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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改判乱象显中国法治思想缺失 2011-08-16 财新《新世纪》 记者 王和岩 刘长 [ 导读 ]在占相当多数的民意盛赞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的同时，另一些声音表达了担忧。一些法学专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昌奎案二审程序存在问题，启动再审是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是对民间舆论的迁就。   药家鑫案之后，由李昌奎案引发对死缓案件的翻案风潮。舆情汹涌中，司法该当何为？   震动全国的药家鑫案，并未随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而尘埃落定。由该案引发的对死刑改判、司法公正及死刑存废等的关注与纷争，在全国司法界、舆论界渐次掀开。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高级法院首先被波及。还在药家鑫二审期间，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了李昌奎故意杀人案。因其情节恶劣，较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致两人死亡，李昌奎二审时被改判死缓令舆论哗然。   不堪重压的二审法院云南高院，匆匆宣布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坊间普遍预料，李昌奎案再审恐将推翻终审判决，由死缓改判死刑。   在占相当多数的民意盛赞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的同时，另一些声音表达了担忧。一些法学专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昌奎案二审程序存在问题，启动再审是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是对民间舆论的迁就。其后果很可能掀起一股翻案风——一些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例，很可能被重新翻检出来。   学者们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自李昌奎案之后，仅云南一省又有多起二审改判死缓案件被重新翻捡曝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例出现。   在学者们看来，一起普通的死刑案件，演变成一场全国民众集体围观、媒体积极参与的翻案风，暴露出的不只是民众对司法不公的抗议，还有对复仇主义的迷信。对于民众的情绪要纾解和引导，要讲究法律程序、法律正义；而最终解决的路径，还在于独立的、不受权力干预的司法。   从药家鑫到李昌奎 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行人张妙，连刺八刀致其死亡。   药家鑫案审判期间，有关药家鑫是“富二代”“军二代”等诸多小道消息经网络扩散到媒体，与被害者张妙挣扎于城市边缘的清贫身世形成鲜明反差。舆论情境中，真伪难辨的消息构成的贫富、官民之差，强烈刺激着普通民众的神经。   今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药家鑫死刑。但网络民意并未停息，不仅关注药家鑫案二审是否会改判，即使在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后，还担心最高法院是否核准。直到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尚在药家鑫案二审期间，媒体又曝出了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将同村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后将该女和三岁的弟弟一同杀害。2010年7月15日，李昌奎因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昭通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死刑。今年3月4日，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云南高院在终审判决书中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过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遂做出上述改判。   判决书改判死缓的理由一经披露即掀起轩然大波。受害者家属指责云南高院“避重就轻”。他们说，李昌奎并不是犯罪后就到公安机关投案，而是外逃四天后、走投无路时才去投案的。对于“积极赔偿”，家属同样不认可。他们表示，案发起初，李昌奎的家人不闻不问，最后拿出了2万多元。之后，家属与本村200多名村民联名向云南省高院提起申诉，提请再审程序，要求重新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   7月6日，云南高院召开媒体通气会回应称，该院二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徇私舞弊，改判死缓是有事实、法律和刑事政策依据的。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可以公开探讨。   7月12日，学者出身的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田成有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判决是经过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的。