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安评集】朱雨晨：三寸金莲、解放脚和天足  (2013-10-03 09:22:18)   “ 安评集 ”源于 10 月 1 日朱雨晨对“安平奖”之“自媒体创新奖”评选标准的质询。 第一篇回应文章是岳路平的《安平奖的“地藏”属性强，还是“乔布斯”属性强？》。 第二篇回应文章是师曾志老师的《热壶鸟嘴》。 本文是由朱雨晨写作的第三篇回应文章。朱雨晨提名胡泳老师做书面回应，字数不限。朱雨晨同时邀请胡泳老师完成书面回应之后，继续提名下一位做回应。游戏规则类似于“流觞曲水”，期待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下去。   与前两位灵秀、睿智、充满禅意的文字相比，末学一张口即粗陋、蠢笨且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前两文提到末学的地方甚多，本文试着抓住一点展开。   在合肥与三位电商的研讨会上，我以“天足”和“裹足”对比电商和媒体人。这个比喻其实是拾人牙慧。几年前一次有关商会、行业协会的研讨会上，吴敬琏先生曾说：温州商会如同天足，自然长成，而传统“二政府”性质的商会却是“解放脚”，再接地气，再改革，却总有些纠正不了的残疾（大意）。   此次套用，我的本意倒不是指传统媒体人和电商做公益的能力，而是面对互联网时代，那三位电商如同“天足”，身、心、灵均未被扭曲。而我们这些传统媒体人，则像极了“三寸金莲”————说穿了是一群在前互联网时代被扭曲过的侏儒，当矮檐撤掉，却直不起腰，然后很多人反而责怪为什么没有屋檐了？   不要以为“三寸金莲”只是残害妇女，满足男性感官享受的一种酷刑。恰恰相反，在长达千年的裹足历史中，“女不得缠”常和“男不得仕”并列，是对家族的侮辱性惩罚。可见，“三寸金莲”也要有一定门第才有资格拥有。所以，它是一种象征。毋庸说，它也有其美感。   用这种病态的美感类比传统媒体人，我认为并不为过。而且，我们还曾长时间自恋于那种悲情——如“戴着镣铐跳舞”。   且慢，恰恰是这句经典的悲情描述，这两年似乎少听到了。是镣铐日渐沉重，还是舞姿过于丑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舞者了？我不做评判，只指出一个事实：我们这边，台下观众的确在减少。观众都是“天足”，行走自如。这是用脚投票的结果，我们只能接受。   于是，舞者也用脚投票了，哪怕跛脚，蹒跚而去，却都很决绝。几乎所有离去的朋友都在私下说：“我离开晚了”。这就是近十年来，传统媒体人投奔网络大潮的逻辑。   这种投奔，甚至不见得全职投入被互联网企业圈养，如“ CAOTV ”和“滤镜菲林”。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本质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莲”之间的过渡状态。所以，可谓之“解放脚”。   我当然不是批评他们选择放足，不坚守“三寸金莲”的悲情和美感。而是想提醒，勿忘我们是“解放脚”，一些天生的残疾，恐怕治愈不了，而且要警惕其发作。昨天我提问（其实没有“质询”这么严重啦）“安平奖”中，“自媒体”一项的评奖标准，就是典型旧疾发作——评奖结果与我的预设大相径庭。而我们是如此自信的人，不会错的，所以，只能是评奖标准有问题！   这类自信，如师老师所说：“这群自尊心极强的人，如何能接受评选结果？！”“三寸金莲”们的自信，往往还用悲情妆点其傲慢。我们憎恶这裹脚布的折磨，却也难以摆脱，实际已和裹脚布共栖共荣。当真正放足，自由到来之时，不少“三寸金莲”却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叶公好龙——晚年的索尔仁尼琴重新评价斯大林，也有一点此类意味。   以上，是之前两位师友挑起话题之后，对我最大的提醒。   就算不是叶公，能自愿放足，也勿忘我们最多就是“解放脚”啊，注定跑不过“天足”的。这种结果不能埋怨，只能接受，我们命该如此！   时代的变迁，终究需要一批“解放脚”做贡献。这么一想，崇高感油然而生，“解放脚”也就有了历史意义，足以让我们告别裹脚布。反正，我们“解放脚”仅此一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随着时代更替，天足会越来越多，“解放脚”也会和“三寸金莲”一起，慢慢绝迹。   再说得大一点，这个民族在河里摸了 30 多年石头，能摸得到的，早就摸过去了。后面，要么架桥，要么冲浪，反正也没啥可摸的了。这种状况，和我们这些“解放脚”何其相似。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安平奖”。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解放脚”呢？诸位师友都提到跨界、融合，我对此还是有些疑虑的。这一点，想请一位评委作答，也就是下一篇文章的作者。 这位作者，我希望不再是“三寸金莲”或者是“解放脚”，而是“天足”。但又怕这位“天足”对“三寸金莲”和“解放脚”的情况过于隔膜。以这个标准，思来想去，只有最早“放足”，近乎于“天足”的胡泳先生适合了——不知如此类比是否冒犯？    