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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美国回来了，重新参与到了东南亚地区事务中，也得到了这一地区多国的支持 原文： China’s Soft Power v America’s Smart Power 译文 ：东亚论坛：中国软实力 vs. 美国巧实力 作者：凯雷.A.塞耶（Carlyle A

核心提示 ： 美国的“黑色预算”今年达到了史上最高的580亿美元，这些钱用于研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杀死任何人”的高科技武器 原文： Black Ops: Secret Military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Terrorism 译文：黑色预算——恐怖主义时代的神秘军事科技 专题报道 作者：By Sharon Weinberger 发表时间：2010年8月3日 at 3:28 pm 译者：ZJ 校对：@xiaomi2020 掩体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RQ-170哨兵”无人侦查机， 利用“黑色预算”研制出来的一种最新型飞机。–Nick Kaloterakis 每年，五角大楼有数百亿美元不知去向。这些钱之所以难觅其踪，不是因为欺诈、浪费或是滥用，而是因为美国的军事计划者们专门拨出一些款项研发先进的武器或者资助秘密行动，这些钱也被称为“黑色预算”。据权威“黑色预算”观察机构——政策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收集的可靠的估计，明年的黑色预算甚至将高于冷战时期的1987年。目前黑色预算的总数是惊人的580亿美元—这些资金足够完成两个曼哈顿工程 [1] 。 这些钱都去了哪里？跟踪黑色预算一直以来都是个挑战。不断变更的项目名称看上去像是电脑随机生成的———拖拉机车厢、拖拉机卡、拖拉机脏土、拖拉机屁股———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对于局外人来说，要把资金和技术关联起来几乎不可能。但是，线索仍然是有的。 据CSBA的分析师Todd Harrison的说法，2011年度联邦预算中用于秘密行动的部分包括：194亿美元用于研究与开发所有军事的四个分支（资助CIA(中央情报局)，包括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无人机打击，包括在国防部的黑色预算中），另外169亿美元用于采购，146亿美元用于“行动与维护”。 Harrison注意到，最后一类增长得很快。这表明很多机密技术现在可能已经走出了实验室，进入了实战。 事实上，秘密国防支出增长伴随着美国军事策略的根本改变。911袭击后，五角大楼开始从冷战后期“两场战争”策略——能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向针对个体或组织的非常规战争转变。这种军事策略的转变伴随着投资的转变，从针对超级大国的大规模、甚至核战的技术转向能帮助军事策划者猎杀个体的技术。军队的不同分支使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一过程。五角大楼曾公开说他们期待使用高科技以便在应对“时间敏感型目标”时“减少发现目标到射击的时间”。特殊行动司令部的首领说的则是“高科技狙杀”，而空军官员的描述，简言之，就是 “猎杀链”。 即使在五角大楼内部，也很少有人了解黑色预算的准确细节。但是把五角大楼的目标和军事科技的最新进展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描绘出大体的轮廓。 原文配图 随用随发的卫星： 五角大楼对全方位的战场侦测的渴求没有视无人机为终极。另一个目标是侦查卫星能够根据需要在一到两天内发射，大大简化目前需要花一到两年时间的全过程。相对于无人机，卫星至少有两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它们可以一年365天都在空中；其次，它们免除了会侵入他国领空的担忧。通过卫星可以实现与无人机侦查相同质量的成果，这需要先进的图像技术，如去年空军发射的实验卫星TacSat-3上所装备的。TacSat-3装备了超高频谱传感器，可以捕捉谱系宽泛的电磁波，甚至可以探测到由泥土掩盖的马路炸弹的位置分布。这种卫星最近的进展是它可以发现和识别单个的人。 猎杀链的第一环是：找到要猎杀的人。特别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一类的情报搜集越来越多是通过无人机(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来实现。据非盈利智囊团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今年前六个月，美国在巴基斯坦共实施了45次无人机袭击。这些行动中无人机所起的核心作用表明，下一代的无人机是由“黑色预算”资助的。 2009年4月，一本法国杂志披露了这一资助的近期成果之一，一架修长的有翼飞机，这架飞机在阿富汗南部曾被目击到，并被航空专家称为“坎大哈野兽”。在另一张坎大哈飞机跑道上被拍到的清晰照片曝光之后，空军发布了一项声明，“野兽”有了一个正式的代号：RQ-170型哨兵.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RQ-170是一种无尾的飞行器，它有着隐形飞机的表面曲线，泄露了该机型的用途。飞行器观察家立即注意到RQ-170与洛克希德的臭鼬无人机的相似之处，观察家们一直在猜测的这一款秘密研发的无人机终于在2006年英国范登堡国际航空展上亮相。空军说“哨兵”是无人侦查机，飞行器上没有可见的武器，机翼上的传感器以及其以“RQ”来命名也都证实了这一说法。 但是对于RQ-170，依然谜团重重。为什么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没有雷达防御系统的国家，空军需要隐形飞机？了解无人机的人士说，大可不必。RQ-170是为潜在的更为强大的敌人而设计开发，可能是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说它不能用于当前的冲突。