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   对于改判理由，田成有表示，李昌奎与受害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而最高法院也有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这也是符合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直倡导的“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   始料未及的是，田成有这番话非但没能平息外界的非议，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弹。   呼啸而来的舆论风暴中，云南省高院迅速启动了再审程序。理由有二：一是受害者家属的申诉，二是云南省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认为二审对李昌奎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   再审启动之争 云南省高院所面临的压力，不只是李昌奎案。之后媒体曝出的赛锐案，与李昌奎案类似。   2008年，昭通卫生学校21岁的女生吴倩，被追求者赛锐刺了27刀后身亡。次年5月，昭通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一年后，云南省高院二审将其改判为死缓。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赛锐案与李昌奎案改判理由如出一辙，即该案系情感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以及有自首情节。   早在2009年，就曾有人将赛锐案的情况发到网络，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曝出，该案才被重新发掘，进入公众视野。李昌奎案启动再审后，赛锐案受害者家属希望云南省高院也能启动再审，判处赛锐死刑，立即执行。   之后，网络上又曝出三起类似案例，均为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经云南省高院终审改判死缓。   在广西，也有一起类似案例被曝出。据《广州日报》报道，2007年9月，桂林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梁勇死刑。梁勇被认定杀害其妻子，并肢解、水煮尸体。2008年1月，广西高院二审维持原判。但到2010年11月，广西高院又改判梁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判理由是，梁勇在关押期间提供其他案件犯罪线索，构成立功；且该案是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受害者亲属也对这一改判不满，要求对梁勇判处死刑。   与民间一片欢呼声不同，一些法律界人士对云南高院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发出了不同声音。   李昌奎的再审代理人、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认为，李昌奎案再审启动有悖于现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几种情况可以启动再审：原判事实认定有错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总之，是原判“确有错误”。   张青松认为，无论是昭通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书，还是云南省高院的二审判决书，定性都是没有问题的。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尽管他对云南省高院的二审改判理由并不认同，但如果改判是严格依据法律程序，是在法院的裁量权范围内的，就应该接受。   贺卫方希望公众接受二审判决，毕竟中国司法是二审终审的，应当确保司法的确定性。除非确有错误，有明确法律依据，否则不应当再审。   一位不愿具名的刑法专家则表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既判力原则，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再审只能是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从轻改判，不可从重改判。过去的案例，也许确实判轻了，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以后的案件中吸取教训，而不能用再审的方式加重刑罚。“李昌奎案不管事实清楚不清楚，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绝不应当变。”   翻案风忧虑 对于愈演愈烈的终审案件的翻案呼吁，学者们更是忧心忡忡。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诉法专家陈光中说，不能因为李昌奎案，不能因为舆论报道，就把一个经过终审的案件提起再审，改判死刑。因为不同阶段的死刑宽严度不一样，同时也要维持过去判决的确定性。这符合“禁止双重威胁”和“一事不再理”原则。   前述不愿具名的刑法专家表示，现在这股翻案风潮，比当年的刘涌案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案件不管它原来判的对不对，不能回头杀人。翻案对某个具体案例来讲，可能是得到了公平；但对整个法治环境的破坏，非常可怕。”   刘涌案即是在一片舆论喧嚣中，最高法院对于已终审的案件再审，改判刘涌死刑。这位刑法专家说，当时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包括最高检的高层都有一个共识，即刘涌案是惟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案例。“现在又出现，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哪有法治概念？”   