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2012年06月05日 00:04:44 　　——从我为什么向母校捐赠说起   　　其实这次我和妻子向母校捐赠就时间而言事属偶然。我的母校东南大学今年庆祝校庆110周年，学校诚邀我们俩能在校庆期间回校开经济学和文学讲座并与同学交流。我们虽然经常分别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但因领域不同，真还从来没有共同出席过正式的公开场合。1978年我尚是黑五类子女，高考成绩虽好，但无学校愿录取，是东南大学在最后补录师资班时不弃收留。使我这只有初中文凭的人经十多年农村工厂后转身进入名牌大学。母校在我心中份量自然不同。妻子是自学出来的作家，没有读过大学，但她也很愿意看看我曾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这样我们调整好时间就答应了学校。日程靠近，我们又商量，既然这些年我们本来就不时有各种捐赠，这次难得去我的母校，不应当空手。所以当校友会的老师来落实日程计划，我就表示了大额捐赠的意愿。这对他们来说有点突然，对我其实相当自然。没想到学校在对外发布校庆计划时提及此事，引来了这么多社会关注。本来携妻子捐赠，一是缘于学校邀我二人同时赴约，二是做事本应夫妻同行。不想连累妻子受人诽谤，实在始料未及。   　　为什么要给母校捐赠？这确实和我海外留学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我1980年代后期去英国牛津大学求学，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先后得到一家公司基金、一个国际组织助学金和一个校友家庭设立的奖学金的资助。我先后学习和工作的牛津和剑桥大学，都是早年由地方行会、教会等机构及个人捐款兴建。创立几百年来，不断得到校友的捐赠而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名校。可以说，校友捐助回馈母校在西方是一个普遍的传统，它对一个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氛围，显然对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我90年代回国后因工作无着被迫下海，第一个同伴就是从国家机关辞职入伙的大学同班校友。知识分子下海，干啥啥不成，又是我剑桥大学的同事、校友建议我扬长避短，引入发端于英国、已成为国际标准的ISO质量、环境等认证体系。这样我才领军创建了国内最大的民营认证公司，企业逐步走上正规，无意中成了90年代互联网之前首批海归企业家的成功代表。新世纪始我逐步离商从学，回归研究本行，企业也全由与我一同创业的大学、研究生及海外留学的校友们打点。因此对我来说，校友确是人生的无价之宝。然没有母校，何来校友？所以找机会回馈母校，早就是我心中深藏的念头。   　　教育主要是育人。育人当然要学知识，长本领，但我认为更关键在于要让人懂得回报。一个人成功地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奇迹，成长的每一步无一不得益于家庭和社会的哺育。因此需要懂得回报父母，回报母校，回报社会。这样其实也就懂得了生活和幸福。因为幸福就是人与他人和社会良性回馈的感受。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命运有好坏，但一个懂得回报的人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有人说，现在社会上物欲横流，学校的教育再好，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和丑陋，也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其实，越如此，越说明教育责任的重大。身教重于言教。走上社会的学长，不忘自己起步之初，在其能力范围内，帮助和回馈母校，是学以践行的无声力量。其对后辈学弟学妹的成长，更有渗透力和影响力。须知当今世界，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文化人，已经是社会的主流和精英。今日中国社会之所以还很不尽人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这些离开学校的学长，多少言行脱节，随波逐流，淡忘了学以践行的要旨。   　　有人说，中国教育的希望，不在公办官办教育，而在民办教育。这话虽有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不过今天中国的民办教育，几乎还全为公司主办。公司天然以盈利为目的，与本质上为公益性的教育事业，难免每每冲突。纵观全球，成功的民办教育，全球知名的民办名校，几乎全由慈善捐赠而来，都靠校友解囊回馈成长。因此，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的发展，恰恰有待于慈善捐赠文化的繁荣和回馈母校意识的普及。   　　捐助与回馈母校，业有所成的学长中的富人、名人，当然应该起带头作用。富人力量大，名人影响广，他们在当今中国的转型社会中既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也因命运及他人恩惠和时代机缘巧合，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成功者。他们的任何善言善行对年轻学子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感召作用。同时富人慷慨解囊，热心慈善事业，体现回报感恩之心，对缓解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也有积极作用，所以国外也有把慈善称为社会的三次分配。世界上顶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捐献身后几乎全部财产去做慈善，既是对传统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形象的一个革命性颠覆，也给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挑战性的新课题。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捐助与回馈母校，绝非富人的专利。人的价值和爱心的价值都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只要有对母校的回馈之心，任何形式的感恩和任何数量的捐助，都是自我价值的升华，都是对后生学子的激励。   　　有人说，捐资助教、回馈母校固然好，不过今天的学校，一般多为公办官办，行政色彩很浓，大楼不少，大师不多，有的还借庆典张扬，铺张浪费，我们还有必要去捐助吗？这其实也不是障碍。大楼已多，人们可以不必再捐楼；可能浪费，捐赠者可以附加条件、定向使用。如规定赠款专门用于贫困和伤病同学的援助基金（我们自己就正在和母校商议此事），以改进教育机会的平等；或用于设立如国际上普遍的讲席教授之位，以给更多的大师或潜在的大师予独立的空间和舞台。总之，善心既在，善意可达。   　　其实，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乐善好施的美德和捐资助教的传统，所谓“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近代以来又受西方文明影响，新式学校兴起，回馈母校之风东渐。