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5 ．网络社群：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加拿大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电脑科学家西巴 · 帕克特曾提出一个表述，叫做 “ 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 。互联网的价值绝大多数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 Reed’s law ），它以戴维 · 里德的名字命名，内容为： “ 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 ” 。帕克特修正了里德定律，补充说 “ 其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 ” 。换句话说，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受到补益。 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广大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跨越地域与阶层的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就是网络社群。它的化身数不胜数：字幕组、 QQ 群、豆瓣小组、维基百科、各种网上沙龙等等不一而足，共同构建着公民表达和行动的公共领域。   6 ．网络动员：虚拟的集会自由 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近年爆发的多种集体抗议行动，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使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事者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从团体到个人应有尽有，其扩散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广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政府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堪称一种 “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 。在厦门 PX 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保卫粤语运动、 上海火灾现场民众自发献花 活动中，这样的力量一再显现。   7 ．网络监督：问责性技术 网络技术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加强社会监督，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空间。新的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官员滥权、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有力的工具，堪称一种 “ 问责性技术 ” 。视频分享、数码相机、论坛、博客和微博的结合，特别是中国网民对于人肉搜索的应用，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也可以帮助网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现存的制度性的公民参与途径并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而网络的存在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要。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网络作为社会公器，比较好地承担起了代表公众对腐败行为和不公问题进行监督的社会责任。典型案例包括近年因网络曝光而导致多位官员下台、众多普通公民主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等， 2010 年召开的广州亚运会，更是一路伴随广州市民对整个运动会的监督，以至于有媒体评论说：广州亚运的操办是三大盛会（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中唯一伴随着民众的公开批评和官员的公开道歉进行的。 当前，政府官员已经切实感受到了网络问责的压力。《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在 2010 年 5 月做了一个关于 “ 当代中国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问卷调查， 70% 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 “ 网络恐惧 ” 症； 88% 的受调查者表示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是 “ 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 。 8 ．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 自 2008 年以来， “ 网络问政 ” 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颇高，在 2010 年 “ 两会 ” 期间，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 “ 微博问政 ” 。《新京报》总结出 “ 微博问政 ” 的四个新特征：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新途径、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新形态、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闻记者采访互动的新方式。 网络问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胡锦涛总书记 2008 年 6 月 20 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并特别强调：“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此后，温家宝总理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在全国 “ 两会 ” 即将召开之际，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聊天。 2010 年 2 月 27 日，温家宝总理再次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访谈间，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并与网民钩指相约 “ 明年还将再会 ” 。