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

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中道

  笔者曾经写过(台湾)已故周德伟教授的几篇文字,这位北大出身后又追随哈耶克研习自由主义的学人,不是像他当年师辈那样,在中西文化之间搞二元对立;相反,他是二者融合,其为人既具儒家精神,其为学又有深厚的自由主义学养。退休之后的周德伟,有一个工作重心的转变,即在翻译和梳理哈耶克的同时,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并阐释与西方自由主义相通的思想资源。这是对传统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对儒家思想的钩玄,很精彩。   比如,周德伟翻译哈耶克的《自由的宪章》,不时以注释方式参以他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这里不妨以哈著第十一章《法治之起源》的注释为例,周德伟以强大的篇幅一边纠偏哈耶克对中国古典法治的误读,一边将儒家的礼治与英伦的习惯法作比较,指出:“所谓礼者即由风俗习惯传统及人民接受之道德价值而成,亦即人民共同生活之规律虽无法律之拘束力,但其普及于民间较之成文之法律不知高出若干倍,且惟其无拘束力,故能适时生长演变,以现代术语表示之,近于英国之判例法。”不要小看儒家的礼治作用,在周德伟看来:“中国帝王之权力以西方术语表示之,有神圣之权利世袭帝位,但其为至高无上之权力,则只及于臣僚,至于管辖人民之权力,则远不如传统风俗习惯及孔子。”古代社会,天高皇帝远,政权不下县,民众和政府打交道的大致就是两件事,诉讼与纳税。除此而外,他们及他们的生活,更多需要面对的,倒是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治理。士绅读经书出身,其地方治理,当然离不开浸染过他们的那些儒家礼仪。受其影响,传统中国人,几乎身上都有儒文化的细胞。一代代传习,国人在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甚至举手投足上,是受皇家政治影响大,还是儒家伦常影响大,不言而喻。   以上周德伟不过要表达一个意思:“中国原为自由之国”。虽然皇权政治是专制的,但周认为“中国之所谓帝王专制,不过帝王对其所管辖之臣僚专制而已”,民众并没有过多受其荼毒。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帝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这个自由就是农业文明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个人自由。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由缺乏保障,尤其是制度保障。按照现代宪政原理,保障自由即法治。然而,哈耶克被误导而欣赏的中国法制,却是管子的“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这是法家性质的法,是为权力造法而非为权利造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自由或权利极易为皇权所吞噬。有见于此,周德伟专文论述《论中国历史上何以无保障人权的制度》,“何以”不论,但周清楚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始终未发展限制帝王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   近有学人讨论儒家宪政主义,并形成两相对立之势。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儒家不妨可以有宪政。宪政的要义,横向分权,纵向自治。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秦汉以还,政权在皇帝那里,治权却在士大夫那里。国体上是皇家专制,政体上却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看起来是士大夫替皇家治理天下,但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分权效应;何况士大夫总是试图以自己的道统制约皇家的政统。另外,士大夫在朝为官,在野为绅,由于皇家权力到县为止,大面积的乡村基本上是士绅主导下的地方自治。正是这样一种格局,个人自由得以存在。如果我们不妨将此以宪政视之,但也须指出,这无疑只是宪政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有很大距离;何况正如周德伟指出,在皇权限制上它还缺乏制度化。   晚年周德伟热衷阐发儒家思想,这是对自由主义作中国古典阐释,我个人很欣赏。其实,无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还是宪政、法治、民主等思想,多少可以在原始儒家那里找到对应点。从思想史的角度让中西文化相互发明,同时重新解读被五四新文化妖魔化了的儒学,是学术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周德伟当年这样做了,我们今天也有必要接着做。只是,学术是学术;在现实的和实践的层面,如果有学者推举儒家宪政,是为了在今天践履,并称之为“托古改制”,而且还非如此不可。这就会出问题,当然问题更在于它能否行得通。应该看到,儒家的宪政内容在现代自由主义那里不但获得了体系化的阐释,而且更充分地制度化了(这是儒家无能做到的)。所以,当年清末立宪,身为士君子的梁启超就不像他老师康有为那样“托古改制”,而是眼睛盯住英伦,在制度上走“托西改制”的路。毕竟皇权政治两千多年了,儒家靠自己最终也没有把它送进宪政的笼子里,但英伦却第一个做到了。这就是托西改制高明于托古改制的地方,也是梁启超高明于康有为的地方。   学习周德伟,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既抱以相当的历史敬意,又清楚地看出其短长。他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既不反传统,也不唯传统。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中道,所谓执两用中。假如可以换作我个人的语言,便是几年前我提出过的一个看法:“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中学即儒学,它有它的边际,不妨让它更多复兴在私人领域、社会日常生活领域或伦理领域,当然更需要用它来养成一种稀缺的精神人格,即周德伟那样的自由主义士君子。转至公共领域,则以西学为主导,此即英美宪政之学,让它来更新我们的制度,有效地形成对公权的限制,用以保障我们每个人的自由。                     

阅读更多

王思想家 | 怀念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

