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胡星斗:反规则的政治和反市场的经济——对当下中国形势的判断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   说点不成熟的想法,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我总结两条:第一条,目前是反规则的政治。它不是按照某种规则,更不是按照规则的规则、元规则、宪法来实施的政治。目前中国的接班人之争,以及集体交班之争弄得沸沸扬扬,这中间都凸显了无规则或者只有潜规则、内部规则的政治。我个人认为,民间崇拜毛,毛思潮的迅速兴起,整个中国社会往左转,整个中国在左倾化,违背法治的东西越来越多。当然我们所谓左右之争,或者左右分野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不是说左或者右不好,我问过很多农民,底层民众,他们都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很多人非常满意,他们认为现在非常好!但是你去问知识分子,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政府离心离德了!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分裂,或者说中国社会越来越民粹化,依靠底层,在一定程度上像毛泽东时代,批判精英,无法无天,这就是反规则的政治。   第二,反市场的经济。中国目前走的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场经济的,或者说是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于经济的介入,还不是一般财政、金融的介入,而是不断地强化政府的参与、国有经营,这是一种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或者可以叫权力市场经济。它必然造成很多的问题,如寻租的问题,两极分化的问题,大量的政府投入而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昨天还有人采访我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10年不到就能赶上美国,有人说还要30来年,他们的说法其实都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中国经济始终能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中国社会一直是稳定的,中国不会发生政治动乱,这样,中国模式的道路永远可以走下去!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前提假设是不存在的,未来中国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必定会陷入陷阱。目前的政治格局以及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像木生兄说的产业空心化,国有金融垄断导致的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像秦晖老师说的工人低收入低人权的状况,实际上中国现在还有高失业、出现滞胀。别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表面看起来非常高,但是实际上有效的GDP增速恐怕是很不一样的,所谓有效的GDP增速就是剔除掉无效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GDP,不产生经济效益的GDP,不能解决就业的GDP,比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起来了,但并不能够解决就业,这样的无效的面子工程要剔除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非常低的!而且中国失业率是非常高的。现在的失业是隐型失业,很多人在农民不到城市去,城市又出现民工荒,或者高端的技术工人荒,他不到城市就业,就是因为户籍制度使得他无法成为市民,中国也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   有人说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了,其实远远没到,目前所到的是假刘易斯拐点,“假刘易斯拐点”这个词不知道是不是我发明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他们不愿意到城市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为产业工人。在农村,税费废除了,他在农村能生活就不到城市来,但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了剩余劳动力。   金融垄断导致农村金融基本是正规金融的真空。过去有很多的民间借贷,但正规金融是处于真空状态,使得农民无法融资、无法创业。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的经济目前是处于滞胀的状态,像过去那样靠投资,特别是国有的投资,维持不下去了。国有投资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搞货币超发?靠货币超发、过度信贷来发展经济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那样的假设说中国经济10年20年要超过美国,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中国政治能否保持稳定!目前来说,改革可能存在一个陷井,我姑且称之为改革陷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中国这趟高速列车飞速前行,谁也阻挡不了,眼看着掉下悬崖,但谁也阻挡不了,没有办法,改革又是找死。但我认为还是有办法,所谓找死,可能只是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权贵社会主义的找死,国家是可以重生的。   怎么打破这样一个改革陷井?我想就是我所说的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中国走宪政社会主义这条道是可行的。中国目前很难实行完全的宪政,但宪政社会主义作为一条中间的道路、过渡的道路是可行的。   目前中国左中右冲突,达不成一致,但在民主方面能够达到一致,比如说无论左中右,大家对反对权贵,主张民主,但是实行怎么样的民主还是有区别,有人主张宪政民主,保护少数人权益,有人主张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需要民主。再就是宪政或者法治,这个可能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更多强调宪政、法治,但是可能另外一些人认为宪政、法治都是资产阶级的,可是宪政社会主义恐怕能够接受的人比较多。   目前中国有宪法但没有宪政,1946年的时候中国制定了新宪法,而且也准备实施宪政,但是49年以后实行了专政,不再讲宪政了,毛泽东公开讲:不要宪法,即使要宪法也是摆设,不靠宪法治国,靠文件,靠一句话。那时全面倒退了,这种倒退恐怕要100年来弥补了,中国真正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至少100年。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走一条暂时的道路?过渡的道路来实行宪政?那就是我所说的宪政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宪政,但是目前的手段还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当局可以接受的,当然我们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社会主义或者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公平、正义为指向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目前执政党所认可的。我们目前能不能采取这样的调和、包容的道路?能够容纳左与右,容纳目标与现实的道路?