在千指禅（输入： qianzhichan 查找）公号里输入： “ 名单 ” ，可以调阅 “2013 安平中国 · 北大公益传播奖获奖名单 ”     引发讨论的自媒体   滤镜菲林 ：请输入  lvjingfeilin  查找。   “ 滤镜菲林 ” 获 “2013 安平中国 · 北大公益传播 · 自媒体创新奖 ” ，颁奖词： “ 它让自媒体成为人的延伸。众人聚合，它就存在；等它分散，又化作每个人。它是会呼吸、有命运的自媒体。 ”   CAOTV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世上已无 CAOTV 。但是 CAOTV 还是获得了 “2013 安平中国 · 北大公益传播 · 自媒体创新奖 ” ，颁奖词： “ 在视频的包装下，内心仍是一团纸上的火。在 CAOTV 的标签下，满是对天下生民的同情与理解。 156 期，即达到媒体生命之极限。世上虽无 CAOTV ，坊间记挂曹保印。 ”    旧闻评论 ：请输入  jiuwenpinglun  查找。   人称 “ 标哥 ” 的宋志标的 “ 旧闻评论 ” 被认为是 “ 自媒体创新奖 ” 的热门候选者，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宋志标并没有将 “ 旧闻评论 ” 送选。不过，宋志标获颁 “2013 安平中国 · 北大公益传播 · 评论奖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8e67f0102e5ld.html  

【安评集】师曾志：热壶鸟嘴 (2013-10-02 11:09:47)   今晨看到的第一条微信就是朱雨晨质询安平奖“自媒体创新奖”评奖标准的，很快 2013 首届安平奖发言人贺永强回应朱雨晨说到，“（自媒体创新奖）五个作品的得分排序源于评委对某一弱势群体如视障者、微公益救助对象、亟待破题的水安全的悲天悯人，而自媒体本身的技术性甚至传播的效率的权重倒在其次了”。   这段话被属精灵的艺术家岳路平注意到了，很快题为《安平奖的“地藏”属性强，还是“乔布斯”属性强》一文便在其《阅录·评》上新鲜出炉。岳路平文章刚一发出，邓飞就在微信中问道，“路平，两性不能双飞吗？”曹宝印也接着有此同问，岳路平答复邓飞，“看好邓双飞”，回复曹宝印“展开就靠你的‘ CAOTV ’啦”。   正是看到“保印说新闻”、“滤镜菲林”、“旧闻评论”等自媒体的异军突起，方有安平奖项设立自媒体奖的想法。在传统媒体式微的情势下，媒体人借用新媒介，自媒体不拘一格，嬉笑怒骂，自成一体，这亦或是一种表达，也可能是一种自救。设奖的目的本想证明在传统媒体式微、哀鸿一片的传媒业中，还存在一丝的启明。为此，也与自己的学生在设奖的同时开始了“媒体人自媒体发展研究报告”的调研和写作。   奖项从申报一开始，对设奖人而言就处于失控状态，从设奖媒体人自媒体的初衷，演化成了包括任何人、任何组织的自媒体，遵循着程序正义的原则，反到是启发自己的自媒体没有获得安平奖。“媒体人自媒体发展研究报告”也已完成，但也没有在安平中国·北大公益奖颁奖典礼上发布。朱雨晨与我可能有着同样的震惊，所不同的，只是时间的先后。   作为见证评奖完整过程的人，禅意实在是一种奢侈，倒是诧异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拿到所有奖项结果的一霎那，还是无比诧异。媒体与公益、媒体与互联网、公益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应该才是安平奖的性格，但在跨界融合中的自己，深深体验到的却是这其中的沟壑纵横，言人人殊。   早听说合肥网商百武西李晓亮的“三权分立”管理方式，这次到合肥颁奖，起初只是想借这次机会带着学生与网商交流，也想让更多的公益人和媒体人了解网商的发展。与阿里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一拍即合，梁春晓愿意亲自安排与合肥网商的座谈，后因家事，无法亲临合肥，周到安排其资深经理林茜帮忙。   林茜认真负责，一接到任务就与我落实与网商座谈的目的、议题和人员。自己总是觉得，目的显而易见，议题随时发挥，人员来去自由，也感觉徐永光和杨团会去的，但隐隐的还是有一些思虑，担心无人承应。参观当天，自己和杨团是最后上车的，满眼都是人，徐永光、丘仲辉、朱雨晨、岳路平、李光等都在车上，张天璠起身给我们让座，一块儿石头才算落地。   自己与林茜、何雪峰先到合肥，岳路平、陈鸣、张天璠、施喆、龙科、宋志标、舒泰峰、邓飞等陆续到来，看着他们内心有的只是煎熬。朱雨晨是最后一个到场的。与邓飞在嘉宾入口处说话，看着一个人老远处与我们打招呼，游摆而至，以为是认识邓飞的人，还告知邓飞有人与他打招呼，那人快到的时候，还故意闪开，想给他俩私密的空间。他俩还没私密，却认出了是西装革履的朱雨晨。颁奖典礼要穿正装是朱雨晨提议的，看着他的庄严，突然想到这群自尊心极强的人，如何接受评选结果？！   从评奖到颁奖典礼，欲辨已忘言一直伴随着我，人一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包括看到朱雨晨的质询后，依然是无法言说的状态。岳路平引发的“地藏”与“乔布斯”之辨，倒是让自己觉得还是应当说些什么。   