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胡泳   人类并非无可救药的自私自利，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合作本性   钟摆终于摆到这一边了么？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按照对人性的一种不敢恭维的认识而运行，这种认识就是：人是一种内在的自私动物，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经济学把这桩事情看得最透，所以才有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即把人看做关注自我、物欲横流的生物，不断试图通过理性计算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其实我们也都清楚，这是一种漫画化的说法，然而，在市场和政治的“真实世界”中，经济人假设的实际运行好得让我们足以接受它。毕竟，我们谁没见识过那些令人厌恶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贪婪的家伙呢！ 结果就是，现存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从上至下的商业模式、惩罚性的法律制度、对所有事务采取的市场化取向（从教育改革到环境监管）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之上，在此种社会结构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金科玉律，“只问成败，不问是非”是社会认知，人们只被两样东西操控：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或是高压政府的铁拳。 然而，在过去 20 余年里，经济人模型终于显示出了疲态，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新的解释人类社会的范式。在数以百计的不同文化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的合作能力要比先前假定的高得多。“理性人”的神话被戳出了很多漏洞，虽然新的范式也还没有赢得主流承认，无论是在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当中都是如此。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克勒的新书《企鹅与怪兽》试图为此振臂一呼，这从他拟定的书的副题就可以看出来：合作是怎样战胜自我利益的。 在这本书中，本克勒列举了来自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进化生物学、政治学等的一系列学科新发现，并且提交了大量真实生活的案例，试图证伪“人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志向绝不在小，其目的是要论证：一旦人类懂得驾驭合作之力量，就可以以之改进商业流程、设计更为智能的科技、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将对科学的志愿贡献最大化、减少犯罪、提升公民运动的效力，等等，不一而足。 本克勒的全部要旨在于，诸多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无数的基于互联网的例子揭示了，我们人类并非是经济学家所想像的那种无可救药的自私自利的人和社会逆行者，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合作本性，可以在各自同意的社会结构中携手行动，而不是彼此发动一场永无休止的竞争。书名中的“怪兽”其实就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 Leviathan ），它象征着遏制“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绝对权威。 本克勒充满乐观地写道：“ Linux 的吉祥物企鹅 Tux 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汤姆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宣扬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当然就是：从根本意义上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府并由它对我们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盲目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悲惨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同时，企鹅也在反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应对我们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 “看不见的手”。毫无疑问，企鹅代表着人类内在的无私本性，我们要做的是，设计合适的制度和政策以发扬光大这种本性。 