当然不必讳言，中国文化受几千年宗法专制社会影响，亦有糟粕之处。就道德和教育思想而言，其为大者就是非黑即白，一说善事德行，必将人偶像化，塑为道德完人，结果造成太多伪善，为害中国过莫大矣。西方文化看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就要客观得多。须知慈善、回馈并非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完人之美德，而是几乎人皆有之的潜能。因此，社会对于行善者更不必拔高标准，求全责备，拷问动机来源，使必然是凡胎俗子的众生行善成为难事。这一点，还是长期位居全球首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比尔·盖茨看得透彻，他曾说过，既然追逐名利为人性有之，那么鼓励已经得利的人去做慈善回报社会以求名，是改造社会的现实可行之路。中国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去构造这样一个促人行善的分配制度和文化氛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重温母校能让我们领悟到回馈乃教育传承之真谛，一人一瓦，学以践行，何愁万事不成？ 上一篇： 启动发审制度全面改革的枢纽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标题是小题大做的“小题”。如果你沿着夏威夷檀香山 Waikiki Beach 散步，沿街有几家哈根达斯店铺，如果你在北京、杭州、大连也吃哈根达斯冰激凌，你会立即发现你买的哈根达斯“单球”，在例如杭州EAC（欧美中心）的哈根达斯店，比在夏威夷海边的，分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我的体验，这是中国哈根达斯店最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呢？或许因为他们并不训练员工只能出售“压实”的冰激凌球，或许因为用那把勺子将冰激凌压实实在太费力而这些孩子都娇生惯养至少觉得自己娇生惯养。总之，我喜欢并且最经常吃哈根达斯冰激凌，我的观察，中国的哈根达斯，分量普遍少给了三分之一。价格呢？中国的单球现在是30元，大约五年吧，从20元涨到30元，年均涨幅超过15%，同一个单球，在夏威夷海边，只要3美元（不到20元人民币），还是装在新鲜的脆皮筒里的（在中国，你要为这种脆皮筒再付费10元）。关键是，分量太少，这才是中国哈根达斯赚钱的商业秘密。你想想，每一个冰激凌球，少了三分之一，那么，一桶冰激凌可以多卖多少钱？难怪我在大连百年汇豪生哈根达斯店里常常见到后台有几位女士戴着哈根达斯的工作帽，大吃哈根达斯冰激凌。是她们自己买的？不像，概率极高，是分享中国哈根达斯的“三分之一”商业秘密。我认为，这些哈根达斯普通员工的月薪不会高于三千元，也就是100只单球的费用。每天在每一个店，他们很容易可以用进口的同样数量的冰激凌多买100只单球，也就是多了一个月的薪水，每个月他们可以多挣30个员工的薪水，每一个店的员工总数不会超过10名，也就是说，店员的实际收入可能比总部发给他们的多三倍（超过1万元）。当然，这类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员工怎么可能长期有这样高的收入而不泄密呢？所以，他们只能大吃冰激凌，“分享”中国哈根达斯老板的“三分之一”商业秘密。怎么样？知道我的小题不是小题目吧？无奈，中国消费者太喜欢哈根达斯，从不抱怨。至少，我很少听到顾客抱怨分量太少，我在大连的一位朋友，向我抱怨过，他是上述那家哈根达斯店的金客户，每次至少买四个球，每周要去三次以上，有时每天开车过去买，他认为那里分工使用冰激凌勺的雇员给的分量越来越少。我只能写这样的小题，除非，中国有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法。如果有，我会怂恿一些朋友成立靠打假就可赚钱的机构，我会用我天生敏感的味觉和嗅觉和我寻找美食的热情去投资入股那些食品打假公司，并且我深信不疑，集体诉讼法的确立，将比成立二十个质量监察委员会或招聘100万专职确认数千万商品是否符合中国政府颁布的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标准的公务员，更能改善中国商品的质量。道理太简单了，香港人口语：无利不早起。公务员为何要努力落实商品质量标准？为何他们不与商品造假狼狈为奸？集体诉讼，就是要让打假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舍此，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中国的……，例如，每年出生的数以千万计的儿童？今年出生的更多，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健康也面临更严重的威胁。关键是这些儿童，因为他们比成年人脆弱得太多，而且早年接受的污染，不仅损害身体，还形成心理障碍。我推测，这个民族可能灭亡，将来由外星人写的地球历史，可能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个民族是“自作孽”而灭亡的，当然，首先是因为废除帝制之后偶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一个极糟糕的政府，在一系列的方向性错误之后，毁灭了这个曾经非常伟大的民族。      我在枫林晚的发言，主要是两句话：1）知识不是生产力（培根的拉丁文表达：“知识与权力合一”），权力问题是知识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2）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知识传播，我们称为“教育”的那种社会交往过程，它的一项副产品是迅速降低了大众参与政治的成本（心理的和表达的）。Glaeser and Shleifer 晚近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里向我们报告：独裁者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普及教育（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品），而普及教育的一项副产品是民主化运动。 下一篇： 丁丁新作 常识缺失 这是发表时编辑修改后的标题 附议今年杭州品茗的印象

