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4473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2011 年 09 月 01 日 09:53:44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编辑： 胡韵   提要 : “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本刊记者 / 李静睿 王全宝 文 / 彭玺睿   　　在“ 7.23 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 8 月 16 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 8 月 23 日下午 2 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 ( 王勇平 ) 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 ”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建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 2006 年 9 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 ? ”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 ”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 ”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灵魂未安 中国高铁何以吸引投资？ 2011-09-19 11:03:53.868 GMT   彭博新闻社报道   9 月 19 日【彭博】——王惠说她不在乎钱，她只想知道，她的丈夫郑杭征 7 月 23 日去出差，为什么就再也没能回家。   34 岁的商人郑杭征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 40 位遇难者之一。据媒体报道，官方对此次事故的最初解释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进而造成后面的动车追尾。这个解释遭到了中国网民的奚落，王惠等遇难者家属到车祸现场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展开全面调查。   今年 32 岁的王惠说，事故发生 10 天后，有关部门提出给她 91.5 万元人民币（ 14.3 万美元）的补偿，要求她今后不得追究铁道部的责任。她表示，他们暗示说，如果她不同意，他们就会放任郑杭征的尸体腐烂掉。她签字了。   “在事故实情和责任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讨论补偿为时过早，”王惠拍着怀里 17 个月大的女儿说道。王惠夫妇和公公婆婆一起住在一套三居室里。网上关于王惠悲惨经历的报道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中国最大的两个视频共享网站上贴出了王惠在温州火车站接受采访时要求公道的视频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目前有 12.7 万人在阅读她的微博。   此次事故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作为对外展示窗口的铁路网络的安全及资金不足的关注。随着中国公民公开质疑为了推动中国这一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扩张，是否值得让郑杭征之类的人牺牲生命，以及付出信息压制和腐败的代价，公众的怒火逾燃愈烈。                   “仅有经济增长还不够”   “仅有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够，”布鲁金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成表示。“中国人都在说，他们的政府证明了自己能够实现发展，现在它应该负起责任。”   如此多的中国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过去十年年均经济增长逾 10% 所付出的成本，这是一党统治者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在追逐财富与实现社会稳定所需的公众满意度之间找到平衡。   动车追尾事故损害了中国铁路行业的声誉，而在中国促进内陆繁荣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计划中，铁路是其核心。中国的高铁网络于 2007 年开通，以中国建设繁荣“和谐社会”的目标命名为“和谐号”。按照政府规划，到 2015 年，中国将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网路，总里程达 1.6 万公里（ 9,900 英里）。                       借债建设   为了建设高铁，中国铁道部的举债规模达到 2.1 万亿元人民币（ 3,3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5% 。   事故发生后，中国暂停了全国新高铁项目的审批，召回了 54 列高铁列车，三名铁道部门高级官员被停职。   “动车追尾事故打击了中国政府获得世界一流技术的雄心，”安本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的中国股市部门负责人姚鸿耀表示。“它表明中国是在牺牲质量追求速度。”                      温家宝的承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7 月 28 日到温州察看了事故现场，并承诺政府将发布报告，对事故的原因“一追到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黄毅没有回复记者关于报告内容及何时发布的传真提问。   黄毅 8 月 22 日向新华社表示， 7 月 23 日的悲剧“本可避免”。调查组成员、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刘连光 9 月 16 日表示，调查组发现信号软件问题和人为错误造成了此次事故。铁道部没有回复记者请求置评的传真问题。   即便是在悲剧发生前，铁道部也越来越难以获得融资。作为中国最大企业债发行人的铁道部 7 月 21 日发行了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债券，但没有得到全额认购。彭博汇编的中国债券网的数据显示，事故发生后，此类债券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之差上升了 20% 。                        加州投标   “事故发生后，金融行业对高铁的信心愈发降低了，”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坚表示。“铁路融资危机日益迫近。”   赵坚表示，中央政府也许将不得不对铁路系统伸出援手，因为铁路系统无法运转将会导致经济的崩塌。   中国输出其铁路技术的计划或许也已经泡汤，伊利诺伊大学铁路工程访问教授、参与了加州和伊利诺伊州高铁项目规划的 Kao Tsung-chung 表示。   