本克勒的上一本书，《网络的财富》 ( The Wealth of Networks ) ，着重论述了源自于国家、市场两大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之外的第三种合作努力，他称之为“共同对等生产”（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在他看来，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维基百科（ Wikipedia ）、开源软件（ Open Source Software ）和博客圈（ the blogosphere ）都是例子。该书虽然火花四射，但却是以学术方式撰写的大部头著作，读来令人头疼。而这本新书一反常态，充满了各种轶事，连一个脚注、一本参考文献都没有，与其说它是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及其认知前提的学理式的解构，不如说是一本有关人类合作的新科学发现的普及版。书中的例子，从丰田的管理文化、西班牙的村民自治，到唱片的自主定价和 GNU/Linux 数字化礼品经济，都表明合作的可行性在大范围内不断显现。那么，合作赖以运行的底层基础是什么呢？遗传？文化？法律和公共政策？商业组织？社会规范？ 真正的答案可能是：所有这一切。本克勒一开始就以进化生物学挑战了理查德·道金斯的名作《自私的基因》，以及自然选择只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集体层面的说法。他引用哈佛生物学教授马丁·诺瓦克的话：“也许进化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当中生成合作。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在突变和自然选择这两个进化的基本原则之外，加上第三个：自然合作。” 本克勒接着讨论了合作的心理与社会影响；沟通的加强如何导致了同理心和团结性；以及在成功的公地管理中公平和信任的重要性。如何框定公平也是重要的，例如，我们能接受走运者的中彩、企业高管的高薪，但我们却无法容忍排队中的插队。在《企鹅与怪兽》全书中，没有一个单一的、总体性的论述，作者更像一位导游，通过不同的学术研究和许多原型系统，带领我们穿行斑驳陆离的人类合作风景。 “企鹅”讲得很多，但我失望的是，“怪兽”着墨甚少。那只“利维坦”——以国家为基础的从上至下的命令、控制和强迫系统——在书中只是个陪衬物。在《网络的财富》中，本克勒对公地（ commons ）的政治含义有很多论述，本来我期望，通过带进“利维坦”这个隐喻，他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在数字网络与合作的时代，国家权力会有何变化，但其实我未能读到。 不过瑕不掩瑜。过去 20 年，学者在人类合作上有何发现，这本书是最好的导读。要想了解 21 世纪，合作会在生活中占据何等地位，这本书有最好的预测。让我们期待，有关人类有能力合作的论证，能够成为更多人头脑中的常识，特别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企业家也是一样：是否能够重新思考人的本性，而改变那些通过激励结构——既包括奖励，也包括惩罚——来管理人的古老的做法？   http://read.bbwc.cn/o2xdww.html  

子产不毁乡校颂   胡泳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不毁乡校的事迹：“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然明，郑国大夫。他劝子产毁了乡校，因为郑国人爱到那里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子产回答他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人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们当作治病的良药。” 庶民聚在乡校里议论执政的得失，乃原始民主制度的遗俗。贺卫方先生尝评论说：“春秋时的乡校，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考虑到中国传统等级制度之下的政治专制，能移开一个口子让老百姓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议论统治者，真是要很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几十年、几百年才会见到一次。” 此事甚至连大儒孔子都不吝赞美之辞。《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听到子产的死讯，孔子伤心地落泪，称颂子产是“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论语·公治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子产的高度赞誉：“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的身上体现着一种难得的古圣贤之遗风。 不毁乡校的结果是什么呢？子产在人民的批评声中，改进施政，取得巨大成效。史载，子产执政第一年，坊间传言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仅仅过了三年，人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社会上流传的已经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人民对他新订的赋税政策，原本恨之入骨，希望有人带头杀他，三年以后，却歌颂他教诲了子弟，增进了生产，生怕失去子产，再也无人可以继续施行善政。可见，子产不毁乡校，不仅是对舆论的尊重，也是对教育的尊重，这样的施政，正是孔子所谓“富之”、“教之”的实现，难怪孔子如此推崇子产。 