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茅于轼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自己的技术文化水平，能胜任更复杂的工艺要求。也正是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所要求，也是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必要径路。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苏洪涛的书，题目是了不起的中国人。他不但提到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提到了中国的企业家。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也是了不起的。与别的国家相比，他们的经营环境充满着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人身和财产没有严格保护，但是他们成功地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人提供劳动。但是劳动用于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产品，销往何处，定什么价格，都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组合劳动，资本，市场，技术，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这部分工作不是工人做的，是企业家做的。改革前，工人同样劳动，但是财富的生产非常有限。原因就是没有企业家在组合要素中的作用。在中国的转型期中多数企业家获得了他们的报酬。不像工人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得不忍受很低的工资报酬。相对而言，中国的企业家是稀缺的，他们能够得到因稀缺而造成的额外收入。现在连外国的企业家都赶来中国赚钱。因为中国的市场中企业家供不应求。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苏洪涛并没有用偏见的态度看事物。他提到中国人的许多毛病，如出口劣质产品到俄罗斯，非洲，甚至东南亚和欧洲。中国人不遵守公共秩序，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做生意时行贿；同行中彼此使坏，恶性竞争；做事缺乏原则，只管赚钱。如果这些毛病不改，中国经济的一时辉煌，最后将会拖累自己，这样干下去是走不远的。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 ，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第二 ，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 ，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第四 ，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 ，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 ，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