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索尼其实是三个男人的故事：井深大、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有人说，如果大贺典雄还在，不会允许索尼屈居三星和苹果之后。乔布斯去世后，索尼总裁兼CEO霍华德·斯金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数字时代失去了它的导航灯，但乔布斯的技术创新精神，将激发数代发明家和梦想家的创新灵感。”但乔布斯的产品创意，也深受索尼及其他日本企业的影响。乔布斯曾表示，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为其精神导师之一，且苹果iPod也受到了索尼Walkman的启发。   怀念大贺典雄   索尼在外人眼里，曾经长期被视为两个男人的故事：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正因为这两个天才的联袂，才有了今天的索尼。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位，就不会有今天的索尼，这并非言过其实。”这是 1999 年时任索尼公司董事长的大贺典雄在《索尼源流》一书前言中所写的一段话。 说得不错，但他忘记了说自己。事实上，索尼的故事是三个男人的故事——正像井深和盛田一个专注技术、一个开拓市场，构成了创始人合作的完美楷模一样，在井深之后，盛田和大贺搭档，也被誉为黄金组合：当盛田作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海外引领索尼的商业方向时，大贺作为一个事无巨细的管理者，在国内保障着索尼创新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出。 大贺，据他的商业伙伴说，脾气暴烈，尤其不能容忍失败；吝啬表扬，对细节有着异乎寻常的挑剔。有好几次，在新产品投入生产的最后一刻，他仅仅因为一个按钮安放的位置不好就取消连整个计划。另一方面，他又极为低调，总是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两位天才创始人。 1987 年，大贺触怒了美国人，因为他收购了 CBS 唱片公司，胆敢把包括弗兰克·西纳特拉、鲍勃·迪伦和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在内的美国“国宝”收归日本。这笔交易当时被记在盛田名下，后者也许是那个年代在西方最有名的日本人。其实，整个过程都是大贺一手操作，但他选择躲在聚光灯后。这也使得世界只知索尼是两个男人的故事，不太知晓第三个男人扮演的角色。在 1989 年成为索尼 CEO 之后，大贺仍然深居简出，对于娱乐界来说他是个谜，虽说那里到处可见放大的自我；对于电子业来说他也神秘莫测，那里人们凭借他们所发明的神奇玩意而为世人所知。 事实上，大贺 1959 年被盛田以一次精心策划的旅行“诱进”索尼的时候，只有 29 岁。然而他和井深与盛田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1950 年，时为东京艺术大学学生的大贺对东通工（索尼的前身）的磁带录音机提出严厉批评，引起了井深和盛田的注意。井深本来想把这个“音乐学校的学生”打发走就算了，可没想到，这个学生对磁带录音机的知识比专业人士还要多。从此以后，由于大贺对声音和技术的独到见识，索尼聘请他为兼职咨询人员。 年轻的大贺一心一意追求音乐生涯。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他继续前往慕尼黑和柏林学习音乐。然而索尼爱才心切，用各种办法说服他放弃音乐转行从商。到大贺加盟后，他成为日本企业史上罕见的“火箭式”经理人： 34 岁成为公司董事， 40 岁成为 CBS/ 索尼唱片公司的总裁。 1982 年，大贺 52 岁，成为索尼公司总裁。此后，他给索尼公司打上自己深深的印迹：从随身听获取巨大成功，到大力推动 CD 发展而被尊称为“ CD 之父”；从收购 CBS 唱片公司和 CBS 电影公司，到主持索尼的游戏业务，成功推出 PlayStation 游戏机，他在索尼发展成今日的全球性娱乐和信息巨头的道路上功不可没，而在此过程中，他和他所领导的索尼，也极大地改变了全世界的人们获取娱乐与信息的方式。 1989 年，大贺主持对 CBS 电影公司高达 34 亿美元的收购，这一收购活动被普遍认为不明智和价格过高。大贺忍受着一切批评，直到 1996 年， CBS 新的管理层完成了漂亮转身，大贺要把索尼变成一个硬件与软件两轮驱动的巨头的战略，才又被人们认为是有先见之明。大贺对索尼公司的持久影响，在于将其由一个音乐与影像的硬件生产商，转变为能够把自身生产的内容放在自身制造的机器中发送的全球媒体巨头，由此改造了索尼的品牌基因，这种改造，是通过巨额的并购和巨星的推广（包括卡拉扬和迈克尔·杰克逊在内，都曾是索尼的代言人）而完成的。这也使得索尼由一家二战废墟上起家的日本公司变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大贺第一次任命一位美国人成为索尼公司的董事，为霍华德·斯金格成为第一位非日本人的董事长铺平了道路。 今天，索尼仍在享受大贺留下的遗产——如何既在消费电子业中保持领先，又在娱乐业中独占鳌头。双线作战不是没有代价的。近年来，索尼遇到了不少困难，平板电视的销量开始落后于竞争对手如三星，而在数字音乐播放器方面，也被苹果公司抛在身后。但索尼独一无二地拥有一家好莱坞电影公司，一家唱片公司，成功无比的 Playstation 游戏部门。而且，苹果的成功也证明了，大贺让软硬件协同发展的远见是正确的。 2011 年 4 月 23 日，大贺逝世，终年 81 岁。他的去世，对索尼而言，正值一个危机时分。 4 月 17 － 19 日，黑客入侵索尼公司数据服务器，窃取了大量用户信息，受影响用户多达 7700 人，酿成史上最大规模个人信息遭窃事件。此刻的索尼，因为硬件方面的优势在韩国竞争之下已不复存在，正试图转向互联网内容提供服务和多媒体家电的结合，“黑客门”一出，不仅品牌受损、用户流失，而且可能对索尼的战略转型造成重大打击。 大贺在 2000 年就已退出索尼的日常管理。他去世后，有人怀念说，如果大贺还一直在索尼，他不会允许索尼屈居三星和苹果之后，而如果你相信有所谓后世，大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对游戏网络因为“黑客门”而遭受的重挫深感失望和愤怒。不过逝者已矣，只能留待后继者来真正实现索尼现在拥有的电子产品和娱乐业务的利润潜力。 至于大贺，我们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最快活的事情不是关心预算与营收，而是指挥交响乐团演奏——在离开索尼之后，他重归青少年的音乐时光，醉心于指挥，以至于在维基百科上，大贺典雄的简介的职业一栏中写着：“商人，歌手，指挥”。他的音乐口味在柏林求学时被卡拉扬深深地影响。他喜欢浪漫主义的曲目，厌恶现代派音乐。他认为肖斯塔科维奇之后再无交响乐，而他毕生的最爱是贝多芬。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在 CD 的发展中，大贺典雄确定 CD 的直径为 12 厘米，因为它能够提供 75 分钟的长度来存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http://www.neweekly.com.cn/index/yuhuaview.php?id=458  