怀念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 ——纪念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20120224)     今天的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无疑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一再说蒋经国是百年中国第一伟人的原因。     然而,蒋经国不是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不是上天降下来救中国的。蒋经国是被时代造就出来的,甚至是逼迫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奢望能等来蒋经国,而是努力去营造能够产生蒋经国的土壤。     这样的土壤,必须是自由的土壤。在自由的土壤上,民众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力量,民主中国、现代中国会顺利成长。否则,即便产生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他也会在民众的软弱与纵容中,被黑恶势力轻松绞杀。残酷的历史,已经上演过。     要营造自由的土壤,我们最需要的是胡适,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     胡适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有运气成分,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胡适在美国先后攻读农学、哲学,但成名却是因一篇“一稿两投”的文章。1917年,胡适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他在《留学生季报》上发了篇文章后,抄了一份寄给国内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发表后轰动全国。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自称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文学这个娱乐,一下子把他推到了舞台中心。     影响实在太大了,胡适趁热回到中国,成为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年仅26岁。在民国初期那个黄金岁月,中国欣欣向荣,这样的奇迹很多。     当年北大学生对教师很挑剔,顾颉刚当时还是个学生,据说他“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傅斯年的评价很准确。民国时期,大师辈出,论起学问,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都比胡适读书多,学问深。然而,论起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胡适相比。胡适的经历提醒我们——喜欢读书,读多少书,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读书多了,可以当作是自己的享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无关;在当今时代,知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知识不是力量,传播才是力量,所以,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应该尽力去传播思想,改造国家。     胡适的地位,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不是书本的堆砌,而是内心的流露。       胡适师从杜威,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些看上去简单的语言,是他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一部分。     100年来,中国并不缺乏现代化理论,有关民主、平等、三权分立等思想早就在精英阶层广泛传播过了。然而,中国还是走上了一条悲惨的道路。孙中山、蒋中正等人固然有责任,但如果不是知识分子的偏颇、民众的愚昧,中国也不至于步步走错。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几乎都做出错误的选择。     这应该使我们意识到:仅仅喊民主是没有用的。必须认识到:民主只是形式,自由才是目的。而自由的思想又是民主的保障。自由与民主,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胡适先生那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复体会:“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民主也不需要你摸着石头过河,人类早已经有现成的民主模式、现代化模式。你只要搬过来用就成了。从孙中山开始,历届统治者都声称“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好象这些政客自己是外国人似的。而胡适说: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简单易行的政治方式,类似于幼儿园小朋友游戏,只要是健全的人,都有办法实行这种制度。民主政治不需要任何条件,不需要等待文化提升物质丰富,民主政治本身就是最好的训练方式,开放民主,就是让人民自由的投票,自由竞争竞选。时间久了次数多了,人民的能力自然提升。     如果孙中山当年能够有胡适的思想境界,他就不会做出那么多错误的事情。     如果民众能够受到胡适思想的熏陶,那么,统治者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口号欺骗民众的诡计,就不会一次次得逞。至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仍然是利益集团屡试不爽的欺骗工具。     知识分子更要学习胡适。很多文人抱怨说国家没有言论自由,其实胡适早就说过:“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那些声称“没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不说话”的人,都是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     自由需要宽容。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批评起别人来,头头是道;一旦被别人批评两句,就暴跳如雷,中国的文人怎么能狭窄到如此程度?胡适则这样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对于胡适的宽容,我必须做点补充。就是我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唠叨的:对公权力要尽量苛刻,对私权利要尽量宽容。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利益集团,同时,尽量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私权利。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能够彻底揭穿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所以,统治者不喜欢胡适。而我们,则要大力提倡胡适。       胡适去世时,蒋介石亲手写下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挽联相当准确,但把胡适仅仅放在伦理道德范畴进行评价,忽视了胡适在思想领域的价值。