贺卫方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表示，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不能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它。错误有严重与轻微之分。在刑事案件中，把无罪的人当做有罪，或者说把不该判死刑的判了死刑，这是一种错误。另一种是把罪行严重的判得不那么严重。也许李昌奎案改判可能有些缺陷，但它毕竟不是罪轻重判，不是无罪判有罪。   贺卫方认为，公众对李昌奎案改判的质疑，其实并没有特别可靠的依据，能证明改判就是错的。在他看来，“这个案件的所谓的对错可能是在毫厘之间”，一种翻来覆去的司法制度，才是更可怕的。   不过，更多的分析认为，云南省高院的再审决定，不完全是民意与舆论的压力，还有来自更高层的权力压力。   贺卫方分析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单纯的民意，不见得能让法院启动再审。李昌奎案恐怕是网络上引起公众愤怒，导致更高级别官员发出指令。   前述不愿具名的刑法专家也表示，舆论审判、舆论杀人，根本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在于司法。舆论本身就各种声音混杂，但司法要严格地依照法律来办事，不能迁就、甚至迎合舆论。   在他看来，从刘涌案至今，民意和舆论都没有表现出多大进步。这么多年民意表现出的都是一种复仇主义的正义，尽管观念的发展变化有个漫长过程，“但是我们没有引导，只有利用、迁就和迎合。”   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令人担忧的是，普遍的民情可能是希望多判死刑。   “我希望云南省高院能够严格地依照自己对于司法准则的理解，维持原来的终审判决。”贺卫方说。   让死刑远离暴力文化 在中国，强调保护“杀人犯”的人权很容易引起公众“义愤”；而法律人和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也处于分裂状态，内部共识尚且不存，更谈不上影响和转变民意。   郑戈   死刑是人类社会自有政府以来最古老的刑罚之一。将生命、财产与自由视为三种“自然权利”的洛克也并不主张废除死刑，他在《政府论》下篇第一章中说：“我认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确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这种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福祉”。死刑因此被视为终极制裁，也是国家权力的终极宣示。   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暴力犯罪的潜在受害人，而只有极少数人是暴力犯罪中的潜在加害人，因此，民主不是废除死刑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恰恰相反，德国学者安德鲁·汉默尔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之所以没有废除死刑，是因为它的政治制度更为民主，民意驯服精英的力量更为强大。在欧洲诸国，废除死刑的运动是“政治和知识精英对绝大多数公众明确表达之情感的反叛”。   尽管有少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疑死刑的威慑作用，但报应与威慑作为死刑的预期效果，并未受到法律界人士的广泛质疑。因此，废除死刑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一直是生命权和人格尊严等“普世人权”。在人权文化尚未扎根的中国，强调保护“杀人犯”的人权很容易引起公众“义愤”。而法律人和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也处于分裂状态，内部共识尚且不存，更谈不上影响和转变民意。   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尝言，民主化有两种途径：一是以高就低，令知识精英俯就民意；二是通过教育提升民智，最终在更高的文化水平上建设民主社会。前者立等可成，但不利于社会进步；后者耗时费力，却有助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   在中国，1949年以来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虽尚未导致第一种类型的民主化，但却已极大抑制了第二种可能性。尽管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极不平等，但“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专家和学者一旦不能顺从民意，便会遭致民众的唾骂，法官也不能幸免。   法治归根究底是一种专家之治。在法治社会中，民意要上升为法律，必须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选举和立法过程。正如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所言，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而必须颁布长期有效的法律。这些法律必须由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受尊敬的法官来负责阐释和适用。惟有如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方能得到保障。   美国学者把围绕死刑问题展开的争论叫做“文化战争”，因为其中“敌我”阵线分明，互相抨击毫不留情。这种战争在中国也存在，只是支持死刑一方明显占压倒性优势。立法应当体现民意，所以刑法中保留死刑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死刑的立法保留与司法慎用之间并无矛盾。根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007）和《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2010），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自首就属于法定从轻情节。