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6..4 事件是文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 6..4 的了解，大伙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朝廷的真面目，知道它有多么残忍、阴险、狡诈。

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进入专题 ： 天命观 政绩合法性    ● 赵鼎新 （ 进入专栏 ）       摘要：文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作者认为，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一旦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政治危机将接踵而至。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主要基于其政绩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现代政体往往并非以稳定为目标，而是注重发展，并且会做出过多的承诺。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天命观”;政绩合法性;和谐社会;政体          一、引言?          本文将探讨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这一概念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斯·韦伯在其“支配理论”提出初期所忽略的一个方面。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     当面临来自国家的高压强制时，人民通常会选择服从。然而，这种服从往往意味着要付出因监视、抵抗以及效率低下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为了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真正的合作，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同时被两者所认同。学者们已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政权合法性进行了研究。首先是从人民的角度来分析政权的合法性。李普赛特指出，合法性“包括一套制度国家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Lipset,1981）。林兹将合法性定义为“尽管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败之处，但它仍然优于可能建立的其他制度，因此应当得到民众的服从”（Linz，1988：65）。弗雷德里希则认为，合法性是“共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涉及统治的权利或者统治的名义”（Friedrich，1963：233）。从这一角度研究的政权合法性显示出一个国家建立共识信念的能力。然而，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信念本身也仅仅是一些虚假意识的产物。相应地，批判理论家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政权合法性：一个政治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愿景（Habermas，1975，1984；Offe，1973）。批评理论家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分析非常精辟，但同时，此类分析也往往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并且傲慢自大，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难以被证实，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犯了幼稚的错误。本文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探究将会从第一方面，即人民的角度而展开。?     拉丁语legitimus一词意为合法的、以法为依据。这一概念与中国律法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律法仅仅是“执行朝廷旨意的工具，并不是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Schram，1987）。斯图尔特·R.施拉姆强烈建议，在讨论古代中国政府权力的本质时，应该使用“基础”一词而不是“合法性”。尽管施拉姆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仍将采用“合法性”而不是“基础”一词，理由有三。首先，由韦伯及其后继者所提出的“合法性”一词，其现代用法有了更广泛的外延，超出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利”这一最初内涵。其次，施拉姆同样也提出，尽管法律不是古代中国政府的基础，但诸如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合法的王位继承者（正统），以及统治者正当的行为等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内核，同时这些原则属于现代意义上政权合法性的范畴。第三，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当源自欧洲的观念被用来分析其他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现象时，几乎都会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因此，一些新的本土化的观念和新颖的阐述方式得到了认可。尽管上述批评和做法有时会导致某些不同的见解，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不可取。就合法性这一概念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它，而不是将其舍弃。?     在韦伯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合法性成了社会学和政治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Blau，1963；Connolly，1984；Eckstein&Gurr，1975；Huntington，1991；Linz，1988；Schaar，1981）。韦伯认为，习惯、热爱与理性选择是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相应地，他提出国家政权基础的合法性有三个理想型方面：当人民认为一个政权的权利是继承性的或者永恒存在的，该政权便拥有了传统的合法性。当人民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因某种神秘经历或人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特质，该政权便拥有了克里斯玛（魅力型）合法性。最后，当一个政权的权利来源于一套对社会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则时，该政权便拥有了法理合理性（Bendix，1962；Weber，1978）。针对这一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分类，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些修正以便于实证分析。首先，我用意识形态合法性代替传统合法性，以此来涵盖任何基于价值观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其次，将克里斯玛合法性从政权合法性的理想类型中略去。〖JP2〗虽然克里斯玛合法性非常重要，但它只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极端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将政绩合法性列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总的来说，法治选举、意识形态和政绩是经我修改后的政权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当一个政权将法律作为全体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精英的约束原则，以及高层领导是通过定期选举而产生时，这个政权则是构建在法治选举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指的是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某种价值体系，诸如传统、宗教、政治理念。政绩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该政权经济绩效和/或者道德功绩以及捍卫领土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纯粹的分类，而是不纯粹的理论构建。一个政权绝不可能凭借单一的合法性来确保其生存。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合法性，来决定该政权的性质。

昂山素季告诉人物周刊的记者：「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她又说：「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人物周刊问：「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昂山素季接着说：「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她又以罕见的严厉言辞，批评缅甸的权贵裙带主义，扼杀了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人物周刊记者问她，外界有人批评她经常呼吁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导致人民生活困难，缺乏中产阶级出现，但昂山素季说：「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裙带）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裙带）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昂山素季亦质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论，即将集体放在个人之前。她说：「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她又说：「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照片旁的标题为「最美亚洲女人」，全篇内容以问答形式铺陈，在这篇长达一万字的访问中，昂山素季对多年来投身民主运动表达了深入的看法。当记者问她对爱国主义的看法时，她说：「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对对缅甸的前途似乎感到颇为乐观，因为她相信总统吴登盛的改革是真诚的。她说：「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她也不担心所有的改革会一夜之间倒退，「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今年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怎么回避风险，抓住机遇。20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首先，回顾2011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所谓经济转 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的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成本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 。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理性的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他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的还是自发的形成的民粹的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至少在我们这个组织，50人论坛应该更多的开展，一个是切实的，不是做一些空洞的，煽动性的讨论，而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另外是深入的，而不是就现象发表一些感想，要理性的去分析和讨论，因为现象和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看看美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它主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扭转了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状况，出现了一种大众的消费热。这个状态就造成了寅吃卯粮，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元是国际主流货币，所以，它就发货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领导到底准备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的是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这两种意见现在争论不休，不知道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50人论坛的同志们，可以在形成我们国家总的方针、方向上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