2012年05月31日 14:01:31 　　 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四   　　 韦森   　　【内容提要】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所提出的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学主张，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这不但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在长期会使失业更加严重。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们粗略地介绍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上的分歧。如果说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商榷还是学理上的和比较友善的话，他与凯恩斯的论战，尤其是在通胀问题上的论战，就多少有点情绪化了。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他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还是学理和政策主张导向上的。     　　从源头上来看，最早哈耶克在1929年撰写了“储蓄的‘悖论’”一文，英文稿在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人》杂志1931年的五月号上。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并没有提到凯恩斯的名字，但它的观点却被罗宾斯认为可能是针对凯恩斯正在形成理论进行反击的最有力武器。凯恩斯曾认为，过度的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照他看来，英国当时的问题就是储蓄太多，而消费不足，导致英国经济多年萧条。哈耶克在“储蓄的悖论”一文中则提出，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的周期，而不是储蓄过多。这一观点深为罗宾斯所折服，从而邀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一系列讲座，并随后说服学院给了哈耶克一个讲座教授的教职。     　　从凯恩斯的思想渊源来看，他的货币理论和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样，都曾受过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影响，因而开始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还是蛮欣赏的。譬如，在1926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曾两次提到哈耶克，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可以被称作为魏克塞尔学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均衡的关系，以及这种均衡对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书的理论相当近似”。在一个注脚中，凯恩斯还友善地说：“可惜，当这些学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韦森注）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够在我思想发展的较早时期到我手中，同时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差，我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     　　尽管凯恩斯一开始表示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比较欣赏，但是在1931年《经济学人》秋季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凯恩斯先生的货币纯理论的反思”书评中，哈耶克却较强烈地批评了凯恩斯的主要著作《货币论》，指责凯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塞尔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哈耶克还用了一些带有情感性的词语来评论这部著作，说“《货币论》很显然仅仅是知识急速发展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无非只是一个尝试而已，任何对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颖……”；“他的表述艰涩难懂，不系统，也不清楚……”，等等。     　　读到哈耶克的这些评论，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凯恩斯先生当然大光其火。凯恩斯曾私下批注说：“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根本就没有怀着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读者的一定程度的这种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确。他显然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这种情绪的原因何在”。在这种判断下，在1931年回应哈耶克对他的商榷的文章中，凯恩斯也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反过来嘲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     　　其后，哈耶克又在一系列文著中继续与凯恩斯商榷。譬如，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在他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就批评凯恩斯提出的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做法：“当然，从来没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接着，哈耶克还补充强调说：“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暂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     　　对于这场论战，哈耶克的一位传记作者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曾评价道，故事始于一声巨响，但终于一声叹息：“巨响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这次交锋使二人都受了轻伤，但也让专业圈的人士注意到了他们各自的模型，结果两人都受到了诸多批评。他们各自的反应是回去构思自己更大的模型。凯恩斯率先完工了，结果便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自《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家写出的最出名的著作。哈耶克直到1941年才完成了《资本纯理论》”。很显然，尽管哈耶克经历了大约7年才写出了这部400多页专著，但仍然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且后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到现在笔者真不敢说世界上有几位经济学家认真读过这部艰涩难懂的著作。