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叶檀:农行上市: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

7月15日,农行登陆A股,至此,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全部上市。从市场角度看,农行上市是对证券市场的重压;从历史的角度看,农行上市说明中国金融业改革刚到一半,未来征途漫漫。       农行上市是各方力捧的结果,机构投资者显示出觉悟,农行压低了自身的饕餮之胃,最后市场勉强首肯。农行A股网上网下合计冻结资金4800亿,远低于市场预计的超万亿规模,网上A股网上网下中签率为9.29%,创出自2006年6月A股市场新股发行“新老划断”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华泰证券发行时的网上中签率。       出生时不受待见,并不等于没有发展前景,农行必须以自己的业绩洗刷耻辱,而不是把上市当作成功的见证,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谁都清楚,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部成功上市,主要不是银行改革的胜利,而是政府改革意志的胜利。在改革上市之前,银行技术破产,已经无路可走。       上市之后,改革之路才刚开始。作为公众公司,银行应该体现出诚信,对于投资者的责任;作为赢利机构,银行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机,有必要改变目前存贷差的赢利模式,而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获得责任与利润双赢,而不是成为改革的掣肘;作为中国金融业的干城,银行业有必要成为大而强的企业,而不是在扩张——信贷——再扩张的循环中打转。最重要的是有独立改革的勇气,而不是把境外战略投资者当作主心骨,在丧失核心数据资源、让人赚钱大钱的同时,还成为他人的新闻发言官。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银行的改进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的期望。       首先,各银行上市之后管理架构等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改变同质化竞争的趋势,一个银行的新产品可以在数日之内被各家银行所拷贝。而银行的管理费用与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其利润的上升速度赶不上人工成本的增长与到证券市场圈钱的速度。面对再融资,各行态度暧昧,或者出尔反尔欲盖弥彰,只有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今年3月表示,“我在全行的会议上说,再融资的事现在想都不要想,想都丢人,我们怎么张得开口。”作为企业家要有起码的羞耻心,在银行业高管中,我们只看到董文标先生有公开的表示。       其次,银行业大而不强。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自于存贷差,靠政策吃饭没有变,而发展的一些中间业务甚至成为向企业索要管理费的借口,让企业苦不堪言。而对于转帐等实行高额收费,也成为借助垄断地位的生财之道。       中国经济结构在调整,银行业的赢利模式并未发生改变,以往抱着政府大项目不放,现在还抱着房贷不放,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抱的是一座冰山。在遭遇质疑时,银行表示严守投资性购房不松动政策,但记者的暗访却显示有全面松动之势。与其费心费力到处辩驳,还不如将投资向有前景的行业、向中小企业倾斜。在长三角等地,我们看到台州商行等地方商业银行的改变,也看到建行、农行等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由于严格的风险与熟人社会的风险监管,不良贷款率极低,甚至为零。可惜的是,还没有形成规模,一些银行所谓向中小企业放贷超过一半,遭到了中小企业的耻笑。       农行的软肋是布局于县域经济的架构,而农行的优势也在县域经济。中国市场化向农村深化,向中西部深化,农村贷款、小额贷款恰恰是市场的空缺。全世界前十大最赚钱的银行不是汇丰,不是花旗,是那些在做小额信贷的银行,中国山西的永济小额贷款也比较成功。农行的低成本存款来自于农村,在农村的网点为向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打下了基础。截至2009年12月31日,农行三农金融业务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分别占全行的28.8%和40.5%。但是,农行目前显然没有找到农村金融服务的诀窍,他们的管理成本、贷存比过低等,都说明服务没有做到位。       最后,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上市之后,能否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尤为关键。       以往靠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模式,并没有让中国金融机构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市场之道的发展模式,境外投资者给中国金融企业做的基础培训、实行的扁平化管理,只是神韵不在的皮毛之相。而境外金融机构不仅得到了中国市场的信息,还获得了令人痛心的高收益。在这方面,招行成为典范,独立品格没有妨碍他们成立准国际化的金融机构。       农行上市,为了中国金融业的未来,让我们鼓掌。但必须提醒的是,金融机构上市寄托了中国改革的希望,民众承担了巨大的成本,金融机构上市绝不应该成为圈钱的同义语,而应该成为中国资本与货币市场的顶梁柱。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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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中国经济前景与中国转型

这个题目非常大,定这么大的题目是因为我想从宏观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经济的前景及其与中国转型的关系。我讲的内容分成三大块:第一,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第二,中国经济状况对转型的影响,这个转型包括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最后再来一个总结。   一、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 我先要谈一谈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这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第二个部分讲中国经济的现状;第三个部分主要是讲中国经济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风险及其影响。 1. 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 我先讲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首先,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变成现在这样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它继承了过去的历史遗产。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历史的遗产,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我把它们称为四大遗产:第一个是大量的廉价、没有受过教育、并且对生活水平要求极低的劳动力;第二个遗产是极权体制下的动员机制和对人权漠视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广袤的国土以及绝对额巨大、但利用率低的自然资源;第四个是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我觉得中国过去 30 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利用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的,这些遗产并不一定是正面的,但恰恰可以供改革开放之后利用。 