由此来看，每次 “ 两会 ” 前的网聊，很可能将成为高层与民众 “ 面对面 ” 直接交流的一个惯例。 总书记和总理都上网，对地方政府的示范意义是非常大的。从网友见面会、网上拜年到网络发言人制度，众多地方领导人力图向网民展示他们重视网络民意的形象。网络问政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推进民主实践。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公民表达与社会监督。充分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个平台，对于有效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于推进中国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9 ．网络扒粪：迎头痛击社会诚信的缺失 越来越多的名人 “ 被扒粪 ” ，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遭到互联网的迎头痛击。道长李一的起家神话、唐骏的假学历、张悟本的养生陷阱在这场 “ 扒粪运动 ” 中被一一揭开，网络担负起重新塑造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的任务。   10 ．网民权利：在宽容和对话中共建中国互联网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政府与网民同样面临困境。网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网民正当权益未得到清晰界定，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腾讯与 360 之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大战，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网民权利受到侵犯的惊心动魄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订规则，加剧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由于网民没有参与互联网管理规则制订，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网民普遍缺乏承担责任、自律自治的动力，放纵性地经常 “ 出轨 ” 。反过来，这更大伤害的又是网民自己的权益。 政府的困境则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地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 “ 暴民 ” 。有学者统计，截止到 2008 年 10 月，政府 14 部门已推出 60 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其中涉及内容监管的至少有 16 项。互联网治理正出现 “ 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 ” 的不良循环。 2010-2011 年，整治手机涉黄、整治域名管理、整治个人站长、整治视频网站、展开微博实名等等，都显示了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时候，缺乏宪法思维，忽视网络在实现民主政治、开展舆论监督、促进公民表达自由方面的作用。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  

这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在哪里？ 唯我论者坚信一个人的自我是惟一的现实，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成功的领导人，常常会被这种倾向所诱导。老的见闻说，一位年轻人在纽约城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起初乘地铁去上班。随着他的升迁，年轻人搬到了郊区，改乘火车进城。最后，他出任首席执行官，有专职司机送他来回。换言之，他的成功令他越来越远离他人，远离坏消息，远离同他人的令人不快的比较。 无论在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这一模式都司空见惯。在一个异乎寻常的声明中，美国特拉华衡平法院（ Delaware Chancery Court ）的大法官批评迈克尔·埃斯纳（ Michael Eisner ）这位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把自己加冕成为他个人的魔幻王国的无所不在、永远正确的君主”。然而，唯我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傲慢专横的首席执行官或像克瑞翁这样的统治者之中；在阿瑟·米勒的《一个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终其一生只是个推销员，却也生活在自己的令人悲哀的幻境中。 不以他人作为参照，个人就无法真正地判断自己。但是，哪些参照物是更切实际的呢？最容易的是那些有关财富、权力和身份地位的外在比照。这种比照突出生活的某一个维度，给出定量的等级，然后以此衡量每一个人的表现。亿万富翁比千万富翁干得好，而千万富翁又胜过了百万富翁。 外在的标准通常在人的早年生活中就被植入了，因而它们的诱惑是很难抗拒的，即便后果清晰可辨。有位经理人说他严厉的父亲从来就对“ A －”的成绩不以为然。父亲会说：“你可以做得比这更好。”该经理人后来感到自己的生活始终被他所称的一种“对一流表现的期待感”所左右。他说那是一种“个人所具有的最有害的期待感。它支配了我的其他期待和动力。它把我带向一种单一的决策，我常常得为这样的决策承受情绪、精神和思想上的痛苦后果”。 永不停歇的竞争将每个人，甚至是那些最富才华、最成功的人都赶到了一架旋转无已的疯狂踏车上。作家戈尔·维达尔（ Gore Vidal ）曾经半开玩笑似地说过，每次当另一位作家受到了好评，他自己的一小部分就会死亡。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拥有得更多。曾经获得一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许该说是达到了其专业巅峰，然而，他们与玛丽·居里（ Marie Curie ）、莱纳斯·泡令（ Linus Pauling ）、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 ）和弗雷德里克·桑格 (Frederick Sanger) 相比也会逊色，这些人都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 外在的比照要我们判断是谁首先到达终点线。与此相反，性格问题让我们专注于起跑线。在起跑线上，我们发现像我们一样的其他人，具备各自不同的才能、承诺、缺陷和忧虑。每个人都走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而不是某个轨道的分道上，他们的性格也必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受到考验。由此，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对个人进行比较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 · 尼采用一句著名的问话阐明了这个道理：“‘这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在哪里？’我会如此回答那些向我问‘道’的人。因为道是不存在的！” “这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在哪里？” 这是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帮助个人返回根本，了解对他们自身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被用作腐蚀物，剥去层层的铁锈而露出金属的本色。 我们追问自己，有关生活和工作的良好的梦想，而不是最好的梦想。我们求索的是坚实的道德准则，而不是最好的道德准则。根本的观念在于，从别人那里获取教益、洞见和警示，而不是看谁距离某项目标更接近了。在那些赋予生活以价值的东西当中，很少有几样能够被放进一个标准化等级体系里加以衡量，比如爱情和友谊。    