蒋介石本人并不接受自由主义,所以,他不愿意强调胡适的自由主义大师地位。             (图为胡适与蒋介石合影。蒋很谦卑,胡在微笑)          蒋介石不接受自由主义,但他明白胡适的重要性。1948年底,国共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蒋介石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列在抢救名单的第一人就是胡适。当时中共广播放言(也有人说是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这说明,胡适没有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抵达南京的陈寅恪一家,最终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据说,陈寅恪自述他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的气侯,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而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他没有像胡适一样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另外,胡适的儿子也拒绝离开大陆。后来,他们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     1949年4月胡适还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这说明胡适的思想需要提高。         胡适去了台湾,推动了台湾的进步。胡适如果当年留在了大陆,不知会如何。倒是有人问过极度推崇鲁迅文章的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在当下,会如何?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可能在监狱里。         以前,网易的专题做得非常好。这一次,纪念胡适逝世50走年专题,搜狐做得好( http://cul.sohu.com/s2012/hushi/ )。提出了几个启发式问题:胡适为何不被国共两党所容?胡适为什么没有成为哈耶克?……          其实,不但国共两党都不喜欢胡适,就连中国的知识界,也有一些人不喜欢胡适。胡适自己既不是右派,更不是左派,他是自由派。     喜欢胡适的人,大都看过唐德刚写的《胡适杂忆》,在此向没有看过的朋友推荐一下。这本书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读起来很享受的。胡适的“爱惜羽毛”,“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糟糠之妻,胡适与女友绯闻等著名故事,在这本书里都有反映。     对学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胡适在文化、哲学、考据学方面的研究。至于多数人,我认为把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领会了,就足够了。认真学习、领会、贯彻我这篇文章就足够。       今天,我们怀念胡适,怀念的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胸怀与人格。我建议那些整天编造名词的所谓学派人物,少搞点什么“新儒家主义”,“后**主义” ,“中国特色”什么的,至于“大国崛起”、“货币战争”这些垃圾就更不用说了。还是多宣传一些“自由主义”吧。虽然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我觉得当今还是需要谈主义的。要谈就谈自由主义。      有了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土壤,其他如民主、平等、博爱,可以自然生长起来。     珍惜自己的自由,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尊重别人的自由,会让我们超越动物的生存层次,去做一个宽容快乐之人。     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生存的意义。   链接:   《中国知识界的“左派”与“右派”》       《两岸同祭:蒋经国逝世22周年》  

阅读更多

译者 | 《中国简报》中国残存的自由派人士努力保持自由主义的火种

核心提示:随着党内标志性的改革人物的离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处境日趋式微。不过,党内外的残存的自由派人士仍在努力维系着改革火苗的羸弱之光,这意义重大。 原文: China’s Remnant Liberals Keep Flame Of Liberalization Alive 来源: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十二卷 第三篇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发表:2012年2月3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左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中国似乎进入了政治改革和人权问题的深水区。尽管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来压制异议人士,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仍在推行自由主义的理念。在最近党的理论期刊《求是》中,党总书记胡锦涛重申需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避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进一步密谋西化和分裂我们”,他强调,党必须”永远警钟长鸣”,防止西方渗透。(求实,1月1日)。过去两个月中,三位异见人士,陈卫,陈西和李铁因宣扬非暴力的政治自由化的网文,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面临九到十年的有期徒刑(纽约时报,1月20日;香港 明报 1月20日)。 上个月,余杰在狱中被拷问之后,被强制驱逐出境。余杰是国际上知名作家和温和的改革派,他宣扬人权和民主权利等普世价值。在报道他抵达美国的一篇文章中,余杰引用了一位看守的话,”在我们国保看来,反对共产党并且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不超过200人。””如果中央当局认为他们的统治面临威胁,他们一夜之间将会逮捕所有这些人并活埋。”国保人员如此警告。(中国人权 1月18日; 洛杉矶时报, 1月18日)仅仅是中国学术和知识分子圈中的几百人宣扬胡主席所认为危险和颠覆性的观点就能够挑战中共的统治吗? 众所周知,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如前总书记胡耀邦(1915-1989)和赵紫阳(1919-2005)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已去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处境日趋式微。