除了这些历史遗产之外,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过去王朝时代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世界体系。关于世界体系或者国际环境,我总结为三个特点:一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展现无疑,资本主义的模式成为比较被大家认可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模式相对来讲处于信誉破产的时期;第二个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表现出巨大活力,而且其发展出复杂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在国际经济体制里面,金融资本发展得特别强大;第三个就是冷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我觉得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条件或环境。有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这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既充分地利用毛泽东时代经济、政治、自然资源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邓小平仅仅靠推动对外开放政策就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2. 中国经济形势的现状 我认为分析中国经济现状要有一条主线,我的主线就是财政,或者说财政金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财政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要养活整个体制,维系体制的运作,另外一方面也适当地在民政方面有一些帮助。在中央集权体系下面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我认为其重心就是财政,为什么我刚刚又提到金融?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的经济体制没有很大的变化,金融很大程度上是为财政服务的。虽然说我们从 1978 年开始搞过一些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写进了中共的党的决议,甚至宪法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集权、专制体制核心没有变,经济体系的根本点实际没有变化,这就构成了我分析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主线。 以财政、金融为主线来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可以参照四组重要的数据:第一就是财政收入,我刚刚提到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是和财政收入有关的金融数据,就是货币发行量,中国现在的钞票发行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出口的顺差,也就是中国硬通货积累的量。中国的银行体系,货币创造机能主要是由外贸顺差以及从国外涌进的外商投资,换汇之后进入中国经济体系的人民币来创造的。第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劳动力方面的数据。我刚才提到中国发展的是出口导向型产业,要利用的很重要的现有条件就是中国大量廉价、对生活水平要求很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我们可以想象,在 78 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实际上一大半都是文盲,甚至到 89 年,或者老邓第二次南巡的 92 年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人口我估计一半是文盲。这样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粗放型出口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第四个重要的数据我认为是大宗商品或者自然资源数据,比如石油、煤炭和铁矿石。可以说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汇率相对定得比较低,另外对很多的要素价格通过残存的计划体制控制得比较低,尤其是劳动力和能源。 因此,我的整个经济分析是一个主线,然后是四组数据。 我现在稍微展开说一下,从我自己的计算看,大概从 94 年中国分税制开始之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远远高于 GDP 增长率,也远远高于民众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把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的一块拿走了,拿走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资源通过政府之手的配置,导致了浪费或者说资源运用没有充分发挥效率。第二个是货币发行量增长太快,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每年增长率有的说是在 15% ,有人说是 30% 多,取一个平均的话,实际上中国的钞票每年大约贬值 20% 。所以我这里要分析两组宏观的数据,一个是财政收入,还有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而货币发行量实际上表示通货膨胀的程度。一方面,因为政府消耗过大,财政收入过高,经济活力越来越受到抑制。另外一方面政府又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制造持续的通货膨胀,让民众手中的钱贬值。可以说,大量发行货币也是让政府变相地收税,实际上货币发行最终也是为整个专制体制、官僚体系运作服务的。 我下面谈劳动力资源和大宗商品这两个相对来讲比较微观的重要数据。我们先看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从 1990 年的高峰 2621 万开始逐年下降,如果按照农村的人 16 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来看,大概中国劳动力市场年度供给最丰沛的年份是 2006 年。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是,从 1990 年之后,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尤其是 1991 年比 1990 年大概下降了 400 、 500 万,这个很恐怖。如果按照 40 岁为一个廉价劳动力退出粗重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或者说退出需要大量体力活动的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话, 2015 年的时候,退出这一市场的人数远远高于进入这一市场的人数, 1975 年出生的人会退出这一市场,我没有找到 1975 年的出生人数,可以以 1976 年出生人口作为参数。 1976 年中国出生人口是 2049 万,到 2015 年,如果还是按 16 岁进入粗重劳动力市场的话,那他们就是 1998 或者 1999 年出生的人,这个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最多只有 1300 万,这中间差了 700 多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减少阶段。除了这个,比如现在很多农村一些 40 岁以上的人慢慢也被吸引到劳动力市场里面干一些轻体力活。