，是靠制造人们心中的“恐惧”来维持的。每个人都担心有东西会失去，他们因而接受来自官方的大小“贿赂”，在道德上把自己将为低人一等。那其实也是一段经济发展时期，然而人们仅仅拥有选择某部冰箱或洗衣机牌子的自由，拥有给自己房屋内部装修的自由，当权者欢迎这种能量朝向私密空间的溢出。“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性方面的衰落，以及道德上的软弱无能？”他向他的总统发问道，结尾处他对从未谋面的收信人这样说：“要求您根据您的历史责任作出估价，并以此而行动。” 写完这封信让他长长喘了一口气，多年积压的精神负担稍微卸下了一些。此为这个人性格上第二个令人瞩目的地方：比起其他人，他更愿意坚持自己生命与立场的一致性。当环境变了，周围的人们也改变了他们原先的做法，他却愿意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上去，回到最初的信念上面去。他需要坚持自己生命的前后连贯。他把这个又称之为“同一性”、“延绵性”。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件寄出之后，他随身准备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放上牙刷、牙膏、肥皂、一点换身衣服和常用药，准备任何情况下被捕。这之后许多年，如果他不正好在牢里，他就随身带着这个小包。1988年法国密特朗总统访问布拉格，在早餐会上会见了几位布拉格异见知识分子，哈维尔将这个小包也一并带上。他准备好一踏出家门就回不来。 1976年捷克一支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成员被捕，其中领头的叫做伊万•伊劳斯。稍早时候两人见过面，长发披肩的音乐人并不信任哈维尔，认为他是“官方允许的反对派”。哈维尔也逐渐了解到这些人不管言谈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是他们的音乐里有一种“特殊的纯洁，一种羞怯心，一种脆弱感”。那天晚上当局抓了他们19个人。此事在布拉格知识界引起震撼。“七七宪章”因此而诞生。这份区区几千字的短小宣言，旨在呼吁政府能够遵守自己同意的（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第一批签名者243人。宪章的三个发言人包括哈维尔本人、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和1968年离职的前共产党人、当时的外交部长伊希、哈耶克，体现了一种多元化。 因为他是三个发言人当中最年轻的，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从此他开始了与警察之间的多年周旋。他当总统13年，而这之间的十来年，都是在监狱或看守所大门进进出出度过的。其中最长的一次是1979年5月到1985年1月，这位未来的国家总统，在当时以“危害共和国”的名义被判四年半，结果因病提前释放。他在牢里被允许给妻子每周写一封信，因为不准谈其他事务，他就继续发挥有关人的“同一性”、“认同感”、“存在的地平线”这些令人费解的题目，弄得他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什么‘存在的秩序’，‘精神的秩序’，你唯一应当关心的，是监狱的秩序。” 这些书信后来集结出版——《致奥尔嘉》。在监狱这个世界的尽头，哈维尔得以再次返回自己的源头，检查自己生命的根基。“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他对妻子写道。许多人欣赏哈维尔反抗的行为及勇气，然而在我看来，与他看得见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他不断给出抗争的理由，他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不是因为仇恨而反抗，更不是为了赢得权力或名声，而是因为人的“良心”、“尊严”和“责任感”。他被誉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家国王”。 还应当算上“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穿透力，能够看清潜藏在事情背后的东西；也是一种坚持的决心——一旦看到某个景象之后，就深信它。他竟然把良心这种东西带进了政治！他反复强调，政治不应当与人类生活为敌，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家们则应当对这个世界担负更多的责任。他反对他的前任一再打压社会良知的做法，在转型最困难的时刻对公众呼吁：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相信，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的和困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善意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和给它提供空间，赋予其希望。” 2009年3月，哈维尔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行三人，我们向他发问：什么是贯穿他一生的东西？”他答：“冒险性”。问他有关“历史及其与个人”的关系。他强调：“偶然性”更重要。问他对中国年轻人说些什么。他答“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是的，假如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视自己的生命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四分五裂，就进入充满偶然性的种种冒险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冒险都通向总统宝座。哈维尔的故事也并非一个成功的典型，他身上有许多自我抗击的成分。他的政治对手克劳斯批评他是个“半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任职期间，突然被传唤到某个阴森森的法庭接受审讯，或者直接被带去那个采石场服苦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哦，处于转型期的身心疲惫的公众，听到他们的总统早起向他们发布昨天晚上的噩梦，会怎么想呢？然而这却是哈维尔接近自己、保留自身人性的独特方式。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运设下的残酷陷阱。” 他将自己从权力中撤出的经历写成剧本《离开》，去年又亲自导演拍成了电影，他最早的梦想终于实现。     《新世纪》2011年，第50期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0520

