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城市人心灵的出走与回归 　　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许多富裕阶层经历追求逸乐、过渡消费的空虚之后，城市人开始产生集体反思，寻求与实践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很体面的工作，十分有诱惑力的薪水。 　　等级在上升、工资在上升、业绩在上升，可是升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你遇到瓶颈了。你该何去何从？华夏基金上海分公司原总经理董黎明，复旦大学数学博士，于 2001 年进入华夏基金，是中国开放基金业最早的一批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在 2011 年毅然离开基金业，回到老家山东诸城种地 1000 亩，以蔬菜为主。在牡丹江种地 500 亩，以大米为主。 　　 51 岁的娜尔森曾是某跨国集团的 CEO ，年薪以 6 位数来计算。 2005 年，娜尔森毅然辞去了 CEO 的工作。娜尔森坦白地说，过去她每年花费在自己身上的食物、衣服、书、交通等日常开销至少要 10 万美元。可是现在，她的生活不再需要任何开销了，志愿者服务代替了之前忙碌的工作。 　　早在 20 世纪之初，芬兰政府就开始给市民提供“自留地”服务。人们可以购买或租用一小块地，用以种植瓜果蔬菜。事实证明，这项一百年前的举措极具眼光，预见了城里人在享受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生活之时，将对耕种这一人类古老的生存方式越发向往。 　　在欧洲人看来，无论家里有多大的豪宅，不时到外面住住小帐篷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都市集中化使生活空间狭小又嘈杂。同时，由于汽车的普及，使得户外活动成为举手之劳，都市里的人向着自然环境出发，跑去野地，搭起帐篷——这就是露营。 　　“健康、快乐、环保、可持续”的新“活法”，开始被城市新兴生活形态族群所推崇。 　　“不消费主义者” 　　并不是完全不进行消费，而是尽量少的消费。放弃原来看来绚烂浮华的生活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精神收获。他们可以完全摆脱为了金钱去上班而牺牲爱好和自由的日子，他们大都不工作，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公益活动。对他们来说，比起给大财团打工，或者得到什么名利上的光环，他们更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献给自己关心的家庭、朋友和社区生活。 　　“减长”（ de-growth ） 　　它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幸福“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淡化对硬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平衡对硬体建筑和基本设施的投资，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 人的物欲高涨在现在的社会高压下可能是被迫的，这是短暂的状态。   放下消费主义 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撰文 / 刘扬 　　这个博士放弃了副教授的职位，每月拿着 3000 元的薪水，一周大半时间住在六环外的农场，只买 200 元以下的衣服，经常拎着一个行李箱和超大的背包挤公交也不觉得辛苦，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处境对她来说都不是障碍。 　自然人档案 　　姓名：钟芳 　　城市人特质：愿望是购买迪奥的包包和其他奢侈品 　　城市人职业：美学博士 　　改变原因：发现因美学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并没有核心的存在意义。 　　自然人特质：每月拿着微博薪水仍然自得其乐享受精神世界 　　自然人职业：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 　　那些由设计师不断更新的服装、家居，甚至智能手机让人们不停地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然后呢？这些能沉淀下什么？她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学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钟芳的困惑。 　　“美是要让你脱离日常生活的庸常，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我们执着的追求美，或许也进入另外一种形式的庸常。我很想知道我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能干什么？”这是一个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对自己所研究的体系的终极发问和反省。 　　这个人叫钟芳。她是小毛驴农场的新任总经理助理，这个农场在有机农业行当颇有名望，而这位设计学博士颇具意外的加入的背后，确实有着人们所能预料到的丰富故事。 　　当一个 27 岁的北大美学博士毕业后，应该去干什么？身边的人会希望她赶紧结婚生子、找一个好大学任教等等，反正都不是希望她去再读一个博士。 　　但如果不能解答自己的疑惑，钟芳的内心就不得安宁。她想发觉美学对人日常生活真正的指导意义到底在哪里。美在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和 GDP ，那些由设计师不断更新的服装、家居，甚至智能手机让人们不停地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然后呢？这些能沉淀下什么？她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学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钟芳的困惑。 　　出国的时候，她选择去米兰理工念建筑系，这里培养了意大利整整三分之二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她想到这样一个艺术中心而且是和产业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米兰是时尚中心，从普通老百姓的穿着，到他们家庭的摆设，再到日常的用具，审美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钟芳经常跟一些新去的中国同学说：如果你要学设计，其实什么都可以不用做，只要周末的时候坐在市中心，看一天那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可以了。走遍了欧洲多个国家，在质量和数量上对美的吸收和获取达到了极致，钟芳最终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年轻的时候特别渴望的那些东西，突然之间放开了，她明白自己一直学习、追寻的东西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价值。 　　“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非常爱美的人必然是有一些物质化的倾向。”钟芳思索着。以前钟芳对美的东西的追寻像大多数女生一样，她曾有个“ wishlist ”，规划着赚到钱就去买什么。那项列表里曾有一只迪奥的包，当时的价格是 600 欧元，还有诸如其他名牌围巾等奢侈品。而这些列表里的大部分商品如今对她都不再有意义。 　　钟芳看过洪晃写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说她在去法国参加时装高级定制发布会时，在飞机上想：天哪，这么多中国的有钱的太太、小姐们穿着这样衣服，我想只能干一件事，那就是去故宫里面打麻将，还有嗑瓜子。钟芳觉得这话说得太有趣、太对了。 　　最终她选择从建筑系退学，这项学籍记录将意味着她不可能再获得奖学金，但这个学科已经不能说服她继续攻读下去。她最终选择了设计系的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专业，这里提倡通过设计创造商业价值来提供更为广阔、意义更为深远的服务。这被她解读为设计师的原罪感所引发的对社会的回报。 　　“设计师在其中的价值是懂得如何去传达是最有效的，在这个行当里，美创造的不再是无用的浮夸和稍纵即逝的消费，而是能推动产业绵长有序的发展。”钟芳说。在米兰市南部的农业区域，有两百多个农庄，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些是种蔬菜，有些种水果的，有些是做加工，比如加工牛奶、橄榄，按照单个农户能力去建立链条是很难的。他们这些设计师们就是要去统筹每个农庄所有的新的资源，并把他们整合到一起。 　　在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专业里，钟芳解决了对“无用”的困惑和“有用”的寻找。绵延在米兰的工作思路，回到北京的钟芳选择了继续推动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毕竟有机农业是近几年热度较高的良性产业，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也将影响整个中国不被信任的食品链条，这项和田园相处的工作也让她觉得和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相吻合。 　　放下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捆绑，钟芳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她每月拿着 3000 元的薪水，一周大半时间住在六环外的农场，只买 200 元以下的衣服，经常拎着一个行李箱和超大的背包挤公交也不觉得辛苦，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处境对她来说都不是障碍。她只想要真正的自由。黄帝内经有句“形劳而神逸”大概说的就是她这种状态。 　　在钟芳看来随着小毛驴农场知名度逐渐升高和发展，农场本身和客户的黏性正在减少——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越来越少，也变得更脆弱。她希望通过一些设计的手段来改变现状。 　　首先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工具，通过一些信息台、公告板，或是做一本文字手册，教人怎么种地。他们未来还要把自己的网站加上论坛功能，并且嵌入微博，甚至用 QQ 来解决人们相互沟通的问题。这些方式在其他行业显而易见，但却是有机农业行当里少有的尝试。 　　