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法院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立审判并作出判决，药家鑫不一定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经终审判决的云南李昌奎案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构缺乏权威和独立性，很难抗拒“民意”的直接影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2010年11月视察珠海法院时，曾经提出关于判不判死刑的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有趣的是，在审理药家鑫的过程中，西安市中级法院在2011年4月14日庭审前向500位以大学生为多数的旁听者发放了调查问卷，试图进行一场法院控制下的“民意”试验。面对法庭外杀声震天的汹涌民意，这场试验顺理成章地失败了，并且被公众认为是“幕后有黑手”的证明。   由于民意是流动、易变和情绪化的，所以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被害人两方，都可能竭尽所能去影响乃至“制造”舆论。在围绕着药家鑫案展开的“文化战争”中，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张显，利用公众的仇富和仇特权心理，通过微博等渠道夸大药家的军队背景、住房面积以及财富。这无疑在很大程度激化了“围观群众”的愤怒和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诚如张显本人所言，这些信息大多是从别处转载来的，但将此类信息汇聚到一起，无疑会增强它们的煽动效果；而他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身份，也使以他的名义发布的信息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信赖。   说某人有权、有钱或有背景，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构成对此人名誉的损害。但在药家鑫案的审理过程之中，这类信息和相关的评论，却明显是在谴责药家鑫的父母试图干扰司法公正。药家鑫已经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家人不应再为此承受额外的名誉和隐私损失。   针对药家鑫案，朱苏力教授曾经建议，对于身为独身子女的被告，司法机关应吸收中国古代“存留养亲”制度中的人性化因素，并秉承“罪责自负”的原则，判处死缓，以免令被告人的父母受到“株连”。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化建议虽未得到司法机关的采纳，但其中包含的文明、理性因素却值得我们重视。   (财新《新世纪》)

    “微博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 ——胡泳访谈录                             文 / 张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户万户微博开，谁也无法忽视微博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舆论生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直是中国微博成长的亲历者、观察者、批评者，他针对政府微博提出的三原则被人无数次引用，对官员微博热也有独到的看法。面对潮水势不可挡的微博扩散，胡泳副教授冷静地表示不宜过于高估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力。   《检察风云》：您最开始关注广东省公安微博群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请谈谈如何理解这个三原则。 胡泳：原则之一是，直面评论。 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 Web 2.0 年代，评论是网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 Web 1.0 年代，网易就因为坚持“无评论不新闻”，而开启了网络新闻的新天地；今天，在每个人都有一部麦克风的情况下，新浪微博顺势而为，在类 Twitter 服务中增添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评论功能，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的 Web 2.0 网站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用户阅读并发表评论，而敢于在微博上亮相的广东公安，如果企图限制、删除或者关闭博友的评论，不仅将无法达致预期的沟通效果，而且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极大损害。因为视网民的评论如猛虎，容易让人产生对公安微博真诚交流的意愿的怀疑，也倾向于给人造成政府总是害怕民众说真话的刻板印象，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网上，无聊的漫骂和攻击一定难以避免，但可以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是会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的。既然上网就是为了倾听民意，政府微博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原则之二是，请讲人话。 微博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微博用户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于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如果说原则之一涉及的是心态，原则之二强调的则是语态。