不同于“捕食者”或“收割机”这些相对而言更容易被观察到的无人机，RQ-170可以完成这些飞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秘密的跟踪，或者穿过阿富汗边境悄悄的潜入伊朗或巴基斯坦去侦查他们的核计划。 像RQ-170一样，“捕食者”与“收购机”也只能离目标这么近，这也就是为什么五角大楼正在开发微型无人机以探测危险的未知地域。四月份，《华盛顿邮报》披露CIA正使用匹萨盘大小的微型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寻找叛乱分子。五角大楼2010年度的预算有一份简要的非机密的用于ANUBIS项目（这一名称取自古埃及语的死亡之神）的附录，这是一个空军研究实验室开发的微型无人机。空军不会提及具体的飞行器，但是2008年该实验室发布的宣传视频指出，未来的微型无人机可能装备“失能性化学物质”、燃烧物、甚至具备精确瞄准后爆炸的能力。预算文件暗示ANUBIS工程现已完成，也就意味着这种致命的微型无人机可能已经用于战场。 五角大楼正利用至少一个高优先级研究计划打造杀人链条的下一环：跟踪某个人。2003年列入计划的秘密(Clandestine)标记（Tagging）、跟踪(Tracking)、主动定位(Locating)（简称为CTTL或TTL），在2008至2013年间获得了大约2.1亿美元的公开资助，而它占用黑色预算的可能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像曼哈顿工程那样的TTL计划，全球的反恐将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2004年的一个演讲中，民间机构，国防科学委员会的官员向五角大楼提出这样的建议，描述了当前形势，并补充说“开销不是问题”。 在2007年的一份简报中，在特别作战指挥部从事特殊侦测、监视与调查计划的官员Doug Richardson说，五角大楼计划使用14种不同的技术来标记和跟踪目标，如人和车辆。标记可以是用生物涂料或者是微机械传感器在目标上打上不可见的记号；跟踪意味着从远处监视这些标记。其他的计划牵涉到捕捉某人的“热量指纹“，然后通过安装了红外传感器的飞机的装置来进行跟踪。 原文配图 标记与跟踪：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军可能已经秘密的使用化学物质、传感器或者生物反应器来 “标记“敌人，然后从远距离跟踪他们。也有可能是用比米粒还小，配备有电脑芯片的无线传感器完成跟踪。 “智能灰”是一种微小的，可以撒向人员和车辆的跟踪装置，曾经参与其早期开发工作的研究人员Kris Pister说，从无人机上将传感器撒到目标上就最“直接”的方式。 更多的细节可以从试图与五角大楼建立合作关系的公司和科学家的建议书中找到。其中一份建议书中，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者们使用了编入独特识别记号的昆虫信息素，这些记号可以从数公里外进行跟踪。其他的计划采用使用无人机投放的生物可降解的荧光物质。Oregon州一家名为Voxtel的私人公司已经开发出名为NightMarks的实用产品，一种可以通过夜视镜观察到的纳米晶体，并且可以隐藏在很多东西里，诸如玻璃清洁剂，凡士林等等。 也许最先进的标记设想是所谓的“智能灰尘”，像云层一样的“尘埃”，一种可以附着于人及车辆的非常小的微电子机械传感器。数以千计的这种传感器一次性的投放出去，增加了“至少有一个可以到达目标”的机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ris Pister教授得到五角大楼研究开发部分支——国防高级研究项目部的资助，从事了十余年智能灰尘的研究，已经可以制造出稻米大小的传感器。他说，“开始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设想“‘智能刺球’可以在目标穿越的时候附着在目标的衣服上，或者是‘智能跳蚤’，可以跳到目标上”。 Pister说，“这一类的自主微传感器可能还不行”。但是，在2001年，他的小组成功的从一个小型的无人机上撒下了比较原始的“智能灰尘”，并利用它们跟踪车辆。“一架无人机就可以运载成千上万的标签”，他说。 出于安全考量，五角大楼拒绝透露其秘密跟踪研究的细节。（当我询问该机构的首席技术官员Zachary Lemnios有关标记、跟踪、定位的进展时，他只提到了“最近的成功”和“最前沿的结果”）但是，在2007年同样的简报会上，Richardson发布五角大楼有关标记技术愿望清单时，他说，希望部分或者全部这样的技术能够在2009年投入实战。2009年即将到来之际，《洛杉矶时报》报道，在巴基斯坦的士兵正利用安装在“捕食者”无人机上的传感器甚至在建筑物内跟踪单个战斗人员，如果报道属实，它暗示了标记技术可能已经在海外使用了。 情报部门有可能夸大其能力以威慑叛乱者。但是有线索表明，五角大楼可能已经部署了比披露出来的更为先进的跟踪技术。去年，英国《卫报》曾报道，CIA给巴基斯坦部落成员一些“芯片”，好植入叛乱分子的家中，这些叛乱分子后来在CIA的无人机的轰炸中丧生。NBC新闻的一个后续报道披露了一盘录像带，在录像中，一个部落成员坦言，他曾放置微型芯片以交换美国政府的现金报酬。 原文配图 微波武器： 五角大楼已花费数十亿美元开发能解除武装或者让某人失去能力的直接能量武器，包括反电子高能微波先进导弹工程（CHAMP），用于毁灭敌人的电子设备，安装在无人机上的微波武器（虽然该项目不是保密的，但是基于一项秘密研究之上）。另一个例子是主动防御系统（Active Denial System），它是一种安装在卡车上，用微波灼伤人体表层皮肤的低致命性武器。这些计划几乎可以确定都刚刚开始。在春季末，五角大楼官员告诉《今日美国》，美国计划在阿富汗部署一种叫“能量柱”的武器，用于远距离引爆隐藏的爆炸物。一位研究“反IED [2] ”技术多年的业界人士说，这有可能是一种称为“极能量（MAX POWER）”的系统，它释放出微波来模拟核爆炸释放的电磁脉冲。 1998年，在阿拉伯海的美国海军向位于阿富汗的，据信为本拉登藏身地的数个训练营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导弹的速度大约为550英里每小时，差不多是商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这些导弹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目标。