1600 多年后，当唐代文学家韩愈读到这段往事，心潮难平，特撰四言古体诗《子产不毁乡校颂》，全文不长，可以照抄如下：“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毀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毀，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韩愈感情洋溢地写道：我好思念子产啊！就像河水不能强堵一样，言论是不可以消弭的。堵住下边人的嘴，听不到批评，上边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其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子产啊，执政的榜样难得。正因为难得，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至无限。哎 ! 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 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韩愈的诗把子产不毁乡校的意义说得很清楚。百姓亲身体验到政策的实施，确实有利于民或者有损于民，因此，他们对政事作出议论和评价是很自然的。这将为执政者提供一份十分难得的政绩评分单，执政者可以据此分析自己的得失，对做错的地方加以校正。子产认为舆论可以反映民情，作为施政的参考，就像老师一样，应当尊重、学习。如果毁了乡校，人民有怨无处宣泄，言路被堵塞，就像河川被堵住了去路，虽然统治者可以耳根清静，得一时之快，然而，民意终将溃决，导致统治者遭遇灭顶之灾。 子产不毁乡校，见解高明，其理念甚至直追现代民主领袖。比如， 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交流时谈道，“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听到人们在批评我”，随即他话锋一转，“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才会使得我们的民主制度变得更强，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人，因为它迫使我听到一些我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也迫使我审视我正在做的事情。”   时间 : 2011 年 05 月 14 日     来源 :  财富中文网 http://www.fortunechina.com/column/c/2011-05/14/content_56663.htm    

大企业的瓦解与重建 ——对话胡泳 《中欧商业评论》2013年8月刊 迄今为止大多数新锐的组织形式，都是新创组织带来的。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组织还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变形的成功先例，GE也不例外。 文/王正翊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几年前在对你的采访中，你曾提到，“虽然我并不认为微软会因此消亡，但它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否则就会成为问题。未来，非企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融合度会越来越高”。几年过去了，有些什么新的观察吗？ 胡泳：讨论组织的变迁要从整个背景世界来看，因为组织是基于人这样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来讨论的。人类怎么协同，是思想家和研究者始终研究的一个课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最早的观察者。他发现，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分工则导致了市场。市场的核心逻辑，斯密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这个认识最终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他最大的发现就是，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配置的，所以他提出的命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企业？原因是由于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更加有效。科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协同还有别的方式。 因此，要么是市场，要么是企业，我们一直用这两种方式来解释人类大规模协同。但新科技带来了新的协作可能性，而且成本越来越低。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第三种可能性：当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不断被技术降低之后，企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前些年泰普斯科特的《维基经济学》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CBR：分工、企业到企业边界的模糊，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正走在路上。