从语态上来说，中国是个官话大国，有关部门，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因为长期说鬼话，早已不会说人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政府微博既然鼓足了勇气和网民对话，就要做到用人声说话。有关报道说，广东省公安厅正在训练微博值班民警 “说话有街坊味”，而这所谓的“街坊味”，就相当于和别人面对面交流，这对打惯了官腔的官员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原则之三是，结果为上。 我曾注意到，“平安肇庆”微博上对自己的介绍是“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网络问政平台”，既然说到“问政”，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是否可以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出结果，网络极有可能会沦为官员走秀的“ T 型台”。很多人一说到问政，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所以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证”阶段，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网络举报等，而且极易产生人走政息现象——网络问政难以超越党政领导的个人活动，形成有专人、行专责的制度安排。其实，既然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政府利用网络获取民意是不应该褒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才应该得到褒奖。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官员微博热？ 胡泳：对于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实际上，这样看待“网络问政”的人尚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和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例如， 2010 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人民日报》曾就“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问题，采访了 97 名人大代表，他们表示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互动”。而《人民日报》则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开通了一个 24 小时的民意通道”。 问题在于，民意的搜集，官民的沟通，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毕竟，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 微博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解决微博中提到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微博问政，真正的微博能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检察风云》：在您看来，微博究竟在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胡泳：我认为 微博在中国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事情都可能在瞬间传遍中国，然后造成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所以它是跨地域的。另外，虽然我们说微博上有所谓的“粉丝”这种说法，但其实从发表的门槛上来讲，它是很低而且说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想发言，都可以到微博上注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阶层的工具。那么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然后瞬间反应的，并且跨越阶层的这样一种工具。   《检察风云》：您认为，微博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胡泳：在我看来，对微博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既不能估计得过低也不能估计得过高。因为当人们当初没有这样一种发声的渠道，或者是原来的无言者，现在可以变得有声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它释放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的确能推动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的改善。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检察风云》：就您看来，微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于公民精神的培育有着怎样的意义？ 胡泳： 当下的中国，如果我们有一些公民的行动，或者用更大的词，我们有一些社会运动，那我觉得，它的功能或者效果不是 revolutionary ，就是它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可能是 transformative （渐变的）。等于说，它会推动中国社会缓慢地沿着一个长线的道路前进，比如让所有的中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下生活。