如果本拉登真在这些训练营中的一个，在导弹到达的时候，他早就溜了。 这样的失误让五角大楼的计划者们重视这样的选择：即使没有无人机、轰炸机、战舰或者军队在目标的附近，也能让他们在一个小时内精确打击全球任意目标。五角大楼称之为“即时全球攻击”（Prompt Global Strike），在四月的一个记者采访中，国防部长Robert Gates似乎已经承认了美国已拥有这种能力。“我们除了拥有核威慑，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在冷战时期没有的东西，”他说，“除了导弹防御，”他继续说道，“我们还有即时全球攻击，让我们有了常规的传统的远程导弹的其他选项，而这些是我们之前没有的”。五角大楼对后续问题则无可奉告。 原文配图 即时全球攻击： 洲际弹道导弹（ICBM）是唯一广泛认可的能在一小时内打击全球任意角落的武器。但是，俄罗斯的防御系统可能视发射ICBM为核战的开始，所以即使发射一颗非核的ICBM都是不明智的。一个替代的选择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以音速的好几倍航行而不会被当做威胁出现在雷达屏幕上。五角大楼现在至少有五个超音速项目正在实施。其中一个，由火箭发射的HTV-2，设计时速超过了20马赫 [3] ，它在四月份进行了试射。 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实现一小时内的精确打击并不是不可能的。脱离地球大气层，以15,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在30分钟内到达地球上的任意一个角落。去除核弹头，它就成为实现“即时全球攻击”的常规武器。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样的解决方案让五角大楼当前侧重打击单个个体与先前侧重对抗强大军事体之间产生了冲突：俄国的防御系统是为了能快速探测全球任意地点ICBM的发射而设计的，政府需要在几分钟内决定是否进行反击。这样，在莫斯科与华盛顿找到区分常规弹头ICBM和装有核弹头ICBM的合适方法前，在阿富汗发射ICBM，哪怕目的只是想杀死一个人，也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为消除这样的ICBM要打击俄国的忧虑，五角大楼的官员指出，这种导弹可能会从没有装备核导弹的加利福尼发射。（由于ICBM的放置地点受约定限制，并会受到监测与确认。这样的做法，理论上来说可以保证莫斯科知道导弹携带的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但是这样的计划依赖于俄国的信任） 装备有常规弹头陆基ICBM的一种替代品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它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以音速很多倍航行的巡航导弹—比当今的任何一种常规武器都要快。这种导弹不用离开地球大气层，并且其弹道会和ICBM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俄国不太可能把它们错认为核武器。 五角大楼提到过两种非ICBM的“即时全球打击”可能武器，一种来自军方,一种来自防卫高级研究项目署（DARPA）， 它们都会先由火箭送入大气层，然后以超音速返回地球。除了这些官方的“即时全球打击”选项，五角大楼现在至少正在进行另外三种超高音速或临超高音速研究工作：空军的X-15“乘波者”五月份使用冲压喷射引擎加速到六倍音速；海军的关键时间远程打击的革命性方法项目，又称为RATTLRS；由DARPA资助的高飞（HyFly）是一种双燃烧冲压发动机。（冲压喷射引擎和冲压发动机都依靠混合燃料和从大气中获得的压缩空气，而不是装载笨重的液氧获得火箭的速度） 超高音速研究的激增也许意味着五角大楼对于这一技术有信心。但是这也引起了“黑色预算”观察家，军事信息网站GlobalSecurity.org的负责人John Pike的怀疑。Pike认为军队的超高音速计划也许只是另一个“黑色预算”项目的掩护，至于是哪一类的项目，他也不知道。 本文标签：技术，功能，阿富汗，飞机，全球定位系统，跟踪，军事，五角大楼，2010年9月，科技，武器，武器制造商 [1] 译者注：曼哈顿工程是1940年代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 [2] IED: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简单易爆装置 [3] 译者注：1马赫=音速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发邮件到 xiaomi2020@gmail.com 为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 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到 这里 在墙内订阅《译者》： http://is.gd/e1Mwd （用https打开）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http://zxc9.com/Uo0001 原文： Democracy & Society: The Challenge of China 译文：民主与社会：中国的挑战 作者： Rana Siu Inboden 作者介绍 ： Rana Siu Inboden ， 曾在2005-2006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法治项目”的主任，目前是人权和民主事务的顾问。 原文出处 ：The Challenge of China发表在Georgetown大学民主与公民社会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所办的《民主与社会》（Democracy & Society）2009年春节刊上 。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导言 尽管近期进行了有限的司法和政治改革，经济自由化措施，增加了公共资讯，并且允许其公民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个人空间，但中国仍然被一个一党制的威权政权所支配。