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争取传世可以看为无聊玩意：真正的传世要讲逾百年，什么身后声名今天不值钱，他朝自己不知道。我不怀疑好些人这样做，而自己也尝试。 他人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可以解释一下，是后话。 中国诗人的传世传统可能天下罕有。一两句可以朗朗上口的诗可以被传诵逾千年。不止此也，诗以地名，地以诗名，今天的游客还是抢着付钱去看什么白帝城、黄鹤楼、乌衣巷、滕王阁、岳阳楼等——当然不少是假货，而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应该不是诗以地名，而是地以诗名。这传统可能神州独有。怀旧或怀古是炎黄子孙的美德，老外可 没有多少这样的兴趣。 有时我在遐想，写得出几句绝妙好诗可以传世，作个诗人倒也不错吧。事实上，不少算得上是诗人的到处吟诗赋词，希望诗以地名，或地以诗名，因而传世去也。这些诗人一律失望。几年前到张家界一行，在路旁买了一册厚厚的咏诵张家界的诗集，内里诗、词数百首，诗人也数百，但我找不到一首曾经读过，也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听过。可见一首诗之所以传世，可不是写得好写得妙那么简单。诗人本身需要是伟大的。除非你是孙髯翁，写得出那首大观楼的一百八十个字的千古绝联；或者是写黄鹤楼的崔颢，有李白说写他不过。 思想要传世应该比诗作困难。不会难很多吧。当年我喜欢长驻图书馆，专于经济书籍那部分，作者的名字十之八九我没有听过。发表于大名鼎鼎的学报吗？发表后三年还有人记得很不容易！ 为什么我这个老人家还在尝试以学术思想的文字来博取传世呢？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有机会传世的本领。其二是这些日子无所事事，而从不少朋友的例子中知道，到了这把年纪脑子不频频使用会退化得快。这二者皆负面因由。其三属正面：我的思想文章不容易死掉。从来没有发表过大红大紫的，而作为炎黄子孙文章在西方多被引用不容易，但令巴泽尔啧啧称奇的，是我发表了的英语文章不容易死掉。有些被遗忘了十年八载又再被提及。我于是幻想：如果四十多年还有人记得，再来一个四十多年就近于百年了。当然我没有机会见到，但幻想一下不是罪，何害之有哉？有点无聊，但人总要有点希望，无聊一下，可以活得较有趣吧。 学术思想要传世当然渺茫，但经济思想史上我看不到谁像我今天那样遇到那么有利的形势。是的，今天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中国学子可能比整个地球其他国家的加起来还要多，而他们的经济学课本教的只是一些公式化的学问，说不上是有挑战性的思想。我可以用中文下笔，而什么互联网、博客之类的传播广阔度人类历史只今天才有。再者，同学们关心世事、国事、自家事，我收到他们的关于经济的问题多得不可能回应。我只希望能有一小撮老师或同学能看得懂我写的往往不容易读的比较严谨而又变化多的分析。只一小撮足够，因为他们会把我写下的扩散开去。 「经济解释」这一词今天在中国内地变得流行了。我采用集中这个法门：只问为什么，不问好不好——这是指散文或评论时事之外的四卷本《经济解释》。只管真理，简单的理论与概念务求用出变化，而现象的细节与假说的验证不断地推出。这一切皆为集中于解释，别无他求，应该可以增加传世的机会吧。 昨天去信给科斯等几个老朋友，说他们屡次要求我把《经济解释》的几卷翻为英文，今天可以考虑，但翻出来会愈千页印刷文字，我是无能为力的了。有一个基金可以出钱，不知能否找到上选的译手。也头痛是《经济解释》完全没有图表，没有方程式，也没有注脚，违反了经济学论著的规格，要找到西方大名的出版社接受恐怕不容易。 我历来不重视把自己的中语论著翻成英文。思想不论国籍，而只要能成功地攻进神州，早晚会传到西方去。其实翻译也无聊。我希望能读到译作而还健在的旧师友中，最年轻是巴泽尔，他今天八十岁。 传世玩意是一种幻想游戏。你可以幻想自己投资凡投必中，变得很富有，但其实不是。这后者的「投资幻想」与前者的「传世幻想」的不同处，是投资的效果你在生时会知道，可能要面对惨淡收场的现实。思想传世呢？效果如何你不会知道，因而可以不断地继续幻想下去，原则上，只要还活着你可以想得开心。老师阿尔钦曾经问：「史提芬，假如你有万斤黄金，收藏起来，但被人全部偷了，你不知道，以为自己还有万斤黄金，对你有什么影响呢？」我回应：「如果我以为自己有万斤黄金而不断花钱，总有一天图穷匕现。」思想传世这玩意是幻想着自己有万斤黄金，全部被人偷了自己永远不知道，怎样乱花一通也不会图穷匕现。很有点无聊，但何乐不为哉？

2012年05月02日 15:25:02         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是中国面临瓶颈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现在，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现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在这方面，有的政府主管部门做的事情和他们应该干的很不相称。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研发的投资很难完全收回。如果到处都是假货，前期的研发投资就等于打了水漂。所以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越好，哪个国家的创新就越好。   　　要保护知识产权，首先要保护一般产权。如果一国这些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海外移民，他就不会有长期的研发，因为研发需要人才、时间、资本，一个品牌的树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必须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我们的国家投资，在我们这里创新，把这些技术留在这里，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让他们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一般产权保护的含义，是让企业家安心，有长期向创新转型的愿望。另知识产权的保护会给他们带来足够多的回报，要防止伪造者分走企业家创新利润。   　　第二，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作为主力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   　　创新需要的是什么？创新需要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这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从天使基金、风险投资、 PE 到 VC ，形成梯队。要形成一个支持知识创新的金融产业。其中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提供 VC 、 PE 基金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监管细则。   　　现在很多 PE 、天使基金面临的是，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要将审批改为核准，核准改为报备。现在，核准权也被抢夺，如果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及创新企业的杀伤力极大。为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握有创新生杀大权的权力机关，而发改委一类的主管部门就掌管了很大的权力！   　　 PE 是什么？