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克莱·舍基 著 胡泳 哈丽丝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译者序：认识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胡泳   自由时间的利用   克莱·舍基很高产， 2008 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互联时代的创造与慷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的》关注的是社会性媒介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说：“ 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 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 “大笑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两千亿个小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的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的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任何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的“认知盈余”。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 media ）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找鼠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 DVD 。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 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消费、创造与分享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像维基百科的编纂属于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的社会革命的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中，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 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比如说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是不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美国的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在他 2005 年出版的著作《坏事变好事》（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中，曾以游戏和电视剧为例，直接向下述说法发起挑战：大众文化是一种致人愚蠢的东西。 例如，约翰逊争辩说，情节简单、黑白分明的电视剧早已失去市场，今天再看《豪门恩怨》，我们会十分惊异于它的天真做作。现在的电视剧叙述线索纷繁错乱，人物暧昧难明，常常含有需要观众主动填补的隐喻空间，要靠观众自行猜测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连真人秀节目都在调动观众的预测性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也和游戏一样，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能力上的要求。由此，大众文化使现代人变得聪明了，而不是相反。 约翰逊的结论很难说是证据充足的，但同样应该指出，责难大众文化消费对大众的头脑充满损害性，也并不完全站得住脚。舍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舍基犯了其他媒介消费的批判者（比如说波兹曼）所易犯的同样毛病：我们不需要引用德里达也可以知道，文本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行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字句的模糊性之中注入意义。头脑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被浪费；我们要怀疑舍基对于创造的定义：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想法结晶为物理的或者可见的剩余物才算是创造。况且，在我们真正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产物之前，我们必得经历一个消费和吸收的过程，并对我们所消费和吸收的进行思考。这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言，我们必须先变成啜饮一切水的骆驼，才会成为狮子。 当然，只要舍基不把他对媒介和认知盈余的观察弄得那么两极化，这些批评其实也是无的放矢。舍基正确地指出，人们使用媒介具有三种目的：消费、创造与分享。二十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但眼下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这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不过，消费的行为并不会全然消失，甚至会继续扮演重要作用。

