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李忠杰：清醒认识和驾驭改革的三大规律 进入专题 ： 改革    ● 李忠杰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漫长的发展过程。 　　纵览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运行轨迹，我们发现，在其运行态势、成效命运、潮涨潮落的背后，实际上有三大规律在起作用。尤其是周期性发展规律，很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和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了这三大规律。到现在来看，这三大规律被充分证明，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充分注意这三大规律的影响和作用，科学回答这一规律正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势利导，自觉运用和驾驭这三大规律，积极引导改革开放走向新的高潮，而不要被动无奈地滑向低落。 　　 　　一、改革的自觉有序性规律 　　 　　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变革的新形式。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因此，是一场主体自觉性运动。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地进行的。因此，社会主义改革首先和基本的规律，就是自觉有序性规律。 　　自觉有序性规律包含着两层内容： 　　第一层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是改革的自觉性。就是说，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自觉地认识到传统体制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由自身提出的要求;改革的主体力量就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即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者来说，改革的目标是自觉的、明确的，而且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一致的，即是要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改革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它不是任何个人的盲目行为，而是改革主体一系列具有自觉性的行动。 　　第二层内容，是改革的有序性。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主体自觉性的运动，必须在相对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具体说，改革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有比较周密的计划、方案和行动的部署;改革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的各项内容及其顺序和实施时机，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要求，不能一哄而起;改革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不能随意放任、各行其是，更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同时，也要鼓励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改革的主体自觉性，决定了改革的有序性。或者说，改革的自觉性，必然要求改革始终保持有序化的状态。自觉性和有序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自觉有序性规律的整体。 　　改革的实践证明，自觉有序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任何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自觉有序地进行的。这种自觉，部分是来自于理性的自觉认识，根本上是来自于实践的强烈要求。总体上，都是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使改革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和理性的行动。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都是在自身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甚至像中国那样遇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后，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才逐步走上改革之路的。这种状况，能不能说“自觉”呢?答案：是。这虽然是某种被动的“自觉”，但同样是自觉有序性规律的表现，甚至是一种主要的表现。传统体制的弊病，社会发展遇到的挫折，使得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惟一出路。在改革启动之初，对于执政党和领导者来说，这种改革多少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改革都是在执政党和领导者们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之后才真正启动的。如果执政党和领导者们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就不会启动，任何自发性的改革尝试也不会得到支持，改革也就无以进行。随后，在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执政党和领导者们失去了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改革也难以继续下去。所以，自觉的认识，是改革得以启动和发展的基本的和前提性的条件。 　　除了自觉，有序，对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体制和就秩序的冲击，是一种“非序化”的行动。但是，这种对旧体制和就秩序的否定和冲击，都是也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超出了这种限度，改革自身就会失序，社会就会混乱，执政党和领导者们也不可能容许。不管处于什么原因，改革都会停滞甚至倒退。 　　所以，不自觉便无以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序。违背了其中任何一个要求，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会导致混乱或灾难性结果。 　　那么，有没有执政党和领导者们的认识落后与实践和群众，缺乏对于改革的自觉认识，从而不愿改革和阻碍改革呢?这种情况当然是有的。而这种状况恰恰证明了改革必须是自觉的。自觉了，才会实行改革;自觉了，才能坚持改革。反之，不自觉，就没有改革;不自觉，就不能坚持改革。因此，改革的自觉有序性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违背了这一规律，改革就不可能得以启动和坚持下去。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和深入下去，依然在于能否自觉。自觉，就能坚持，就能深入，就能不断发展。 　　 　　二、改革的整体性协同规律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某一领域和某一方面的完善和修补，而是对传统体制的全面改造，是从宏观的微观的全方位综合治理，是对社会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深刻变革。参加改革的是整个党及其领导下的千千万万人民，是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军。因此，改革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制约和决定其运行状态的基本规律之一，便是整体怀协同规律。 　　改革的整体性，表现在每个领域、每个部门的改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区域的改革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在空间上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各领域、各部门各地区结合而成的改革整体，具有任何子系统所不能取代的整体功能;每个部门和局部的改革都不能脱离整个系统，而整个系统的改革又影响和决定着部分和局部的改革。 　　