其实，在回国之后，摆在钟芳面前的机会非常多，比如成为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甚至可以分到房子。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收入来说都是相当可观的，但确很少能打动钟芳。“我很想做事情，哪怕比较辛苦，我认为我需要实现我的这些想法。”钟芳说。 　　她的同事们都会听过她的抱怨：工作实在是太琐碎了，忙忙碌碌一整天也未必有什么结果。但是钟芳懂得，最开始的工作确实是要去铺垫的，“我相信一定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就跟艺术家在画一条线是一样的，我相信他们最开始的时候画一个圆都画了很久，这个我认为一点都不矛盾。” 　　如今的钟芳，不再想用各种各样的规范去束缚自己，也比以前更坦率，更自然，无论是对谁都是同样的态度。“我希望在所有人面前我都是真实的，因为自然是真实的，就算是它起雾也好，它下雨也好，它真实地告诉你我现在是这种状态，至少它应该是自然而多样的，然后没有更多束缚的。” 生命「降速」 　　在这个崇尚速度的快节奏社会里，换一个地方，做一个降级，也许你的人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由着几分自在的心情，找寻一路上的多几处风景。 　　生命的第三种阳光 　　第一种阳光是太阳之光，她照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第二种阳光是亲情之光，她温暖我们的情感世界，照亮任何心灵的黑暗角落，给予人们无尽的信心走过坎坷人生；慢生活则是第三种阳光，她以健康、快乐和美丽的名义，让我们享受自我的精彩。 　　“要有意识地调节，去掉生活中的枯叶。” 　　“快”中的异化 　　当年拼的就是青春的资本，为了梦想，身体受到了很大伤害。如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曾经辛劳的生活枷锁中努力挣脱，他们要给自己的生命“降速”，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回最本真的自己。 　　成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潘虹：生活不必热闹 　　“我有自己的信仰，六年前我就皈依佛门，成为了一名居士。我就喜欢过平静的生活，平时没有任何的利欲争斗。”在中国影视圈，潘虹算得上绝对的实力派女星，可跟刘晓庆等很多明星比起来，她的“新闻”却显得相当少。很多朋友都说，不拍戏的潘虹就不是演艺圈的人了。 　　“虽然人这一辈子都在路上，可生活绝对不只是一个赶路的过程。” 　　职位降级 　　职场竞争不进则退，谁说的？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机会多多。工作忙、压力大的现代职场，前进的道路永远是多元而非单一的。成功的路千万条，凭什么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再说了，人生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其他，为了职场前进而放弃生活乐趣，这就是成功的生活？你认为人生只能进取，我觉得适度后退才是王道。别人的想法不重要，自己内心的感觉才最真实。 　　“退一步，最难的是突破自我心理关。” 　　南派三叔：要懂得放空自己 “我对名利失去了兴趣，所以我跑去滇藏放空自己。接下来，等《藏海花》连载结束，我将停笔一年，去全世界跑一圈。”徐磊不过 30 岁，本称不上“叔”，却因为一部《盗墓笔记》，拥有了数百万“稻米”。人们对他的作品如此痴迷，以至于将他的笔名“南派三叔”当成了本名。   放弃唾手可得的坦途 幸福就是脚踏着土地 撰文 / 张珂 　　“我脚踏在土地上才觉得踏实。虽然我有博士学历，找个工作也不难，可我确实是什么都不愿意干，我只对种地有感情。” 自然人档案 　　姓名：吉云亮 　　城市人职业：北大化学博士 　　改变原因：从被朋友怂恿到自然转变，想清楚自己人生以后的选择 　　自然人特质：亲近自然脚踩土地才感觉幸福 　　自然人职业：有机农场主人 　　分享土地和事物给虫子，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吉云亮总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长的每一片叶子能全部卖掉吗？卖的时候也总要扒下来一两片吧，不要想着什么都能卖掉，那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分享。 　　北京大学博士后吉云亮做了一件跟当年的比尔·盖茨相比，疯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情：比尔·盖茨大学上到一半退学经商创办微软，而吉云亮在博士后毕业前半年，退学去种地了。 　　他在京郊租了一小块地，做起了被他命名为“德润屋”的有机小农庄。 　　在他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有一条唾手可得的光明坦途，未来清晰可见：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到已经向他抛出橄榄枝的德国某化学实验室，待上几年，回国以后找一个研究所或者学校，年薪就是几十万，拿一份自己的科技基金，建一个实验室，然后带学生出成果，跟身为中科院院士的导师和师兄弟们共同搞科研做项目，最后死在实验室里。 　　这对别人来说意味着名声、地位和财富皆可随手拈来、令人求之不得的人生，在吉云亮眼中却什么也不是。 　　“我脚踏在土地上才觉得踏实。虽然我有博士学历，找个工作也不难，可我确实是什么都不愿意干，我只对这件事有感情。” 　　说这句话时的吉云亮，依旧戴着银丝边眼镜，嘴角藏着内敛的笑容，还带着温文尔雅的书卷气质，只是皮肤已经不像只泡在实验室时那么白皙。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间地头忙前忙后，观察作物生长，观察病虫害，浇水、施肥，这是吉云亮现在的生活。忙碌一天，在挥汗如雨中，嚼着从藤上摘下来的新鲜黄瓜，这常常让他想起自己 9 岁以前在农村那段最快乐的日子。 　　他说，大城市确实充满新鲜感，却没法让他感到充实和快活，他正在做的事就是要找回小时候在农村的感觉。 　　在此之前，吉云亮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会让他内心得到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平静和满足。 　　他能投入有机农业，其实源于“被强迫”。还是北京大学纳米专业的在读博士后时，吉云亮参加了学校一个环保社团。最初只是进行一些环保方面的讲座，但逐渐培养起他对食品安全和环保的兴趣。社团还在北京良乡开辟了一块“试验田”，帮助当地农民种植有机蔬菜，开始也是为了给几个家庭提供餐桌所需。吉云亮从此对有机种植方式着迷了。 　　同样对此充满热情的几位同学，生拉硬拽着吉云亮办了德润屋。没想到，真正把有机农业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一种生活方式来经营的却不是最初热情更高涨的那几个人，而是吉云亮。这一热爱，就是十年。 　　骨感的现实和丰满的理想之间有着太过遥远的距离。 　　从德润屋创办初期，就因为当时有机理念还并不为国人所了解，再加上几个创办人缺乏专业经营理念和盈利模式，这件事几乎被做成了一项公益活动。 　　坚持到第五年，当时一起入伙的同学，看不到农场的希望，纷纷退出，吉云亮成了孤家寡人。 　　“当时也想过要放弃，但心有不甘。因为特别喜欢这种生存模式，既然上了这条船，就一直走吧。” 　　最艰难的时候，吉云亮已经收拾好了农庄的唯一贵重资产，一台破旧的电脑，准备完全退出。这时吉云亮现在的合伙人老夏及时出现了。当时老夏看完农场后，无比诧异，说：“你都这样了，还在做？” 　　吉云亮一笑淡然：“上了贼船了，下不去了。其他的我也做不了，只能做这个。无论如何，做到现在，我不后悔。” 　　其实吉云亮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孤家寡人”过。他之所以能够在德润屋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凭借一份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即便生活清贫也能坚守，离不开他的妻子王音亮在他背后的一份默默支持和坚守。 　　王音亮是留美的台籍海归金领，作为 IBM 的老员工，早在 2000 年以前她的年薪就超过 200 万台币。如果不是支持吉云亮，那么现在她也不会是一个北漂创业者的妻子。而为了吉云亮关于自然和生活态度的梦想，王音亮几乎付出了多年来所有的积蓄。 　　老夏及时投入的 20 万元救了德润屋，也重新点燃了吉云亮的梦。但命运再一次给吉云亮开了一个玩笑。在老夏加入德润屋后，生意刚刚有些起色不久，王音亮的病危通知书，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这吉云亮更加坚定对有机农业的坚持：生命太可贵，农业这种接地气、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有机的作物所带来的健康，千金不换。而王音亮也因为这场大病，了然顿悟，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德润屋的经营当中。 　　德润屋正在有机农业圈子里变得越来越有名气。在最初的两年，吉云亮的客户大都是在北京的老外，他们多次来菜地亲自考察，对吉云亮的菜赞不绝口，双方形成了稳定的购买链。之后，在他们的推荐下，许多驻华使馆也来德润屋购买有机蔬菜，反响都很好。“从这两年开始，买有机蔬菜的中国人才开始多了起来。” 　　种植难题现在对吉云亮来说，都不在话下，令他发愁的是，蔬菜产量往往供不应求，他不得不控制订单数量。新租的 50 亩土地正在筹备当中，未来能满足比现在多出三四倍顾客的需求。 　　现在德润屋已经成了吉云亮夫妇的新家。两个人每天的生活规律有条不紊。每天一大早，王音亮开始处理网络订单。大概半盏茶的工夫，吉云亮就开上送货车去了农场。他们俩总是配合默契，这个时刻一般都是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去往农场的路上。 　　德润屋的生意开始走上正轨，但吉云亮夫妇这种偏安北京郊区一隅，与泥土、植物和虫子为伍的生活依旧是清苦的——这并不妨碍他享受当下：字画、盆景、木质陈列台，把德润屋装点得朴拙清雅，甚至能闻出冰柜内有机蔬菜的泥土清香。 　　吉云亮更加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初他放弃的那种清晰可见的人生，现在都被他的同学们正在一一实践，而他和同学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现在一方面吃我的菜，一方面吃药，而我只吃菜。” 每当阳光充足，德润屋低矮的平房在金色光芒的包裹下，透着静谧和安详，外面只有偶尔的狗吠声，是夫妻俩收留的几条流浪狗。   摆脱习惯定式 把目光转向自己 撰文 / 杨柳 　　在老杨看来，人要寻求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不应该屈从于一个习惯的定式，要把目光转向自己，敢于尝试改变。 　