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iPad软件UPAD是最好的手写软件但不能像Buzan心智地图那样用“按钉”嵌入阅读文献，所以，我们第三讲的地图不是一页而是九页：

提纲，其实就是心智地图，第一讲有很多空白，可以根据各讲情况补充参考文献：

听了整夜爆竹声，昨晚北京主要地区PM2.5指标超过300，海淀公园是325，爆竹声浪超过除夕夜，我推测沿街出售爆竹的网店最后一分钟“甩卖”（吐血）。总之，睡不了，只能想想多年来议禁爆竹的理据。早饭后我在网上浏览，没有见到禁爆竹之议的充足理由，既然不充足，就应首先从经济学角度补足。 爆竹或许始于唐以前，荒郊野岭，燃竹爆裂声以驱逐猛兽。沿袭至元代时，春节有爆竹声浪彻夜的记载。唐代长安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公里1000人。而目前北京的人口密度是：市区每平方公里15752人，功能核心区每平方公里22000人，这两项指标均远超东京和广州，而广州人口密度略超香港（香港和广州早已禁放鞭炮）。 在现代中国都市地区燃放或禁止燃放鞭炮，任何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依据是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估算。依照产权学派常用的思想实验“internalizing externalities”，若燃放鞭炮的活动从室外移到室内如何？我的粗略估算是，单室面积200平方米且有良好通风设施，可忍受的鞭炮燃放频率大约是每30分钟一百响细鞭，现在常见的万响粗鞭，至少需要50小时才可燃放完毕，这是外部性完全内部化的结果。我在杭州常见到父亲在几岁儿子面前吸烟聊天，似乎父亲们不认为二手烟对自己的子女有很大损害。不过，我从未见到父亲燃放爆竹时允许自己的儿子大量吸入爆竹强烈刺鼻的气味。据此不难推测，父亲们认为爆竹对子女的损害（味觉的、嗅觉的、视觉的、听觉的，以及如果不幸的话，触觉的）远超二手烟。 上述的思想实验之外，产权学派还有一种常用的内置外部性的思想实验，称为“科斯定理”——它的许多版本之一是这样表述的：假如谈判费用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任何活动的外部性都不需要借助公共政策加以干预。我说这是思想实验，因为现实世界里从未见过外部性强烈而关于外部性的谈判费用可以忽略的情形。在这样的思想实验里，我们询问每一位自己不放炮而受鞭炮困扰的居民：愿意支付多少元人民币使自己完全与彻夜爆竹隔绝？然后我们汇总居民愿意支付的数额，转而询问放爆竹的全体居民，是否愿意为这样的报酬停止放炮？我住的小区至少有两千居民，其中放炮的不到10%，姑且以两百计。每位居民愿意支付10元？20元？30元？……我的推测是，下限20元。所以，我可以询问放炮的两百人，是否愿意接受不放炮的1800人支付给他们的36000元人民币停止放炮？如果平均分配这笔收入，他们每人得到180元，对每晚鞭炮消费超过千元的人，这样的报酬并不合算。所以，在他们当中怎样分配，取决于谈判费用，如果谈判费用为零，则他们可以给放炮最多的那位最多报酬，其次多的其次多报酬，……。当然，如果我居住的小区最富有居民占多数，他们每人愿意支付例如2000元，则放炮的人每人可得到18000元收入，多半就可停止放炮了。显然，这里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可能有人低价买入鞭炮成为潜在放炮最多的人从而获取最多收益，尤其是当他与鞭炮销售商结盟的时候。也因此，政府干预的效果可能比自由谈判的效果更好。 若政府干预，怎样干预？我的设想是，可尝试在城市人口密度超过，例如，每平方公里5000人的地区禁止爆竹，或者直接由各城市人口总数超过30万人的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公投决定是否禁止鞭炮。这样的集体行动，其实也是公民自治的内容之一。在许多社区意识足够浓厚的社会里，私人卖房之前需要征询邻居的意向，因为买房的人将成为新邻居，他的私人行为于是带给邻居们强烈的外部性（可正可负）。事实上，如果谈判费用足够低，那么，在禁止或不禁止鞭炮的问题上，依靠居民自治的效果，可能比依靠政府更好。很遗憾，目前中国的小区，尤其是商品房小区，居民之间很少交往，意味着可能极高的谈判费用。在例如我住的老小区，人均收入不高，但因为是老的小区，居民之间交往很多，意味着谈判费用可能较低——也可能很高，取决于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中国的居民之间，谈判费用很高。所以，中国的居民很容易转向政府。这样想过之后，我认为，最近几年，可能还是要由各地政府出令禁止鞭炮。

关于 2014 年春季跨学科课程的重要提示 汪丁丁 课程主旨:“跨学科教育”至少是对以往“应试教育”的必要补充, 更可能是对应试教育思维方式的批判。我们在某一年的跨学科讲座入 场卷上这样写着:每年春季开设“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课程,面向双 学位和 BiMBA :……你发现学术和教育已无药可救地官僚化了。姑且 不提怎样改造世界,问题首先是,你怎样获得和发展批判性思考能力?

这是改革的常态，任何改革（不是革命）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例如，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官僚们—以“风险最小化”为目标函数，不敢收礼不敢赴宴甚至不敢出门，很好，但是据朋友们抱怨，也不上班不批文不作为了。经济问题一大堆，要么恢复瘫痪了的政府文牍系统，要么取代这套系统。深化改革，目标只能是以市场取代官僚。可惜，戴着镣铐，你选择哪一种舞蹈？官僚习气盛行，尤其是顶层之下的各层级官僚们。三反运动推不动的时候，毛泽东意识到只能打老虎不能打苍蝇，于是定了贪污万元就是老虎的标准，苍蝇，立功赎罪，勇敢揭发老虎（杨奎松建国初期党史研究），于是解决了反腐败者与腐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以腐败者对付腐败者）。现在我们苍蝇老虎一起打，因为积重难返，必须有“零容忍”之大气势，指标为治本争取时间。当然，也要面对苍蝇老虎的普遍不作为—消极抵抗，信息严重不对称。还要面对费正清的预言，一如既往（两千年），这一届也将被官僚政治包袱最终拖垮？所以，时间特别关键，改革其实是时间的艺术。可否借着官僚怠工而大幅裁减公务员？我认为可以。首先，这是一种可以分解到各级政府的数字化监督方法，源自官僚政治，还治官僚政治，当然要以中央权威高压才可实施，但毕竟是可观测的量化指标，可观测，于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缓解。高压之下，不难实施。其次，几千万公务员，裁减多少？我粗略估计，可裁减三分之一，试试看。精确的计算，其实不必。交给专门的机构，继续官僚化？交给经济学和政治学家，漫长讨论，谈何时间艺术？如果一号人物认为风险略高，可以从裁员五分之一开始做。关键是，必须尽快做，经济很难等待，况且，拖延，不是时间艺术，也不是实践智慧。第三，尽快裁减各级政府公务员，从哪里开始？从经济最需要重启的部门和地方开始。你们不作为？请你们永远不要有作为。第四，裁减公务员，是政府应对经济不景气从而财政收入减增或减少的合理手段，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适应伴随经济周期的财政周期。官僚体制最表面的问题就是僵化，不能及时调整自己。好在现在有权力高压，足够压碎庞大机器僵化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