中共政府限制政治上的异议，自主性的工会、独立的宗教组织，反对党，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以及其他被视为威胁到其利益的机构，团体或活动。尽管在说明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上存在着许多可以用来解释它的潜在因素，但本文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当前在促进中国民主发展努力上产生的有限结果，并给出了重新调整以及改造那些努力的建言。  主要来讲，在中国进行的民主资助活动 (democracy funding) 只产生了有限的结果，因为许多援助者无法采纳有效的、思虑周到的以及适当的策略，近期的资助项目普遍都忽略要去解决核心问题，都不是为了去对付中共政权威权政体的本质，并且那些项目并不是旨在产生最大影响。虽然中共已经证明在维系权力方面一直都表现得极具韧性和极为成功，但是援助者并不应该受此阻碍或是总结出单独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就将使中国变得民主化的结论，就好象当年身为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当他在对华政策上做出建议时说的那样：“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间在我们一边。” 1 恰恰相反，为了改善项目所能产生的影响，资助方应当重新评估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对于民主自护的启示更为广泛地表明，调整援助项目以适应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以及中共政权用来保持权力的方式是需要去做的事情。  当前在中国进行民主推广的方式 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国际努力始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之后。最初，国际社会作出了强烈的政策回应，包括联合国谴责、制裁、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以及中断高层往来。随着外国政府逐渐摈弃这些中国称之为“对抗性”的政策，而以“对话与合作”取而代之，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和瑞典在内的外国政府开始就人权问题（与中国）展开对话。这些对话被辅以各种与民主相关的项目，意欲发挥范围有限然而前景良好的政府改革优势，这些改革包括遵行法治、试行地方选举以及为一些公民社会活动提供空间。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这样的国际组织也开始资助民主项目，试图将民主化与其他一些目标——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但这些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部分原因在于过于强调与北京的“对话与合作”。结果，国外资助项目被中国政府的偏好所左右，而不是被用来解决很可能对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议题。 在资助中国民主发展方面，美国政府虽然是个后来者，但它已经位居最慷慨资助者行列。大部分资金由美国国务院人权和民主基金（State Department’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und）经管。在2002至2008财政年度，美国国会向该基金会拨付的用于中国的资金超过1亿美元。 2 美国政府（在推动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奉行一种双重战略，那就是将外交手段——如公开声明及年度人权报告——与对民主项目的资助相结合，这些民主项目试图鼓励源自中国内部的渐进改革。上述资金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例如，200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投资110万美元用于中国的一项司法教育项目。该项目迄今已扩展到其他活动领域，并有1000万元的运作资金。同时，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美国使馆的小额赠款基金、教育和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该局经管着用于中国西藏的一项美国国会专款）以及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美国之音及自由亚洲电台由该委员会运营）也提供与民主相关的资金支持。 虽然有上述种种努力，但 美国政府资助项目的（成功）记录却含混不清，仅仅提出了一些适于解决中国核心问题的动议。与此同时，另一些项目被误导， 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在能力建构(capacity building)上，而罔顾中国政权的威权主义性质。如果将努力重新聚焦于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积累，并加强资助者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多边合作，同时采取一种“整体政府”的方式（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那么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项目将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3 前面的道路 中国威权主义的持久性以及推动民主努力方面的不足不应该被认为是停止对中国民主援助的充分理由。