但是党内外的残存的自由派人士仍在努力维系着改革火苗的羸弱之光,这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些组织设法在当局的管控中生存下来,例如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半官方的期刊,《中国改革》和《经济观察报》都曾经组织过沙龙来讨论政治改革的新方向。这些头脑风暴集会的知名庇护人包括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著名法学家、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胡德平作为前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是政协常委委员。或许是由于这些公共人物的地位特殊,使这些沙龙免于警察或者国保的干扰。(明报 1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1月19日) 以新年前不久的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沙龙为例。1992年初,这位老家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重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化,提出来著名的论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超过200位中老年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了这次北京的沙龙。胡德平在开幕词上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发扬南巡精神。在提到广东的官员平稳的安抚了乌坎的农民抗议时,胡德平评价说:”只有农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农村地区的政治稳定才有可能实现。”(台北《中国时报》1月20日; 财新网 1月29日;中国简报 以乌坎模式处理异议的前景黯淡 1月6日). 其他的与会者则要求中国全面引进国际政治理念。例如,年过50的经济学家韩志国,主张建立一个普选的多党制、媒体自由乃至军队国家化。”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中国人民不可能真正的拥有尊严”,他说,”美国政府除了自己的人民不害怕任何人,而中国政府除了不害怕自己的人民害怕所有的人。”资深外教学者资中筠表示,在民主方面”台湾已经领先中国,””中国大陆没有任何转变”她说,”甚至还有迹象显示正在倒退。”(明报,1月19日,美国之声,1月19日) 在去年秋天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沙龙中,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左派干部们的中伤,包括致力于复兴毛主义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次的研讨会是为了纪念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周年,此份决议是邓小平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胡德平隐晦地批评了极端保守主义者致力于复兴毛泽东的概念。”一些人正在做的是努力纪念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倒退的”,胡德平说,”30年前的决议中,我们并未做彻底的自我批评。而决议的底线——否定文革是绝对不允许被突破的。最近,有人妄图推行另一场文化大革命。” 江平,在会上发言说,胡锦涛试图以”维稳”为借口来加强集权统治。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谴责了中国政治中两类谬论:”稳定压倒一切“和”中国国情论”。江平说:”谁来决定什么影响稳定?维稳这个概念是违反法律原则的。” “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国情意味着忽视人类普遍具有的共同信仰。普世价值包括宪政、法律制度、人权等概念,是最重要的。”(明报,2011年8月28日;联合早报,2011年8月28日) 尽管胡德平和韩志国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和演讲并未在官方媒体上报道,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声音。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好奇的中国4亿5千万的网民能够得到这些先锋沙龙的讲稿。尽管安全部门重判陈卫陈西他们来警告异议人士不要在网上试图传播不稳定或者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信息高速公路上还是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举例来说,在上个月的纪念南巡的沙龙期间,几百位网民向组织者发送短信纪念赵紫阳去世七周年。一个人说:”我们应该高举赵紫阳的改革火炬。”(明报1月20日,苹果日报,1月20日) 最近台湾大选的新闻在中国广泛传播昭示了中国多达五万名网络警察也只能延缓自由的观点在网络平台,如人人和微博上的传播。台湾大选由一些半官方的网站给予了全面的报道,包括视频和投票过程。一个门户网站甚至提供了大陆读者的投票,来测验他们对于候选人的看法。尽管现任总统马英九在虚拟投票中赢得了多数,代表独立的民进党蔡英文依然的到了20个百分点。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蔡英文的失败演讲中所提到”存在一个反对党的重要性”的观点,在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网民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新浪, 1月14日;经济学人, 1月21日; 苹果日报 1月16日)。 问题是,这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匿名网民对于民主的呼唤到底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有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下,党的精英们似乎倒向了极端保守派。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政治局委员,总理温家宝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公众呼吁改革做了一些反应。(中国简报 温总理的南巡:中共的意识形态转换? 2010年9月10日)上个月的中东之行,温家宝和主办方讨论了北非和中亚民主运动的爆发。”为人民谋福利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温家宝说。