你近距离研究的海尔就是探索者。张瑞敏提到的“从分工到合工”理论，该怎样去理解？ 胡泳：这其实是组织内部一种“分散+合作”的形式。对于张瑞敏来说，他最后可能会觉得，海尔是不是原来的海尔、是不是一个制造业巨头都无所谓，而是在想，能不能完全变成一个平台，把员工变成一个个平台上的自主经营体，即所谓“小微公司”。这些小微公司和海尔平台发生关系。有点像查尔斯·汉迪提到的“三叶草组织”，有在册员工，即所谓的核心员工；也可以有在线员工，与公司保持一种松散关系，在海尔的平台上做事。这些想法对于一个制造业企业来说是很激进的。 如果要往这个方向走，首先的问题是，这些小微公司是不是法人，企业内部有没有一个内部的创业市场？张瑞敏也不见得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但他看到了组织的未来大趋势一定是“分散+合作”，因为未来制造业可能会完全变成一种分散的各地制造。如果3D打印本身变成一种基础设施，所有的设计都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拿到附近的3D打印机就可以生产出来。 一次我问《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你都研究数字化的东西，怎么突然转行做制造业了？”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说：“我在做制造业的时候，时刻盯着苹果的手机。”苹果手机里有非常多的传感器，可以带来很多有趣的应用，比如说摇一摇。而安德森正在研制的无人飞机也要用到各种传感器。他说：“我为什么不利用一个已经有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智能手机业，把我的制造业建立在它的系统之上？苹果围绕传感器开发什么应用，我也可以开发什么应用。”安德森的无人机，其实就是会飞的手机；现在炙手可热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其实就是一个会跑的手机，因为理念完全一样，接口都开放。因此你说制造业的未来在哪里？海尔这样的传统组织未来在哪里？一定在平台的开放性，这就是“分散+合作”。      CBR：组织转型从未来趋势看，似乎都是令人激动的。但要打破任何传统组织的惯性都不啻为一场革命。海尔能过得了这一关吗？ 胡泳：老实说我不知道。组织转型最大痛苦就来自于人。在组织中，那么多人都在路径依赖之下做事，要改造他们是极其困难的。这其中有一个悖论：组织变形，要把所谓的“正三角”变成“倒三角”，变成中层是为下层提供资源的，“倒三角”形成之后，中层应该是整个消失的。但悖论就在于，整个变革的过程又需要这帮中层的人去推行。就像当年毛泽东认为官僚制是他进一步革命的障碍，但他一开始又不得不依赖官僚制。最后之所以搞“文革”，就是想把整个的官僚给干掉。      所以迄今为止大多数新锐的组织形式，都是新创组织带来的。新组织没有包袱，轻资产，非常容易形成一个适应性极强的组织形态。日本制造业的种种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就连GE这样的企业，韦尔奇也不觉得他的继任者伊梅尔特做得好。因此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组织还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变形的成功先例。     没有路标的探索 CBR：在实践领域，传统企业还在艰难探索中，一切未有定论。那么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管理大师们呢，他们有什么见解或者观察？ 胡泳：管理大师加里·哈默的观点是，等级制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但等级本身会发生变化。将来组织中的等级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传统组织中，你有资历，于是获得了某个职位，也就有了相应的权力。但未来的等级是因为你在环境中“浸泡”之后自然“涌现”的。某个人会逐渐成为中心，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坚持得足够久、做得足够好、看得足够远。就像领飞的大雁，跟随的队形是在雁群中自主形成的。      CBR：但企业组织要比这种生物的无意识自组织形态笨拙得多。      胡泳：你说得对，因为组织本身是为了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而工业时代的组织的核心隐喻域就是机器或者是钟表。我和哈默聊组织形式创新，他举的例子大部分是新经济企业，顶多有全食超市这样的企业，仍然不是那种规模超大的传统组织。所以他也到海尔来观察，想说能不能找到一家制造型企业的管理创新。      CBR：哈默怎样评价海尔的组织变形？      胡泳：哈默最大的追问就是一致性问题。打破企业原来的事业部、改造为自主经营体之后，的确激发了自主性，但与此同时，各个自主经营体可能会各自为阵。企业在做一些大的市场行为的时候，总是需要一致性的。所以他一直在追问，到底怎样解决一致性和自主性的矛盾。张瑞敏从前期的“自主经营体”，到提出“利益共同体”概念，可见他也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利益共同体”还包含着另外一种“野心”，就是努力把外部资源整合进来。“自主经营体”时期，有一种经理人的称谓叫做“网主”，网络主持人的意思。自主经营体的领导人就是“网主”。到了“利益共同体”时期，这些人又被改称为“接口人”，更有面向外界，向全世界来接口的意思。       社会学巨擘曼纽尔·卡斯特一直在研究组织如何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再到网络化组织。