随着农村以前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吸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里面,将来剩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少。还有再加上大学扩招,比如说 2010 年,中国的大学计划内招生 650 万,加上计划外,再加上民办大学,加上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我估计至少有 700 多万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或者职业技能教育。这样,每年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要脱离廉价劳动力阶层的大概有 700 多万。这 700 多万占 2010 年 18 岁人口的比例大概是 40% ,那就意味着只有 60% 当年 18 岁的人才会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会看到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产业,因为劳动力供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我刚才提到出口导向模式在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之外,还要利用相对比较低廉的自然资源要素,尤其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的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 2009 年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 52%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用的油一半以上都要从国外进口,因此能源的定价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空间在能源、石油上刻意压低价格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宗商品是煤炭。中国实际上 2009 年生产的煤炭是 33 亿吨,进口是 1 亿吨,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从国外纯进口煤炭,进口 1 亿吨,虽然数量很少,只占中国整个煤炭消耗量的 3% ,但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 1994 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之后,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就开始涨。现在国际煤炭行业就普遍预计,随着中国从煤炭出口国变成一个煤炭进口国,国际市场上的煤炭价格也会跟着涨。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控制煤炭这个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的能力也会下降。第三个重要的大宗商品是铁矿石。据统计,铁矿石 2009 年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 69% ,中国三分之二的铁矿石资源供给依靠国外市场,对定价控制的能力也肯定更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在减少,甚至是绝对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大宗商品要依靠国际市场,因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遗产:一个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个是绝对额巨大,但是低利用率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慢慢都不复存在了。 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还剩两大历史遗产,也就是政治上的历史遗产:一个就是极权体制下的动员机制以及对人权的压迫机制,这导致中国人必须在一个人权状况比较差的工作环境里面工作,因此相对来讲,可以压低工人的劳工成本;第二个依然发挥作用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政治和社会上的相对稳定,虽然现在已经比以前不稳定很多了,但是实际上还是相对稳定。这就意味着对一个企业来说,整个商业环境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没有那么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内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的条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外部条件,资本主义体制优越性的展现,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表现出的活力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就是冷战后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一直是中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将这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借款的循环打破了。这就意味着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要暂缓全球化的进程,因为它内部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的话,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外部条件实际上已经基本上不具备了。总而言之,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内外部条件都遇到很大的麻烦。另外一方面,中国财政的收入在增长,政府的消耗在增加,对经济体系、经济活力构成了威胁,同时通货膨胀在加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中国经济状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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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瓦尔德: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

中国的经济记录引人瞩目,这里毋需多言。但是过去十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抗议浪潮和最近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事件,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政权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一个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的时期也许将要结束。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社会,这个国家似乎过分注意维持政治秩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与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时基本上一样,确实也没有取得什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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