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孤独的人都是不会独处的人   胡泳 信息喂养我们，他人启发我们，实践会改善我们的表现，然而我们仍然需要静悄悄的时光，想清事情，发掘原创性的答案，同新的发现一起浮现   孤独感与虚拟生活如影随形。早期互联网上著名的流行语“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固然道出了网络的自由性，但也暗示了屏幕的背后，其实有无数条“孤独的狗”。本杰明·巴伯使用的是另外的隐喻：他把虚拟生活比喻成一只只鸟栖身于鸟笼中，因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而陷入孤独。“不排除栖息在屏幕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孤独者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社区，依靠他们的指尖同互联网划定的新世界相联。但这种‘社区’里的政治还没有现身。”巴伯把互联网传播讥笑为“匿名的、从屏幕到屏幕的交往”。 巴伯的断言今天看来有些像笑柄。他低估了人们借助虚拟空间扩大交往的能力，也未能理解一种崭新的交往方式的诞生。他肯定不曾读过一个人的书：雪莉·特克尔。 网上的自我 “我把我的大脑分开。我这样做的时候越来越熟练。我能够看到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当我从屏幕上的一个窗口跳到另一个时，我的大脑会一部分一部分地开启。……现实生活不过是众多窗口里面的一个，而且它通常还不是最好的。”一个美国大学生如是说，他所流连的网络世界，为他提供了平行的身份和平行的生活。他在“网络泥巴”（ MUD ）游戏中扮演四种不同的角色：“我的大脑不停地开开闭闭。” 另一个玩家说：“你既是、又不是你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同时的事情。”还有一位说：“你是你假装是的那个人。” 以上是研究网上个人认同的先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在《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认同》（台译《虚拟化身》）中所描述的场景。对于 MUD 的玩家，特克尔除了在互联网上参与观察，还在真实生活之中长期访谈和追踪，率先触及了虚拟环境中的自我的多重性与断裂性问题。她发现，人们在这种环境中，获得了表达多种多样、往往是未曾开掘过的自我的层面的机会，他们把玩自己的身份，试验新的认同。 何谓认同？简而言之，自我认同就是对自我独特性的认识，一种把自我同环境区分开来的感觉。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其归结为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给出满意回答的能力。我们的认同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形成，但这种形成是一生的过程，始终对我们的生活构成挑战。在青少年这一发展阶段不能够形成认同感的人与实现了认同的人相比，较少自尊心。 埃里克森就自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心理社会性模型，和弗洛伊德一样，他假定人生的特定阶段会产生特定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那么个体就会顺利发展到下一阶段；如果未得到满足，那么发展就会停滞和倒退。但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些需要本质上是肉体的，而埃里克森更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把心理社会性发展分成八个阶段，个体在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个与之有关的重要冲突。但是，我们不应把这些阶段看成按严格的顺序进行。例如，埃里克森认为成人早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而如果一个人无法度过青春期的同一性危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失败，最后导致孤独。然而，在真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带着各种不足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能够完全完成那些“阶段”，他们就尽可能做好能做的事情。他们会利用手边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去获取他们所迷失的部分。 特克尔笔下的 MUD 为我们提供了戏剧性的例子，表明新技术怎样在个人的自我准备中发挥作用。 她说：“我发现网络空间的体验，即在各种网络语境下扮演自我——在多个窗口中，也许甚至是在同一时间内——的体验，构成了一种思考自我的具体化的方式，不是把自我看成单一的，而是把它看成多重的。它表明只有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幻觉……我们能够维持一个自我，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在各种自我状态间流畅地转移。