就是私募基金，应该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但现在是政府出钱搞 PE ，全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的钱，不能承担这么高风险。国家还对 PE 审批，还要纳入政府的监管体系，这怎么行呢。 PE 就是私人对私人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需要审批。所以，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持创新，能够支持升级换代的体系，靠大的国有银行，国内的保险公司，实践证明没戏。   　　第三，要建立起要素市场。中国的创新为什么推不动？因为政府要管制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用低要素价格来支撑 GDP 的高增长，这对于升级换代是极大的障碍。   　　如果按照市场供需关系提高了要素的价格后，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节能，怎样减排。让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价格机制在升级换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浮动，就是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现在很多企业不走向高端，就是因为在低端过得很舒服。舒服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制着这些要素价格，管制着人民币汇率，所以企业不愿意升级。   　　第四，要发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发展经济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舞台上，企业家一个个走下去，政府官员一个个走上来。我开会时经常发现， 10 个发言者里前 9 个都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而企业家说的是，“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我们完全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让企业来搞，要让民众来搞，要让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但现在他们都在台下看着和听着，上面一排官员坐着！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主要来自于政府，来自于强势的政府。大政府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我们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五，创新是人类思想的自由创造，是脑力活动的自由创造，如果没有一个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就不会有创新精神，所以政府能做的应该是创造一个宽松开放的氛围，不再把标新立异认为是弊端。我们要尊重创新的人，要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才能在无数的创新尝试中，结出一些成果来。   　　思想、文化、社会，只有自由地发展，才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断成长和繁荣，政府管得越多，就会越压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 下一篇： 许小年：为何中国经济被拖入今日困境？

  土地制度改革前几年有动向，可是现在基本停滞不前。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继续让农民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农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难以增长更多，普通人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使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   土地制度改革前几年有动向，可是现在基本停滞不前。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继续让农民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农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难以增长更多，普通人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使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和相关的当权者，让他们可以方便、轻易地出让几十亩、几千亩的土地，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   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要么把农民锁定在农田上，限制他们改变收入的空间，要么让那些进城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不能有更多的创业资本。   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一双手即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不能流转、不能资本化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创业，就少了必要的资本，就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一，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   最好是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让土地真正的私有化，把上世纪 50 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原来的土地归属，而是以今天的土地承包安排为基础，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 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的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首两节。 ） 二○○七年五月至八月间，我以《经济学的缺环》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十一期文章，目的是做一些「热身」运动，让自己的脑子进入状态，因为答应了科斯写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自二○○二年旧版《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结笔后，严谨的学术论著我没有继续，恐怕脑子不中用了，所以先写那十一期操练一下。当时觉得还可以。然而，二○○八年的春天《中国的经济制度》完稿后，反复重读，察觉到在合约的思维上自己进入了一个此前没有到过的层面。