      答新周刊关于乔布斯问 胡泳   1 、你写过专栏文章 《那个疯狂的乔布斯》， 说他的最伟大之处是启动了 PC ，又颠覆了 PC 。你觉得乔布斯是怎样一个人，他与别的成功企业家有何不同？ 也许，从来再也不会有一个企业家像乔布斯那样成功。他以只手之力，革新了六大产业：个人计算机，数字音乐，动画电影，智能手机，平板计算和数字出版。仅仅能成就其中一项，已非常人之功，更何况他还用后面开发的东西颠覆了前面的东西。 乔布斯是地地道道的硅谷之子，符合硅谷车库创业的神话，然而他也是硅谷再造之父。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硅谷与移动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今天，硅谷却成为移动革命的震中地带，这一切，只缘苹果开发了 iPhone 。 iPhone 和 iPad 一起结束了 PC 时代。老练的技术分析家蒂姆·白杰伦说，由于有了 iPhone   和 Android ，硅谷再次成为引领技术趋势的圣地。“ 30 年前我就开始研究硅谷，现在，我比当年更信心满满。我认为今后 10 年将会成为硅谷最激动人心的时代。” 所以，我在上面的那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与其说乔布斯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不如说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与其说他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最有价值的技术公司，不如说他按照自己的想象重塑了硅谷；与其说他发明了一系列又酷又炫的消费电子产品，不如说他改变了人们同技术的关联方式，并引领他们走向一种全球性的数字文化。” 2 、若乔布斯在天堂能收到短信，你会发一条什么内容的短信给他，请告知。 “这个世界充满了凑合和垃圾，是你给了我们优雅和精致。希望你把那个世界也设计得好一些。” 3 、乔布斯有什么语录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吗？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过他人的生活上……带着勇气，追寻你自己的内心与本能。不知怎地，你的内心与本能已经知道了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人。” 4 、中国可能出现乔布斯吗？为什么？如果有，他可能是谁？ 100 年路线不动摇， 100 年不会出乔布斯。 2006 年，《商界 – 中国商业评论》搞过一个影响企业家的文章推荐活动，我当时推荐的是乔布斯的《好学若饥谦卑若愚》，文章的题目来自乔的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不过翻译得过于文绉绉的了，我现在宁愿把它直接译为 “ 很傻，很天真 ” 。试问，那么多中国人精且世故，他们中怎么可能出乔布斯？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乔布斯对高标准的毫不妥协的坚持，以及他对细节的魔鬼般的关注，都是做事不认真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更可况他还有对美感的“伟大到疯狂”的追求。并且，不要忘了，乔布斯会推销，真的推销。 5 、你用过苹果公司的哪些产品？用户体验如何？ 用过 iPod ， iPhone, iPad 和笔记本电脑。苹果的产品，恰如乔布斯所说，处于“艺术和技术的交叉地带”。在体验上，它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习惯上的，它改变了用户听音乐、看电视和电影、读书以及获取新闻的习惯。二是感知上的，它简单、一体化、令人愉悦，非常符合乔布斯的哲学：把产品做得如此完美以至于用户无法拒绝。 6 、若有的话，讲讲你与苹果产品的有趣故事。 我的孩子们都是苹果用户。 10 岁的大女儿会在 iPad 上打游戏、念书；两岁的龙凤胎末末和未未会跟姐姐抢着在 iPad 上涂鸦，也会用妈妈的 iPod Touch 听音乐、看录像、找游戏。 爸爸到美国访问几个月，和妈妈第一次用 Facetime 视频通话。未未问：“爸爸在哪里？”爸爸说：“爸爸在美国，美国在你脚底下，你拿挖沙子的小铲子挖，就找到爸爸了。”未未：“用小铲子挖 ~ ”她对着镜头直比划。末末则一个劲地说：“未未末末在小框里。” 在 Facetime 上，末末更对小框里的自己感兴趣。他也看爸爸的大画面，但没有未未那么目标单一，未未就是要看爸爸。 不过俩宝都已经把“ Touch ”发音发得很标准了，通常这样说：“妈妈的 Touch 呢？”；也懂得某一样东西“ Touch 上有”。未未还会说：“和爸爸 Facetime 一下”，不过那个 M 的音她还发不出来。

http://finance.sina.com.cn/manage/cfrw/20060106/13132254846.shtml      苹果电脑CEO史蒂夫·乔布斯：好学若饥 谦卑若愚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06日 13:13   中国商业评论 　　胡泳的推荐 　　胡泳，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制片人 　　 推荐语：经营的境界    经营企业如同经营人生。两种经营同样需要厚积薄发，相信不经意布下的点迟早会互相连接到一起；两种经营同样需要上下求索，直到找到那种历久弥新的美妙；两种经营同样需要特立独行，有跟着自己感觉和直觉走的勇气；两种经营同样需要这样的心境：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好学若饥，谦卑若愚 　　——苹果电脑公司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乔布斯 　　很荣幸和大家一道参加这所世界上最好的一座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大学没毕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离大学毕业典礼这么近。