岳路平发出文章后，很少在群里说话的何道峰、梁春晓加入了讨论。何道峰说“路平，地藏心是永恒的，乔布斯只是一个时代的表现形式。”梁春晓接着有一妙评，“乔布斯的地藏心”，何道峰马上回应，“乔布斯得地藏心了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努力中”，何道峰马上回复道“中禅机。”岳路平回复何道峰“可见我的关键词选取还是稳准狠的呀。乔布斯是禅宗信徒，当我们讨论公益和传播关系时，他就成了一座理解的桥梁。”何道峰不失何道峰本色，马上发出“一意菩提心，每喜地狱行”的诗句，让讨论更具禅意。   禅意陷入无法言说的境地，需要般若度人。世上又有多少人通为般若？我们还需回到问题本身。岳路平提出关键点应该是，安平奖是“地藏属性”，还是“乔布斯属性”？承认这是两种范式的区别，但这样简单的划分，难免落入二元思维的巢穴。   安平奖是“地藏属性”，还是“乔布斯属性”，不可能有答案。它本质上还是身体力行体验、交流与互动的问题。其实无知可能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评委会曾试图确定安平奖的特质，当时高红冰就指出，安平奖的特质应该是发现与洞察。安平奖评奖过程，就是一次对跨界融合的体验与发现过程。跨界融合的底色是体验，体验的最终是对差异、复杂、异质的承认，唯有如此，方能激发我们的活力、悟性与意识。然而，体察、洞悉、理解乃至包容是对自我最大的挑战。   正如段永朝所言，每个人都是在有毒运行。我们自己陈腐的思想意识在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判断，而我们却浑然不知。或许了解自己最有效的方法是，体验与洞悉别人的想法与做法。突然生出一种想法，将来安平人都有机会如我一般经历评选的整个过程，再来讨论安平奖是“地藏属性”，还是“乔布斯属性”，那时可能会有更丰富的发现与洞察。   写到最后，依然没有点题，“热壶鸟嘴”似乎与本文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却是相通的。迈克尔·格雷夫斯 1985 年设计的 Michael Graves Kettle Bird ，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热水壶变成了艺术品，点石成金之笔就是壶嘴是一只红色的鸟。器具都能回归人性，具有灵性，相信安平人更会智慧度愚痴。   201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8e67f0102e5l6.html 点击阅读《江淮晨报》 /9 月 30 日 / 《 首届北大公益传播奖评选结果出炉·颁奖典礼昨在合肥成功举行 》  

【 阅录 • 评 】 安平 奖 的 “ 地藏 ” 属性 强 ， 还 是 “ 乔 布斯 ” 属性 强 ？ 2013-10-01   岳路平    提示：本文只针对“安平人”，所以外界可能无法看懂其中提到的相关人和案例，抱歉。   朱雨晨今日在微信聊天室质疑安平奖“自媒体创新奖”的评奖标准后，安平奖发言人贺永强回应朱雨辰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自媒体创新奖）五个作品的得分排序源于评委对某一弱势群体如视障者、微公益救助对象、亟待破题的水安全的悲天悯人，而自媒体本身的技术性甚至传播的效率的权重倒在其次了。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安平奖的性格。公益 & 传播，这两个关键词在未来安平奖评选中的互动和角力仍将是一道风景。   结合在合肥几日的印象，我个人觉得：即使师曾志老师提出了纲领式的“新媒介赋权”理论，安平奖依然呈现出“地藏属性”远远超过“乔布斯属性”的观感。   徐永光的地狱·天堂说   在考察阿里巴巴电商的座谈会上，朱雨晨提出，“ 电商做公益使用的是‘天足’，传统媒体人做公益是释放‘裹足’ ，所以不能比”。徐永光则说，“ 电商们是在‘天堂’，传统公益人是在‘地狱’ ”。杨团在现场呼吁电商们要帮助传统公益人。师曾志和阿里巴巴研究中心的林茜也积极回应了这一呼吁。   我的感觉是，传统公益人和传统媒体人，已经深刻意识到了互联网时代一系列 赋权器、赋能器 的力量，以及这些“机器”、“机制”对于重塑媒体生态和公益生态的重要性。不过，眼前这个具体的安平奖，的确还是透露出了地藏属性强，乔布斯属性弱的观感。   所谓的地藏属性，指的就是徐永光提到的那些身在地狱，却拥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坚定信念的传统公益人所具有的精神属性。这些人很多都是相关领域的精英，我相信徐永光、杨团、朱雨晨等都分别代表了这样的角色，但是在面对基于电商环境成长起来的“曹雪芹”等三位“比特草根”，还是被刺激到了。   “曹雪芹”等三位草根，就拥有所谓的“乔布斯”属性。看过电影《乔布斯传》的人都能感受到乔布斯的屌丝范，我们这些年也都亲眼目睹了屌丝们，使用赋权器和赋能器正在连忽悠带着实干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地藏属性和乔布斯属性绝对不是学科之间的差别，而是两个世界的区别——即尼葛洛庞帝提出的“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的差别。   