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改革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协同关系。即各部分的改革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互相配合，在规模和速度上保持大致均衡的关系，既要有重点突破，又要有整体推进，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协同运动，使改革沿着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协同，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动态的协同。而且这种整体的和谐、匀称、协调的状态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需要通过自觉的调节、控制和协同的方式才能形成。如果不能自觉地实行协同，改革就不可能有序、稳定和持续地进行。 　　这种整体性协同规律，如果用图表表示，是一个“向心——辐射模型”。它对改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有如下要求： 　　一是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围绕经济改革进行，实现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协同。只有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其他改革才能相应推进和取得成功。其他改革都要面向中心，服从和配合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要主动向外辐射和输出能量、要求，积极推动和开展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形成万紫千红的局面。中心与外围，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也不能脱节。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改革牢牢抓住不放，同时相应地开展其他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其他一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或转向，与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大有关系。 　　二是坚持谨慎而又果敢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协同。在“向心——辐射模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不处在中心地位。与其他改革一样，它也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受经济体制改革支配，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如果颠倒这个关系，改革就很可能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虽不在中心，但作为上层建筑，却处于一种层高临下的态势，并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的命运。政治体制不改革，或者失败了，都可能对经济体制改革或其他改革产生致命的影响。 　　如何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是整体性协同规律中最需要处理好、但也最难处理的一对关系。经济体制变动了，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进行变动，这是基本常识。但问题是怎么把握这种变动的关系和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相适应。但是不是同步关系?很多人都认为是同步。但其实，只能是有限同步，或适度“错步”，而不可能完全同步。某些个别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早于经济体制改革外，多数政治体制改革则会稍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整体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保持“慢半拍、浅三分”的关系。慢一点，浅一点，就比较顺利;如果同步、甚至超前，改革的难度就会成倍增长，甚至导致翻船。当然，也不是过于滞后。过于滞后也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 　　三是坚持在各项改革的周围形成一种改革的“意识场”，以无形的方式促进改革的整体协同。场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如磁场、引力场等等。它不是实物，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客观存在，充满于整个空间，并具有传递相互作用的能力。用场论看改革，围绕着改革，也存在一种“场”，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场，我称之为“意识场”，即由人们的思想观念所组成的意识环境，包括对于改革的认识和态度，也包括其他有关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观念意识。这种“意识场”，处在“向心——辐射模型”的最外围，但对改革却起着潜在的但却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围绕改革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向上、开拓、创新的意识场，改革就能在一种较好的意识和舆论氛围中进行;反之，如果围绕改革的是一种消极、无为、软弱、保守、冷漠、僵化的意识场，那么，改革的生气就会在冰冷的氛围中湮没。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全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的一路推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指导下，全党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上下同心协同改革的意识场，使改革开放得以在良好的氛围中进行。 　　当然，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也正在出现和弥漫开一种“改革疲劳症”。对于改革的质疑之声加大，坚持改革的热情下降，推进改革的动力减弱。这种“意识场”的变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将会产生不可轻视的消极影响，必须及时给予高度的警惕。 　　 　　三、改革的周期性发展规律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上升性和回复性的统一，用形象的语言说，叫做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其轨迹，从起点、上升、高潮、直至顶峰，然后下降，至最低点，构成一条波浪式的曲线。如果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周而复始，它们便构成了运动的周期性。 　　这种周期性，无论在自然还是社会发展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有没有周期性?理论上来说，改革作为一个贯串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社会运动，不可能没有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不可能没有发展和中止、高潮和退潮的交替。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必然会具有周期性。 　　所谓周期性发展规律，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说，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无论从改革的内容，还是改革的形式，以及进入改革状态的领域来看，不同国家的改革都会有大致的先后顺序，有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而总是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这种阶段的前后顺序是很难颠倒的。