我认为中国最终的目标还是实行宪政,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追求,但是目前实行不了,50年也不一定实现得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走一种宪政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把一些特色社会主义的负面的东西剔除。我们的理想是宪政,社会主义是现实,或者说我们以宪政社会主义来包容左和右,右是宪政,左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样的一条道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能接受;或者说宪政社会主义可以包容普世价值与中国国情,宪政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中国价值或者说目前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走这条道路有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没有现在的执政党,中国的确会走向混乱,会走向动荡,所以中国的国情就是要保证执政党的权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   宪政社会主义还可以兼顾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宪政与公平。实际上,宪政与公平都是自由主义的追求,因为宪政才能达到实质的公平、真正的公平以及程序上的公平。但是,用传统的话语来说,这个公平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按照传统的话语,一个是宪政,一个是公平,这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我的宪政社会主义就包含这两方面,社会主义代表了公平。而且我主张还要兼顾当代潮流与路径依赖,宪政是世界潮流,但是目前的路径依赖是中国你还得扛着社会主义旗帜,这个路才走得通,所以宪政社会主义也是兼顾长期目标与目前的道路,宪政是长期的目标,目前的道路是社会主义。   有人问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啥区别?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我认为在中国不宜搞民主优先的社会主义,民主优先、直接民主、街头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是不可行的,未来即使要搞民主也是间接民主、可控民主。我们特别强调要先搞法治,特别是要先搞宪政。突尼斯曾经也提出过宪政社会主义,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例子,当前突尼斯经过了颜色革命,走上了宪政道路,或者未来中国也是这样,通过宪政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实现宪政的目标。   目前中国我觉得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另一方面中国在宪政方面要有一个推动,重新制宪。首先,我们要对立法机构、立法权进行监督、约束,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好的宪法,有了这样的好的宪法规则才可能有一个好的政府,政府是符合宪法的,保护民权的。实行宪政就要有好的宪法,政府应当遵守这个宪法。另一方面是行宪、督宪,监督宪法的运行。总之,我认为只能走这样的渐进的道路,其他的道路可能是死路。如果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必然要靠暴力维持,动乱之后中国最有可能是军人统治,建立军政权,未来中国,军人统治的可能性要占80%、90%。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领导层能够坚定地走上一条中间发展的道路,也就是宪政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引向现代文明,否则我觉得未来中国最有可能的是军人统治,情况比现在还糟。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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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乌坎村民首位民选村长 学者指乌坎只是特例(组图)

受到海内外关注的广东乌坎村村委会选举投票结果,星期六晚揭晓,林祖銮以逾九成支持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杨色茂当选副主任。多位村民告诉本台,他们非常兴奋,希望新一届村委会追回失地,维护村民的权益。学者认为,乌坎村的选举只是特例,未来村级民主选举走向,要看中国高层的决定。 Photo: RFA 图片:3月3日,乌坎村举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新浪微博) 陆丰市乌坎村星期六举行六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真正由村民一人一票选举的村委会,选举的七名村委成员包括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选民投票踊跃,上午九点开始,至下午三点结束。据统计,该村登记选民共有8363人,投票率达81.45%。乌坎村民张先生星期天告诉本台,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来投票:“昨天人就多,昨天从深圳、广州、中山等,哪里都有回来投票的”。 图片:林祖銮以逾九成支持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大批记者采访。(新浪微博) 其中,林祖銮以6205票当选村委主任(村长),杨色茂获3609张选票,当选副主任,其它人得票均未过半,星期天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于当晚公布。而“乌坎村英雄”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因受到多种压力,在公布获两千选票后,宣布退选。本台多次致电她,但显示关机。  张先生对记者说,村民对这次民主选举非常高兴,也希望新的村委会能够为村民维权:“很成功,大家很高兴,他(林祖銮)说,村民的高兴就是他的高兴,我们乌坎村民的诉求,从2009年开始上访也是反映诉求,反映的情况就是村委会数十年来,村民没有选举,还有土地问题、财务问题。现在还给我们选举权利,我们很高兴,接下来村委会成立后,希望能(向政府提出)把土地还给我们村民”。 林祖銮当选村委会主任后对媒体表示,将加倍为村民服务,未来将集中力量解决土地问题。张先生说,村民的具体要求包括:“要回我们的土地,把以前的荒地收回来以后,再修水利,保存农田,在我们乌坎的斧头山发展成旅游区,令乌坎村民的生活基本得到保障”。 村民林女士说:“希望他(村委会)把土地收回来”。   也有村民称,如果新一届村委会不能实现追讨土地的承诺,将会再度抗争。村民庄先生说:“他当时说得那么好,村民刚闹的时候说的,每一个人要48万(土地补偿),现在又不太可能,现在一半了,说24万,我们乌坎有一万多村民,可能有三千多亩给政府卖掉,现在(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有两千多亩(卖出去了)”。 记者:你们希望新的村委会能够表达你们村民的意愿,是吗? 村民:当然啦,要有民意, 说道做到最好,不算,肯定不满意。如果做得不好,真的不好的时候,可以(罢免)。 该村的选举受到广泛关注,数十家境内外媒体在投票当天,聚集在乌坎村,甚至有福建访民到该村求助媒体关注。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的一名观察员到乌坎村观察选举,但他在当地的行动受到警方的密切观察。据香港《明报》报道,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主管人权事务的副领事包德宝(Paul Baldwin)也到现场,希望进入观选,但一度遭工作人员拒绝,最后经过交涉,才获准进入,不过由于大批传媒追访,他在场内仅逗留约10分钟即离开。美国领事馆稍后向记者表示,他们一直在监察中国的人权情况,并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这次亦是观察乌坎的进展。 乌坎村的选举被誉为中国村一级“民主大跃进”,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北京学者胡星斗表示,乌坎村的民主选举只是特例:“目前乌坎的选举是一个特例,但是未来中国领导人确实下决心推进民主,那么乌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样板,由此推动中国农村的村级民主走向更规范。