世界上有许多蠢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即是其中之一。 　　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就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对待大师。自1949建国大业之后，留在大陆的大师们日子就不过好起来，那怕卑躬屈节上书交心交底，也不过等来努力改造思想以观后效的批示——如美学大师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看风向也迫不急待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和旧的社会一刀两断，还痛下决心按照新社会的要求重新改造自我。但等到了1957反右、1966文革，甚至连这惶遽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比如以《二马》、《老张的哲学》闻名的小说大师老舍，就被逼得走投无路跳了未名湖；搞翻译的大师傅雷，与妻子一同悬梁上吊；拉小提琴的大师马思聪，流亡去了美国；被誉为“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的顾圣婴，则与母亲、弟弟一同自杀；戏剧界的大师言慧珠、杨宝忠，马连良，不是自杀身亡，就是被关进牛棚，监督改造；国学大师陳寅恪受尽红卫兵的欺凌与侮辱，被残酷折磨至死；同为国学大师的吴宓，在经受长期的虐待与催残后，在贫病交加在去世；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被侮辱被关押，说了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就毅然自杀；古典文献学家刘盼遂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建筑学家梁思成拯救不了北京古城墙，也同样拯救不了自己的命运，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含冤去世；物理学家束星北，被批为“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的反革命分子，被剥夺公职劳动管制；数学家陈景润，受不了揪斗，从三楼窗口跳下，所幸有屋沿挡了一下，保住了性命，然而没有领导的关心慰问不说，还要受造反派干将的奚落：“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这份死亡名单，拜当局的“英明”政策所致，还可以开得很长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太多惨死在全国各地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无名人士。他们虽不是大师，但却是各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曾经也抱着一颗赤诚的心，立意要在建设祖国的伟岸事业中发光发亮发热。可想而知，如果有机会与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抱负与才华，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科技、教育、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一小撮人之间的权力欲，压倒了一个民族的前途。阶级斗争的噬咬本性，水泊梁山的江湖火拼，从延安的小窑洞放大到全中国，在“伟大领袖们”彼此之间心狠手辣而又残忍无情的权力斗争中，这些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沦为政治牺牲品，不是贯以“右派”之名，就是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猖狂向革命阵营进攻的走资派”等帽子，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麽被直接清洗剿杀，要麽跌入社会的地窖，沦为人人可以欺压的政治贱民。大师成为大敌，人才成为人渣，比起1949未取得政权前统战拉笼知识分子的温暖面孔，贴心话语，细心关怀，其翻脸的冷酷与无情，才让你切身体验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 　　总之，很奇怪的逻辑，太难见的心理，这个政权好像惟恐中国还有优秀的人才存在，惟恐中国还能传承下来点好东西，不是要发动三反五反来镇反，就是以号召人民群众举起铁扫帚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正隔三差五地就要“折腾”一下，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例如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就被付之一炬，让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还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对这些罄竹难书的暴行，当局非但不制止，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好得很》，以进行鼓励与肯定。并且如此觉得还不够，还要发动全国人民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于是，本应进行学术研究的精力，被消耗在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本应该传道受业的专家学者，被整得家破人亡，整整几代人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无所谓的浪费，所谓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二千多年深厚文化，在当局的手中，败得干干净净，而弥足珍贵的人才，也被集体报销，学问没有传承，文化成为断层，本是一个优秀的文化古国，却在共产主义思潮的鼓动下，直接进化成丛林社会，文化沙漠，惨绝人寰的暴行哀鸿遍野的苦难被恬不知耻地鼓吹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好笑吧？然而就在这样的惨淡历史面前，就在大师都被赶尽杀绝，摧残殆尽的现实下，居然今天还有很多人一脸困疑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只能感叹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心理状况与思维能力，四十年后，其残留的核辐射，仍然相当壮观。 　　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另一原因，就是产生大师的环境已经完全被破坏。须知大师不是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可以凭空从天上掉下。要想出产大师，必须要有文化土壤的滋润，学术环境的浸染与自由的交流空间，以培养开阔的胸襟，不凡的见识与精湛的学问。比如内忧外患，军阀横行，社会动荡的民国，何以还能成为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年代？就是因为当年的环境，还保留着相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的权力，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人情、礼节与雅量，可以任由学人去博古通今，东西兼并，而无须担忧政治高压的冲击与迫害——其实说穿了，就是还有做人做事的底线，容人容物的风范，而现在的社会环境，拜当局几十年来伟大正确光荣的治理，则早已不知道底线是什么东西，直接是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当作社会生存的正确手段。至于现在的教育体制，则彻底沦落为以愚民为荣，反智为傲，被政治垄断扭曲异化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批量产生的不是趋炎附势的奴才，就是自私自利的看客，连基本的独立与理性都成问题，那里还谈得上有大师的气象。所以，在这个新闻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结社不自由，学术被党化的环境里，还装模作样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不免让人感觉十足好笑了。不过，偶尔从现实的混乱中超脱出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欣赏一个政党的虚伪与愚蠢，一个社会的健忘与薄凉，一个民族的狭隘与麻木，也未免不是人生的乐趣之一。毕竟，陶杰说得好，阅览中国人自我制造的悲剧，笑，而不是流泪，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