自然人档案 　　姓名：杨志红（朋友多称其老杨） 　　城市人特质：高职务、高薪水、物质化的生活 　　城市人职业：某航空公司行政主管 　　改变原因：物质化的生活令其觉得精神空虚 　　自然人特质：希望自己掌控时间，喜欢看话剧、读书，从事公益事业，很低的生活开销 　　自然人职业：某动物保护基金工作人员 　　“我上个月去了一趟沙漠，在沙漠里徒步走了三天，在那里你会发现名利真是浮云，不好使。” 　　见到老杨前不久，她刚刚参加了一个徒步穿越沙漠的拉练活动。说实话很难把眼前这个身形娇小的女人与这样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她加入这场拉练的理由很简单，趁着自己体力允许的时候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我身上还有晒伤的地方，可是这样的经历确实非常难得。走出来之后我对自己很满意，原来我还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老杨是一个很懂生活也很会生活的人，她和她的三只猫（小乖、二黑、杨家宝）居住在北京郊区的一幢复式楼房里。从地方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电台主持，到远走海南、调职入京，再到悠长假期后选择加入某动物保护基金，老杨的生活跨度很大，不过在看似变动的生活状态中，却也有着她一贯的生活准则——随性而为。 　　就像从没进过沙漠的人不知道走平地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没有释放过自己天性的人也不会知道能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是多么真实。“很多人说 18 、 19 岁是人的黄金时代，我不这样想，我觉得我现在比原来要好，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老杨很满意，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帮助她喜欢的小动物。 　　“其实我特别高兴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屈从于一个习惯的定式里面，而把目光转向自己。” 　　“多看自己，别老看别人” 　　“现在我还没有（从拉练中）完全缓过来，所以我没强迫自己开始锻炼身体。”老杨指着自己家中的健身器材笑称“有点心疼自己”。 　　不过同样是这个会心疼自己的女人，却很少问自己“我行吗”？“到现在我还没有因为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不做某些事，大不了失败，因为失败的结果也不是不可以承受。”或许正是这份豁达与看开，让老杨敢于尝试自己人生中的每一种可能，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 　　在海南工作期间，老杨有着令人艳羡的工作和生活，年纪轻轻就买了房子、车，但是这种物质化的生活并没有让她感觉到满足，“一开始我以为我喜欢这些，也在追求（物质），追求到一定程度却觉得挺空虚的，这些东西根本填满不了我的欲望。所以我离开海南来到了北京。”用老杨自己的话说北京是一个“含氧量”很足的城市，她可以看话剧、听音乐，可以接触到国内最顶级的演员，感受他们的艺术思想。 　　“我是不肯让自己不舒服的，只要有办法我就会逃离那个不舒服，为什么不呢？人一生其实挺短的，包括我们家猫也是，我不怎么约束它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父母的眼中，老杨现在的生活太“另类”了，不肯结婚，没有正式的工作，居无定所——虽然老杨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住上一段时间就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做的也许不太好，但是放开自己之后我比原来快乐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状态，人一旦知道自己天性被解放之后有多么舒服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在老杨看来，很多人觉得生活痛苦是因为一直被社会上固有的价值观框着，不去寻求改变。“我觉得你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就要投身于它，你不满意就应该去改变。有一些人会说，我都为了孩子、为了父母，或者说为了家庭，其实都是找理由，只是你在这个惯性里不想改变。” 　　生活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一说，这是老杨一贯的观点。很多人都会有自己所向往的生活，但是真正放下并不容易。“放不下是还没有找到放下的契机，不要逼着自己非要放下，每个人都不要对自己太不满意，就随着自己的心去走好了。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多看自己，别老看别人。” 在老杨的影响下，她身边的朋友也会开始检视自己并尝试一些改变，比如换个自己更喜欢的工作。 　　“我希望每一分钟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在宠物圈里，老杨小有名气，尽管在 2005 年她才有了第一只属于自己的猫。 　　“小时候喜欢，父母不让养，后来自己生活一直不安定，也没办法养，否则就是不负责任了。” 　　老杨在圈子里人气的最初来源是她为自己“儿子”杨家宝（一只折耳猫）开设的博客。“写博客是因为一次打赌。那时候宝子参加一个猫咪的比赛，我跟亲友团说如果大宝进入前三名我就给它开博客，结果它得了第一名，不得已就开了。” 　　这个博客却打开了老杨全新的生活圈子。通过博客老杨结识了很多猫友，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才真正开始知道有那么多人在救助小动物，慢慢的从老杨的博客中也开始出现救助、领养的信息。“这事儿也奇怪，我之前在北京的小区里从来没见过有流浪猫，自己开始养猫后每天出去都能看到流浪猫，就像专门来找我一样，不管它心里难受，管又实在管不过来。” 　　老杨不喜欢“宠物”这个称呼，感觉上小动物只是主人的附属物，她更喜欢称它们为伴侣动物。她一直是一个动保分子，但是此前却从未想过加入任何组织，“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就好，别跟自己过不去。”随着自己对动保认识的加深，她开始意识到在中国靠自己的力量一只一只的去救助动物效果微乎其微，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改变国人的理念做起。“人类其实也是动物，为什么现在人类觉得自己是在它们之上呢？我觉得要把这个平等的观念传递出去，然后才可以让受到伤害的动物数量逐渐减少。” 　　换做十年前，老杨或许并不会选择动保基金会的这份工作，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不仅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报酬。“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非常累也有着各种委屈，但是我却仍然觉得可以接受的工作状态。” 　　以前她也会为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比如升职加薪、赚钱旅游等，去忍受工作上的不愉快和疲劳，但是即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还是会觉得不情愿。“现在没有这种心理纠结，我觉得忍受这些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她的不纠结或许缘自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希望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现在老杨的生活简单而充实，与心爱的动物为伴，为保护它们尽自己的一份力，有心情的时候为媒体写写稿子。“其实人活着挺简单的，真的不需要太多物质的东西。相反原来工作的时候，物欲特别强烈，要买这个买那个，每天的衣服、包包都要不一样的。现在我的开销就是一天三顿饭，并不需要用很多钱。”  

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   http://www.digitimes.com.cn/newsite/businessnew/hyxw/630723.shtml 城市自然人 挣脱商业束缚的群生群像（上） 2012-10-13 21:42:00 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 / 刘扬   杨柳   张珂   佩爽    编辑·统筹 / 刘扬 石海芹   美编 / 何葆华   崔慧    摄影 / 车庆久   这是一个回归心灵的旅程。 　　“大隐隐于厨房，做什么菜看心情。”丽江花园有个小门面叫 77G ，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店主亲自掌勺，卖什么全视当天心情。他就是陈彼得，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一剪梅》的创作者。一度是他写歌给谁谁便走红。如今，他说：“一句话，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无论是从音乐教父变身厨师的陈彼得，还是从首席科学家到耕种有机蔬菜的北大化学博士吉云亮，再到从 IT 人转变成一个中医粉丝及从业者的李永明，以及获得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却又投身于有机农业的钟芳，他们都是通过所谓的“人生降级”，最终达到身心和人生价值的全面统一。 　　从“逃离大城市”到“ 35 岁恐慌”，《数字商业时代》一直在关注一系列因经济、社会变迁引发的人们精神层面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种影响一直在持续加深，更多的人开始感觉“困”在城市。 　　而在我们的持续观察中，有这样一群人进入了寻找的视野，他们是偶然发掘的采访对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是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出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市自然人。他们从一种被束缚的商业中“隐退”，开始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的商业人生。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 一场关乎内心的自然式革命 撰文 / 刘扬 　　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田园恬淡自在的生活，有时也是很多身处都市丛林人们所羡慕、向往的。