以这种自我观来看，心理健康不等于实现一种单一状态，而是有能力自如转换许多状态，并在状态的转换空间内反思我们的诸多自我（ our-selves ）。屏幕上的生活为这种心理实践提供了崭新的语境。一个人有了评论自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新空间。所以，网络空间的体验鼓励我们去发现和找到一种新的谈论多重自我的方式，并不再把建构单一自我、而是把处理多重自我归于心理健康的话题。” 特克尔相信互联网提供了温暖、安全、理解和空间（这很像一种心理治疗的体验），也可能创造一种环境使过去的某些因素得以改写。这样，网上的认同能够帮助个人实现心理的成熟。   独处与孤独   在这里，特克尔赞扬虚拟生活带来的人们探索多重自我的可能性，并暗示这或许是克服孤独的一种办法。《屏幕上的生活》初版于 1995 年，十几年之后，她似乎对虚拟生活与孤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 2011 年，特克尔出版了新书《一起孤独：为什么我们更期待科技而不是彼此？》，显出了她自己的矛盾心理。她一方面赞赏科技，另一方面又觉得对科技的过度使用，重新建构了我们的亲密关系。在一个“永远在线”的环境中，世界转得越来越快，人们惶惑于一种感觉：我甚至都无法跟上我自己的生活。在信息的数量与速度都令人目眩以后，你开始注意到，人们提问时希望得到便捷的回答，你自己也开始提出可以获得便捷回答的问题。问题可以一路“往下笨”，为了让所有的回答都便捷。 这本书的题目让人震惊：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真的是“一起孤独”吗？在充斥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一种景象：尽管是单独一个人，他却总也无法忘怀，在他的电子设备上去点下一条信息，仿佛时刻等着别人的批准和验证。特克尔起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目的是警示人们：如果你不曾学会独处，你将会永远孤独。 独处不是孤独。从外表看，两种状态很类似，但实际上，两者差别巨大。孤独是一种消极状态，感觉自己与他人隔绝。某种东西似乎失去了，即便与很多人在一起时也是如此。它意味着某种残酷的惩罚，不足、不满、隔阂灌注其中，它是由某种外在的力量强加给你的。 而独处却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单独一个人也不感到孤独的状态。独处，就是与己为伴。利用独处，我们可以反思，搜寻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的和平来自于内心的丰富。独处，是一种刷新内心的时刻；一个更新自我的机会。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生活就是离开我们所曾是，以便接近我们所将是。独处，是人类状况的最深刻的事实。” 信息喂养我们，他人启发我们，实践会改善我们的表现，然而我们仍然需要静悄悄的时光，想清事情，发掘原创性的答案，同新的发现一起浮现。 信息时代的孤独的问题在于，一整代人是在时刻与他人连接之中成长的，只有在未连接的状态下才懂得独处。而阅读与欣赏都离不开独处。思考和创造也是如此。如果一整代人都忘记了如何独处，他们将既不会在情感上自制，也不会在智力上自治。 孤独的人都是不会独处的人。独处失败，就会孤独。 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4158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92-35391.shtml 朱学东的个人空间 中国周刊检讨之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 2012 年 04 月 26 日 16:35:59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是中国周刊 4 月号的封面报道。   　　下厂以后，我心中有些忐忑，跟晨明交流，也有此感觉。   　　不是因为杂志内容做的不好，而是其他难以言说的感觉。   　　套用本期封面的报道，就是有话不能好好说。   　　这不能言说的感觉和压抑在内心的话，还是留待未来吧。   　　虽然《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依旧有许多不足，但这期是在时代允许的讨论方式里，我比较满意的一期，在今年的选题表达上，目前次于《回不去的故乡》。   　　 1 ，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最初源于一龙思考的一个选题。   　　一龙最初提出的是什么选题，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不同意他最初的设想。   　　似乎是他当时特别痴迷于与围脖实名制相关的话题，但我没同意。   　　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从围脖上方舟子韩寒之战延展开。   　　后来的选题会上，一龙就他的思路进行了解释。   　　我因为有工作处理，没有参加，不知选题会上是如何讨论的了。我只记得当时他们开完选题会出来，一个个面露喜色跟我说，朱老师，有话好好说。   　　我愣了一下，仿佛被有话好好说击中了。   　　我不知道谁在选题会上提炼了一龙的思路，一龙、天宏、还是其他谁？我没问，但这个提炼一下子在我这儿通过了，仿佛心有戚戚。   　　一龙简单地给我作了介绍，然后说回去拿一个细一点的选题方案出来，供继续讨论。   　　一龙在选题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带有劝慰色彩句式的‘有话好好说’，基于一个事实，很多人有话不能好好说。   　　