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 —— 2012 ，写给未未末末的信   又是一年岁将尽，早产的你们，出生时只有 4 斤左右的你们，即将满 2 岁零 4 个月了。 2 岁 4 个月的小孩子，心理需要已经复杂化立体化了。 中午，末末忽然对妈妈说：“这是我妈妈。”然后，还要“妈妈领着”，牵着妈妈的手在屋子走来走去，小小的骄傲。接下来的下午，俩人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这是我妈妈。”小幸福的样子。 这是你们归属感的萌芽吗？ 获得温暖，获得帮助，获得爱，从归属感到安全感，到自我实现。你们需要这些，对吗？你们所有的小同伴，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需要这些，对吗？   2011 的年轮里，你们周围都有什么？ 这一年，在我们的土地上，孩子们遭遇了太多的黑暗。天堂里，来来往往有哀伤的小天使。 你们太小了，爸爸不忍告诉你们两个小姐姐的故事。一个姐姐叫做小伊伊，她以顽强的生命“奇迹”戳破了“中国模式”的气泡；一个姐姐叫做小悦悦，她以痛彻骨髓的残酷剥开了“中国道德”的画皮。 伊伊父亲的好友在一篇博客中写道：“你们的孩子是个早产儿，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三四斤左右，瘦小得像一只羸弱的猫，是你们的爱让她坚强地成长，她的因子早就有奇迹的元素。”爸爸妈妈看到这一段，忍不住潸然泪下。天下所有普通的父母，没人愿意这世上存在什么奇迹。 爸爸曾经改写网友微博及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写下这么一段：天堂里来了一群中国孩子，上帝询问来历。甲：“我是火神带来的。”乙：“我是龙王带来的。”上帝指着其中一个女孩问：“孩子，你是怎么来的？”“我坐动车来 …… ”“真是作孽！你回去吧，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奇迹！”上帝抚摸着孩子的头，落下了两行泪 …… 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在没有生命体征的车厢里存在生命体征，因此，我们需要充满生命体征的动车车厢，校车，还有社会。   2011 ，春天，妈妈最爱的奶奶，也是你们的太姥姥，走了，终年 90 岁。太姥姥辞世 1 个多小时后，妈妈赶到她身边，太姥姥犹如安睡中，妈妈含泪轻轻抚摸了她的脸，此时，她的脸上没有皱纹，安详，柔软如婴儿。 太姥姥走在 4 月，单樱渐渐落了，花落之时，叶子也慢慢长满了树。你们出生之时，太姥姥已经是老年痴呆症了。但她却能在你们每一个生长的阶段恰好问及你们的状况，“俩孩子会坐了吧？”“会爬了吧？”“会走了吧？”。 神圣的永恒，穿过时间的尽头。生命的密码，能量，埋藏在生命的深处。 去为老人送行，你们浑不知周围发生的一切。怕吓着你们，没有让你俩当面告别，只在路边遥叩。在车里，看着窗外的霓虹，疾驰的汽车，末宝依旧兴奋，当作又一次外出看车的机会；回到家里，爸爸问未宝夜里去哪了，她天真地答，“玩沙子去了”。 不错，生命恰如流沙；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让这粒沙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在，不至于在命运的狂风中，不知道被吹向何处。 Le Sable mouvant 。   两岁多了，你们正在逐渐形成各自的性格。 简单的爱与希望已经不能满足你们。小孩子天生的灵性和巨大的创造力，正承载着成长的各种资源，构建身体，心灵，精神世界。 今年冬季里，你们开始流利地诵读《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 各种启蒙。爸爸常说：“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 读经，你们必然读到孟子，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好比，现在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到井里去，任何人都会有惊骇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为着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着在乡邻朋友间博取名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才这样的。 所以，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也不是人。人先天具有这“四心”，孟子认为人就像拥有四肢那样拥有天赋的道德萌芽，每个人都非常真实地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子。 然则，对于生命的关怀，是在“见”的现实境遇中体现的，当人“见”了，就会起不忍人之心。可叹的是，现代中国人“见”了，不会扪心，只会把见到的一股脑推给体制，文化，以及别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东西。 在现实的境遇当中，生命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讲是一个处在对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就像面对小悦悦的时候，你无法从世俗的人情、喜恶、名誉、算计出发，而必须面对生命的当下。那个阿嬷，用余治平有关“不忍人之心”的发动的一段描述来说，她丢下了认识论世界中的一切，工作的、生活的、爱情的、婚姻的、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 …… ，而直接达到了本真的她，忘我的她。   在孟子看来，“不忍”首先所面对的是具有生命的他者现实的生命，只有感悟了外在于自己的生命，才能够真正体会生命本身的价值，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 这是理论家们对经的阐释，爸爸妈妈知道，这些对现在的你们太深奥了，留给你们日后慢慢去读吧。世路难行，你们总得循某些“经”而行，容爸爸妈妈以后缓缓道来。你们已经到了“发蒙”的年龄，美德的培养已经开始。 你们会逐渐知道这个世界人性之复杂，乃至黑暗。虽然据说孩子们生来就具有所有的美德，但这些宝石需要被挖掘，一些行为需要反复练习。希望有一天，你们能体验到美德的力量，以及在获得了美德之后，那种内心的喜悦和平静。 爸爸在纽约拜访 86 岁高龄的台湾作家王鼎钧老人。他说到他写人生读本，原因很简单，那时他的孩子大的 10 岁，中间的 6 岁，小的 1 岁，“ 台湾人口大量增加，我看到满街满巷的孩子，我又想到这些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是合作的伙伴，竞争的对手，我的孩子既然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当然希望他们都善良、都有教养，我要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爱所有的孩子 …… ” 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孩子，也爱所有的孩子。所以，这封信既写给你们，也写给你们的同龄人，希望你们，还有他们，都有不忍人之心，能行不忍人之事。   2011 年 12 月 10 日，青岛，纽约