提到中国时,温家宝重申,”我们不只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也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新闻, 1月11日;明报,1月 12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平稳解决乌坎抗议之后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赞誉,他也承诺要扩大了邓小平在广东省开始的改革。”改革是广东的根基和灵魂,”汪洋最近说,”改革最坏的情况就是停滞不前”,”与其在争论中不前,为什么不试一试?”尽管汪洋经常提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他最近还是通过了使广东的NGO更容易注册的规定。不止如此,广东的报纸和网站一直是全国最敢于讲话的和最发人深省的媒体。(纽约时报,12月31日, 2011; 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23日; 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23日) . 在《人民日报》前副主编周瑞金看来,中国的改革已经”遇到层层矛盾和阻碍”。在网上一份广泛传播的纪念邓小平的南巡的文章中,周瑞金写道:”中国改革又一次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只有改革才能减轻我们的焦虑”。周瑞金指出,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着重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了它,经济和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深入(财经,1月15日; BBC新闻, 1月24日).尽管中国取得了准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似乎受到了深层的社会矛盾和来自西方”和平演变”的扰动,打碎了党营造的和谐天堂。党内外的自由派人士看起来无力影响党内主流的决定,不过,党的领导层也冒着自己要承担的风险正忽略掉他们的观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阅读更多

屎报高论: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

他们对国家道路的好恶,出发点不是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而是他们自己的表达空间和他们对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当他们个人利益受到触犯时,他们就把个人的极端感受当作公众的感受进行宣扬,吸引各种力量帮他们与现行体制作斗争。

阅读更多

共识网 |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共识网专访刘军宁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毋庸置疑,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能找到自由主义理念与具体实践。近日,共识网专访了当代中国较早研究自由主义的独立学者、践行自由主义理念的刘军宁先生,刘先生以自由主义的视角对当前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言论自由与政治体制改革、公民社会与网络媒体、社会稳定与民间独立参选潮、“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9·11十周年与中东民主化浪潮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   嘉宾介绍:刘军宁,安徽人,1961年生,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也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政治学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译著有《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组织编译《民主化:转型与条件》、《民主的精神》(仅电子版问世网络)。   时间:2011年09月23日 地点:北京上庄稻香湖北岸农家院   访谈人:郑子蒙 杨传银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郑子蒙:您作为大陆研究自由主义的先行者,能够简单评述一下近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吗?包括它的学术思潮、派别以及对政界、民众的影响和意义。   刘军宁:我在中国最早提出自由主义大概在1992年,至今差不多20年过去了。当时自由主义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一个名词、概念和思想,今天自由主义已经比较普遍了。我看到很多网友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把自己归入自由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自由主义已经得到了牢固的确立,谁要再想把自由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恐怕没有人能够做到了。也许再来一场反右运动、合作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许重启所有这些政治运动才有可能把自由主义从中国人心中驱除。   郑子蒙:确实是这样,自由主义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了。   刘军宁:我觉得主要是在民间,并不是在官方教材里,也不是在考试题里,更不是在官方的文件或资料里。自由主义已经在人的心中牢固地确立了。而且这种确立是一种弥漫式的,不是在教育体制中,而是在人的心中是一种弥漫式的扩散。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在民间最有影响的思潮,很难有其他思潮能够取代自由主义,或者说比自由主义更强大。我们说自由主义是上升也罢,衰落也好,我看不到其他思潮能比自由主义更深入人心。不信你们可以举例说明。   郑子蒙:尽管官方也有一些排斥,但都无法消弥自由主义的影响。   刘军宁:现在没有哪个思潮比自由主义更强大、更有影响。   杨传银:基本上没有,但是“毛派”最近在民间有一定的市场。   刘军宁: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自由主义在中国是最有影响的,但是很难有人能够找到比自由主义影响更大的,毛派比自由主义影响更大吗?你们到网上看青年人的微博用户的标签,有几个人给自己贴毛主义,有几个人给自己贴民族主义,?最受欢迎的那些意见领袖、舆论领袖,他们是自由主义的观点还是毛的观点?毛的观点在网上受到的更多的是称赞还是批评?这个太容易检验了。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在微博上已经很难找到了。   郑子蒙:那么,近年来在学术界,自由主义内部有没有进行整合,形成一些比较系统化的派别?   