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我自己的故事，不讲别的，也不讲大道理，就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点与点的关系 　　我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只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此后便在学校里旁听，又过了大约一年半，我彻底离开。那么，我为什么退学呢？ 　　这得从我出生前讲起。我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在校研究生，她决定将我送给别人收养。她非常希望收养我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所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一出生就交给一对律师夫妇收养。没想到我落地的霎那间，那对夫妇却决定收养一名女孩。就这样，我的养父母─ 当时他们还在登记册上排队等著呢─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这儿有一个没人要的男婴，你们要么？”“当然要”他们回答。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发现我的养母不是大学毕业生，我的养父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字。不过，没过几个月她就心软了，因为我的养父母许诺日后一定送我上大学。 　　17 年后，我真的进了大学。当时我很天真，选了一所学费几乎和斯坦福大学一样昂贵的学校，当工人的养父母倾其所有的积蓄为我支付了大学学费。读了六个月后，我却看不出上学有什么意义。我既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学是否能够帮我弄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这时，我就要花光父母一辈子节省下来的钱了。所以，我决定退学，并且坚信日后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当年做出这个决定时心里直打鼓，但现在回想起来，这还真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从退学那一刻起，我就可以不再选那些我毫无兴趣的必修课，开始 旁听一些看上去有意思的课。 那些日子一点儿都不浪漫。我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去退还可乐瓶，用那五分钱的押金来买吃的。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走七英里，到城那头的黑尔-科里施纳礼拜堂去，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凭著好奇心和直觉所干的这些事情， 有许多后来都证明是无价之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时，里德学院的书法课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校园里所有的公告栏和每个抽屉标签上的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已经退学，不用正常上课，所以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学学怎么写好字。我学习写带短截线和不带短截线的印刷字体，根据不同字母组合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 把版式调整得好上加好。这门课太棒了，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造诣，这一点科学就做不到，而我觉得它妙不可言。 　　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十年之后，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Macintosh 计算机时，它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机中。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要不是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Macintosh 计算机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要不是 Windows 照搬了 Macintosh，个人电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体和字号。要不是退了学，我决不会碰巧选了这门书法课，个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了。当然，我在大学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看到它与将来的关系。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非常清楚了 。 你们同样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连接到一起。你们必须信赖某些东西─直觉、归宿、生命，还有业力，等等。这样做从来没有让我的希望落空过，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第二个故事：好恶与得失 　　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在 20 岁时和沃兹(Woz，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 Wozon 的昵称─译注)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我们干得很卖力，十年后，苹果公司就从车库里我们两个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0 亿元资产、4,000 名员工的大企业。那时，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最好的产品─ Macintosh 电脑─那是在第 9 年，我刚满 30 岁。可后来，我被解雇了。你怎么会被自己办的公司解雇呢？是这样，随著苹果公司越做越大，我们聘了一位我认为非常有才华的人与我一道管理公司。在开始的一年多里，一切都很顺利。