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

CoChina: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上)

潘毅:我最近刚好是因为富士康的事情,有机会跑了一下两岸三地,我并不认为现在对富士康事件媒体的评论和看法已经达到平衡。刚才也提到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可是在国内大量媒体是针对心理因素这一部分,社会因素是一直都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香港报章算比较中立,但也只是比较重视管理压力的问题。我去了台湾5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重要,大陆也有很多台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找一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和学生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问的问题是跟台湾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的,他们经常问到底这次事件是否是中共的阴谋,要把郭台铭赶出去,还有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想把富士康之后的罢工事件变成一个独立工会的追求,所以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硬把这种观点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我真是对媒体很失望,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改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投入了,所以对媒体有点气。 ● 无论自杀还是罢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杜婷在邀请我过来的时候希望我谈谈自杀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们一直在富士康厂区做研究,工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巡逻,有人要自杀他就上去把你拉回来。我看富士康的问题,我会把这些工人理解成一个寄生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把农民工放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背景上看,这些工人背后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工人的这种行为,不管自杀还是罢工,我认为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次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过度渲染罢工,跟我们渲染自杀其实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里这十多年在工业区一直都是有自杀的,但因为工厂太小,一两千个人,自杀一两个人,根本就引不起关注。从03年到现在其实工业区也经常有罢工,甚至不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少,但也不会有太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就是几天的事情. 我讲的重点是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十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问题,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个案。重庆、西安、天津什么地方都在罢工,这些现象本来就说明了非常明确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关注,这次是通过富士康的事情一下子揭露出来。 ● 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的付出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里面,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其他第三世界不是没有,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外劳,可是我们的农民工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在整个三十年的工业化里面,城市化、工业化基本是脱钩的两个过程。我们让农民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甚至也能走进饭馆、酒店工作,可是你就这样让他在城市,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一直模糊不清,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农民,我们在用劳动力的时候把他理解成临时性的、过度性的。我们所有农民工拿的工资都不是最基本能保障生活的工资,所以现在富士康说加了300块钱,加了之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而不是正常工业化后转化过来的工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在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在这样付出。 ● “自杀即他杀”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不同。我95年的时候在工厂里面生活了8个月,后来在我的书中有写到那时候是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宿舍、食堂的条件也比今天差很多。可是经常我会被问到“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会接受?第二代不愿意接受?”这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扣连在一起的。第一代的时候,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苦,可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感或者价值观是对照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在城市里面多苦都好,赚点钱之后他想回农村盖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出生,抚养他们长大,最希望就是他能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就是不能考上大学,也希望他们长大了能离开农村去城市。所以离开农村进城市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实一直贯穿在这两代人身上。第一代人比较愿意回去,年龄越大越知道他在城市生活的不可能,而到了如今这一代,他整个生活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他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富士康那些年轻人进入到那种工厂之后,他其实更容易会看到那种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再回去。