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何兵 ：今天参加 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胡德平、江平、于建嵘等几十人与会，有妙言会报告大家！ @同言勿记 :请问主办方是谁? @何兵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腾讯。 高尚全、张维迎、吴思、杨继绳、展江、张鸣、陈有西等与会。 名大报刊总编、中央党校王长江、财新胡舒立到会。 高尚全发言：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 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高尚全，举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 清华大学郭道晖讲话题目：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郭老师是我博士答辩组成员，致敬。 郭道晖说：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郭道晖：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对此，何某深表赞同。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 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人。点评：人民日报的前记者都很牛。 胡德平发言：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 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 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注意。 张木生发言：听大家发言，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两会代表，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使其完善。 清华大学李楯：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 权力在别人手里，造反有理;在自己手里，稳定第一。改革早已停滞。 李楯：党把人民当少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 宋晓梧：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北京大学张维迎：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全场笑一一 何方：邓曾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可见，人治是历来传统。 江平：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 今天真是思想大解放。上半场结束，下午继续。 下半场马上开始，大家先喝口水。 中央党校沈保祥：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題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 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 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错。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 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 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北京大学陈波：决议受邓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文革.毛从小到老，都搞阶级斗争。 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法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民主如何进行？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一一 社科院雷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陈有西律师：一、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决，改变维稳模式。现在越来越依赖警察。自杀还说人家暴力抗法，结果杀你。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三十年后还摸石头过河。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公权力撒谎恶化国民道德。五、政治改革从司法改革突破。 中央党校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原总领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未完待续）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8733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如果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即使高铁热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 　　“7·23”高铁追尾事故引发的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政策层面的降温措施开始执行，专业领域的讨论出现多元化趋势，舆论对高铁的评论渐趋冷静。由此，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高铁大跃进”开始了理性复归。 　　高铁较快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对快捷交通的需求，其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自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呈现为对规模和速度的盲目追求，在很多方面，十分类似1958年的“大跃进”。从列车制造技术到工程建设，从区域经济空间的整合到地方产业规划，从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态的变革，高铁被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缤纷而至，“革命”旋踵即来，高铁兴奋弥漫于整个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志军主政下的铁路部门为“高铁大跃进”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学”。在被刘志军高度赞扬的一篇报道中，高铁被描述为“中国梦”的最佳模本，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铁道部原发言人王勇平语）。刘本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高铁成就的：“我国高铁丰富和发展了世界高铁理论与实践，把世界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把世界高铁运行品质提升到新的水平，为世界高铁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领域。目前，我国高铁技术创新正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新潮流。”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们对这套语言或许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铁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速度不断刷新、本土创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羡慕。这些关键词糅合起来，将高铁塑造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崛起的代表性事件。本是一种交通工具的高铁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符号，基于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铁幻化成显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 　　“高铁修辞学”向社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铁道部门围绕高铁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对高铁的质疑有可能变得政治上不正确。在这种不良氛围里，严肃的专业问题无法得到耐心、细致、科学的研究。例如，高铁一再提速，但速度的经济合理性则很少被提及。世界高铁发展经验显示，超过一定速度将导致车辆制造、路基、运营和乘坐成本大大增加。过高的速度使安全性下降，本是常识，而支持高铁的专家的结论却是：不同时速下的列车，其脱轨系数都要小于0.8，中国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脱轨系数小于0.1，远远低于限度标准，中国高铁更安全。对此，一位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对财新记者说：“这并不说明高速安全，只能说明我们原来用的数学模型在这么高的速度下不符合实际。”但这种质疑不被重视，相反，“违反科研规律的行动计划”还是获得通过，更“令人振奋”的跨越目标不断被提出。技术这一高度专业化、累积性的领域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无法得到自由研究。 　　透过这一套修辞，我们看到，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那种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铁道部是政企合一的体制，它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它拥有众多企业，它还曾拥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目前尚在改制之中）。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之时，“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但是，这位部长很少谈及转变发展方式，相反，在其任内进一步强化了政企合一的体制，将垄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其体制优势：“中国铁路运输市场，任何一个车，任何一个配件，都不能分割。”这种抵制竞争，强化统制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虚假繁荣和泡沫，在路内公司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大量民间企业被排斥出局；在权力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 　　“7·23”事故之后，高铁热开始降温。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支撑“高铁大跃进”的体制实施改革，不改变其政企合一的威权发展模式，过一段时间，高铁热或许会再次出现。铁道部门的改革已经不可再拖延了。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代表，“高铁大跃进”暴露的弊端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在其他领域，这种旧的发展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多年，最近十年来更是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取向，但是，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旧体制的基础仍然深厚。即使高铁热最终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因此，全社会应当形成广泛共识，汲取高铁热的教训，谨防高铁式热病再次出现。