传统公益和传统媒体还有救吗？   我在参加胡泳主持的一个线上讨论时提到：把传统媒体改造成为新媒体，相当于把恐龙改造成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好让传统媒体去死，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和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   那么现在我提出的问题是：传统媒体和传统公益还有得救吗？支撑师曾志老师提出的新媒介赋权的邓飞等案例是否是一剂药方？邓飞的行动究竟是地藏属性还是乔布斯属性？   邓飞的几个项目都挂靠在传统公益组织下面，但是拥有有限的独立性。这是“国家与社会协同演进”的必然结果，情形有点类似多年前科斯的门徒张五常在理论上划分“所有权”和“经营权”时所暗示的独特中国模式。当然张五常主要阐释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但是在何道峰“市场型社会”的语境下，在公益组织的制度创新上，也许正在产生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独特的国有社会组织管理层的承包模式。   不过我更加关心的不是这些“面子上”的事情。前天晚上去吃小龙虾的路上，在出租车上，邓飞提到了他正在推进的农产品社会化电商的尝试： E 农项目。我感兴趣的是，这个项目的乔布斯属性更大，还是地藏属性更大？有待观察。   即使出现了朱雨晨的质疑，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安平奖的初心就是要解决贺永强提到的“公益” & “传播”权重问题的。另外，比特属性的新浪微公益和阿里研究中心的介入也是积极的迹象。然而，也许这个权重问题还不是“关键点”，关键点应该是“地藏属性”还是“乔布斯属性”？ 这是两个范式的区别 。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谁会被淘汰？谁会参与下一轮的进化过程？    

              平台的逻辑                        胡泳 郝亚洲   这是一个言必称“平台”的商业语境，尤其是当平台和“商业模式”、“公司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但笔者想在这里首先纠正这两大认识误区，平台既不是“商业模式”，也不是“公司战略”，而是一种天然属性。这种天然属性客观存在，但是能否展现出来却和主体的意愿、能力、外界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也即，企业需不需要做平台，有没有能力做平台和做平台的时机。   平台的缘起 在很多年前，《经济学人》出版过一本名为《管理思想》的书。其实，这本书更像是管理词典，里面囊括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管理名词，独没有“平台”这个词。在无法跟原书作者求证的情况下，笔者妄自揣摩，也许“平台”是一个太没有必要专门提及的概念了，因为它在人类商业文明发轫之时就已经作为一种特有的属性存在。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平台”就是“市场”的具象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动物。通过情感互动、商品交易、社会交往，人们得以彼此生活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源于价值的交换。人的交往注定会因为多向互动，而成为一个关系的集合体。 如果我们认为，当商业活动或者管理的本质落脚点在于“人”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何“平台”就是企业的天然属性了。 斯隆商学院的施马兰西教授（ Richard L. Schmalensee ）并没有直接使用“平台”这个词，而是使用了一个化学术语——触媒。这是催化剂的同义词，意为催化其他的物品之间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一方面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平台”的根本特征，一方面在根子上驳斥了迈克尔 · 波特的竞争模型。 就像斯坦福大学的谢德荪教授（ Edison Tse ）认为的那样，波特的理论是“流”理论，“平台”的理论是“源”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流”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遵从了牛顿经典力学的范式，——世界是静态的，线性的。显然，这种范式早已经不再适用于用生物信息逻辑表述的当下时代了。 