在他那个网络化组织的概念里，最有意思的是他用了一个词articulate，勉强翻译成“接合”。海尔的“接口”就有点类似于它。网络化组织最大的核心能力就是接合能力，有多少向外开放的口，能够接入多少资源。然后企业再去思量哪些是可以放弃，哪些是绝对要保留的。     既竞争，又合作 CBR：迪伊·霍克在《混序》一书中，提到一种新型组织的概念，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他借用了混沌（chaos）和有序（order）两词，形成了混序（chaordic），认为最佳状态是具有混沌与有序双重特征。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组织形态？ 胡泳：霍克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他用这个理念，把维萨（Visa）组织经营得非常成功。霍克当时希望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既不是中央控制的，也不是无政府的，他把它命名为“混序”的组织。核心要素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如何做到既竞争又合作，有点像现在平台组织的概念，但他搞这个东西时间很早。让参与维萨组织的每家银行都竞争，服务于自己的客户，但同时要维持最基本的合作，保证不管你刷谁的维萨卡，必须到处都能用。所以维萨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体系。 最有意思的是霍克提出的组织设计原则，这可能构成21世纪组织的先驱法则。第一条，组织必须是平等的，被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这个组织最后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成员们独立的那些创新；第二条，权力和功能必须是最大限度做到分布型，也就是分权化或分散化；第三条，整个组织的治理也必须是分散的，没有哪一家或几家联合起来可以控制这个组织；第四条，组织的可塑性必须非常强，即永远不断地在变化。 霍克提出这些原则应该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但在今天来看，非常适合用来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他还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看上去维萨像是一个控股公司，但它不是真正的控股公司，因为控股者就是维萨的成员。这些成员既是所有者也是客户；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上级也是下级。”一个理想的互联网组织，应该是符合这些原则和要求的。     从“机器人”到“手艺人” CBR：过去，人们的成功很大程度还是由组织来定义的。没有组织，人就会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查尔斯·汉迪在《大象与跳蚤》中论述了一种组织与人的新型关系，即个人脱离大象，像跳蚤一样生存。如今关于自媒体、U盘化生存的讨论也很多。结合整个未来社会趋势，你的判断是什么？ 胡泳：机构的瓦解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任何机构的未来都不一定是靠得住的。但凡还在将自己的生存寄望于机构的人，未来都是危险的。企业里的个体，要重新回到“手艺人”时代，让自己拥有某种独特甚至稀缺的能力。这非常难，首先要选准领域，还得符合你的兴趣，并要特别善于学习。当个体成为了新时代的“手艺人”，就已经立于最大的不败之地。      过去那种有效率的机构，偏偏是要把人的“手艺”磨到最细分化的、机器人的状态，所以如果人们只是无意识地在组织里生存，一定会朝着“机器人”的方向走。一旦如此，你在组织中的可替换性是很高的，组织完全可以换另一个人来做同样的事情。      CBR：那么随着前面我们提到的种种组织变形，内部各种互动关系也在变。未来会不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组织中“手艺人”的存在更有可能性了呢？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的，当这个“手艺人”获得了一种稀缺或者独特的能力后，他可以选择留在组织内，也可以选择离开组织。即便是选择留在组织内，组织跟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组织不能够像过去对待“机器人”那样对待一个“手艺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组织和人的关系，因为组织的困境是明显的，组织的瓦解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所以人如果是对自己负责的话，应该是致力于把自己变成“手艺人”。     