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抽象的社会学意义来讲“自杀即他杀”,他现在自杀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东西,潮流的东西,在富士康门口就有一家商店在卖手机,每个手机都是两千块钱以上,工人的工资不会支持他在城市有这样的消费。 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半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今天这种困局,困局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自杀;另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罢工。你希望他愤怒还是希望他绝望?我们是希望能改变他背后的根本东西,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 ● 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条件更好的工厂 还有一种问题是说那些工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据我所知工人最初是选择离开的,我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本上都才做两三个月,要很辛苦才能找到一个人是工作超过一两年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他首先是选择离开,只有小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罢工。我想说的是就算离开了,以后他去哪里?他离开以后同样不会想找到一个比富士康更好的条件和空间是很难的。 ● 宿舍劳动体制让如今中国的工厂模式可以维持下去 像这种工厂的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维持下去?可以这么稳定?在城市里我们没有给这些工人家庭生活,但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他提供了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就把他的工作空间跟他的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在一起,这种重合从生产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工厂一接到订单可以马上开工,可以非常有效率。同时工厂的宿舍也提供了工人最基本的需要。之前有人说要拆掉富士康的宿舍,如果把宿舍拆掉的话工人就一定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就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可能生活?你进A工厂,有个宿舍给你,你离开了进B工厂,也有个宿舍给你,你要真是离开这些工厂,那就只能离开城市。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让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合理转化工程变得不可能。先讲这些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杜婷:谢谢潘毅,潘毅今天讲到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两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黄煜老师,您先让潘毅对我们媒体行业恢复点信心吧。 ● 媒体不过是整个制度中的一环 黄煜:首先媒体对潘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让潘毅的很多观点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其实是一个市场,当然有不好的,但有些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化的媒体制度,很难要求所有媒体都是用一种道德来自我要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人性的问题。刚才说富士康,但我们想想当iphone出来的时候,一天就定了60万部,这些苹果的使用者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背后的血汗工厂,这些自杀的工人?苹果给富士康的利润这么低,所以有时候我对郭台铭也有一点同情,他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恰恰就使得苹果可以有很大利润,也可以比较价廉物美出售给我们,所以最后你转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越研究深刻就越糊涂。对媒体来说责难容易,但是媒体本身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环。 ● 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结合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长平: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南都发的一篇评论就是介绍潘毅的《中国女工》,我也给很多记者推荐,我当时文章的标题是《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中国女工》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一个女工的梦魇,从一个梦魇延展开去,分析底层社会反抗的途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社会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一方面使他们更隔离,一方面又使他们更紧密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除了自杀还有日常的精神痛苦、灵魂挣扎等等构成了这种普遍的反抗。 在书中提到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国家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利的勾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概念。富士康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管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不得已,但是这种管理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这种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勾结,甚至沆瀣一气,他使得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个工人可以有几种身份,对老板而言他是一个工人,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公民,有政治权利。刚才潘毅讲到宿舍的管理方式,在过去中国最早的国企也是这样管理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是混淆了政治权利。最近有个消息,富士康说我要把工人交给深圳市管理,这个消息本身可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很奇怪,这样说就意味着资本家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我可以交给他管理,明天可以拿过来自己管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清晰,然后一旦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管道堵死了整个就没有呼吸了,富士康就比较典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过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给工人涨工资可以,但是我的利润薄了那我可能就撤走了。