无论早不被公众信任的官方套话，‘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等等莫名奇妙的新官话；‘药家鑫是富二代’这种罔顾事实的弱者的引导舆论的话语武器；还有网上一个又一个争论中出现的党同伐异、缺乏逻辑的语言。都在显示，现在，有太多的话没有好好说。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   　　基本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有话不能说’、‘有话不愿说’到‘有话能说’、‘有话必须说’的时代的转变中。   　　在过去的数十年来，有话不能说的阴影一直存在，反右引蛇出洞，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惨重的教训。而此后，无论是专制主义的施政方式，还是威权的治理模式，对话语的控制一直是执政者的重点。   　　结果导致从民间而言，有话不能说；从官方而言，有话不愿说的事实。   　　这一事实正在被逐步被打破，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 1 ，管控的适度放松。 2 ，个人利益的诉求增高。 3 ，技术进步出现了公开说话的最好平台。   　　在这种背景下，‘我要说话’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说话，不但意味着表述各自认为的真理，也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诉求。   　　既然‘我要说话’成为共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1 ），对话语的限制尚未完全取消。   真理越辩越明，而设置了太多的话语禁区或权利禁区，则‘说话’本身就不能完全展开。在这种情形下，强者语焉不明，弱者有理说不清的情形常常会存在。甚至会出现，说话——说不通话——干脆不说了施以行动的模式。刀客杨佳的疑似原话‘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正是这个道理。   　　 2 ），官方和强者对话语的开放不在适应。一方面，官方只做不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需要与公众对话，需要不时地传递那怕是敏感的信息。一方面，他们并不完全适应和有能力面对这种变化。所以，不断出现莫名奇妙的官话。   　　 3 ），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话的目的是解决矛盾，而如果矛盾过于巨大，对话的难度也会无限上升。在‘说了也白说’的心态推动下，从一开始缺乏对对话的信任，倾向于通过各种实际的手段解决问题。那些说了白说的话，自然也不会好好说。   　　 4 ），缺乏共识。说话和对话如果能够顺畅，一定基于很多共识之话。如果太缺乏共识，争议的双方往往会陷入鸡同鸭讲，越说越乱的地步。大的如‘是否要尊重普世界价值’；小的如‘需不需要考虑动物福利’。   　　 5 ），强烈社会矛盾，往往被话语利用。仇富、仇官心态替代了对客观事实的探寻。   　　 6 ），民间缺乏对公共事务讨论的传统和习惯。暴君生产暴民，话语钳制也会产生话语暴民。有话不好好说有什么恶果？   　　对话及沟通，对现代社会来说已经是重要的构成。从一个封闭的，不善于、不需要对话和沟通的时代开始出发，要求每个人要说话、会说话，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话，意味着交流和对话的中断，社会矛盾的更加强化。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不能好好说话，对每个人都是悲剧。”   　　所以大段摘录一龙选题单里的破题思路，是因为这正是这组选题希望表达的。   　　一龙最近在思考选题的时候，深入挖掘背后逻辑的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一龙以此设计了一组选题表达方向。   　　我认可了这个逻辑，但是，对于一龙的具体的选题设计，我看了第一遍以后，跟一龙说一时没找到感觉，还要静下心来继续消化。   　　一龙明白，选题设计框架在我那儿暂时过不去。他很自觉地说，我回去再拿个方案。   　　当然，其中天宏他们也对此方案里具体的选题设计提了建议。   　　第二天，一龙拿出了一个经过修改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首肯。   　　当然，具体问题上也会有些进一步的讨论，在后面我会另外谈到。   　　 2 ，   　　选题设计，一般会遵从两个原则，一是符合价值判断和逻辑，一是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实现选题价值判断的基础。一是能通过，二是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在讨论中，我曾经提到共识网周志兴老师组织的座谈会。周老师在今年 3 月份组织了一场座谈会，知识界左中右三类都有代表参加了。虽然我很想去听听，但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成行。   　　我后来听说，这场会议很成功，没有出现一般人在围脖观感中的那种左中右见面就掐的场景，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很坦率地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气氛很热烈。   　　