美国计划修建一条连通旧金山和圣迭戈的长 616 英里（ 991 公里）的铁路线，有 900 多家公司对此表示了投标兴趣，中国铁道部和中国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就在其列。   “现在，项目投标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Kao 表示。“中国高铁的声誉和未来都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中国政府不以透明度而著称，因此他们将更难以让人们信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调查人员不止要查找事故原因，也应当看到政府的反应，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政治学教授、亚洲研究项目主管 Andrew H. Wedeman 表示。                     “生命的奇迹”   甬温线高铁追尾事故发生后几天内发生的情形，展示出中国 4.85 亿网民向政府发起挑战的强烈意愿。一些从网上浏览相关视频和报道的网民称，事故发生大约 6 小时后，政府似乎已开始掩埋车体，放弃了对幸存者的搜救。   大约 14 个小时后，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依然活着的两岁小女孩项玮伊。微博博主们纷纷提出疑问，倘若搜救工作没有停止，伊伊的父母和其他人是否也有可能得救。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 7 月 2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伊的生还是“生命的奇迹”后，受到了许多网民的嘲笑。王勇平于 8 月份被解职，派往波兰从事外事工作。                      微博的力量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表示，在中国拥有至少 3 亿注册用户的微博，凸显出事件的官方版本与人们的实际看法之间的强烈反差。   “微博让公众舆论变得更为显而易见，而这意味着统治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胡泳表示。   王惠也利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反感。“我永不会接受铁道部的道歉，”王惠 8 月 12 日在微博中写道。   一些公众仍对官方的死亡数据表示怀疑。   华新民正在收集受损最严重的 6 节车厢的乘客名单，以核实政府的数据是否准确。华新民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在被服务商关闭前，她的微博已被转发上万次。   “这是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为了明天的安全，”居住在北京的法国公民华新民表示。“目前有危险的是政府的可信度。”                     生命的代价   在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前，暴露出中国民众为爆炸式增长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一桩桩悲剧，已经令政府惹下了众怒。这些悲剧包括 2008 年 5 月的四川地震——质量糟糕的校舍将数以千计的孩子掩埋在废墟之中；也包括毒奶粉事件——大约 30 万名婴儿因食用被污染的奶粉而致病。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微博上公众的严密监督令政府“失去了对报道的控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程致宇 (Patrick Chovanec) 表示。   “动车追尾事故本身的问题还没有政府的应对措施那么严重——人们认为政府摆出了一付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不可信，”他表示。“人们根本不买账。”                     

Human Cost China’s government has faced public outrage before over tragedies that exposed the human cost of China’s explosive growth. They included the May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in which thousands of children were crushed by poorly built schools, and tainted milk that sickened almost 300,000 babies later the same year. What’s different this time is the public scrutiny on weibo meant the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of the story line,” says Patrick Chovanec, a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Beijing. “The crash isn’t the problem as much a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hich is seen to be patronizing and not credible,” he says. “People just weren’t buying it.” Middle Classes The outrage over the crash has a very middle class tone to it, says Wedeman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http://politics.people.com.cn/h/2011/0908/c226651-1070584497.html 逾八成人称现在社会谣言很多 因官方信息不透明 2011 年 09 月 08 日  08:42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 “ 抢盐防辐射 ” 到 “ 各地将发生地震 ” ，近年来，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前不久，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国家调整年终奖个税征计方法的信息，最终也被证实是一条谣言。有人感叹，谣言如今已无孔不入，造谣都造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头上。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 1714 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 83.2% 的受访者确认现在社会谣言很多，其中 34.4% 的人表示 “ 非常多 ” 。 受访者认为谣言最常见的传播渠道是 “ 网络 ”(85.8%) ，其他依次是 “ 生活中的口口相传 ”(58.6%) 、 “ 手机短信 ”(53.6%) 、 “ 电视 ”(30.2%) 、 “ 报刊 ”(24.3%) 等。