所以，可能很多人期待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一夜之间的变化。鲁迅很早就说得很清楚，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其实，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很快的变化，都是一种缓慢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微博政治或者围观政治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会锻炼我们的精神。我以前经常引用朱学勤老师的话，他说“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就是不要期待很容易就将军了，但是要日复一日的拱卒，这种精神恰好是很多中国人比较欠缺的东西。大家习惯于速成，习惯于走捷径。西方有一个谚语说，捷径其实是最远的道路。那就是说，我们特别欠缺的就是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凡是期待迅速变化的人都会失望，但是，这一次一次的过程，其实在告诉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培养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能够改变现在很多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   《检察风云》：在微博大受好评之后，也有人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这是微博的错吗？ 胡泳： 《环球时报》英文版 2 月 22 日的一篇评论曾直接宣布，要 “ 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 ” ，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 “ 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 ” 。它甚至主张： “ 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做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原载《检察风云》2011年第17期)    

此文发表于长城月报 2011-7 期，我试图索引出重庆小贩事件微博言论过程，我的观点是，新闻是一个过程，一个追求真相的过程，请大家点评。吴祚来     新闻是逼近真相的过程 从重庆小贩受伤害事件看微博反应   一、普通网友的一则微博引发网络普通关注   我们会不会相信网友上传的微信息？我们可能不相信，但如果它有图片为证，并在现场目击，我们还要不要相信？还是不太可能相信，但如果是被网站认证过的网友，甚至是被网站认证的媒体，那么相关信息的可信度就会大为增加，甚至令人不容置疑。 近期网络热传的重庆小贩流血事件的网络信息，我开始是从一位没有被认证的网友那里看到的： @ 华夏良心 ：（重庆）今天下午下班，亲眼见证解放碑城管确实太像土匪了 ( 来自天涯 ) —- 唱红歌的也打人，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这位华夏良心的网友没有被新浪认证，他在微博文字后面，附了多张照片，一位中年妇女倒在水泥坡下，头部边上全是血污，身后是散落一地的水果与萝筐。 网友华夏良心随手拍、随手写了自己对身边突发事件，体现公民对社会的关注，诚如笑蜀先生所言，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他对身边弱势群体受伤害的关注，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与媒体的跟踪报道，意义不可小觑，多数网友相信这则微博，认为小贩摔伤是城管之错。 但新浪网的 @ 头条新闻 ： 转载了重庆华龙网的消息，使这一事件发生逆转，这则新闻有辟谣性质，认为城管没有粗执法：【城管执法时水果摊贩摔倒受伤事件排除粗暴执法】重庆渝中区下午称，经警方初步调查，城管执法时水果摊贩摔倒受伤事件排除存在粗暴执法行为。 14 日下午， 渝中区执法大队队员巡查时，发现数位水果游摊贩占道经营，于是上前制止，杜姓摊贩不慎摔倒受伤，随后 120 将其送医。 ( 华龙网 ) 这则辟谣信息来自重庆的华龙网，一些网友据以为证，开始批评那些转载相关微博的网友与知名学者，譬如北京的一位叫“麦柄”的网友要当夜到几位知名学者家里裸奔，因为这些学者都传播了“谣言”，他通过微博希望网友提供地址，以便自己登门问责。最后当然成为一曲闹剧，因为接下来的新闻信息，使他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行为过于冒失。   二、知名学者介入相关新闻事件   网络微博客，分为认证过的与没有被认证的，被认证过的一般相关网站都会对其社会身份有一个认定与备案，网站给加一个标志，譬如新浪是加一个红 V 标志。被认证的微博客，许多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在网络上也相应有更大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知名学者刘军宁在网友曝光的重庆小贩信息后面 , 连发二则“感叹贴 ” ：“连正当的谋生，都落得这样的下场，难道连谋生也是死路吗？”显然 , 刘军宁认为小贩在街道可以自由买卖 , 看到网友图片与信息 , 基本认同是城管不当执法造成意外伤害 , 但刘军宁没有说这是殴打所致 , 他的着力点是感叹民生之不易 , 如果小贩在街道上经营都会遭到如此厄运 , 那么还有活路吗 ? 他是在追问真相 , 并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同情 . 但打假专家方舟子却对刘军宁发起进攻 , @ 方舟子 : 刘军宁以 “ 连谋生也是死路 ”“ 怎么这么黑 ” 意指此人受伤是城管暴力执法导致，现在调查结果已出，当时附近虽有城管执法，但没追她，更没碰他，是小贩逃跑时摔倒的。所以刘军宁造谣已可认定，请 @ 微博辟谣 处理。 