施马兰西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经济触媒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有两组或者更多顾客群体；顾客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需要；这些顾客群体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取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的价值；顾客群体依赖某种触媒来推动他们之间的价值创造。 抽离出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价值的产生在于用户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企业存在的意义。 无疑，企业在这里扮演的更像是社区搭建者的角色，这个社区的宗旨就是为用户提出价值主张，并设定管理的规则和标准，同时提供信息服务。从最古老的集市到现在的淘宝、 eBay ，无一不是这样。   平台的两大类型 无论是“源创新“也好，触媒也罢，相比较以线性思维为主的牛顿力学时代，双方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从根本上是开放的生命体。 用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话来说，做平台必须要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形成更多的生命接口。而这种开放不仅仅是简单的纵向供应链的开放，横向客户群体之间的开放，甚至要形成供应链和客户群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开放，最后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交错芜杂的价值网络。 以沃尔玛为例。成立初期，沃尔玛仅仅是把批发来的商品摆在货架上供消费者挑选，看起来和传统的零售商没有什么区别。当门店逐渐增多的时候，沃尔玛开始利用自己货架优势和分销体系诱导供应商提供更加符号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当供应商的商品在沃尔玛不能实现热销的话，自然就会被淘汰出供应商名单。这就逼着供应商深入到消费者中去，与他们互动，随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目前关于描述平台的数目很多，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人们把平台简单地看做是战略，而将观察重心放在了产品形态上。依照前文所讲，平台是企业的天然属性，除了战略之外，企业的组织形态理所当然也是考察平台的重要视角。 笔者认为，平台的开放应该从两个维度来看，能力的开放（包括了底层的技术开放，用户入口的开放，资源的开放等等）和组织的开放。能力的开放最后形成的是平台型的产品，组织的开放形成的是平台型的组织。   平台型产品的三步法则 能力的开放可以看做是企业在组织形态之外的一切开放。 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本身并不是开放型组织，但是 iPhone 则是一款典型的平台型产品。这一切都源于苹果对系统入口的有限度开放。 平台型产品的成长有一条清晰可见路径：平台框架—杀手级功能—平台产品。 亚马逊的平台意愿是在贝索斯创业之初就确立的。最一开始，亚马逊要做一个专注于图书的电商平台，我们可以将其看做“平台框架”。除了明显低于传统书店的售价之外，亚马逊独有的推荐算法帮助它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资源。 1998 年的时候，亚马逊的用户人数已经达到了 310 万。第二年，亚马逊开发的“一键下单功能”便申请了专利保护。这个创新功能被很多人认为不过是把用户的购买步骤压缩到了一步而已。但就是这个符合贝索斯认为的互联网购物极简原则的功能开始了亚马逊在用户体验上的一系列动作。“一键下单”无疑是这个平台框架中的杀手级功能。 2007 年 11 月 19 日，贝索斯宣布亚马逊推出电子书阅读器 kindle 。这项被评论人士认为很丑陋的电子产品在一年之后共出售了 24 万台，不但让那些不看好 Kindle 的人闭了嘴，还让传统书商们感到了震动。如今，我们觉得电子书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物， Kindle 也已经进化到了触摸平板，这是因为我们的阅读习惯已经被亚马逊悄然改变了。 Kindle 无疑是一款颠覆性产品，它成功地挟用户资源以令书商，彻底颠覆了持续了上百年的传统出版业。而 Kindle 则是亚马逊这个平台框架中诞生出来的一款出色的平台型产品。 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这样的路径审视 iPhone 的成功。