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我跟很多朋友和同事讲过，如果几年之后一事无成，我把时间和金钱全赔了，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方茶桌后，李永明清啄一口新泡的雀舌后说。 　　做生意多年来，李永明也算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混过彩铃业，混过娱乐圈，见过最奢靡的，也见识过身体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抗。如今的李永明在经历了身心的全面休整后，重新出发，义无反顾。 　　李永明正在搭建一个全方位的中医平台，让人们通过课堂、网络的方式有机会了解中医、书法等经典体系，并希望从中启迪人们的智慧。这被李永明誉为可以终身奋斗无怨无悔的事业。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都经历过像李永明那样从物质主义到精神至上的过程，但是“想明白了”之后，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往往会与之前的有所相悖，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做有机食品的人，同时耕耘两块地——心地和土地。为什么做有机食品要有转化期？不仅是土地的转化期，也是心地的转化期。你要在三年之内培养出自己的心地，要从一个非有机的心态，转化为有机的心态。只有这样，这件事才能做下去。”吉云亮说，“我不光是在养地，我还在养我自己。最后会怎么样？你会喜欢你的土地，你会躺上去享受这块土地。”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城市里照样有自然人，自然人不是说自然的外表，而是自然的心，追求自然的精神，这个题目是城市的一种反思，对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信仰的一种反思。”当归中医学堂李永明说。   　　寻找心灵的安实归属 　　多年前，李永明曾是红遍中国的彩铃行业从业者中的一员，这是一项生意属性大过企业属性的业务，而且要经常和运营商以及娱乐圈相处。那时候李的业务已经相当广泛了，知名的唱片公司中，除了华纳都和他的公司签约合作，一年要支付的版权费就要几千万。 　　所以，李永明的生活是和娱乐圈同步的。一个星期不去酒吧 K 歌都不正常，每周至少吃两次鲍鱼，要么就是同样昂贵的其他海鲜，而且还要喝好酒。请客吃饭一顿饭不花掉万八千都不好意思。 　　虽然公司规模比现在大十余倍，但是李永明并不快乐，并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亚健康症状。直到他接触了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也决心投身这个行业。同样要混在圈子，但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几天李永明和一位著名的中医吃饭，对方请客，两人一人吃一碗面，点两个凉菜，人均就是三五十块钱。晚上八点以后约中医行业里的人见面都约不到了，因为他们要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一次，李约中医名家徐文兵吃晚饭，未果，因为徐老师说：“晚饭耗不掉，我不来，中午可以。” 　　和李永明有异曲同工之处，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也在自己 60 余岁时开辟了新的战场。位于广州市郊的丽江花园是一座宁静的社区，陈彼得在一栋居民楼下不太醒目的角落，租下了 12 平方米的门面，开了一家叫 77G 的快餐店。他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看上去不是太协调的组合，全视店主人当天的心情而定。在娱乐圈混迹的时候，他的抑郁症已经相当严重。去看医生时，他觉得医生也是疯子。最终他靠游山玩水，走回大自然，吃自然食物，甚至偶尔断食，让自己清零，成功对付了自己的抑郁症。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人们对于人生选择的改变，跟他如何来思考他的生活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这样解读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城市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运作的模式，其实是让人们怎么更好的、比较容易和方便的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消费实际就是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产物，是企业获得利润的空间所必然推动的，这种推动奴役了人们的思维。 　　人们是被这种消费主义绑架、追寻社会价值观所认同的东西，还是更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是鉴定是否属于“城市自然人”的重要分割点。目前身为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的钟芳，是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回国后投身有机农业。她认为，“消费文化就是让人去满足一时的欲望，然后再创造新的欲望，然后再满足的过程。”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摩托罗拉就可以了，后来有了诺基亚，再后来我们有了苹果，还不够，还要有 ipad ，而且拥有了之后就抛弃以前的。 　　“中国这种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消费文化也畸形地盛行着，人们活得太慌张了，但是我买那么多东西干吗？”钟芳反问道。 　　胡泳认为，西方的社会变迁中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在大规模的变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随波逐流，不由自主的，不允许你去思考，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只能是跟着走。 　　几年前从北大刚刚博士毕业时，钟芳的大部分同学都会遵循社会价值观评判标准来给自己安排一个看得到的前程。这个群体中哪怕有人想要稍微试图去挣脱一下，都是很难的。在钟芳自己的理解里，“城市自然人”是没有束缚、无边无际的，并且是容纳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她选择冲破“牢笼”，获取精神自由。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总觉得得做自己心安理得的事，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所以李永明放弃了可以创造更多收入的行业，而选择在中医行业奋斗一生。他的经营理念是，做好品质，建立口碑、信任是企业的主产品，利润是辅产品，“如果把利润当成主产品来做，最后迟早会摔倒。”   　　按照自然规律运营企业 　　城市自然人不是归隐，而是用更好的方式创造价值。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将贪婪和欲望发挥到极致。各种创业大赛都在讲商业模式、讲资本、讲冒险、讲斗志，把创业打造出一种特别血腥、悲壮的感觉。李永明说，反过来想想，你是否喜欢你的工作，是否喜欢自己的产品，回归到自然状态，可能更容易成功。 　　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后，他们也在用更自然的心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对有机农业这一行业来说显得更为适用而且珍贵。吉云亮说，有机农业的操作规程的前三条里，鼓励的就是间作轮作，比如一小片圆白菜地旁边要种些别的蔬菜，隔着才能再种圆白菜，如果有虫害至少可以保住另外一块。在吉云亮的德润屋从来没有因病虫害严重而导致大面积的损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耕作者并不怎么用这种方式，而是使用杀虫剂。 　　分享土地和事物给虫子，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吉云亮总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长的每一片叶子能全部卖掉吗？卖的时候也总要扒下来一两片吧，不要想着什么都能卖掉，那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分享。种一块地，比如预计有 100 斤，出 70 斤就够了。 　　因为德润屋的良心耕种，现在很多人都想买这里出品的蔬菜，德润屋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更有很多人捧着土地想邀请吉云亮他们去耕种。但是对吉云亮来说，他不想给大家压力，“我做有机农业本来就是要将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不希望有压力，每天平稳的工作我觉得就够了。”在德润屋工作的员工都很持久，多的有四五年。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总觉得得做自己心安理得的事，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近几年李永明也曾有很多做更大生意的机会，但他从中得不到快乐和踏实，于是他坚决地放弃了。对于目前他所愿意奋斗一生的中医行业，他的经营理念是，帮大家来选择正确的东西，你最后赚的钱都是辅产品，如果把利润当成主产品来做，最后迟早会摔倒，“怎么可能建百年，十年都活不下去，而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必须要十年以上的积累，一代人的积累。” 他的信念正在形成一个正能量圈。李永明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他共事，除了现有的当归中医学堂。他们还将开设中医诊所，很多中医名家听说都主动表示会支持他，现在诊所还没开，已经确定有二十个老师愿意出诊，而且没有一个拒绝他。李永明看过一篇文章，关于“快”和“慢”，“现在接触中医这个行业之后，我更加理解什么叫快，什么叫慢，在一定程度上慢本身就是快。”   城市化与幸福感 城市化与田园生活的二律悖反 一方面，城市扩容为密集的人口增加了容积率，使“蜗居”者有“宜居”可卧；另一方面，扩容造成了人口拥挤，使消费残余后的大量垃圾日益严重。再一方面，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拥堵的交通及汽车尾气，让人愈加怀念曾经的天空。   在未来短短二十年内，中国将拥有 44 个大规模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将承载超过 4000 万的人口。