对农民工而言你是要打工的机会还是要一个公民的权利? ● 媒体对罢工的集中报道使人们意识到工人才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刚才潘毅提到媒体对罢工事件的过分关注有可能有负效果,但有一点是好的,过去我们关于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都是处于“被”的状态,他们不是主体,主体是国家的发展、产业的方向。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产业要是不升级国家经济怎么发展,工人作为主体是被忽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其实你是不能忽视工人的要求。 ● “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 邓志新:金融风暴之后对以出口为主的广东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在同一家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整个生活目标就是把子女亲戚都带到城市,在这里安定下来,结果经济不好厂里根本没有生意,要回去,他们觉得生活完全中断了,不知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些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一些很感性的话,比如说有一位说“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手机,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成为感情的一种寄托。这些让人看了很感慨,我的一个朋友北风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做一个调查,调查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能在家里待下来,工友之间会不会有联系,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他们之间如何互助等等,当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调查没能做下去,但这种想法很有价值。 ● 媒体担心过多的报道会妖魔化某种力量从而导致民粹主义 还有富士康的问题,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有个争论,当时我们作一个评论,我会考虑各个阶层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映,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关注无良企业的组织,他们要求通过对苹果、惠普这些企业施压让富士康改善工人的用工条件。我的这个朋友是同行,他就很抗拒这种做法。他本人高中毕业后在东莞打工,打了好几年工才出来,他觉得富士康的问题就在于那里都是年轻人,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认为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环境中大家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单一,压力会迅速转嫁和传染。他不同意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富士康,他觉得如果只是把问题纠结在这一环就很容易妖魔化富士康,对很多工人来讲是更不利的。因为相对而言富士康的用工条件算好的,薪水可以按时发,你找不出他太多违反国家用工条例的地方。他所讲的也让我开始犹豫那个评论是不是还按之前所想的做,因为我们在国内做媒体很多时候担心妖魔化某一部分力量,担心民粹的东西泛滥而起。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我们确实要对公权力非常警惕,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是不是就要宽容一点,不要随便妖魔化。 ● 媒体四面楚歌 胡泳:我第一次见潘毅,她说的话让我很震动。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媒体的,而且做了很多年。倒不是完全说潘毅一个人让我震动,因为很多人像她这样想,这件事就会让人震动。在两会的鸿忠抢笔事件中,曾经新闻界有一个联署,但是新闻界想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新闻界本身有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就是抢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录音笔而已。包括艾未未在他的twitter上,他把媒体直接就叫做倒霉的霉。还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力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很怀疑媒体的公信力,怀疑媒体的判断,至少他们在为很多事情努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的媒体人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媒体,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些共同的认识和判断,这样的一些媒体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当局觉得你老说政府不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民粹会骂你,说媒体特别犬儒,特别娱乐;自由派会说你没有立场;我们自己来讲可能精神很分裂,所以媒体就变成四面楚歌的境况。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对社会的很多不满投射到媒体上,就以前两天著名的六九圣战为例,有的人就说是媒体在这里搞鬼,媒体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走。我看到展江有篇文章说“社会有病,媒体吃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那么乱七八糟全是你们媒体搞的,谁对媒体都不满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网民对媒体的反对,包括像潘毅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在座很多为了今天的社会做各种努力的人对媒体也是这样的看法,媒体怎么办?媒体自己该怎么做来促进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可能是大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 刚才潘老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但其实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我很欣赏袁剑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讲我们背后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结构如果不改的话,即使中央开经济会议,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金融危机都在导向说我们应该赶紧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到高端。