方舟子有两则“精辟”的分析，一是： @ 方舟子： 看了那组完整照片可以推知是小贩发病或失足从第 4 级台阶跌下的，和城管应该没有关系（旁边还有别的小贩在摆摊呢）。这是精心选出一张照片在微博上传谣。请 @ 微博辟谣 按惯例取消造谣者 @ 刘军宁 的认证。二是 : 回复 @ 養只羊駝送給你 : 你看周围的人都那么淡定，各忙各的，连个围观的都没有，完全是对待事故的态度，不像发生过暴力事件。 方舟子对刘军宁的反映显得有违常识：刘军宁仅仅是一个感叹者与追问者，他有情感倾向，但他没有具体的语言表述事实，也即，他没有先入为主，认定这就是一起城管殴打造成的暴力事件，即便是小贩自行摔倒，也可以哀民生之多艰，对大唱红歌的城市，没有切实关怀摔倒的小贩这样的群体，有一份不满或指责。刘军宁何谣之有呢？而方舟子分析被摔倒的小贩边，没有人围观，以证明不是城管的暴力导致，这就显得荒唐了，一个人摔得满地是血，居然无人围观，没有人上前救助，只能说明人际关系冷漠，或者城管追小贩已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我本人前不久在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看到一位上访者发表讲演，她脚下平台上，居然有一位大娘在安详地织毛衣。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讲演者在说谎还是说明这样的讲演已司空见惯？ 在暴力面前，方舟子本人也曾是弱者，如果当暴徒追杀他或威胁他生命或财产安全之时，造成他自己摔伤，是暴徒之过呢，还是自己跑步速度慢呢？小贩与方舟子一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可惜，许多时候，知名学者与小贩一样，都没有。城管追逐造成的恐惧，城管拉扯造成的重心失衡，都可能是小贩受伤害的根由   三、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与官方声音   重庆小贩事件造成许多网友甚至知名学者误判，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耐心，不去查寻更多的信息源，特别是非重庆媒体的信息源，央视相关频道与南方都市报、南都一线记者（ @ 小党）第二天都有相关微博信息报道，而他们的报道与信息，更为客观：其一，被认证的央视 @CCTV 今日说法认同了凯迪网友的说法，就是小贩不是自行摔倒，而是有城管追逐，并与城管有拉扯动作。南方都市报记者 // @ 小党 ：“说两点： 1. 目击者称阿姨是在和城管的拉扯中受伤。 2.

【一周狂喜】冉匪回家 奥威尔：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为归来的人干杯！ fzhenghu: 祝贺冉/云/飞平安回家。结束171天的牢狱生活，于8月9日晚10时左右安全回家了。冉先生陪陪家人，好好静养，来日方长。有你这类才华横溢、一身正气的知识分子平安长存，中国才有希望。 慕容雪村：10日上午接到西南那位大哥的电话，他的声音依然平和。他说：现在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他没有中断读书，前些天读完了吴宓日记。在过去的170天中，他经历了许多困难，我相信他必将因此而更加坚强，继续“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艰难事业。感谢他的正直和勇敢，更感谢他走在我的前方，并拓宽了我的道路。 宋石男：受冉云飞兄委托，代表冉云飞及其妻子王伟、女儿冉小苒，向过去170多天里各位勇敢声援、无私帮助的朋友致以最深切的谢意。冉云飞现在尚不能接受采访或对外发言，等到合适的时机，他本人将会亲自致谢。再次谢谢诸位。寒夜之所以不孤独，是因为我们相互拥抱。 昨天去见了冉匪，从早上10点聊到下午4点。相见甚欢。昨天我走后，他还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 冉匪现在身体状况不错，监狱的硬板床反而帮助他的腰伤痊愈。摆起龙门阵他还是那么生龙活虎，声震屋宇，滔滔不绝，气吞万里。他回家后就开始猛读书，这半年监狱生活，令他积厚很多，读书更加海阔天空，左右逢源。 我也代为转达了十几个朋友的问候。（十年砍柴、肉唐僧、斯伟江、笑蜀、薛野、闾丘露薇、龚晓跃、陈晓卿、祝华新、刘原、谭伯牛、阿丁、潘采夫、彭远文、张健、张云坡、宋金波、陈才、魏英杰、卡特尔王子黄寒冬……） 对了，今日是冉太王伟女士的生日，冉匪归家是她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嫂子生日快乐！（冉匪说他8月7日还不知道能在妻子生日前出来，写了封长信，下次我去给我看。据说极其动人，我也相信一定极其动人！） PS：建议朋友们短期内暂时不要登门拜访，给他和他的家人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甜蜜的不受打扰的团圆时间。 我和我的兄长的合影。 【一周牛逼】铁道部超英赶美 8日，铁道部招标发行200亿元人民币的90天期超短期融资券。对负面消息不断的铁道部而言，大公国际给予其AAA信用评级，引来一片哗然。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一份报告显示，以200亿元发行规模，信用等级提高一级，3个月可以节省1500万发行成本。 媒体人宋剑锋微博评论说：“铁道部信用级别经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综合评定为AAA级。此前大公国际对中国本外币给出的信用评级为AA＋，给美国的评级为A。综合来看，铁道部的信用评级竟然超过了中国的国家信用，更超过了美国。” 【一周恶搞】重庆最安全 中央综治委近日发文通报全国各省区市201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评结果，重庆综合考核得分位居第一，成为全国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重庆公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创历史新高。另据报道，重庆投200亿装50万视频镜头建治安防控体系。 在为重庆最安全欢欣鼓舞的同时，有网友也为此算了笔维稳经济帐：耗资200亿，购置摄像头50万个，平均4万元/个。