谁将会住在那里呢？答案显而易见——从郊区移民而来的群众   　住房已成为我国城市就业的普通工薪阶层最大的负担和压力，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注：人均 GDP 来源于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东京都房价根据日本国土交通厅《房地价调查公告· 2008 》计算；韩国房价及月收入来源于《韩国国民银行 2010 年速报》；北京、上海的房价为 2010 年 12 月数据，来源于安居客。 100 韩元 =0.5871 元人民币、 100 日元 =8.01 元人民币（ 2011.3.14 ）   近几十年来，英国在工业化革命后首次经历城市向农村的大规模人口转移，数量远超过从农村迁向城市的人口。目前英格兰有 28.5% 的人生活在农村，迁入乡村人口比迁出者多 35 万人以上。   中国城市化率增长趋势 （单位： % ） 过去的 20 年中，英国每年有 11.5 万人由城市迁往农村，农村人口增长了 13.7% 。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享受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喝一杯自己挤的羊奶，成为当代很多英国人的理想。   与慢节奏共振 嫁接自然与商业的通路 撰文 / 蔡佩爽 　　上班的日子，生活似乎每天都在重复。在丽江，他按照自然缓慢的速度，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去留意世界的神奇，去享受生活的美妙。 自然人档案 　　姓名：李辉 　　城市人特质：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追求慵懒闲适的生活状态，叫人如何不纠结？不适应北京的快，就去慢一点的厦门；厦门一天天变快，就去更慢的丽江。重要的是，发现自己不适应的时候，就立刻改变。 　　城市人职业：网络策划 　　改变原因：为人懒散，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丽江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自然人特质：了解理想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找到通往理想的路。把商业经营融入自然生活，享受慵懒闲散的同时，不为生存忧虑；把全家人忽悠到丽江一起开店，让落户丽江的理想成为可能。 　　自然人职业：老板，在丽江经营十几家客栈。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然与商业之间找到通路，当你选择来丽江的时候，幻想着世外桃源、不问世事，逃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很难生存下去，一家客栈的留言本上，写着老板的一句话：逃避现实，我来到这；面对现实，我留在这。 　　 80 后惯有的压力，在 1983 年出生的李辉身上几乎一个也找不到。就业、车贷、房贷、情感、婚姻……所有生活必然要面对的选择和困惑，都被丽江的一米阳光晒化了。 　　有人把去了丽江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停下来不走，成了我们在时尚杂志上常看到的小有情调的小酒吧小客栈的老板。另一种是用数码相机把风光和少数民族少女拍成明信片后，继续回到石屎森林做大小白领。李辉属于前者，毕业后从江西到北京谋职，只待了几个月就因为性子太慢不能适应北京的快节奏，辞职去了厦门一家网络公司做策划，“ 2005 、 2006 年的时候网络策划竞争一点都不激烈，厦门本身又是一个节奏很慢的城市，那种生活挺适合我的。但是从 2007 年开始工作越来越忙，做网络策划的人越来越多，我就花了整整 3 个月的时间去旅行。” 　　丽江是他路过的一站，高原上通透的阳光空气，一年不败的艳丽花朵，青石上踱着步子的舒缓节奏，让他看到了懒人生活的绝佳状态，他不但决定自己留下来，还说服家人和他一起创业。“当时在丽江开客栈的成本并不高，转让费十几万，现在翻了几倍，没有 50 万下不来。”李辉介绍。 5 年里，他已经有了丽江净地、泡沫之夏、阿丽丽等十几家客栈，最近还在忙着装修新客栈，算得上个体经营里的“大老板”。 　　即便如此，李辉的大部分时光也和白领们向往的一样，晒太阳，喝茶，吹牛（云南方言：聊天），发呆。家人分担了他的经营压力，“全家有七八个人在丽江，算上员工一共有 30 人。每个客栈客房数在 10 间左右，有一两个人看店就足够了。” 　　所谓的“看店”，与标准化的酒店又有很大区别。丽江客栈的特点是小而精，人情味儿浓厚，入住的时光里，游客和店主能很快像朋友般相处，在院子里和游客喝茶聊天，听听不同角落的故事，也是乐事一桩。 　　如果是独立经营，整个人就被绑在客栈，但李辉的自由度比较高，淡季的时候把客栈交给员工打理，全家人出去旅行，每年他们的旅行时间都要超过一个月。丽江，不仅是李辉，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方式。 　　“丽江的精华就在懒，大理的古城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大理人太勤快，总想把所有事都自己做了。丽江人不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房子租出去，太阳底下睡睡大觉。”李辉说，“想快、想干活的时候你也可以快。”现在他似乎和这种慢节奏形成了共振，快慢得宜，掌控自如。 　　问他，会不会因为想念城市的繁华回到过去的生活？李辉十分坚定：“再让我回到原来的打工生活是不可能了，这辈子都不会再上班了。”上班的日子，生活似乎每天都在重复。在丽江，他按照自然缓慢的速度，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去留意世界的神奇，去享受生活的美妙。 　　像李辉一样能做到全家扎根在丽江的外地人并不多，一个北京的女孩儿在刚刚到丽江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万一马失前蹄，半途夭折；万一经营不善，乏人问津；万一面对重重困难，胆怯懦弱；万一为了逃离现在的生活去了远方，结果在远方生活太久却发现生活在远方本身又变成了自己想要逃离的生活，到头来却发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这其实是所有对丽江跃跃欲试的年轻人都在面对的考验。和李辉相邻的一家客栈，曾经迎来一个昆明的店主，签完合同后，他在院子里坐了两天都没有迎来一个客人，自觉无聊，就迅速回到了昆明。出于一时冲动，并不对持续经营做深入考虑的人有许多，导致丽江客栈的转手率特别高，同一个院落，今年的老板姓王，明年可能就换成了姓张的老板。 　　小小的丽江古城散布着将近两千家客栈，除了五一、国庆能客满之外，大部分时间客栈的入住率维持在 60% 左右，市场规模有限、同质化竞争严重等客观因素，加上不懂经营等个人条件，许多客栈并不赚钱甚至是在赔钱。穿梭在巷子里，总能看到许多转让信息，李辉说：“离开的人，都会说同样一句话：‘就当来丽江玩儿一段时间。’” 　　还有一些人因为抛不开对城市生活的眷恋而离开，特别是已经成家的人，在迎来孩子读书的问题时，大多会选择回到城市。李辉不以为然，“大城市的教育好，不过是硬件好，但城市里文化精神的污染更多，小孩从两三岁开始看电视、玩游戏，什么都学会了，这样算是好吗？现在小孩的教育问题不是‘好一点’，而是‘少一点’，教育过度把孩子弄得太累。在相对落后的地方，没有工厂，没有污染，不用天天呼吸汽车尾气，小孩更加健康、淳朴。懂事之后怎么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喜欢快，就回去大城市。”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然与商业之间找到通路，当你选择来丽江的时候，幻想着世外桃源、不问世事，逃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很难生存下去，李辉说：“开店是最贴地气的活儿，除了每个客栈都有的设施，你要想自己的特色。每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要淳朴自然，又要保证能赚钱。这不现实吗？”一家客栈的留言本上，写着老板的一句话：逃避现实，我来到这；面对现实，我留在这。  

执政是一门科学，网络问政事实上也是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的一个表现 http://wen.nfdaily.cn/content/2012-11/06/content_57576875.htm 网 络问 政也是政府 转 型的表 现 发 布 时间 ： 2012-11-06 00:41     来源 ： 南方日 报 – 南网        南北连线 南方问政记者 戎飞腾 李秀婷 网友通过网络对身边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并与不同意见者进行观点交锋，而这些被记录在案并成为决策参考；网友通过网络，向你所在区域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问题，由代表委员将声音带到 “ 两会 ” 会场 …… 这一切，确实已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昨日，南方日报记者邀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南一北两位专家，分别从公共决策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对未来网络问政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微博非理性声音也需我们倾听 南方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微博的本质是社交属性而非问政属性，因此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让它回复常态。您如何看待微博的问政属性？ 胡泳：让微博回复常态的说法是对的，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也可以说网络问政的目的就是让民众不需要通过 “ 网络一线天 ” 表达诉求。 但是， “ 还微博社交本质 ” 是一个不存在的命题，因为微博本身并没有人规定它应当是问政工具还是社交工具。只能说，在国外，目前它更多地被当成社交工具。而在中国，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领域议程设置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要让网民重新把微博仅仅当成八卦工具是不大可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现阶段还必须重视微博，线上问政与线下问政双管齐下，才能解决问题。 郭巍青：我们在微博上谈论一个政策，就是问政。这是自发的，无法预测的，也不是策划的，而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政府如何去面对处理好这一块是网络问政重要的一个方面。 