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触及到政治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是瞎扯,而这个瞎扯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刚才长平讲在中国资本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资本和政府互换的背后,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全球化绝对是政府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在很多时候是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崛起的能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全球化,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有这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西方反全球化的东西,我们觉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比如说G8开会,一些NGO去抗议,还有反耐克的血汗工厂,抗议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公司,我们以前觉得这些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而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还基本上是建立在跟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种同盟之上来维持现在的这个局面。所以要对全球化作一个重新的思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 2010-07-09 23:50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2010-06-30 19:44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上) / 2010-06-30 16:12 / 评论数( 1 )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文字稿 / 2010-06-28 15:10 / 评论数( 1 ) 突發新聞報導研討會 / 2010-06-17 23: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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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潘:留守儿童相约自杀是断裂社会之痛

并不是所有的童年都是无忧无虑的,同一片蓝天下,一些经常被我们忽视的群体,却一直在社会的边缘,默默地谱写着不一样的童年故事,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沉迷于网络,昏天暗地生活在另一个虚拟世界;有的孩子,甚至连电脑是何物都不知道,孤单寂寞地生活在另一个现实的残酷世界。 城市里喧闹甚至奢华的六一儿童节才过去不久,近日我们又发现一个令人难过的对比:陕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2日,5个孩子经过一夜畅谈,相约同月同日死。3日上午8时左右,5个孩子用带来的农药勾兑饮料,发誓一起喝下去。事发后孩子们都选择了沉默。(《华商报》7月5日) 在印象中此类的新闻,还有5月初在浙江台州务工3名90后“农二代”相约自杀,而其中一个自杀者的QQ签名是:“身上的皮肉之痛怎么比得过内心的痛”。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明确,自杀是一个悲剧,是可以和必须被制止的。当儿童和青少年有自杀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很难从这种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他们遇到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的,可能是自身的或者外界的影响,也可能是长期被忽视、学习压力和自卑等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将他们推到轻生的边缘。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选择了沉默,这无疑更是令人担忧,因为沉默则意味着问题更难以解决,心理辅导更难进行。 2008年年初,全国妇联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大约有5800万人。这样的数据,让我们无比沉重。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了父母了陪伴,他们的世界就像是残缺不全的,在这个的残缺世界里,他们在寂寞成长是岁月中,天伦之乐不是日常生活用品了,而是一种奢侈品。 我们也明白,心理辅导可能也只能是医治个体问题,它无法医治整个社会的一种深层问题。当下中国的社会格局,按照著名社会学学者孙立平的说法,就是“断裂社会”,这个断裂造成了群体间的疏离,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在现实的意义上,首先是指明显的两极分化。 而在这样的分化之下,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放大效应,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断裂社会的剪刀差效应”。这种效应让上一代人的可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一旦投放到下一代人身上,就会加倍地扩大影响。像留守儿童与他们父母,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在城市里艰难地务工赚钱,虽然也在不断地思念着家乡的孩子与年迈的双亲等亲人,但是这一切似乎都还是可以承担的,同样在打工的生涯中各种艰难也都可以默默地承担下,而且很多时候也可以以赚更多的钱来改善家庭生活等为精神慰藉。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失去的远远比没有孩子陪伴的父母来得多。更为典型的是,像前段时间富士康的N连跳自杀事件,那些轻生者也大多为20岁出头的新生代农民工,那种可能对上一代农民工没有太多影响的生活,在他们经历时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于是这样的自杀,成为了一道道断裂社会之痛。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一个时代的各种弊病,它最终的所有结果,都可能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了下一代,比如那些被污染物致铅中毒、被疫苗致死致病、被屠刀砍杀、被毒奶粉侵害的孩子,这些孩子承担了绝对不该是他们应该承担的人生灾难。此外更有各种负面的精神污染,比如小学生立志成为贪官,理由是因为贪官什么都有等等,这都表面很多的社会问题,已经从娃娃开始病起了。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时,除了反思当下的各种眼前问题,更应该将眼光放到如何消除长远的影响上去,着力于改善下一代最基本的生存土壤。 在一百多年前,忧国忧民的梁启超写下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他希望中国能够重生为一个少年,朝气蓬勃,充满希望。今日的中国是强大了,朝气蓬勃,但却让很多的少年缺失了朝气,走向了忧虑与轻生,假如当年的梁老能到看到现在,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与心情呢? 刊于《华商晨报》2010.7.6 张天潘读者QQ一群已满,现已建QQ二群54775167,欢迎加入交流与批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平其俊被人肉源于漠视民生的抗议 / 2010-07-01 10:09 / 评论数( 5 ) 追捧高考状元是单向度社会的疾病 / 2010-06-29 08:26 / 评论数( 0 ) “中国学派”的断裂与传承 / 2010-06-28 08:04 / 评论数( 3 ) 建国际化大都市背后的文化自卑与迷失 / 2010-06-23 21:59 / 评论数( 2 ) 70%举报人被报复彰显权利保障之孱弱 / 2010-06-21 21:58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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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披露卧轨自杀民航高管遗书内容