只有在前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入之后的阶段。每一阶段的改革完成之后，又会相继提出新的改革任务和要求。改革总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推进的。 　　另一方面是说，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改革的基本任务不是通过一次改革行动就能完成的;相反，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多次试验、多次改革才能够完成。虽然人们主观上总是想把改革顺利地推进到底一次成功，但客观上，由于各种分力的制约，最后构成的历史合力却决定了很难做到这一点。改革的高潮持续一段时间后，必须会有一个稳定、调整、消化、巩固的过程，甚至必然会中途停顿，暂时进入低潮状态。当积累了新的问题，或新的条件具备以后，改革将再度举起高潮。 　　总之，沿着一条螺旋形上升的道路，周期性地提出改革的要求，周期性地兴起改革浪潮。如果用图形来表示，其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高潮→低潮→高潮，如此循环往复地出现。当然，每个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上，而是每一个周期都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中，改革逐步深化、发展，直到最后完成其历史使命。 　　上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首开改革先河。随后，又在苏联东欧国家渐次展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将西方民主视为“邪路”的说法，让中国人暂时对政改死了心，有人愤而批评“政改期待症是一种新型斯德哥尔摩综合并发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群体性发作一次”。但有趣的是，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待症”却正在发酵，而且也是群体性的。 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待症”有多高？请看《华尔街日报》11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这篇与“光芒四射的中国未来第一夫人彭丽媛”等多篇文章一起组成了持续的期待。 该文分析习近平将从哪里找执政灵感。先断言习不会钟情于毛泽东，再努力发掘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几个积极因素：一、在西方国家眼中，习近平比胡锦涛更有亲和力，特别是对美国。习1985年初次访美时曾在艾奥瓦州小镇Muscatine与一美国家庭同住，习的小公主目前在哈佛大学读书。二、习比胡更可爱，因其伟岸的身材、深沉圆厚的嗓音和光彩照人的妻子。三、习父习仲勋的影响。外媒一致认为习仲勋是位经济改革派和相对的政治自由派，1987年曾为当时受到批判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说话，并谴责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畅想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这位评论者有意遗忘了一些重要事实：一、2008年习负责筹办北京奥运会时与周永康一起打造了“奥运安保模式”。这个模式以“六张网”全方位覆盖的严密监控而闻名，成了后来中国举办大型活动与会议必借鉴的“安保模式”；二、2009年2月习访问墨西哥时曾发表的那番宏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三、2012年9月初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对毛与毛思想的推崇。 这种有意遗漏一些重要信息而过份解读一些信息的做法，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作者（包括西方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盼。如果说《华尔街日报》这篇报导象拿着棒棒糖劝诱儿童做个“好小孩”，《经济学家》10月29日发表的“习近平：必须改变的中国人”，则是“危机劝诫说”。该文在列举了中国种种不稳定因素，如经济增长减速、社会不平等、腐败横行、环境恶化，官员对土地巧取豪夺；底层不稳定，中产阶级失望透顶，上层完全失控等等之后，发表劝诫，“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不满情绪，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最终导致社会混乱，甚至暴力革命”，因此，习近平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BBC与英国《卫报》最近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持这个观点。 上述盼改革的理由与国人相同。但政改期盼症产生的深层原因却并非中国人所能想得到的，比如《经济学家》担忧的理由主要是：“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比，一个虚弱、不稳定的中国会更令世界更加担忧”——这与中国多年宣传的“西方（或者美国）害怕中国强大”正好相反，倒是习近平2009年宣称“三不”才是针对西方社会这担忧而发。 国际社会为何害怕中国发生动乱？理由之一是：中国目前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状态，但在世界上以投资入股、高价购买等各种方式争抢资源，向世界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也在输出各种不安全的劣质商品，以偷渡等方式向外输出大量移民，从事非法洗钱活动，等等都给世界造成了不安。东南亚邻国充满了中国偷渡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区，这些社区的卖淫、黑社会、洗钱、毒品之害，让当地警察头痛不已。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面临同样问题。这些邻国担忧，一旦中国发生大规模动乱，中国偷渡者将会如潮水般涌至，更难应付。 美国还有一重考虑，即一个强大的中国如果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美国也许可以借助中国约束一些流氓政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早就发现，目前的情况比“冷战”时期更难对付。“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这个“老大哥”在，美英法等国只需要与“老大哥”谈妥，让它约束社会主义小兄弟就行了。苏联垮台之后，西方世界曾庆祝过这个“邪恶帝国”的消失。但美国后来发现，世界上还有不少中小流氓政权在捣乱，而且缺乏一个能够对些国家施加影响的大国。再后来，美国发现中国或许可能具有这种影响力。 中国这种影响力从何而来？中国由于要对抗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态的谴责，需要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形成联盟。加上中国还有资源需求，与这些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上日益富裕起来的北京政府很愿意通过援助、无息贷款这种方式与这些独裁国家结为“好朋友”。这种用金钱购买拥护的利益联合，使得中国及其“好朋友”在联合国内成功了抵制西方社会对它们的谴责及制裁。尽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与控制力均远不如苏联当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中国还是隐然以暴政俱乐部的“领头大哥”自居。 美国看到了中国控制力远不如前苏联，但还是希望中国能够担当这种角色，比如过去在反恐事务上，今后在北韩事务与伊朗问题上，美国都对中国抱有这类期盼，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要想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就得让中国向民主化道路迈进。这次胡锦涛宣称中国不走西方民主化道路，并将其视为“邪路”的说法，确实让西方社会很失望。但有什么办法呢？欧盟身陷经济危机不知何时解脱，美国经济还处在U型底部，如果北京坚持对内压迫人民，必然将中国引向动乱，并给世界带来不安。 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什么路？世界都在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