时间: 2011年5月19日 地点: 华盛顿 主持人: 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Karen Dynan（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项目联席主任）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 Strobe Talbott（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 Joshua Meltzer（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参与人: Ted Gayer（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项目联席主任） Alice Rivlin（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研究员） 李拉亚（华侨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Nicholas Lardy（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潘功胜（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 Eswar Prasad（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Homi Kharas（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领域高级研究员、副主任） 金立群（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Susan Schwab（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Charles Freema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程立新（中兴通讯副总裁、中兴通讯北美分公司CEO）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Douglas Paal（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 Robert D. Hormats（美国副国务卿） David 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aul H. Nitze国际研究学院George and Sadie Hyman中国研究教授） 在中美两国各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双方在国内经济上面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为应对挑战，两国正积极推进国内经济转型，也在相应调整着各自的国际战略。这些应对措施势必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任何一国经济转型成功，都将使另一国受益。中美需要知己知彼。 2011年5月19日，财新传媒和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在华盛顿举行财新峰会华盛顿专场——“中国与美国：下一个五年”，把脉中美两国经济，把握未来五年两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实质和方向。 峰会嘉宾的发言既有对现实的精辟分析，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本刊特精选部分内容呈现给读者。 ——编者 双边经济关系走向 罗伯特·D·霍尔迈茨（Robert D. Hormats）: 展望未来五年美中经济关系，也就是我所负责的领域，存在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会遵循“二战”末期建立的基于规则、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会反过来尽力扭转这一体系？ 中国一方面要顾及各项政策，以解决国内挑战，用统计的方法对经济实施管理，另一方面，中国严重依赖全球体系，总体上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正试图在这两者中寻求平衡。 近来，全球金融危机和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的异军突起，尤其是中国，使得有些人质疑全球经济体系是否还是真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质疑者通常指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也叫“中国模式”，注重建立和加强国内龙头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支持型企业。 我们注意到，中国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来自本国的创新、改革和数亿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但是，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国家支持型企业所享有的竞争优势也源于人为授予，造成了很多贸易扭曲现象。 是否建立并维持国有企业，显然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但是，有时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型企业通过扰乱竞争秩序的行为人为地获得竞争优势，这些行为包括财政特权支持，私营企业享受不到的监管便利条件，竞争保护，能够获得其他公司承担成本的知识产权，使中国公司在政府采购中创造优势。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非常担心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影响、威胁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私营公司的竞争力，甚至也包括中国私营企业。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当局合作，鼓励政府在这些领域推进全球体系标准。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省份之间的差距继续成为中国领导人首要关注的问题。腐败、资源限制和环境问题使得这些挑战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并非要就此说三道四，中国领导层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的确令人称道。 保持国内稳定仍然是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新近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反映出中国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和国内改革。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更加稳定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挑战。新的五年规划旨在转变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高投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新模式基于扩大国内消费，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使人们能更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商业价值愈加重要，中国公司自然想获得与其他国家公司同样的保护、可预见性与保障。中国贸易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想从全球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机会、公平竞争，就必须给其他国家同样的机会。 我所在的部门以及我本人，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承认中国的繁荣对美国经济有益。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的繁荣对他们有益。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言，美国的繁荣对中国有益，而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益。我们未来的经济愈加交织在一起。 中国需要承认，如果美国、欧洲、日本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认定中国的制度失衡或者不公平，并相信一国利用这种制度获取不当利益，而没能对全体的成功做出适当的贡献，他们就会做出回应，这将危及这一体系的未来，也就意味着危及中国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全球体系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利益，但至少也要为美国的经济失衡和增长缓慢负部分责任。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使人们相信政府正在采取政策措施，纠正失衡现象，以使各方汇聚于共同规则之上。此外，美国国内政策也必须加强美国的竞争力。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TTS: MP3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