可是，随后我俩对公司前景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最后我俩反目了。这时，董事会站 在了他那一边，所以在 30 岁那年，我离开了公司，而且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重心都没有了，这使我心力交瘁。 　　一连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感到自己给老一代的创业者丢了脸─因为我扔掉了交到自己手里的接力棒。我去见了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译注)和鲍勃•诺伊斯(Bob Noyce，英特尔公司创建者之一─译注)，想为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说声道歉。这次失败弄得沸沸扬扬的，我甚至想过逃离硅谷。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个想法─我仍然热爱我过去做的一切。在苹果公司发生的这些风波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我虽然被拒之门外， 但我仍然深爱我的事业。于是，我决定从头开始。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证明，被苹果公司炒鱿鱼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事情。尽管前景未卜，但从头开始的轻松感取代了保持成功的沉重感。这使我进入了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 在此后的五年里，我开了一家名叫 NeXT 的公司和一家叫皮克斯的公司，我还爱上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后来娶了她。皮克斯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用电脑制作的 动画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它现在是全球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室。世道轮回，苹果公司买下 NeXT 后，我又回到了苹果公司，我们在 NeXT 公司开发的技术成了苹果公司这次重新崛起的核心。我和劳伦娜(Laurene)也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我确信，如果不是被苹果公司解雇，这一切决不可能发生。这是一剂苦药，可我认为苦药利于病。有时生活会当头给你一棒，但不要灰心。我坚信让我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就是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所以，一定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选择爱人时如此，选择工作时同样如此。 工作将是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让自己真正满意的唯一办法，是做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工作；做有意义的工作的唯一办法，是热爱自己的工作。你们如果还没有发现自己喜欢什么，那就不断地去寻找，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就像一切要凭著感觉去做的事情一样，一旦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感觉就会告诉你。就像任何一种美妙的东西，历久弥新。所以说，要不断地寻找，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半途而废。 　　 第三个故事：关于死亡 　　17 岁那年，我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我记住了这句话，从那时起，33 年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都对著镜子自问: “假如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如果一连许多天我的回答都是“不”，我知道自己应该有所改变了。 　　让我能够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最主要办法是，记住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对自身之外的希求、所有的尊严、所有对困窘和失败的恐惧─在死亡来临时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自己随时都会死去，这是我所知道的防止患得患失 的最好方法。你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跟著自己的感觉走呢。 　　大约一年前，我被诊断患了癌症。那天早上七点半，我做了一次扫描检查，结果清楚地表明我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瘤子，可那时我连胰腺是什么还不知道呢！医生告诉我说，几乎可以确诊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我最多还能活 3 到 6 个月。医生建议我回去把一切都安排好，其实这是在暗示“准备后事”。也就是说，把今后十年要跟孩子们说的事情在这几个月内嘱咐完；也就是说，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尽可能不给家人留麻烦；也就是说，去跟大家诀别。 　　那一整天里，我的脑子一直没离开这个诊断。到了晚上，我做了一次组织切片检查，他们把一个内窥镜通过喉咙穿过我的胃进入肠子，用针头在胰腺的瘤子上取了一些细胞组织。当时我用了麻醉剂，陪在一旁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医生在显微镜里看了细胞之后叫了起来，原来 这是一种少见的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愈的恶性肿瘤。我做了手术，现在好了。 　　这是我和死神离得最近的一次，我希望也是今后几十年里最近的一次。有了这次经历之后，现在我可以更加实在地和你们谈论死亡，而不是纯粹纸上谈兵，那就是: 谁都不愿意死。就是那些想进天堂的人也不愿意死后再进。然而，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归宿，没人能摆脱。