刘军宁:我觉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种学术,自由主义在大学,在学术建制里没有多少地位,它的地位远远低于马克思主义,远远低于“毛邓三”……   杨传银:“民族主义”似乎也有比较大的市场,现在中国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多,“民族主义”情绪看起来有利于转移内部矛盾?   刘军宁:经过了接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民族主义不是兴旺了,反而是衰落了,甚至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还不如前些年“炸馆事件”时候那样的民族主义高潮,而且我们找不到成体系的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我们会看到很多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找不到几个人可以提出像自由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那样一整套的思想体系。   郑子蒙:只是有一些“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类书。   刘军宁:这种书只是宣泄一种情绪,并没有具体的主张,没有指出说中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搞什么,中国不跟西方接轨、交往,跟谁交往。他们没有提出替代自由主义的整体方案,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它跟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它只是有时候非常强烈的一种情绪而已,不是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比如说什么叫民族主义的国防政策,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主义应该如何对待食品安全,如何对待计划生育……都没有,我们看不到系统性,只是一种情绪而已。   郑子蒙:自由主义的具体价值,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的意义何在?是否可作为大陆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扩展?   刘军宁:我觉得肯定不能作为现体制的合法性的扩展,但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政体合法性的来源和检验标准。不然的话,这样的体制在中国的合法性一定会受到严重的质疑。   郑子蒙:有哪些具体价值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刘军宁:跟政治相关的,第一,任何统治必须获得公民的自愿的同意。第二,任何政体必须保障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利,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权,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   郑子蒙:还有像多元、宽容的价值。   刘军宁:对,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价值。   郑子蒙:官方有没有可能把这些价值列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   刘军宁: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所以说如果要改成自由主义的统治理念的话,它必须有彻底的改变,要不然的话没有可能。   郑子蒙:刘老师文章中曾提到“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在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   刘军宁:首先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追求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任何区别。哈耶克讲过,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中国人追求自发的、扩展的经济秩序并不是学西方的,这个是中国人自身就有的。只要让中国人搞市场经济,中国人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自我扩展的。我想起一个经典对联叫做“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只要让人自由交易的话,一定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扩展的秩序,这是中国人不需要学哈耶克就知道的。每个生意人都想扩大自己的生意,要做得“通四海”“达三江”。中国人讲这句话决不是从哈耶克这儿抄来的,也不是要在中国进行全盘西化,这是来自人的本性的认识。   我曾经讲过,监狱是人类向往自由最好的物证。监狱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惩罚人,如果自由不可贵,剥夺自由就不构成惩罚。无论是普通刑事犯还是政治犯,剥夺人的自由就对人构成惩罚,所以监狱在中国和人类任何地方由来已久,这和东西方差异没有任何关系。暴君是人类向往自由的人证,人类不向往自由干嘛会出现暴君呢?暴君用暴力剥夺人的自由,所以只要中国历史上有监狱、有暴君,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向往自由的。至于能实现多少自由,每个文明、每个国家各有差异,中国在实现自由方面一直至今依然很落后。   第二种意义是说中国未来的宪政能不能建立在中国传统的资源之上,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传统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的支柱之一,但不是全部,更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指望从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家一派开出宪政的道义资源或者思想资源,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封闭的精神、一种反自由的精神,因为自由是要求每个人心里是开放的。你为什么限定要把一家一派作为宪政学术的基础呢,这本身就是排斥性的、封闭性的,是违反自由和宪政精神的。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宪政的国家的精神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宪政搞得特别好,它的思想来源只有一个,而且只固守在这一个上面,找不出这样的例子来。   杨传银:宪政存在的基础是多元的思想和力量。   刘军宁:宪政是人类文明的集体成果的一个结晶,不是一家一派的产物,甚至从最远古来说,它不是西方的产物。基督教思想是中东、近东的产物,只是后来西方人吸收了中东、近东的基督教的思想,犹太教的思想,后来美国人又吸收了来自于中国、雅典、英国、法国、荷兰的各种思想汇聚成美国的宪政精神。