传统媒体：知识的殡葬业 对话时间： 2013/8/29 16:00-18:00 地点：腾讯微博 对话人：胡泳、岳路平、拨惹尘、网友   Let’s hack it! 只要有系统存在，总会有人盯着系统，试图寻找真相。盯视者中的一些人满足于简单地发现真相，但另外一些人会使用这些发现，突破系统，改变这个世界。传统的有理想的记者属于前者，而真正的黑客记者，应该是后者。   第 52 期腾讯微博客座 总编 三人行 热 点事件 层 出不 穷 ， 网友 们 的智慧更是令人惊呆了 ： 有关 “ 双来 ” 案 、 天一案 、 蛮子案等的各种 评论 、 解 读风 靡微博和微信 。 这 些新媒体的出 现 和 发 展 对 于 热 点事件的演 变 、 对 于我 们 的日常生活 ， 究竟 带 来了哪些影响 ？ 又是如何真切地推 动 、 改 变 了 这 个社会 ？ 三位嘉 宾 已 经 准 备 就位 ， 关注互 联 网 、 关注新媒体的他 们 和你一起 讨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胡泳：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本期客座总编辑  @ 胡泳，在秋风渐起的时候，我们聚在这里，谈谈这个多事之秋。两位嘉宾是新媒体艺术家  @ 岳路平 和自媒体行动者  @ 拨惹尘。今年秋天，每天都有大新闻，让人应接不暇。   岳路平：对呀，我的大脑资源已经完全被各种真人秀情色剧占领了，几乎腾不出资源运行其他程序了，哈哈。 @ 胡泳 老师好， @ 拨惹尘 君好！   胡泳 : 分配一点大脑资源分析一下这个刚出现的贴吧如何？贴吧的名字叫做：“顺我者娼，逆我者嫖娼” http://url.cn/PqEdlU   岳路平 : 感觉我们的嘴巴已经完全被老大哥控制了，早上一起床，眼前就弹出老大哥布置的今日可谈话题：嫖娼，聚众淫乱，如胶似漆。   拨惹尘：大家好！我是陈鸣，也是拨惹尘，也是滤镜菲林。我以前是一名南方周末的记者，现在是博客天下杂志的主编助理，同时是一名信息调度者。     胡泳： “ 信息调度者 ”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拨惹尘：经济学说，某样东西严重富裕之后，就一定会造成另一物件的短缺。互联网时代资讯如海一样，人们的注意力就成了最重要的度量衡。于是信息调度员这个职业就产生了 ~ 我还在实习转正期间。   岳路平：似乎我也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岳路平，如果陈鸣是一名信息调度员，我就是一位新器官设计师：）   胡泳：这个介绍比不介绍好不了多少。新器官设计师是个啥东东？     岳路平：简单的说，如果像陈鸣这样的媒体人更多地关注传递和调度 “ 信息 ” ，作为 “ 新媒体艺术家 ” ，我更加感兴趣去设计 “ 媒体装置（ installation art ）”。相比起来，用这个新媒体器官去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我更加在意设计这个器官本身。   拨惹尘：我一直觉得媒体圈应该向艺术圈学习。艺术家早就跳出画，研究画框（介质）了，不但研究而且还不断地制作画框本身。这让我这种传统媒体出来的人非常沮丧，过去我觉得自己 “ 画画 ” 的技艺超群，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玩过家家的小屁孩。   胡泳：那么至今为止，你设计出了什么样的器官呢？     岳路平：一定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跟陈鸣合作的视频节目 “ 阅录评 ” ：为每一个热点事件设计一个比特装置，同时告别纸媒模式和美术馆模式。   胡泳：每一个热点事件都有不同的比特装置，这需要太多的跨界想象了   岳路平：比特装置跟传统文章的区别是：装置更加像【产品】，文章更加像【作品】。我比较倾向用顾客消费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公民行动（包括写作）来推动消费。   胡泳：这和我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新闻现在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岳路平：事实上，虽然不是微信和微博的初衷，但是微博和微信的确在量产【比特公民】、【比特社区】（以 “ 顾客 ” 的格式）。我认为这种类型是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的升级版。   胡泳：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政治学和传播学解释。   岳路平：目前的政治学和传播学可能都已经严重滞后了，相比起来，我觉得重读维纳《人有人的用处》这种十分激进的著作非常有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苏坤   ：在 “ 李天一案 ” 中，网络與论出现一边倒。对这种现象，你们是怎么看的？   胡泳： @ 岳路平 和  @ 拨惹尘 是怎么看的？   拨惹尘：嘿嘿，这案子就是一块非洲熏肉，够律师、记者、围观群众吃一年不止。另外，建议使用 “ 李某某 ” 的称呼。   岳路平： “ 李天一 ” 是这个时代的 “ 民意投票机 ” ，这个投票机比乌坎的投票箱更加好用，是因为： “ 李天一 ” 是一个话题产品，是可消费、可量化、可利润化的产品。   胡泳：这块肉有啥作料，导致它气味这么大呢？   拨惹尘：要辣有辣，要香有香，不吃落伍，吃了自豪，一旦上手，如胶似漆。如果我是个对名声有渴求的律师，这肉非抢不可。这肉气味之大，足以盖住其他肉味。   网友上海的破鞋   ：药家鑫案当中的药家鑫是不是被舆论仓促杀死？毕竟从逮捕到枪决，时间很短。   胡泳：请教前南方周末记者陈鸣，你认为药家鑫是被舆论仓促杀死的吗？   拨惹尘：是或者不是的问题好难回答啊 …… 请大家留意此事件中我的一位 “ 同行 ” 、另一位信息调度者 @ 西安张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街六巷   ：几位老师觉着传统出版业要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适应这个新媒体的时代？   拨惹尘：我觉得适应不了 …… 传统媒体行业的夜郎自大可怕极了。一些国内顶级大报大刊的记者编辑，现在还在说新媒体、自媒体是 “ 巨鲸帮 ” ，仿佛自己才是上天之选、名门正派。这种心态下，要么是作死，要么就是懒死。   岳路平：我觉得要把传统媒体改造成为新媒体，就像要把恐龙改造成为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传统媒体去死吧。