中国国旗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中国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6月24号下午在广深高速铁路上撞车身亡,身上留有遗书。随后,有关“民航高管自杀”的消息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但中国民航方面对此却保持了沉默。29号,南都记者独家获悉了遗书的内容,这份简单的手写遗书并未提及任何有关民航弊案的问题。 6月24号下午,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在广深高速铁路上撞车身亡,身上留有遗书。随后,有关“民航高管自杀”的消息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但中国民航方面对此却保持了沉默。29号,南都记者独家获悉了遗书的内容,这份简单的手写遗书并未提及任何有关民航弊案的问题,而就在当天下午,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的中国民航信息网也发布消息称,刘亚军的突发意外系精神抑郁所致,已初步认定刘系自杀,与此同时,并未发现其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据《南方都市报》昨天 ( 6月30 号) 的报道,28号上午,刘亚军的遗体告别会在广州市殡仪馆举行,民航系统和航空公司均有多人到场。南都记者在现场看到,刘亚军的遗体身盖党旗,到场人员排队依次进入礼堂进行最后的告别,不过,告别会并未安排专人致悼词,现场也没有人就“自杀”一说作出任何评论。此前,有媒体在报道刘亚军身亡的消息时,曾称其所留遗书或许能表明其自杀的原因,并多次提及今年以来民航系统的腐败案件频发,已先后有多名官员落马的背景。不过,南都记者从多个渠道独家获悉的遗书内容,却与民间的猜测存在较大差异。 这份手写的遗书内容仅百余字,落款时间为事发当天。遗书中有“工作压力大”的字眼,并称“组织培养我多年,我的死会对组织造成一定损失,辜负了组织的信任”。遗书中还提及了前往ICAO (国际民航组织)任职的问题,称“我之前承诺过要去ICAO工作,现在看来实现不了了,很遗憾”。 据悉,遗书中所提到的“ICAO任职”问题,是指刘亚军生前可能面临的工作变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说,与刘亚军相熟的航空公司高层曾向该报记者称:“他工作很认真努力,而且能有机会前往ICAO担任中国代表,也证明其能力是过硬的,属于业务精英。”该高层由此认为,中南局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可能超出了这位学者型中年人的负荷能力,“作为地方局一把手,他需要处理的关系太多了,我不认为他很喜欢当前的职位,我认为他更适合前往IC A O就职或者成为一名学者。” 报道又说,中国民航信息网29号发布的消息还透露,根据刘亚军的遗书以及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他长期存在失眠现象,总觉得休息不好,到广州工作以来,一直感到压力很大,经常在家中独自哭泣。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称,在刊登刘亚军撞车身亡消息的网页上,有自称民航中南局的内部人士分析,民航中南地区这两年先后遭遇东星航空停航、深航股东变动等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飞行安全保障压力巨大,刘亚军作为中南局一把手,上任不过一年多,“就因为压力太大而长期失眠,黑发变成了白发,原来挺直的脊梁也弯曲了”。经有关部门的综合分析,刘亚军选择轻生系因其精神抑郁所致。另外,通过咨询有关权威部门,没有发现刘亚军个人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tags: 中国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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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大家谈中国:富士康的三米高栏杆

林绿野 中国  富士康宿舍楼周围建起安全网以防工人跳楼 今天,中国大陆有传媒报道说: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了“十多连跳”事件后,已经开始对工人宿舍楼加高栏杆,把栏杆从原来的1米高加高到3米高。据说这样做以后就可以杜绝跳楼的悲剧了。 我是个建筑师,对栏杆高度与安全的关系,有比较专业的了解。在建筑设计中,国家规范对栏板或栏杆的高度有强制性的要求:低层和多层建筑,栏板或栏杆的净高不应低于1.05米,高层建筑栏板或栏杆净高不低于1.10米。 从设计的原理上说,栏板或栏杆需要有一定的净高,是为了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人们站在或靠在栏板或栏杆旁边时,保证人们的身体重心低于栏板顶或栏杆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发生意外坠落事件,绝对不是为了防止“跳楼者”的。对于主动的“跳楼者”来说,高度并没有多大意义!3米高的栏杆就能挡住那些怀着必死之心的人吗? 为了阻止那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工人跳楼,你们可以把富士康公司的所有的楼房的栏杆都加高到3米,这样一来,在富士康公司范围内,跳楼事件也许不会发生了?对想自杀者来说,3米高的栏杆可能是不太容易跳,然而,自杀者难道不可以到其它地方去跳楼吗?而且,自杀者完全可以采用其它方式自杀,例如:吃大量的安眠药、吃农药、吸毒气等等。此外,你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一般的宿舍楼的层高大约是3米,一旦栏杆被加高到3米,那样就意味外走廊栏杆与屋顶板连在一起。这样一来,栏杆就已经不是“栏杆”了,更像监狱里的“铁窗”。深圳富士康公司有大约五十多万工人。当五十多万人都生活在象监狱一样的环境下时,完全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想自杀,完全可能会有更多的自杀事件发生。 一个社会,若是有大量的精神正常的人想自杀,是由于他们觉得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用技术手段来防止人们自杀,完全是无效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解决人们觉得生不如死的社会环境。 所以,要杜绝或减少工人自杀,必须给予工人作为人的人权,作为劳工的权利,包括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和罢工等权利。从小共产党就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啊!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那么毫无权利,而资本家却能通天?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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