这是一种难得的不同立场的人有话好好说的案例。   　　但在讨论时，我考虑到政治现实，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备选案例。   　　讨论选题时，正好计生委要求各地清理暴力宣传标语，名为洗脸工程。计生政策宣传中，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暴力荒唐的宣传标语，这其实也是一种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典型案例。   　　虽然从政治现实角度我有些犹疑，但我还是同意了一龙的意见，安排记者去操作，试一下，但我的要求还是通过故事来呈现。   　　不过，具体操作中才知道寻找故事的难处。因为时间关系和采访难度，最后这个选题也放弃了。   　　官员不会不能好好说话，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可悲的政治现实，无论是高官还是基层官员。有话好好说设计中，自然不能少了这一块。   　　我提出了两个，一采访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作为副省级干部，蔡奇在腾讯围脖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全无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那些高官的习气，比那些注册时冒泡挣眼球的更不知强多少。   　　我通过腾讯的朋友尝试着联系蔡奇，也通过我在浙江有司的朋友联系，但最终失败了，我们理解，不过，这也是我们颇为遗憾的。即便很多比较开明的官员，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媒体面前还是很小心谨慎的。   　　段郎围脖最初是我希望作为一个基层官员的代表来写的。不过，从效果来看，这篇文章的呈现，还是不够理想。   　　讨论中，一龙和天宏都提到，杨佳案是有话不能好好说最终酿成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不过，杨佳案已经很远了，正好天宏安排张卓写张显，药家鑫一案后面的发酵，也是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典型，一龙希望把这篇文章纳入封面报道，但天宏不同意。   　　一龙提出了用安徽毁容案来讨论媒体和公众舆论在有话不能好好说方面的问题，我一开始没同意，担心我们自己反而因此成为我们希望批评的那种角色，但后来执行中，这种担忧消除了，后来呈现的是女律师眼中的毁容案，通过律师的角度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了出来。   　　而一龙提出的出租车司机与公司及管理部门博弈，最后变成黑车司机的故事，也是一个好好说话没效果的例子。   　　在选题操作后期中，我突然间想起了我此前写过的一篇博客，关于小孩怎么学着表达自己权利的故事，我跟一龙提了，当然，那个时候采访丫头的老师时间已然来不及了，后来一龙就把我那篇博文《丫头的权利课》，稍作编辑，作为一组报道中附文，应该还算贴切吧。   　　 3 ，   　　我为这组报道写了篇卷首《学会说话》。   　　感谢巴比塔的故事，给我这篇文章找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开头。   　　胡泳为我们写了篇《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这篇文章为本组报道增色不少。   　　我后来才知道，阿拉善内部是按罗伯特议事规则来执行的。其实杨洋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但当时我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以至于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大佬们也在学着好好说话呢。   　　如果当时引起重视的话，也会给报道增色不少。感谢胡泳兄。   　　一龙在编辑这组选题时，通过微博采访了一些名人，请他们谈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的问题，给整组报道也有添彩。   　　虽然整组报道里，我们记者写的稿子，从文本上讲，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但后来我在评刊会上，并没有从文本上来谈这组报道，而是从功能上来谈的。这组报道对于呈现主题的功能性很强，都比较好地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整体感觉不错。   　　这也是我给这组报道评价较高的重要原因。   　　本期封面，美术总监李贞选用了唐志冈老师的作品《中国童话》系列。这是一组指向性很强的画作，还是很猛的，但对有话不能好好说这组选题而言，确实非常贴切。   　　这也是我对这组选题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要素。感谢唐志冈老师。   　　本期下厂时，正好有某些特殊的情况。当有话好好说的话题与唐志冈的《中国童话》汇合，又遭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颇有些担心的。   　　这组报道，我还要感谢法国作家诺维克。   　　