中国人何德何能,凭什么要把中国百家之中的一家一派作为中国宪政的唯一的支柱,?这种思路本身是反宪政的。   我认为儒家有宪政资源,但是我不认为仅仅靠儒家可以为中国宪政提供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支柱,我认为这种思路本身是错误的,根本也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做到。   郑子蒙:您的《天堂茶话》系列就是采取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   刘军宁:这个系列是从2006年开始写的。我是企图把中国文化放到人类文化的共同的背景下去考量,而且要看看他们几千年以来有多少相通的地方。我不试图把任何一家一派,老子的也罢,孔子的也罢,墨家的也罢,佛教的也罢,作为一个唯一的资源,而是作为人类自由的共同遗产。我先把中国的传统放到人类自由的大传统里面去,然后再从人类自由大传统当中,通过对话来寻找中国未来宪政的思想和道义资源。这就是我的初衷。我觉得通过对文本不拘泥于字面的解释,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相通的地方。   杨传银:不少人强调“左派”之所以这么有市场,就是有具体的行动,自由派大多数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刘军宁:我觉得在中国左派有一定的市场,左派的根基要比自由派雄厚。中共1949年以来统治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多人从小流着赤色的血液,喝着文革的奶长大的,没有一次文革的回潮是不可能的。那么多人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跪在毛泽东的像前长大的,怎么可能让这股人突然消失呢?他们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完全退场了。所以,大家都是自己长成的,所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逐步长大的过程,毛派属于不断回潮,然后波浪越来越小的一个过程。   郑子蒙:现在毛派又有很多年轻人。   刘军宁: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在中国,毕竟每个人的理解力、每个人的生长环境、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毛派任何时候都会有。尤其是在此时压制自由主义,推崇毛主义的政治氛围下,就更正常了。   杨传银:您怎样看现在的左右派派别的划分?   刘军宁:现实生活中,所谓左右两点都是漂移的。比如我们说民主社会主义,最早两个极端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然后到第三国际,到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中间是不断朝右走的。左右二分法有着严重的折中主义倾向,认为只有在两端中间才是正确的。我反对用左右来评价人,因为左右两端是不确定的。两个不确定的点之间怎么会有一个正确的东西,而且这两个又都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左叫很左,什么样的右叫很右,甚至毛泽东讲的左右完全是共产党的思维,毛泽东说“反左”“反右”,因为左右都是错的。谁正确?毛泽东认为只有他自己正确。   杨传银:他在作左右之分的时候,实际是把他自己定位为“中”了。   刘军宁:对,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辩证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折衷思维,表面上很有道理,实际上毫无道理。两个错误的东西,你认为极左是坏的,极右也是坏的,为什么极左和极右的中点就是最好的?没有这个道理。现在流行的政右经左思维也是毛泽东式的思维。如果在政治上是主张自由的,为什么在经济上不主张充分自由呢?我不是根据左右,而是根据其对自由的态度作为区分不同人群的尺度。为什么政治上要自由,经济上不要自由?如果自由是个好东西,它一定是在政治、经济背后的自由,为什么经济上自由可取,政治上自由不可取呢?或者为什么说政治上的自由可取,经济上的自由不可取呢?一些人把坚持真正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说成是极端派,说某某是极右。毛泽东还说陈独秀还是极右呢。希特勒是极左还是极右?当然是极左。希特勒、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表面上有左的集体主义和右的集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都是反市场、反经济自由、反政治自由的集体主义,有什么区别?   每个人要想给自己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是要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的,只有扎根在信仰层面上才能找到自己的准确的定位。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或者一个妥协,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定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还不是长在信仰的根基上,更多的是长在直觉和利益的计算上。而自由主义真正长在信仰的根基上它才能牢固茂盛。所以要把自己扎在信仰上。而说太偏颇了不好,走极端不好,能不能客观一点,能不能辩证一点,这种评判方式是经不住推敲的。你的信念必须来自于你的信仰,这个信仰跟左右的权宜之计没有关系。   郑子蒙:您就是把自己定位为对自由的信仰?   刘军宁:对,我是说我不以左右来划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左右,但是我知道人对自由的态度,我是根据人对自由的态度来划分人的。   言论自由与政治体制改革   郑子蒙:在公共政策层面,政府前一段承诺“三公消费公开”,但却始终不能完全兑现的根源何在?   刘军宁: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没有外力的监督就不能检验,如果一个东西不能检验,就不能证明是真实和有效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谈这些是不可能有效做到的,如果说不能和推动言论自由结合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假的承诺。比如党内民主也是这样,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怎么会有党内民主呢?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怎么会有村民自治选举呢,所以你必须让一些民间团体自愿地结成独立监督机构并专业地跟踪检查、评论政府的“三公”支出。   郑子蒙:开放言论自由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点呢?   刘军宁:在中国突破言论自由是很难的,在没有突破体制之前是不可能在言论自由上突破的。这两个不是同步的关系。