民主援助的潜力被中国政府的极端怀疑态度所削弱。事实上，席卷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为中共官员敲响了警钟，他们认为在民主援助和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之间存在关联。中国政府（对民主援助）的回应是：发动调查、打压部分NGO组织以及对国外资助的政治、法律改革项目进行严格审批。 因而，在民主推广方面极为有限的成功表明有必要对当前（民主援助的）方式进行审视并修正，以便有效利用中国的各种潜在条件。下面的建议旨在提高民主援助的效率，同时也可能对与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接触提供借鉴。 重新思考与中国政府的伙伴关系 许多资助者在项目实施方面与中国政府合作。这种方式的危险显而易见：将太多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尚未接受民主的国家政权 。中国政府利用其影响对项目进行淡化处理，或者从半官方组织或与政府联系密切的个人和组织中挑选项目受让方和执行者。 4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一些资助者——包括欧洲民主和人权机构（European Instrument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美国国务院人权和民主基金以及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未与中国政府商议便将款项直接资助给相关组织。 5 另外一些资助者与那些经过仔细挑选的、具有改革意向的政府官员进行合作，或者将项目定位为仅仅支持那些最有前途的改革项目。其他资助方应该考虑采纳这些方式。 促使政府在协作资助项目上的作为改变 当资助者选择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时，他们往往不能充分利用与这种方式相伴随的潜在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有更佳的渠道接触决策者、有能力支持具有改革意向的政府官员的工作、有机会将民主项目与政府的政策辩论及现行改革相结合以及通过民主项目去鼓励和深化改革。例如，最近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Supreme People’s Court）合作开展的司法改革并没有推动法院改革走向深化。拟实施的民主项目不去利用政府渠道推动和强化改革，相反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效率而非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上。 避免增强政府能力 许多国外援助项目，尤其是政府管理方面的项目，似乎在支持一些令人生疑的“改革”，这些改革通过提升政府能力和效率潜在地强化了中共政权，却没有同时促进自由化和问责制。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以及欧盟资助的项目针对NGO组织的分类、登记、评级以及管理等，为中国民政部（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提供帮助。 6 的确，中国NGO组织内部缺乏财务透明度的问题确实有必要加以解决，但这种援助却很有可能为中国政府监控和定位那些对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组织提供便利。如果资助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利于提升体制的问责度、透明度以及回应性的改革活动上，将会避免这种失误。 推动改革议程 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有限度的改革——如村级选举、行政法改革以及公开听证——来允许公众表达不满，并制造出一种改革假象，而没有在提升体制的回应性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7 虽然这些政府发起的改革努力有可能是只是为了提升支持度，但它们仍然代表着从内部推动体制改革的机遇。因此，对资助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试图加强和深化改革的项目上，并支持那些具有改革意向的官员。像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tralian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这样的援助机构——它认为本国政府的项目“被中国政府牵着鼻子走”——应该避开当前的被动模式，进而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推动中国政府向更大程度、更具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迈进。 8 解决根源问题 大多数与民主相关的项目并没有解决中共政权所具有的最严重的弊端，如：因政治原因而入狱；压制不同政见；缺乏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互联网审查和监视；以及将法律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例如，在“公正和民主治理”(Governing Justly and Democratically)的旗号下，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正在对美中法律院校之间的合作进行资助，开展包括法律诊所(legal clinics)课程在内的法律教育。虽然在建设法治社会的长久方案中，法律教育不可或缺，但美国国际开发署仍然可以同时开展一些其他项目，以应对当前最为严重的压制和侵权问题。 从之前一直提倡的强调发展的策略跳脱出来 通常，外国政府通过其国际发展机构来对与民主相关的资金进行管理。结果，这些项目往往在一种能力建构的框架内被设计和概念化。