这组报道操作前，我正好把诺维克的三卷本《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读完，这三本书从德雷福斯事件法国文化界的分裂开始，谈知识分子的起源、分裂和他们的命运，这里同样有对话的问题，同样有充满敌意的行为。这套书对我做这一组选题帮助甚大。我在卷首语《学会好好说话》中，引用的西蒙娜的波伏娃的话“有些话的杀伤力跟煤气室一样大”就来自于这套书。   　　操作开始前，我向一龙推介了这套书，并把第一本借给了他。   　　感谢诺维克，感谢《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2066 胡泳·在语词的网络里   改变沟通方式即改变社会 文 / 胡泳 第 316 期   今天的网民能够用此前专属于专业人士的能力武装自己：尽管不是记者，他用自己的网站报告故事；虽非侦探，他能够通过人肉搜索找到各种信息…… 　　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性（ sociability ） 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 　　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文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 17 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把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更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我们的社会能力也伴随着个体的高智商。 　　正是这种个人才智和社会本能的结合才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无可争议的冠军，特别是在集体的灵活性上。我们无处不在协调行动，从组织生日派对这样的简单工作，到经营一个有着上千名甚至上百万成员的组织。这种技能使得群体能够处理更大、更复杂、更分散化、周期更长的任务，而它们是单个人无法独自应付的。建造一架大飞机或是一座大教堂，演奏一次交响乐或是施行一次心脏病手术，养一群牲口或是把一座城堡夷为平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把多项任务在多个人之间予以分配、分工和协调，时间长达几年、几十年，有时要跨越多个大陆。 　　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在描绘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米开朗琪罗用助手帮他完成一部分内容。托马斯·爱迪生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了上千个专利，但却有一帮手下帮他打理工作。甚至就连写书这种出了名的孤独事业都需要编辑、出版商和设计师的参与。群体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中心性意味着，任何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举凡商业、政治、媒介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当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也就改变了社会。社会用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工具对人类的核心意义就仿佛蜂房对蜜蜂生活的意义。虽然蜂房不是任何单只蜜蜂的一部分，但它是蜜蜂群体的一部分，既被居于其中的蜜蜂的生活所形塑，也在形塑着这种生活。蜂房是一种社会性装置，一种有关蜜蜂的信息技术，它提供了沟通和合作的平台，蜂群的生存因之成为可能。单只的蜜蜂如果离开蜂群，或是离开它们共享的、共同创造的环境，根本无法被理解。人类网络也是如此。蜜蜂造就蜂房，我们造就手机。 　　十分明显的是，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今天的网民能够用此前专属于专业人士的能力武装自己：尽管不是记者，他用自己的网站报告故事；虽非侦探，他能够通过人肉搜索找到各种信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的专业阶层转移出来的这些能力到了公众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的自由和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易之事。  

生活流   胡泳 生活流是一种更加直观有用的组织我们的数字化生活的方法，不仅是因为 过去和未来都可以以Timeline的形式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更是因为屏幕的中心是“现在”——而“现在”是互联网真正在乎的东西   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产生的所谓“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比如，新媒体具备了一种可能性，让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获取内容，并围绕这些内容彼此互动、参与创造和形成社区。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媒体在媒体内容的创造、出版、分发和消费上造就了“民主化”与“去中心化”。 