尤其是《制度》的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科斯读后认为重要。这新层面的出现使我今天意识到《制度的选择》不应该修改，而是要从头再写。事实上，这重写在卷二《收入与成本》修改了一小部分就开始了。 第一节：缺环的阐释 「经济学的缺环」是指传统的经济学分析着重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加进失业、货币、通胀等话题就成为「宏观」。合约的安排这组现象被漠视了，成为一个重要的缺环。不引进合约分析，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被处理得拖泥带水，我们无从深入地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例如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我从公司合约的角度分析失业；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六章我提出合约结构的变化主宰着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所到之处前无古人，是贡献，传统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严格来说，漠视合约这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容易——往往不可能——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解释些什么。 我们可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成功地解释鲁宾逊在他的一人世界的行为——因为他的世界交易费用的确是零。但转到我们大家活着的社会，我们要怎样假设交易费用才对呢﹖我说过，在化验室做实验，指明要用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脏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试管是洁还是脏是一个需要指定的条件，自然科学称验证条件，经济学称局限条件。交易或社会费用是局限条件的一种，要解释行为这条件的假设不容许与事实不符。不幸的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我们不能像在人造的实验室那样，把脏试管清洗一番。我们要在实地考查那些有关的验证条件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种考查永远不易，而牵涉到交易或社会费用一般困难。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一定错，但如此这般地假设真实世界的局限是近于无聊的玩意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是先以交易费用解释合约的选择，然后从合约的局限约束再解释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不是那么容易，但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来，因为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缺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就有了一条可走的通道。 选择问局限 不问好不好 合约与制度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通常牵涉到较为广阔的范围。同学们要注意，我说的制度选择不是问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而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制度，即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合约了。问为什么工业会有件工合约跟问昔日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二者的性质相同，虽然后者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想来远为难于处理。至于人民公社带来饥荒则远为容易解释，是公社合约带来的效果。解释公社合约是制度选择的分析，不容易，但经济学不问：饥荒是好还是不好？ 饥荒可以是合约或制度的后果。当然没有谁会选择自取灭亡，但我选走的经济学范畴，解释或推断行为只能从选择这个基础假设入手，局限有变其选择会跟着变。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人类不幸的理论，而以经济理论混合着博弈理论来解释自取灭亡的分析，三十年来颇时尚。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验证，从个人信奉的科学方法看这些理论不是有解释力的学问。说过了，我选走的路是以考查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推断行为的转变。自己肯定走得对，但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或经济现象的方法。 制度是合约的安排，我的处理是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是伦理道德的话题，不是科学可以协助找到答案，我管不着。令人遗憾的是：绝少经济学者从合约安排的角度看制度。说漠视合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严重缺环也是说制度的理解也是一个缺环了。不能说这缺环今天还存在：事实上「合约」一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下变得朗朗上口。然而，我不认为这新发展的路向走得对，是后话。 第二节：自然淘汰的思维 一些行内朋友说关于合约的经济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应该不对。瑞典的沃因（ Lars Werin ）说合约牵涉到一个结构起自我的《佃农理论》，可能对。合约（ contract ）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一般只用于描述帕累托至善点的合约曲线（ contract curve ）。回顾经济思想的历史，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农地使用的制度安排的演进，也即是农业合约安排的演进了。 斯前辈之见，是原始的奴隶制度是最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因为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他因而推论，佃农分成逐步替代了奴隶；然而，因为分成要分一部分产出给地主，有政府抽税的效果，经济效率也不善。他于是认为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比佃农分成优胜。再推下去，斯密认为固定租金的安排往往为期短暂，耕耘的农民没有安全感，在生产效率上还有问题。他于是认为，最有效率的农地使用制度是一个有永久年期的固定租金制度，但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的农业独有。