农村的治理状况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村的选举有可能变成真正的民主选举,所以乌坎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但是还取决于未来领导人是否愿意推行‘乌坎模式’”。 被问及中国实行真正的村级民主选举还需多久。他说,只要领导人愿意去做:“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真正的村级民主,因为,农村的民主已经搞了很多年, 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村级民主在中央高层早就达成共识,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搞得四不像,很多地方由家族势力,黑势力等等所操控。现在只不过是把村级民主,做得更加规范,来缓解农村的矛盾,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所以村级民主确实是当务之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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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軍費加一成 計通脹少一半

【明報專訊】2012年度中國軍費開支預算為6702.74億元人民幣,在昨日的全國人大記者會上,人大發言人李肇星披露這一數字。這一金額較去年實際開支增加11.2%,有內地經濟學者表示,軍費至少近一半加幅會因CPI(消費物價指數)上漲被消耗掉,「今年加幅並不高」。 李肇星透露,今年中國軍費預算去比去年增加676.04億元人民幣。他解釋,中國是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基礎上,保持軍費的合理適度增長。他說,中國軍費主要由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和裝備費3部分組成,軍費中還包括所有武器裝備的研究、實驗、採購、維修、運輸和儲存費用。 預算6700億 比重遜英美 李肇星指出,軍費支出佔中國GDP和財政支出的比重,2008年分別是1.33%和6.68%,去年已降至1.28%和5.53%。而中國GDP按2008年年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4.5%,全國財政支出年均增長20.3%,而軍費支出年均增長僅為13%。 他並稱,美國、英國等軍費開支佔財政支出比重皆在2%以上,中國「是比較低的」。中國有限的軍事力量是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李肇星還以西諺「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來幽提問的英國記者一默,「我覺得我們應該讓上帝多笑一笑了,我們要多思考思考,我正在思考的問題之一,就是怎麼好多西方記者年年就特別盯?中國的軍費問題」。 諷西方記者只盯軍費 來自成都軍區的全國政協委員田付洲將軍對本報表示,中國的軍費愈多愈好,「國防經費和美國比起來差得多,我們也要與國際接軌,發達國家佔GDP多少比重,我們軍費也應該佔到什麼樣的比重」。 人多地大一律直選有困難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對本報說,相較中國CPI漲幅5.4%,「至少近半軍費漲幅會因為CPI上漲被消耗掉」。上海政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倪樂雄則認為 ,「相較去年物價上漲因素,軍費等於沒漲」。 李肇星昨日還談及中國選舉制度,稱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一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實行直接選舉還有困難,而目前採取的以「直接選舉為基礎,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辦法符合中國國情。 明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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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学者呼吁刺激民营经济

 2012年 2月 20日 中国学者呼吁刺激民营经济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中国工人在建筑工地上焊接(2011年12月1号资料照) 中国表示,2012年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国内外形势影响中国经济增幅* 在国际上,目前伊朗的核问题导致西方国家对其实施了新一轮的制裁。伊朗威胁说,如果遭受到以色列等国的军事打击,将封锁霍尔目兹海峡,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通道。中东的危机,维系着全球石油供应的渠道,其产生的涟漪效应会波及到很多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国内,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乏力,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致使中国出口型企业受到殃及,出口额连续下滑,一些企业停产、倒闭,失业增加。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个季度增幅放缓。此外,货币发行和流通过多,劳动力成本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的阴云一直挥之不去。 *中国经济政策: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召开会议,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的改革发展任务,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更好结合起来。 *实施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 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涨*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认为,面对国内外各种局势和变数的挑战,中国有必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以避免中国陷入经济滞涨的危险。 他说:“从表面上来看,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是很高的,但实际上有效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是无效的GDP。由于过去货币的超发和信贷的扩张,流动性泛滥,所以通货膨胀在未来还会显得非常严峻。” 中国2011年经济增速(GDP增长率)为9.2%,但增幅则呈下降趋势,从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长9.7%,二季度9.5%,三季度9.1%,跌落到第四季度仅8.9%。 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持续上扬,去年7月曾猛增到6.5%,此后一路回落到12月的4.1%。但今年1月又反弹到4.5%。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美国的计算方法,中国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至少在6-7%。 *刺激民营经济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胡星斗指出,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货币政策不易过于宽松,以避免推高通胀率。不过,要保证稳增长,在财政政策已几乎全部用光、国家和国企不能再加大投入时,要另辟蹊径,打开私人投资的闸门。 