http://news.163.com/11/1217/02/7LENGPIU00014AED.html “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2011-12-17 02:46:15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访谈嘉宾】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　 政府需要“首席信息官” 　　新京报：现在对政务微博的十大排名，粉丝数量往往是重要参考系数，而粉丝数量作为标准，未必科学。你怎么看？ 　　祝华新：我认为比较高级的阶段就是能主动设置社会议题，这都是比粉丝重要的多的，而且粉丝不是网站送给你的，或者使用其他形式获得的，更多的是靠你的坦诚，一个是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第二个是展示政府的诚意或官员的人格魅力，人气是靠这么积累的。 　　新京报：报告提出政务微博发展应“建章立制”，明确政务微博的定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这样的话，政务微博的活力是否会衰退？ 　　祝华新：规范管理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政务微博和社会微博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微博代表的是个人，政务微博代表的是公权力，公权力说话当然要有一份谨慎，民众的期待也不一样，即使是大作家大学者，民众也仍然把他看成是个体，但是哪怕是个小派出所，民众也会把它看做公权，因为民众是以一种纳税人的心态看待公权的，承载着很多期待，所以我觉得政务微博当然要规范。 　　新京报：是否要规范，还是有争议的，会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 　　祝华新：因为现在政务微博中，有些党政部门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人才，并且相应的制度可能还没制定，应有的心理准备恐怕也严重不足，特别是迎接网民挑战和网民近距离肉搏。微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肉搏式的意见表达，你没准备好不行，另外还有些配套，比如说舆情监测要先行，你要了解主流民意。在机关报上可以自说自话，甚至可以自娱自乐，在微博上就行不通。我主张是要规范，包括必要的授权，政务微博因为是代表公权，代表一级组织和单位，应该得到规范授权。 　　新京报：这样说的话，是否有些超出了微博的范围？ 　　祝华新：设立政务微博，我认为能不能提这个口号，实际上前几年就有人提出来，今天大型企业和政府应该设立 CIO 首席信息官（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政务微博今天更需要首席信息官这样的职位，政务微博是个专业活，不是说政府官员天然的就是政务微博的一个好的发布者。从新闻发言人通稿式的信息发布，到现在微博的近身肉搏式的网络互动，政务微博是个进步。 　　新京报：从规范层面看，怎样把线上的交流互动和线下的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祝华新：这个可以借鉴一下人民网的“领导干部留言板”，目前已经有十八个省的省委办公厅专门制定了处理领导干部留言板的文件，规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体制机制，包括解决问题的时间，责任人，办事的程序，都做了些规范。但目前政务微博解决问题有多种模式，有比较强势的“问政银川”，这个账户已成了网上的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每天鞭策着两百个银川市的党政微博，不断地叫板，一会批评银川的国资委，一会批评谁。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做法，当然还有许多柔性的做法，我觉得各种模式都需要探讨。 　　微博自身的规范管理，从根本上要把握一条就是身份把握，就是公职人员是代表公权的，不是普通的网友。网友是以纳税人的姿态在眼巴巴地期待着你，或是严厉地审视着你，看你如何回应。 新闻 　　 11 月 17 日 北京市新闻办发起的“北京微博发布厅”正式上线。这是全国各省区市开通的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 　　 11 月 28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微博平台，在新浪网、腾讯网、东方网、新民网同时上线。 　　 12 月 16 日 北京市海淀区对 400 多名政协委员，开通微博圈 @ 海淀政协，这将是国内首个政协微博圈。 个案分析 　　章剑华微博的分析 　　名为“章剑华博客”的微博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开通，自开通到 11 月 24 日，共有粉丝 517560 个，发表微博 452 条，但是，他只关注了 23 个微博，这其实也从某些角度说明，他的微博利用很大程度是信息发表居多，而通过微博进行信息获取的较少。 　　通过对章剑华博客微博内容分析，发现其内容的信息量较少，大多为 生活 感悟，占到 29% ，其次是发表观点，为 24% ，接下来的日常活动占据 14% ，其余的互动交流（ 9% ）、生活趣事（ 7% ）、本地（行业）新闻（ 5% ）、外地（行业）新闻（ 5% ）、资讯提供（ 5% ）以及其他内容（ 2% ）均在 10% 以下。而且，他的生活感悟和意见发表，给人的感觉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有些甚至是长者的角度，但并不影响其诚恳的态度，从转发量和评论可以看出，他的言论还是很受粉丝关注的。 　　从发表数量上来看，政务性微博和非政务性微博、职务性微博和非职务性微博的数量比例相差并不大，但是，从转评量来看，非政务性微博的传播率要远远大于政务性微博，非职务性微博要大于职务性微博。这也是章剑华博客微博与其他政务性微博主的较大的区别。 　　摘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1 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 政务微博排行榜 　　十大政务机构微博排名 　　 1 平安北京 　　 2 中国国际救援队 　　 3 外交小灵通 　　 4 上海地铁 shmetro 　　 5 成都发布 　　 6 广州公安 　　 7 打四黑除四害 　　 8 深圳公安 　　 9 南京发布 　　 10 中国旅游 十大公务人员微博排名 　　 1 伍皓红河微语 　　 2 朱永新（ 微博 ）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 陈士渠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 　　 4 段郎说事 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 　　 5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6 鞍钢郭明义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奖章获得者 　　 7 叶青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8 中一在线 海宁市司法局长金中一 　　 9 陈明德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10 巴松狼王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熊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