这个英国农地制度优胜的看法在经济学行内持续了很多年，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卜凯教授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才提出有别之见，而逻辑上的反证可能先见于一九六七年我写好的《佃农理论》。 断章取义误解前辈 这里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话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演变的主旨，可不是有没有经济效率那么简单。他以一整章示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重要思维。斯密被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其实是断章取义地理解错了他。如果细读这些话之前的文理，我们会察觉到斯密说的是自然淘汰（ natural selection ）：人类自私是因为不能不自私！这样看，跟他早一本小书（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的论点加起来就变得没有矛盾：早一本说人类天生有同情心，后一本说可惜不自私不能生存。 真巧，动笔写这章时我读到林行止的《信报》专栏，题为《现代经济学奠基者——达尔文取代斯密》，内容提到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一百年后，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经济学的智性奠基者，是达尔文而不是斯密！」有点奇怪。五十年前我读斯密与达尔文，认为后者的「适者生存」意识源自前者。当时科斯、施蒂格勒等前辈皆这样看，怎么今天徒弟变作师傅了？ 达尔文是数世纪一见的科学天才，精彩的论著无数，其中屡次提及生命的经济原则（ the economy of life ）。他是富家子弟，用不着打工为生计，正规的生物学训练不是那么好。天才绝顶无疑问，受到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也无疑问。今天，衡量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不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思维。这思维源自斯密：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 适者生存要从局限转变看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制度演变那一章，以事实衡量，近于全盘错了！奴隶制度不是那么无效率，佃农分成没有遭淘汰，而斯氏高举的英国独有的永久固定租金制度，在中国宋代起有记载，称永佃制，生产效率不是那么高，明清之后渐被遗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中国八个省份，得到的结果是一九三四年永佃制占所有农地使用租约百分之十一。相比起来，百分之二十九的租约无期限——每季收成后可以终止；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至二十年。同样地区与地质，每亩的产量大致相同。这些数字因而不支持斯密之见。 原则上，适者生存这个论点不可能错，因为可以阐释为套套逻辑（ tautology ）。我们要怎样看才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的转变源于局限条件的转变，尤其是交易或社会费用这种局限。这样，适者生存要从某些局限的存在或不存在看。源于局限转变而变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可以很微小，不容易察觉，有时近于式微又再盛行，正如有些生物种类近于灭绝又再兴盛。这后者现象达尔文当年可能不知道。像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大转变，牵涉到的局限转变当然是惊世骇俗的了。 我跟踪过中国的人民公社从大镬饭制转用工分制，继而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再继而到包产到组、到户、承包合约、层层承包，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县际竞争制度，等等，皆可以看为合约或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中的局限转变是明确的。恨不得自己还年轻，可以从头详尽地考查与分析中国六十多年的局限转变带来的制度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相当清晰的。人类历史很少见到这么精彩而又有明确连惯性的经验。 回头说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观，去年我给沃因的信说，我搞不清楚是理论还是套套逻辑。他回信说欧洲有不少学者也这样问，但得不到肯定的答案。问题其实不重要，因为套套逻辑可以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提供着一个范畴约束及引领着我们怎样想。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引用达尔文的思维而得到石破天惊的贡献的，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该文回应当时行内的一个大争议：前景无从确定，我们怎可以用争取财富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来解释行为呢？阿师答得简单精彩：在资源缺乏的竞争下，适者生存是收入极大化的证据！人的意图为何大可不论，结果是支持着个人争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如此类推，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也是局限转变约束着的适者生存了。 马歇尔与约翰逊皆中计 斯密之后，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西方学者不少（见拙作《佃农理论》第三章），可惜他们的分析没有从合约结构的角度入手，这里说的经济学缺环因而没有被填补了。最令我惋惜的是马歇尔。此君知道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认为变化多，知道深入研究重要。一八九四年，马氏作英国《经济学报》的主编时，把一位名为 Henry Higgs 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分成》放在首位，高举这篇文章。可惜该文作者只调查了一个农户，而此户的佃农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马歇尔听到这分成率可以变，但 Higgs 误导了他，使他同意密尔提出的佃农分成比率是由风俗决定的说法。如果马氏知道佃农分成的比率有大变化是实情，以他的天赋，找到多年后我分析的答案用不着两分钟吧！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的约翰逊（ D. Gale Johnson ）告诉我，这个佃农分成五十、五十的「风俗」传言真的害死人！他那一九五○年发表的关于佃农的文章也被这风俗之见约束着，跟阿罗以方程式证来证去也得到无效率的结果。 缺环依旧，主要是因为经济学者没有深入地考查合约结构。约翰逊当年知道我是在填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环，不断地鼓励，我终生感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