微博平台上的讨论，大部分是跟随着事件走，我们不能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围观的人越多，圈子就越大。 如果你关注它研究它，你就必须要接触它了解它。我作为研究者的一点体会是，你没有在网络上被骂过、摸爬滚打过，是不会真正懂网络的。 南方日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网络上一些非理性的声音？ 郭巍青：在公众当中，有一条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光谱。确实有人比较非理性，认为越非理性，声音可能就越能够放大。非理性的声音有没有积极作用呢？也不好说。比如，某人最先出来揭发一个官员有多少套房多少块手表的时候，最初一看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到后来发现是真的，非理性的声音作用还是有的。 我感觉当下舆论的态势很难改变，你跟一些网友说不要这样非理性，他们可能都不会听，大家都是自己说自己的话，至于最后这些人是怎么形成合力，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胡泳：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但是如果政府以倾听者的姿态来对待网民的话，是不会把 “ 网民 ” 看作 “ 刁民 ” 的。 如果有所谓的 “ 刁民 ” ，反映出来的是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监管上存在漏洞。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培育中间社会组织，培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彼此信任，非常重要。 问政建议广东先行做问政评价指标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这 5 年来广东在网络问政方面的表现？ 胡泳：广东是网络问政的发源地。 @ 平安肇庆是最早的政务微博之一，起了先导作用，也形成了公安微博群。党政一把手与网民的互动也比较多，跟政府提意见的网民在全国来讲也比较活跃，产生的好案例非常多。尤其在网络问政制度化方面，提得比较早，广东在这方面领先于全国。 执政是一门科学，网络问政事实上也是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的一个表现。 郭巍青：总的来说，广东这 5 年是真心想推动网络问政的。网友对网络问政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政府在言论和态度上也有所转变 —— 变得更关心公众对自己的行为如何评价。 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希望通过网络听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设置一个平台让人们把问题反映进去，然后要求各部门要看、要回应，要做些什么工作，是有些作为的。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执行一项政策就会做出一套东西来。那么评价这套政策是否有效是需要一些指标的，就是政府想通过网络问政来达到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比如，经过五年，是不是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是不是更加顺畅？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是否变高了？或者社会更加稳定了？我建议广东要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查，得出相关的数据，会更有说服力。 建议网络问政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南方日报：能否对网络问政的发展提一些建议？ 郭巍青：我比较希望政府能够引导一些议题，让大家来讨论，使得大家讨论的意见变成决策时的重要依据。 但这需要制度性的建设和保障。比如，政府可以大大方方做一个议题出来，建立一个良性的充分讨论的制度。比如说我手头有 200 亿，准备造一个广州医疗城，如何如何有利，然后依据大家的意见来看怎么做比较好。 政府需要发起一些类似这样的讨论，真的看得到有一些意见是比较集中的，可以占上风，形成一个正反馈，这样，公众才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有用的。 我很愿意推动政府朝着这方向去走。这也需要顶层设计，就是政府真的愿意这样来改造整个决策的流程。不一定要很大的政策，你可以把问题通过放权，放到一些基层层面、社区层面。还可以在贴近老百姓的议题上配上公共投资来讨论，激起人们讨论的兴趣。 胡泳：如今的网络问政仍处于第一个阶段。倾听民众呼声，并不完全是政府官员的问题，很大一个程度上，还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 在微博上看看老百姓说什么，这只是浅层次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性的办法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用网络听取民意确立下来。每年 “ 两会 ” 前，由网民向代表委员提建议，代表委员再将民意转化为对政府的评价。 第二个阶段才是政府方面，首先要转变一把手观念，把网络当成改善治理的重要渠道，由一把手带头，上行下效，并将网络问政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效果。 统筹：胡念飞 蓝云 执行：钟健 戎飞腾 徐滔  

谁 生 厉 阶 ， 至今 为 梗   胡泳   治国如治水，因而“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而不是治水方法之争   北大乐 黛云教授回忆汤用彤先生，讲过这样一件往事 ： 1957 年初 ， 汤 老先生有一次提到 《 诗经 》 中的一句 诗 ： “ 谁 生 厉 阶 ， 至今 为 梗 ” 。 她不知道是 哪 几个字 ， 更不知道是什 么 意思 。 汤先生很 惊 讶 ， 说 你 《 诗经 》 都没看 过 一遍 ， 连 《 诗经 》 里面 这 两 句最普通的 话 都不知道 ， 还 算是中文系 毕业 的 ？ 乐黛云答是没看 过 ， 上学的 时 候成天 搞运 动 ， 而且她是 搞 现 代文学的 ， 老 师 没教 过这 个 课 。 后来汤先生解 释 ， “ 厉 阶 ” 即 “ 祸 端 ” ， “ 梗 ” 是 “ 灾 害 ” 。 这 句 诗 出自 《 诗经 · 桑柔 》， 全 诗 的意思是哀 叹 周 厉 王昏庸暴虐 ， 任用非人 ， 人民痛苦 ， 国家将亡 。 乐教授说：“ 这 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 ， 从此我就很 发奋 ， 开 始背 诵 《 诗经 》。 那 时 我已 经 在中文系做秘 书 和教 师 ， 经 常要 开 会 ， 我就一 边为 会 议 做 记录 ， 一 边 在 纸页 的 边 上默写 《 诗经 》。 后来我当右派了 ， 被送去 农 村 劳动 改造 ， 经 常一个人在山野放猪 ， 我就背 诵 《 诗经 》。 ” 《桑柔》里所哀叹的周厉王，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左传》称厉王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左传 · 昭公二十六年》）。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大臣召穆公劝厉王说：“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结果却是“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 · 周语上》）。接下来《周语》记载了一段后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乃流王于彘”，其实是发生了平民暴动。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大臣 周定公 、召穆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 成为千古名言。阻止人民开展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召公谏厉王止谤”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统治者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与此同时，反对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只是，流放厉王这样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太少了。 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篇》）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第一个可怕的梦魇。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伽美什》，又如希伯来名著《旧约·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同这些古老民族一样，我们的先民在洪水面前也是战战兢兢、恐惧万分。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蓲萌于夏禹之时。”（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9 页）。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历史的起点”（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9 页）。 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上古的大洪水留给中国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洪水来了一味去堵是没有用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令 “ 疏 ” 成为理想的治水 “ 范式 ” ，并衍化为一种带有 “ 开明专制 ” 色彩的社会政治隐喻。水就这样与善治发生了关系。治国如治水，因而“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而不是治水方法之争。 “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其所。”