我们注定会死，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一项发明。它推进生命的变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你们就是新的，但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会逐渐成为旧的，也 会被淘汰。对不起，话说得太过分了，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的时间都有限，所以不要按照别人的意愿去活，这是浪费时间。不要囿于成见，那是在按照别人设想的结果而活。不要让别人观点的聒噪声淹没自己的心声。最主要的是，要有跟著自己感觉和直觉走的勇气。无论如何，感觉和直觉早就知道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 他都是次要的。 　　我年轻时有一本非常好的刊物，叫《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这是我那代人的宝书之一，创办人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门洛帕克市。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还没有个人电脑和桌面印刷系统，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莱照相机(Polaroid)。它就像一种纸质的 Google，却比 Google 早问世了 35 年。这份刊物太完美了，查阅手段齐备、构思不凡。 　　斯图尔特和他的同事们出了好几期《全球概览》，到最后办不下去时，他们出了最后一期。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也就是你们现在的年纪。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一张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爱冒险的人等在那儿搭便车的那种小路。照片下面写道: 好学若饥、谦卑若愚。那是他们停刊前的告别辞。求知若渴，大智若愚。这也是我一直想做到的。眼下正值诸位大学毕业、开始新生活之际，我同样愿大家: 好学若饥、谦卑若愚。 　　(2005年6月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http://cmp.hku.hk/2011/10/03/15870/ Can social media push change in China? By David Bandurski  |  Posted on 2011-10-03     Back in March, the People’s Daily Onlin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Center (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   listed the use of microblogs to interact with the public as number five   on a list of seven suggestions for dealing with sudden-breaking incidents. The center wrote: “Microblogs have shown most vividly the speed and breadth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n the internet, and they rapidly transmi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with a means of high efficiency.   In sudden-breaking incidents, microblogs are already gradually becoming the core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 . . ” We can see from this passage that microblogs, and social media generally, are already pressuring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o respond more quickly and transparently to sudden-breaking incidents and other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

http://cmp.hku.hk/2011/10/03/15870/   Can social media push change in China? By David Bandurski   |   Posted on   2011-10-03 This time last year, Chinese media were dubbing 2010 the “inaugural year” of the microblog in China. Platforms like Sina Weibo and QQ Weibo, which enabled real-time sharing of text, links, images and video, were already impacting the news agenda in China.   In an October 2010 post , CMP Director Ying Chan (陈婉莹) wrote about how she witnessed Chinese editors at a forum in Shanghai busily checking their mobiles for the latest microblog updates on a forced demolition case in Jiangxi province   that was grabbing headlines at the time. But if social media were “inaugural” last year, they have at times seemed unstoppable this year, and that has   led to growing speculation that tighter controls are in the off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