受访者中， “80 后 ” 占 45.6% ， “70 后 ” 占 35.1% 。 谣言泛滥， 73.1% 的人归因于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玩了一段时间微博，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郑海 ( 化名 ) 发现，微博上的谣言非常多，有的把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都描述得非常详细，还会配上几张挪用或造假的照片，一般人很难区分真假，让人防不胜防。 郑海坦言，他自己就转发过一些编造得非常 “ 完美 ” 的谣言。他说，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由于非常想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常规渠道中的信息又比较少，他就会守在微博上，等着网友公布事件的最新消息。等待信息时心情迫切，加上网上信息往往数量多、更新快，其间，就不免会受到一些谣言的误导。 “ 网上也有专门的辟谣帖， 但几乎所有辟谣帖的转发、跟帖数量都远远小于谣言帖，可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谣言更具吸引力。 ” 民意中国网网友王女士也是谣言的受害者之一。她告诉，年初发生 “ 抢盐风波 ” 时，她一听到消息，就马上给亲友打电话让他们买盐。 “ 老百姓很多时候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当缺乏权威信息源，谣言又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当然要 ‘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 了。 ” 调查中， 17.9% 的受访者承认传播或转发过谣言。 56.2% 的人表示，在事实真伪还不明确的时候，不会转发消息给朋友，但也有 17.0% 的人表示会转发， 18.9% 的人表示不好说。 为什么谣言能广泛传播？调查中，受访者给出的首要原因是 “ 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致使信息不透明 ”(73.1%) ，排在第二位的是 “ 从众心理所致 ”(58.6%) ，排在第三位的是 “ 大多数人对谣言缺乏判断能力 ”(58.3%) 。 其他原因还有： “ 一些媒体传播不负责任 ”(56.0%) ， “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 ”(50.1%) ， “ 有些谣言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人们愿意相信并传播 ”(49.5%) ， “ 一些人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不具备常识判断能力 ”(47.8%) 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是微博上民间网络辟谣组织， “ 辟谣联盟 ” 的发起人之一。他指出，网上谣言之所以如此泛滥，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造谣者各怀鬼胎，想要 浑水摸鱼；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一些事件的处理，让网民产生了较差的心理感受，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相信谣言，给谣言提供了生存空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一般来说，谣言往往被看作是虚假信息，但它也是公众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形成共识的重要方式。谣言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真相的模糊性，也就是说，事件本身越重要，信息公开得越不充分，谣言越可能得到充分传播。 “ 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谣言的传播也从传统的口口相传模式，演变成了新型的网络传播模式。 ” 胡泳说，网络的匿名性，使谣言来源不确定的特点被进一步加强。此外，当人们从网络或手机短信得知谣言，他们往往会将消息告诉亲友，使谣言在人际网络中以传统方式继续传播，这样一来，谣言的传播方式就更为多样，传播效果也更为明显。 要杜绝谣言，网民在转帖评论时就要有警惕心理 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留言，现在传播得最广的谣言基本都是与收入差距、官员腐败、官民冲突等话题有关。谣言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它一定程度上符合了部分公众的心理预期。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老百姓不能分辨谣言，而是他们在事实真相不明确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相信谣言。 胡泳说，由于当下很多政府部门都实行重大事故 “ 一票否决制 ” 。 所以一有事故发生，部门第一反应通常是封锁消息，争取消除影响的时间，但这样往往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 —— 一方面，它们对包括谣言在内的信息都采取压制态度；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封锁消息，谣言才有了滋生的土壤。对于谣言，如果完全采取封锁和压制的方法，只能是越封锁，谣言越多。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制止谣言？调查中，支持率最高的措施是 “ 谣言止于公开透明，权威部门应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81.6%) 。 65.9% 的人认为 “ 谣言止于智者，人们应该提升判断力，学会甄别 ” ， 53.7% 的人表示 “ 对于别有用心的造谣者应该坚决打击 ” 。 吴丹红认为，要杜绝谣言，首先，网民在转帖、评论时要有警惕心理，冷静判断帖子内容的可信度后再发表意见、进行传播；其次，有关部门也应实时发布事故的全面、真实信息，以充分的证据和细致的说明来回应质疑，让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胡泳指出，只要官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消除，老百姓对谣言的热衷程度就难以降低，所以，制止谣言的关键在于填平老百姓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鸿沟。 “ 政府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人都习惯性地认为，发生事故后有关部门一定会掩盖真相。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在思考如何制止谣言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思考，在未来如何重建有关部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 ” 胡泳说。 ( 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