最早期的 iTunes 只能烧录音乐和管理音乐，很快，与 iPod 的结合让苹果瞬间拥有了大量音乐爱好者，粉丝经济的效应初步体现。现在来看彼时的 iTunes 正是平台框架。 2003 年，杀手级功能 iTunes 商店上线， 18 个小时内就卖出 27.5 万首歌曲， iPod 的用户也因此大涨。苹果的用户群持续扩大。 2007 年，平台型产品 iPhone 问世， iTunes 的模式被很好地移植到了手机中，也就是 app store 。规模庞大的用户资源，苹果接口对应用程序开发者的开放，加之分成政策， iPhone 很快就成为了一款风靡全球的平台型智能手机，并最终改变了整个手机行业。   海尔的平台型组织 平台型组织则是从组织的开放度来看。在这里之所以说是组织，而不是企业，是因为我们发现真正的平台型组织大都是非公司形态。最典型的莫过于维基百科，维萨组织和 Linux 。虽然这三家组织都有核心的小团队作为项目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发挥的作用和对产品的贡献度远不及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公司。 其中维基百科和 Linux 本身既代表了开放型组织，又是一种开放型产品，他们的用户既是组织成员又是产品的制造者。平台型组织更像是“无边界组织”，组织的边界就是产品的边界。 在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海尔最新的组织变革实践，这也是目前在公司层面进行平台型探索的典型。成为平台型公司是张瑞敏对海尔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理念源于张瑞敏对以 3D 打印、大数据为表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瞻。他不止一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当 3D 打印真的普及的时候，社会化生产和创客式的蚂蚁工厂会彻底颠覆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个性化生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传统的制造业组织模式显然无法灵敏感应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更不要说个性化生产了。 张瑞敏认为， 平台就是快速配置资源的框架，所有的资源在这里可以配置起来。 因此，对组织要求 就是要变成自组织而不是他组织。“他组织永远听命于别人，自组织是自己来创新。”张瑞敏说， “人单自推动就是进来更好的人，产生更好的结果，得到更高的利润，然后又引进更好的人。组织最后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也就是对员工角色的新定位：就像德鲁克所说的，每个人成为自己的 CEO 。” 最近，在海尔内部提出了“在线员工”和“创业者”的新主张。张瑞敏希望可以把组织结构网络化，通过“在线”的方式让组织的边界尽可能往用户端靠拢，将组织内外的资源彻底打通。 而员工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在海尔的大平台上自己寻找创业机会，同时配合内部的风投机制，或者员工自己到社会上组织力量，成立小微公司。 事实上，通过组织开放打造平台型公司，只是海尔平台构架的一个部分。网状组织的最终目的是要搭建用户资源和个性化生产的通路，实现真正的“大组织，小公司”。  

藏在科斯地板的底下   历史上有关企业的认识是，在企业和它的每一位顾客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直接表达的也可能是隐含的。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受到劣质产品侵害的时候，可以向企业提起诉讼。但企业所不习惯的是，用户与用户之间也有协议，这事关他们一起行动之时互相对待或彼此交易的方式。这样的协议在社会情境中是非常重要的，某些情况下比企业与顾客间的协议还要重要。 因为人们现在可以轻易在网上组建各种群体、运动和商业性的力量，许多企业乃至行业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动摇，甚至可能出现覆灭的情形。人们拥有了在机构之外组建群体、共同行动的能力，这是巨大的变化，它对企业具备了一种警告或是威胁的意味。 众所周知，刚刚去世的科斯自问自答了经济学上一个最为著名的问题：如果市场的主意如此美妙，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呢？为什么要有那些组织框架？为什么不能让所有人互相提供服务，用市场和契约来解决一切？科斯的发现是，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在某些情况下与市场比较具备相对的经济优势。 自从科斯的论文在上世纪 30 年代发表以后，每个人都知道“科斯天花板”（ Coasean ceiling ）的存在。