就此而论，尽管目前我们还不敢断言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促成了凯恩斯写出《通论》这部20世纪影响最大的著作，但我们今天至少可以断定这是促使凯恩斯写作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20世纪40年代之后，哈耶克因忙于其他更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理论论战，而没再继续声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但他似乎始终没有忘记要彻底清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1946年4月22日凯恩斯的逝世，也没消除掉哈耶克的这多年耿耿于怀的未完成任务。譬如，1974年10月15日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题为“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的短文中（收于后来由Sudha R. Shenoy所编写的哈耶克的文集《抓尾擒虎：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遗产》），哈耶克一上来就说：“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的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在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和货币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发言中，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货币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因为凯恩斯爵士及其弟子为一种久远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学权威的外衣，即相信通过增加货币开支总量，我们可以持久地保持繁荣和充分就业”。哈耶克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非但治不好失业，反而会使其恶化”。     　　值得注意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中双方就都带着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凯恩斯逝世后，在60年代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哈耶克不止一次地揶揄凯恩斯，说他“涉猎的领域极广，但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就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1983年，在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邀为凯恩斯百年冥诞所撰写一篇纪念文章时，哈耶克还写到：“尽管我要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遇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中的卓越之处，但是，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完全是错误的”。     　　当然 晚年的哈耶克也认识到，要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譬如，在洛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的那次发言中，哈耶克就为凯恩斯他这位宿敌和老朋友辩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人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耶克60年代后继续清算凯恩斯本人的货币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警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危害。他说：“在我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我对政府的看法越来越糟：政府越是想采取某些明智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遵从现成的规则），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行事（而不是仅仅维持一个自我调适的自发秩序），就难能免于为某些党派的利益服务了。”哈耶克还接着指出，“尽管从整体上来看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是，总有些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包括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政府首先要寻求其支持的那些利益集团，却会在短期内从通货膨胀中大获其益——即使是通过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的下降而导致饥馑他们也在所不辞，因为，人的本性使他们相信，只要能平安地度过危机时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在哈耶克逝世20周年后，重读哈耶克在差不多40年前曾说过的这些口吻不无尖刻的大实话，实在发人深思。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部门总是能从通货膨胀中取得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一事实，更是让我们惊叹哈耶克的深刻和先见之明！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经于2012年5月7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网络中文版 笔者的《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20507/WES075843.asp?source=MoreInSec 上一篇：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刚发布这一禁令时，我就预言，这一愚蠢政策的效果必定是延长观众看广告的总时间。这几天我注意了几次电视剧心术，立即意识到，不仅广告总时间更长，而且每一集的时间也将缩短。顺便指出，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的广告业已沉沦至如此低劣之境界。教育，就算失败，也应培养了许多美术从业者，怎能这样惨不忍睹？故而，我推测，广告业的体制问题一定很严重（希望知情者发言）。经济学最粗浅的那种，即可解释广电部这一禁令为何是愚蠢的。问题在于，那些当初制定了如此愚蠢禁令的人，真不懂最粗浅经济学？ 下一篇： 财新记者封面文章 —中国城市水质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