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在项目设计上往往有这样的本能倾向：为政府机构提供培训及额外的资源。这种方式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更为适合， 9 因此并不太适用于中国。它忽视了中国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这个中共政权捍卫其一党专权的决心。面对威权国家，资助者应该在对其进行透彻认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设定援助方式。 改善协调能力 考虑到北京对民主推广的百般阻挠，资助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并促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多家援助机构在项目设计上极为相似。例如，在为NGO组织营造法制化、规范性发展环境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均向中国民政部提供帮助。正如一位多边机构的项目官员所抱怨的那样，“相同的项目往往要重复14次以上。”。 10 尽管资助者们偶尔也会在北京举行某种非正式聚会，但有必要建立一种规范化的协调机制，包括项目信息、经验教训的共享与交流。在将捐助者协调机制纳入人权交流（Human Rights Exchange）——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国家之间的协作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 11 多边一起努力 虽然在推进民主方面美国是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其他参与各方也应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随着反美主义及民族主义在中国国内的兴起，与他国政府、私人基金以及国际组织等其他各方加强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民主作为一项国际准则的可信度，并将进一步提升民主推进的有效性。虽然外国资助者经常在影响力和信誉两方面展开竞争并受其驱使，但他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合作以及提供范围广泛的民主解决方案上。 维持中国国内对于民主的支持 中国民主的未来取决于内部对（民主）变革的支持度。因此，增强中国国内对民主的支持理应成为民主援助的一个重中之重。尤为重要的是，民主项目应该对陷于困境的活动人士提供帮助，应该深化民众对民主概念和价值观的理解，应该支持自由媒体并提供未经审查的信息和资讯，如支持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正如08宪章运动所显示的那样，接触中国境外关于各类事件所作新闻和所提供的信息强化了国内对民主变革的支持。同时，民主理应呈现出这样一种面相：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使中国公民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如腐败、消费者安全、环境健康危害及不安全校舍等得到有效解决。 使外国资助去敏感化 中国政府——以及一定意义上的中国公众——对与民主相关的国外援助及其真正意图仍存戒备之心。结果，一些接受国外援助的个人受到怀疑或被政府审查，国外援助项目也屡遭取消或延期。为了降低国外援助的敏感程度，援助者应当向中国政府及公众表明：其援助的目的是支持（中国的）渐进改革，这符合中国的利益，而非削弱或分裂中国。 继续使用多种工具 民主援助应当与其他手段相配合，这些手段包括外交措施（demarche）、公开及非公开呼吁、联合国谴责以及与异议分子接触。同时援助国应当采取一种“整体政府”的方式（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这些努力的目标应当是鼓励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便为国内改革者营造更多可资利用的政治空间。 结论 中国威权体制的韧性对民主援助来说是一种考验，其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与国外商界日益密切的联系，对民主援助者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因地制宜地推行更为深思熟虑的援助战略，并充分利用现存的有利条件，援助者们将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些有利条件包括公开听证试验、对行政法律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政府监管机制的强化等。中国人民自身也从未放弃对民主未来的追求。包括五四运动、民主墙运动、天安门广场运动、中国民主党、北京奥运会前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公开信以及最近的“08宪章”运动等在内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斑斑可考。 对于民主资助更广泛的启示并不是进行徒劳的民主援助，而是需要采用思虑周到的、针对性策略，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威权政府，该政府积极利用镇压和激励机制去压制国内对于民主改革的支持的时候。 另一个从中国的事例得到的教训也许是发现了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某一联系这种思路的局限，以及一个被动的围绕贸易和商业的民主推动政策的徒劳。 相关阅读： 2001-2004年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Lorne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