或许对于新媒体的如上特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新媒体从最早的论坛、博客发展到后来的 SNS 和微博，在形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叶，人类在媒体形式上创造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它的意义深远，潜力不可限量。 2006 年 9 月，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开发出一种叫做 News Feed 的东西，这是一种能主动把用户主页上的变动向所有好友广播的内置功能。学生们再也不用把时间花在转来转去检查朋友的主页更新上了。现在他们只需登录 Facebook ，然后就会看到 News Feed ：一个类似 18 世纪社交界新闻公报的页面，上面列出了所有好友的最新动态，全天不停更新。用扎克伯格的话来说，就像是“一股由生活中发生的点滴事件汇聚而成的涓涓细流”。 Facebook 的用户在扎克伯格刚刚开发这个功能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经常地、实时地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但是当自己身处这种无处不在的信息中时，他们觉得十分有趣甚至流连忘返。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科学家给这种不间断的网络联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 环境知觉 ” （ Ambient Awareness ）。 每条小的更新，每一条单独的社交信息，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十分平庸的。但若假以时日，当它们汇集起来，这些小片段就渐渐接合成一幅细致得惊人的、描绘你朋友或家人生活的画卷，就像成千上万个点构成的一幅点描派画作。 这种媒体形式的神奇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早在 1991 年，耶鲁教授大卫 · 盖勒特（ David Gelernter ）就预见说，未来的计算，将围绕 “ 生活流 ” （ lifestream ）来组织。盖勒特认为，在 90 年代早期，文档系统就已然千疮百孔了。文档系统是一种等级制系统，被用来组织用户电脑中的信息。它变得臃肿不堪，命名也让人头疼。人们的桌面遍布图标，以至于当你打开电脑，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个弹窗，询问你是否可以清理不常使用的图标。 在这种复杂性的局面之上， 90 年代中期之后，很快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万维网。万维网是经由超链接连为一体的，但除了 Google 之外，没人喜欢它的组织方式。 盖勒特设想有一种崭新的用以整理我们的数字化映射世界的方式。生活流就是组织数字化内容的一种方法，这些内容可以是照片、邮件、网络链接、文件、音乐，把它们呈现为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本质上，一条时间线（ timeline ），既伸展到过去，又延展到未来（比如约会日程、要事清单等）。 所以，今天的 Twitter 和 Facebook 都可以称为“生活流媒体”。 Facebook 的个人“涂鸦墙”（ wall ）上，你到朋友处的留言、你按“赞”的网址链接、你投过票的 民调问答 、你和谁变成新朋友等等动态讯息，都会“自动发布”到个人涂鸦墙上，你的朋友也都能看到你最近干了什么。 Twitter 的信息流也是如此。在这条信息长流之中，汇集了好玩的点子、稀奇的思绪、纷杂的内容和用户的观点。 盖勒特认为，生活流是一种更加直观有用的组织我们的数字化生活的方法，不仅是因为如前谈到 timeline 时所说，过去和未来都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更是因为屏幕的中心是“现在”——而“现在”是互联网真正在乎的东西。 盖勒特预测说，最终，建立在生活流基础上的商业模式会统治互联网。世界上的所有数据将会被展现为“世界流”（ worldstream ），某些是公共的，但大部分是专有的，只对被批准的用户开放。网络浏览器将被生活流浏览器所替代。用户将会习惯追踪和操控以流的形式出现的数字化内容，而不再是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生活流会变成他们生活故事的展开的一种镜像。 生活流将是可视化的。我们知道自己在其中的那一块子流是什么样子。当我聚焦于自己的东西时，我会获得世界流的一个子流。当我在生活流当中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所有同这个人不相关的又允许我看到的信息都会消失。我对世界流做了一个减法。这时生活流的流淌速度也会变慢，因为这个人向流中添加内容的速度远远低于世界流的流动速度。这样意味着把滔滔洪水化为涓涓细流，内容成为可管理的。 这样的方式操作简单，与身体本能若合符节，会给人们带来对互联网更加透明的感觉，从而使人们更加理解互联网。互联网也因此支持了自身最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及时展现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