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   事实上，目前的传统媒体，不都是知识的殡葬业和事件的尸体化妆术吗？都是一些有恋尸癖的人在搞。   拨惹尘：这一点上，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说的传统媒体指商业模式。传统媒体的内容，不得不说目前仍是整个信息链条的基础。比如没有 @ 石扉客 先生的《起底王立军》，就难有一堆衍生产品呈现。目前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上还看不到匹配的生产能力和抗压能力。我是不是又弥漫着浑身乡愁了？偷笑   岳路平：石扉客这种 “ 天才 ” 死了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新闻繁荣。就像恐龙不死，人类根本就没有戏   偷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肉肉小螃蟹   ：请问老师：未来的新闻报道会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趋向娱乐化八卦化发展吗？   岳路平 :  娱乐化八卦化，黄赌毒话题，是这个国家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口活”。   路人微访谈主持人 :  现媒体界初现一种“娱乐至死”的趋势，难道尼尔·伯兹曼的预言终将灵验？   岳路平： “ 娱乐至死 ” 是老大哥的一场阴谋，老大哥垄断了 “ 严肃 ” 。伟光正永远属于老大哥，黄赌毒永远属于老百姓。   网友丽京上空的云：腾讯一总编说，薄在国人中的关注度不如薛、秦、周，此大谬，薄庭审过程，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官场气象可谓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让人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内幕，财富是如何和政治勾搭成奸的，不同阶层都上了一堂活的法治课，但大小贪官们真的可以收敛吗？非也，也许在想该如何规避风险呢？ 胡泳：你觉得你通过薄案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内幕？我一点都没觉得这样。 网友 文楠 ：你的意思还更深暗？ 胡泳：当然，莫让八卦迷了双眼   岳路平： # 薄案 # 的确是一幕又一幕，但是你永远无法触碰“内幕”。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总是以为透过“玻璃”看见了“世界”，但是金鱼永远不能离开那个将之困在其中的玻璃缸，去触摸“世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拨惹尘   ：想向 @ 胡泳 老师提个问，上次咱们聊天时，您提到“自媒体”的“自”有 hacking 的意思，想听您进一步详解。同时，结合 @ 岳路平 刚才说的产品和作品的区别，“自”的优劣是什么？   胡泳：我说的 hacking 不是“自”的意思，而是“玩”的意思，就是要从“做媒体”走向“玩媒体”，媒体人要变得像黑客那样思考。   岳路平：我理解的 “ 自 ” ，就是每个人只要有微博、微信、推特，就等于拥有了一把可以自卫反击的 “ 信息手枪 ” ，可以对抗老大哥的重型信息武器，也可以对抗商业的信息中型武器。但是主要以游击战、麻雀战和地道战（翻墙）的方式，所以就有黑客的气质啦 ~~   胡泳：每一个系统都有两套规则：一套被设计出来、要达到某种目的，或是被众人所公认，另一套是实际的规则，也就是现实，也就是中国人讲的 “ 潜规则 ” 。在大多数复杂系统中，两套规则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黑客就是发现实际规则的人，利用这些规则绕过预先计划的系统规则。黑客行为是一种应用哲学。   拨惹尘：金句。这个也能解释为什么刮起 xx 风暴。一开始是阻止软件上的越狱，动用了最杰出的工程师，最后发现方校长在软件上也打不动补丁，直接抱走人肉机箱了。   岳路平：互联网是黑客的温床，所以建议要成为黑客的人，尽快放弃原子世界，向比特国移民。就像当年都向美国移民一样。   胡泳：黑客行为不仅局限于计算机。可以说，哪里有系统，哪里就有潜在的黑客的可能性。而幸或不幸，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系统。我们的整个现实都不过是系统中的系统。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成功没有捷径。而这是违反黑客哲学的。黑客们的秘诀是：到处都有捷径和漏洞。   岳路平：黑客的确是一种精神，但是计算机却是黑客生存成本最低的地方。   胡泳：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具备黑客思维（因为它不被社会所欢迎），然而，只要有系统存在，总会有人盯着系统，试图寻找真相。盯视者中的一些人满足于简单地发现真相，但另外一些人会使用这些发现，突破系统，改变这个世界。传统的有理想的记者属于前者，而真正的黑客记者，应该是后者。 在这个意义上， Hacking 这个行为本身比写下多少行聪明的代码更重要——这是我们创造未来的方式。   岳路平：行动是核心，代码可以外包。   胡泳 : @ 岳路平  @ 拨惹尘   多谢捧场。我要下去给孩子讲故事了，转眼和两位以及网友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愉快交流。两位是信息调度员和新器官设计师，那么我是谁呢？需要想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