（陆贾《新语•道基》）大禹以疏导方法引水，九州方平。《孟子•滕文公下》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日：‘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即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由此可见，在古人的文献中，洪水最重要的特征，要么是没有任何流通渠道，要么不因循渠道而流，因而危害四方。禹之疏导方略，乃是挖河筑堤，引水循着渠道有序的流动，文明世界由此诞生。王人博先生说，“前禹时代” 的水肆意横流便是“蛮荒”时代的隐喻，而由于禹的努力，水“循道而行”，天下的秩序得以建立，“水” 之“治”成了中华文明始基的本喻。 卡尔 ·A. 魏特夫写《东方专制主义 —— 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中国的治水经济（治水社会）造就了制度的选择，“正是治水经济的管理特性和政治化状态，使治水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自由放任社会有了明显不同的特征。”他总结归纳出治水经济的三大特点：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强化的耕作、大规模的合作。他特别指出治水社会的分工特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事情，因为治水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对治水国家的管理者的作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造成国家比社会强大。“治水社会的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伟大的组织者、伟大的档案保管者。他们的管理能力与其对臣民的官僚式控制紧密相关，治水的工作既精致微妙，又领导有力。”最后，魏特夫归纳道：“治水专制主义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 http://www.fortunechina.com/column/c/2012-10/16/content_121507.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023/c1001-19361288.html 网络织就“人民满意政府” 2012年10月23日16:44      来源： 人民网   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10月19日正式上线，63%的事项可实现网上办理。透过网上办事大厅，群众办事依据公开、办事流程公开，还能和办事单位实现双向互动，监督评议办事绩效，不满意的更可投诉。一网铺开，“人民满意政府”渐行渐近。 此时，距离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首次触网给网民拜年已历5年。从书记、省长邀网民会面“拍砖”到13常委齐齐与网友见面，从每年定期举办“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到网上信访大厅开通运行，从15厅局正式设立“网络发言人”到开通2000个新浪“政务微博”，从惠州、河源等党政一把手主动“网罗”民意到全省21个地市主要负责人“赶考”网络……在不久前广东举办的以“网络参政问政制度化”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上，记者获悉，顺应信息化大潮，网络问政5年一大步，在广东越扎越深、越走越稳，逐渐成为政府施政为民的制度化、规范化工具。 放眼北望，网络问政又岂是“风景这边独好”？湖北咸宁回应网友“美女县长8年7次提拔6次破格”传闻，及时公开理据十足的“升迁明细账”，提升了党政部门公信力；江苏苏州对微博爆料的疑似“裸女”外观座椅及时澄清，并立刻移走到合适地点摆放，显示了对网络民意的充分尊重；河南法院官方微博网上集中接访当事人，群众坐在家里电脑前就能表达诉求、反映案件、解决纠纷，免受奔波劳顿之苦……网络参政问政在全国遍地开花。 因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再不光是政府一家的事，更需要民众发力，官民共建。而小小的网线，一头连着“江湖之远”，一头通向“庙堂之高”，逐渐成为了解民情、凝聚民心、广纳民智并化为政府施政内容的制度化、规范化通途；小小的网线，吸纳网络民意的千万缕“丝线”，织就“人民满意政府”的“壮锦”，日益不可或缺。 “人民满意政府”：呼唤网络问政制度化 今年8月，广东东江之畔的客家城市惠州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并排名第三。这个经济不算发达、人均收入不算高、街道不算豪华的城市，却已是第三次入选“幸福排行榜”前十。与此同时，惠州也是开展网络问政最早的城市之一，市委书记黄业斌率先开了个人实名微博，“惠民在线”论坛、综合信息平台和《惠民在线信息摘报》等网络问政平台办结了10.4万件网民信件中的96.3%。放在一起思考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两件事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这实际上是“情理之中”的。他分析，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人民满意度、幸福感的源泉。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时代扑面而来，公共服务日益不是政府单向的、一厢情愿的行为，而必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应人民的诉求而产生，纳人民的智慧而提升，受人民的抱怨而修正。“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就来自政府跟社会之间的互动。社会上没有这样的参与的积极性，也没有一个让社会参与的压力机制，我想任何政府都会懒惰下去，松懈下去。”而网络，就是当今政民互动的绝佳渠道和平台。 的确，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就拿出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网民已经超过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超越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平均每个网民每天上网时间已经超过2.84小时，大多数人接触互联网的平均时间已经超过电视和报刊。广东有1亿人口，其中有6300多万网民，居国内首位，网络普及率高达60.4%。据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统计，截止今年8月底，该平台总帖数达58万余条，其中“建言谋策类”占近36万条，比例高达61%。 网络的飞速发展，网民的持续增长，像源源不绝的动力，推动着网络问政的发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张东明回忆，2010年广东举办第一届网络问政研讨会时，微博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今天很多人已经成了“微博控”，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 网络民意的膨胀、参与热情的高涨，逼催着网络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只要民意落地生根，幸福就能加倍提升。”本着这样的理念，惠州坚持构建“不回避、不忽悠、不作秀”和“真问互信，真听实干”的网络问政长效机制。黄业斌说，网络问政必须从过去锦上贴花的状态，转变为制度的刚性作用，把倒逼压力转为工作动力，以实际成效保障深入持久开展。“我们建立了‘红黄绿’灯限时办结制和网民评议制度：对5个工作日内回复并于15个工作日内办结网民问题的，亮绿灯；已回复办理中，但超过5个工作日内未办结的，亮黄灯；15个工作日内未办结且未申请延期办理的，亮红灯，在考核时作为超时回复进行计分。我们严格网络问政问责制，对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较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该单位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我们制订网络问政考核体系，推动网络问政考核与‘科学发展好班子’、‘万众评公务’、‘行风评议’等考核有效对接，促进网络问政融入各级各部门日常工作。 4年多的制度构建，保障了惠州对网民诉求的“两个百分之百”（即100%交办落实、100%回复办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群众相信“上访不如上网，信访不如网访”，惠州的上访量因而在广东省连续多年最少。网络问政制度化的压力之下，收获的是政府执政稳定、威信提升和人民生活幸福、对政府满意拥护的“双赢”局面。 今年6月，广东省信息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吸引了众多网络旁观者。全省21个地市的书记、市长按照要求发邮件、看微博、上QQ、回复网友问题，进行视频对话，现场还有省领导巡考察看书记市长的“应试表现”。这在全国也是领先创新的行动，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信息化技能是今天党政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执政素质。制度化趋势下，惠州、深圳、韶关、云浮、汕尾、河源等市主要负责人和省直有关部门纷纷站到了网络的前沿，定期与网友在线交流，现场解决网友提出的问题；而全国各地也一下子涌现出大量政务微博。“网络从传播信息的平台，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在追求每一个人幸福感的同时，绕不过这样的程序。”郑永年说。 网络问政制度化：需要开明的政府、理性的网民 7月，广东有网友通过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反映阳江22岁女孩胡美韶因患骨癌致贫，呼吁建立重大疾病救助机制，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要求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办法，多渠道予以帮助。随后，美韶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爱下病情好转。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2年前汪洋批示代课教师龙剑的“血帖”，两件事似曾相识。 “如今的广东，网络问政的环境、水平，与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卓笑着直摇头：“随着每年两次网友反映问题日常交办机制、每年两次网上在线接访会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制度性回复留言帖等举措，广东已逐渐建立起常态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政府与网友的良性互动不断完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他信手拈来几例：经省长朱小丹批准，从2011年起，省政府门户网站“直播访谈”栏目推出系列化、制度化的网上访谈，定期安排有关部门负责人与网友互动交流；今年5月起，每两个月有一名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参与网上视频接访；从2009年6月起至今已举办了七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共交办84个事项，为群众办实事450多件；2010年5月，省公安厅与各市公安局的“广东公安微博群”亮相；今年5月4日，首个全省政务微博平台@广东发布在腾讯网上线，及时发布信息，回应质疑……“这仅仅是广东网络问政的一些缩影，它所体现的力量，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南方民间智库”发起人之一、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认为，广东网络问政的兴起，有着更“顶层”的原因——“广东在网络民主上得以先行一步，与主政者的执政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如他所言，今年5月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积极开展网络问政”，“推进网络参政问政制度化”，更被写进大会报告中。 2011年7月11日，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开幕的当天，一封题为《城市之“基”，转向何方》的公民来信，作为临时添加的额外会议材料发到了与会人员手中。这封公民来信的作者是广州市天河区普通群众杨馥铭，他“声音”从“潜水”到被“打捞”到省委全会上，只经历了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汪洋认为，杨馥铭的这份建议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建设的主体，他们中蕴藏着极大的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我们搞好社会建设的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资源。 的确，网络问政的制度化，需要开明的官员，更需要理性的网民，需要建设性的网络文化，才能把更多网络力量转变成“正能量”。中宣部舆情信息局网络舆情处研究员张鸫认为，网络问政联系两头，一头是党和政府，一头是人民群众，党政机构需要更好地公开信息，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汇集民智。群众则要向有关方面问政策、问政事，甚至问责任，以便更好地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杨馥铭的感触是：“执政者要善待民意，惊喜藏在民间。” 9月那场蔓延全国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各地群众基本保持了理性抗议，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极少数不法行为也得到了及时制止和严厉惩处。人们再次见识了网络的力量和中国网民的理性。中央电视台女主播张泉灵希望民众“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知名网友作业本在表示“抵制日货”的同时呼吁：“不损坏不伤害同胞手里的任何日货。不摔同胞手里的相机，不砸街上的日本车，不烧市面上的漫画书…我们有各自抵制的义务，但没有彼此损坏的权利。”教授@浙大应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指出：“长沙、西安、青岛等地的非理性情绪正在腐蚀着我们的爱国情怀。不要再让我们心怀愤懑的国民再流泪了；不要再让亲者痛，仇者快。爱同胞是最大的爱国！”……在微博上，不同社会背景的网友发起呼吁，抵制打砸烧等不法行为。 网络为工具，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使用对象，还在于使用的方式。“只要心里装着人民，只要真心信任人民，只要学会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只要学会利用新技术手段促使工作更高效，人民回报于你的必定是善意、理性和积极。”黄业斌说。 在道德缺失、价值迷惘现象并不鲜见的社会状态中，网络中需要更多“向上的力量”和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认为，应通过引导培育网络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光靠政府的力量，对于网络行为的规范可以说是很软性的，即使是法律法规，也不能硬性地束缚网民的行为，而且管理监督常常是滞后的。”所以，需要让虚拟社会本身形成自律性规则，这样自我约束比政府国家约束要来得及时快速。 走向“深问”模式：呼唤“问计于民”的问责制 今年6月21日，广州市城管局公布的2010年“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达114万元。计算可得，该局20人次出国平均费用达到每人次5.7万元，遭广泛质疑：“外国又没城管，出国能考察到什么？”。此后，知名网友“厦门浪”在网上每日一问，质疑114万元出国费用的支出效用。而广州城管部门则一直采取“龟缩不出”的无视态度。直到连续追问第49天，才勉强开金口，以草草500字公布其出国考察报告。 “公开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就是为了让民众去监督。网友的要求应当受到尊重、回应，对这种监督如果不理睬，不回应，不作为，那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公开的本意，最后，将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伤害。”对此，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麦尚文认为，政府部门面对网友提问的做法不可取。他进一步指出，此次“追问”事件或将撬动广东，乃至全国网络问政产生一种新的走向，——政府在面对执拗，甚至“凶猛”的追问时，将由之前流于形式化的通过网络发言平台的“问答”，转向“深问”模式，“这将在制度层面更加考验政府智慧”。 无独有偶，国庆长假后，有媒体记者在对武汉青山区国税局办税大厅暗访时发现：上班期间，有2名工作人员在玩手机，还有1人在玩Ipad。报道刊发后，武汉市国税局发函作出回复说，已经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问责处理，并且做出了深刻反思。但当人们要求出示问责处理文件时，该局办公室主任却说：“这个事情反正也不大，领导说了，再不作回应了。” 人民网原总裁何加正坦言，“很多地方政府的网络问政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其实，网络问政是政务公开成本最少的一种方式，是风险最低的改革的尝试。网络问政是民众参与政治互动的演习，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手段。”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也认为，目前的微博问政还处于初级阶段，与老百姓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很多地方政府在面对网络时显得笨手笨脚，经常成为社会批评的焦点。 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老百姓，变成“老白信，老不信”。分析这一现状时，施雪华一语道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网络参政议政多数被看成是国家管理社会或者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利于我的就做，不利于我的就不做；涉及到政策层面的就有兴趣，涉及到社会就没有兴趣。“网络参政议政要从统治和管理向服务和治理的方向发展，把它当成服务于社会的手段，当成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相互协作平等治理的手段。这个过程不是几年就能做成的，是与政府的转型同步的。” 周瑞金表示，当前，需要通过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建设，提高网络问政参政水平。一是党政干部要提高媒介素养，能够和民众一起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建设民主政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形成一系列有关的制度，保证网络问政的经常化、程序化，能够使网络问政参政保证质量；三是制定一系列必要的法律法规，使网络问政参政走向法制化，不随着领导人的更换，不受领导人素质的影响，能够使网络问政依法进行，取得有效的成果；四是培养一批网络领袖，让网络领袖发挥网络问政参政当中的中坚骨干作用，这样可以提升广大网民参政问政的水平。 围绕这样的要求，包括人民网在内的8个网络机构在第三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上许下“6+2惠州共识”，承诺共同致力于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共同打造创新型、服务型、阳光型平台，践行社会责任，创造网上幸福家园；并公认党委政府是网络问政的重要推动力。 显然，光有倡议还不够，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政府无视网络上的民意是否要承担责任，我国目前尚未对此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网络问政是问计于民。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提出，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最终的结果应该导向责任制或问责制。变临时性补救为常规性制度创新，从应急管理的层面深入到制度改革的层面。”（贺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