设想一家拥有 1500 名雇员的公司，其中每名经理管理六名员工。 CEO 有六位副总，每个人指导六位主管的工作。对于这样一家公司，在老板和员工之间已有三个级别的管理层。要是想让员工和老板更接近些，你必须增加每位经理所负责管理的员工数目。这样将减少层级关系，但也同时减少了每位职员所获得的平均管理时间（或迫使每个人每天花更多时间互相沟通交换信息）。当一个组织成长得非常快，它可能达到科斯理论中隐含的临界点。到某个点上一个机构不可能继续成长并维持正常运行，因为那时管理企业的成本将吃掉全部利润头寸。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科斯天花板（ Coasean ceiling ），超出这一点，标准的机构形式就不再管用。 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扩大越过了某个点，就会导致其自身的崩溃。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公司变得太大了呢？ 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提出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向：除了科斯天花板，还应考虑 “科斯地板”（ Coasean floor ）。大多数人都错过的一件事情是科斯地板的作用。总有一些群体活动尽管也会创造价值，但却不值得形成一个机构来从事价值创造。由于交易成本，许多可能的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变成现实；但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曾经阻碍全球范围内共享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可以将这些行为看作它们落到了科斯理论的地板底下（ lying under a Coasean floor ）；它们对一些人有价值，但以任何机构的方式做都太昂贵，因为欲使机构成其为机构，其基本和不可拆卸的成本都决定了那些行为不值得实施。 然而新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群体行动的方法，而无需诉诸层级结构。这就是科斯逻辑变得奇怪的地方。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因机构困境而造成的限制不那么严苛了。所谓“机构困境”，指的是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而交易成本的巨幅下降使企业，或者说任何机构，都不能再承担某些行为，因为无论从事某个特定行为的费用变得多么便宜，都没有足够的好处来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成本。由于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协调，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情况：严肃、复杂的工作可以不受机构指导而实施。松散协调的各类群体如今可以取得此前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可企及的成果，其原因正在于他们藏在科斯地板底下而不受其理论制约。 在这样的巨变下，企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弄清楚，什么事情顾客自己做可能比企业为他们做反而来得更好。如果答案是“所有的事情”，那么企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但假如答案是“在你的帮助下，顾客可能能做得更好”，那么你就要开始想去怎样帮助顾客。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大型书店中的每种书只有一册样书，而当顾客选中某一本的时候，书店可以当场印制出来交到顾客手中，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唱片店当场刻制顾客需要的唱片又会如何？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书店或唱片店不再有库存和上下游的浪费。 消费者期待精确地得到他们想要的，并会自主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要。例如，顾客购买一张包含着有限曲目的唱片、这些曲目还是由他人强制性选定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音乐产业、电影业、报业等等必须面向一个新的范式作出调整，在这种范式下，顾客不仅永远是对的，而且可以依靠一下轻轻的点击就实施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