他说:“想方设法打开私人投资的闸门,进行金融改革,扶持私人企业的发展,改革行政体制,放宽一些具体的投资政策,这样让私人企业有用武之地。这才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的举措。也就是说,主要还是刺激民营经济的发展。” *阻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症结* 中国政府目前处在即要保经济增长,又要抑制通货膨胀的两难之中。胡星斗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行政造成的国有垄断,如果能把国有垄断和私人投资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活了,中国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提升,就真的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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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富士康现象凸显加强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企业是否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中国的三资企业,已经成为保障员工健康和安全,防范劳资双方矛盾加剧的焦点。有观察人士指出,在华的三资企业必须要遵守社会责任,保障工人的权益。 前一段时间,在中国的一些三资企业发生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罢工和抗议事件。工人们的诉求,不仅停留在加薪上,还包括权益的要求,如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强迫加班加点,以及成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等。 *安抚员工 富士康三次加薪* 富士康科技公司是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hone, Ipad 等产品的大型台资公司,雇用员工130多万。此前,富士康曾接二连三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导致员工的不满和抗议,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和关注。为了安抚员工,富士康几次给工人增加工资。日前,富士康宣布第三次给工人加薪16-25%。 *纽约时报:富士康工作环境恶劣* 纽约时报说,富士康公司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人在没有妥善防护的情况下,反复接触危险化学品,吸入有毒物质。去年10月,富士康的一个厂区发生粉尘爆炸,造成4人丧生,大约20人受伤。 还有媒体报导说,富士康廉价雇用实习生,不给他们应接受的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做同正式工人一样的工作。一名18岁的刘姓学生在“实习”了18个月后跳楼自杀。据称,在富士康工作的实习生多达18万人。 *苹果公司敦促富士康采取实质改善行动* 据彭博新闻社报导,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日前会晤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希望这家苹果供应链工厂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改善中国工厂的工作条件。报导引述他的话说,每一个工人都有权获得一个公平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关切,通过竞争获得报酬。 *富士康折射出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说,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表明,富士康内部存在着种种虐待职工、管理不善、强迫劳动等问题。他说,富士康现象引起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代表了中国三资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他说:“我认为由此可以在中国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政府应当由此敦促企业来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善待本企业职工,提高工资,节假日,加班等,应当按照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予以相应的报酬,不得强迫劳动,不得使用童工等,一系列的联合国的协议和公约,都应当遵守。” 胡星斗指出,西方国家一、两百年前普遍存在、现在已经基本绝迹的血汗工厂,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却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他说,相对于来华投资的欧美国家的资本家来说,来自于亚洲国家的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待遇要恶劣得多。 *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站在资本家一方* 不过,长期观察中国劳工状况的胡星斗教授说,资本家不惜以工人健康、权益,甚至生命为代价,追逐最大利润,固然应当谴责,但地方政府疏于对资方提供的工作、生产、居住环境以及工人合理报酬进行有效管理,帮助维护工人合法的权益,则是造成中国血汗工厂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说:“一些地方政府完全站在了资本家的一方,因为他们认为资本家给他们带来了利润和财政收入,所以就任其对工人进行压迫和剥削,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全球道德规范国际标准SA8000* 1997年10月,一项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指定的全球道德规范国际标准SA8000面世,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都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十几年来,这项国际道德标准已经作为企业遵循的道德标准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采用。 胡星斗说,这个企业社会道德责任标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的“阴谋”,目的是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中国的崛起。他说,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企业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他说,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固然是件好事,但更主要的是要保障工人各方面的权益。他希望以富士康现象为开始,推动全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企业家要做人道和有良知的企业家,社会要关注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命运。 *“公平劳工协会”在调查富士康* 彭博新闻社说,苹果公司已经委托非政府组织“公平劳工协会”的30名调查员到深圳的两个工厂和成都的一家工厂进行调查。在为期三个星期里,调查人员将同3万5千名员工进行面谈。劳工观察主席李强说,大多数情况下,公平劳工协会都替企业说话,并非为工人说话,而且由于面谈地点在富士康工厂内,工人们出于某种担忧,可能不敢将最严重的问题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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