在电脑城找专业监控设备公司，4个探头带安装，带电脑主机一台，一共5000元，平均1千250元/个…… 【一周荒谬】萝卜招聘 近日微博盛传江西庐山管理局在今年8月份的事业单位招聘中徇私舞弊，网友在微博公布的笔试入围人员名单详细注明了干部子女成绩及领导干部的职位，从这份名单里可以看到，今年庐山管理局招聘的11个事业单位的职位考录笔试中，有5个单位的第一名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子女。 庐山管理局人事劳动处副处长朱常明回应新华记者说，“我也觉得惊讶，这应该是一种巧合”、“事实上，我们还有多位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入围。” 网友形象地将庐山管理局这种招聘称作“萝卜招聘”。公务员职位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所谓“萝卜招聘”，就是为有关系的萝卜量身定做一个坑，让其他的萝卜无路可走。  【一周痛心】近五年全国垮塌大桥至少17座 法制晚报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网可查询到的大桥垮塌事故中发现，最近5年全国至少有17座大桥发生垮塌事故，事故共造成200余人伤亡。在垮塌的大桥中，有近6成的大桥寿命不到20年，其中有两座桥尚未建成就“夭折”。 网友USMBA说：在17起大桥垮塌事故中，只有1起明确提到了是工程质量问题。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地方，人的死法千奇百怪，桥的死法更是。 网友哥本草根问：我们是用“浮云”做的桥吗？ 网友四一哥则叹息说：呵呵，我们真是被垮掉的一代…… 【一周警醒】不止一个“托特纳姆区” 伦敦骚乱引发国人深度关注，诸多微博评论中，专栏作家陶短房的这条引人深思： 法国总统萨科齐曾把黑人移民称为“流氓”，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公然宣称“多元文化已死”。如果说，不久前挪威极右翼分子制造的奥斯陆惨案给人们敲响警钟，那么此次托特纳姆、伦敦和英国其他都市街头的火光、碎玻璃和破酒瓶则提醒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几乎每个大城市的周围，都有不止一个“托特纳姆区”。 【一周鼻酸】一元钱劳教一年 新快报报道，因为不购买一元钱公交车票，三名江苏常州市民被劳教一年。江苏省常州警方对于劳教三人的理由是一致的：三人到北京上访拒不购买公交车票，唯一的证人是公交车司机。而最早被指认不买票的孙洪康因不再赴京上访而没有被劳教。 对此，评论人笑蜀发微博说：那么辛苦地构陷，怪可怜的。干脆修改刑法，增设一条上访罪，以后凡上访直接抓人如何？邪恶就邪恶了，但你起码坦率点好不好？ 我则想起媒体人王以超的一句话：把金钱和权力同时交到政府手上，就象把威士忌和车钥匙同时交到年轻人手。  【一周关注】来宾传销 人民网消息，广西来宾传销组织以“国家整合民间资金”为名义设骗局吸引各地民众，仅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去从事“资本运作”的人就至少有2千多人。传销者在市政府前、公安局旁公开宣传“资本运作”，号称投资3800元一年可变380万。 传销者说：“这个行业比三峡工程还要大，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大工程。” 网友评论说，传销有市场，与地方政府保护有关，经济发展，早已是不择手段；而传销洗脑的秘诀，则是给予缺乏资源和路径的中国青年组织感和致富理想，迅速将其燃烧。 【一周力挺】微博也是有好处滴 作为中国首个微博粉丝超百万的部级官员，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近日发表言论力挺微博，他说：现在网络民意和实际民意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网民的构成和社会阶层的构成几近一致，因此特别值得高度重视。 他还列举了微博的三大好处：一是让官员可更直接地走进草根阶层，了解民生民意、民诉民求；二是可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互信；三是以低成本模式化解矛盾。他举例说，浙江每年约有100万件各类矛盾，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通过微博处理，能节省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一周归来】北岛 8月8日，62岁的北岛现身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他是1980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之一，也是那个时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之一。他离开故国多年，去时风华正茂，归时两鬓斑白。 北岛自己的诗《波兰来客》或可形容这次归来：“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一周搞怪】男女比例 1、媒体近日报道，福建共有独生子女303万人，其中男性229万女性74万。这意味着什么？网友wpw1984 评论说：男女比例三比一，一对情侣一对基…… 2、郎心铁：【最贵四川“小姐”遭曝光后涨价】成都商报记者曾锐在微博误传了一张四川小姐分布图，其中最贵小姐1000元，但是脖友通过QQ查找，发现她已经更新签名：“三千，三千。是三千谢谢。曾锐是乱说的 。”  【一周钩沉】疑似基情 宋石男：郭沫若曾吻过胡适，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胡适日记：“沫若邀吃晚饭……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不过吻过胡适的郭沫若，在建国后批胡适的运动中，骂得可比谁都狠呐……哎，为什么两个人曾经相爱，却要相害……        深情的一对还有曹禺与巴金。1983年7月20日，曹禺在给巴金的信中写道：“我们二人几十年的友情，我却从来没有拥抱过你，大约，你不太喜欢太表面的情感表示；再，中国人不习惯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我总想拥抱你一次，或亲亲你的发丝如银的白头……不要忘记你快八十，我也七十三岁，我们能相见几次？”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