1987年就有人提出来言论自由是撬动中国的支点,可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如果有了固然能撬动,但是这个支点永远不会有,所以说言论自由不会脱离其他的连带条件而独立存在,它一定和体制的变革是同步的,假如这个体制是建立在言论不自由的基础之上,只有这个体制变革了,言论自由才能到位。台湾也是这样,开放了党禁、报禁,第二天体制就发生变化了,不可能说开放了党禁、报禁,体制还长期不发生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杨传银:现在言论空间主要是靠民间自己争取了,有了网络,尤其是有了微博之后,言论空间得到了一些扩展。   刘军宁: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承认,这个扩展是由于审查的难度、由于民间要说话的内在动力太强大了,它管不了,并不是它不想管,这个要区分开来。   郑子蒙:官方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在哪个层级上有所突破?   刘军宁:只要还叫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突破点,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的时候就划上了句号,不仅政治体制改革划上了句号,中国的改革也划上了句号。如果再变革,必须冲破体制,不能让这个蝉永远封死在蝉蜕里。中国早年的改革空间,从1979年以后很快就被利用完了,下一步任何改革都要求突破这个体制。   郑子蒙:现在学界还有一些人提出顶层设计。   刘军宁:大家可以说着玩玩嘛。在我看来,即便赵紫阳时代再现,顶层设计的路也走不通了,更何况现在。我是在1987年放弃了顶层设计的路径,我发现即便在赵紫阳时代,顶层设计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尽管当时他可以给很多人提供饭碗,给很多人提供梦想。   杨传银:那个时候为什么走不通?   刘军宁:因为顶层设计是要求放弃这个体制,谁会接受一种自我了结的设计呢?   杨传银:台湾地区在民主转型,也是伴着公民运动一起发生的。   刘军宁:国民党因为内战,停止了宪政的运作,停止了行使公民的自由权利。国民党本来就没有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国民党的梦想,蒋介石的梦想和毛泽东的梦想是不一样的。台湾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有一套残缺不全的、有待完善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大陆连这些都没到位。所以要大陆学台湾、学新加坡,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因为新加坡、台湾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了西方的代议民主主义的框架,只是由于政治强人存在很难一下到位。大陆怎么可能学新加坡呢?如果学新加坡,先学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先学新加坡从英国移植来的那套法治。   郑子蒙:现在突破这种困局是不是要靠“民间倒逼”?   刘军宁:我觉得“民间倒逼”是一个必然的路。而且这个倒逼还不是刻意的,不是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变革的动力必将来自于社会,而不是来自于顶层。   郑子蒙:这些倒逼还是较为碎片化,没有形成系统。   刘军宁:这个也很难,因为目前不具备这种外在的制度条件。但是民间的力量是不可遏制地慢慢壮大,越想遏制它的时候它就越强大,并要为遏制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民间的强大。#p#分页标题#e#   杨传银:从1978年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改革,您觉得从政治到经济上的整个改革,哪些方面是进步的,哪些方面走了回头路?   刘军宁:中国的改革,官方的定义是现行体制下的自我完善。我觉得中国改革巨大的成就就是有限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财产权。任何对这两个领域的停止和倒退都是改革的倒退,所以在中国这两个领域长期停止了,而且有所倒退,包括我们看到的,朱镕基叫得很响,但是朱镕基恰恰是央企的巩固者、壮大者、股市圈钱的实施者,中央集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思想资源仍然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的。   杨传银:您怎样看待“党内民主”这个主张?   刘军宁:党内民主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政治改革还有一条党内民主的路,但实际情况呢?如果说党内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话,中共从延安时期以来就一直实行党内民主了。民主集中制由来已久,还搞什么党内民主?如果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那请告诉我党内民主中的民主是什么?我们在媒体上常看到中央决定某某人担任某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副书记。“中央”是谁?什么叫做“决定”?各地市有没有党员,能不能选举自己的书记副书记?而且党员干部还要被双规,自杀的自杀,他杀的他杀。这种意义上,他们比普通公民的人身权利更受限制。连双规都大行其道,如何谈得上惠及党员的党内民主?   杨传银:在谈论中国的改革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开放”的意义远大于“改革”。   刘军宁:这是我1987年的时候就说过的,在光明日报头版的社论上。题目叫“开放与公开”。   杨传银:这点很有意义,“开放”之后,尤其全球化之后,跟国际社会交往,很多国际规则你必须遵守,很多西方的东西你不得不学习。   刘军宁:其意义还不在这个地方,意义在于开放提供了一种参照系,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类似的问题的,你知道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别人的价值观。如果是封闭的改革,你依然不知道。所以只有开放,你才有横向的比较,才有横向的竞争,这是开放的意义所在。   杨传银:中国未来的转型是否可以预期?   刘军宁:自身不能延续的政体必然有寿终的时候。它终究会衰落的,要给自己画上句号的。很多人说你在中国看不到任何一种取代性的力量,变革何以可能,什么可以取代它?的确,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取代一个这么强大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强大的东西是有生命的,不需要任何人取代它,它自己会给自己画上句号的。中国哪个王朝不是曾经很强大?到最后还不是自己死掉了。苏共是不是很强大,苏共是被人推翻的吗?是它自己寿终正寝的。   所以,能不能取代它是一回事情,民间是否在壮大是另外一回事情。民间的壮大需要一个过程。民间的壮大依赖于民间的整合与新共识的形成。虽然我们不知道研发iPhone5工程师的名字,我们可以肯定苹果公司一定在组织工程师研发。虽然我们不知道谁在致力于民间整合,但是可以肯定,一定会有多方人士在不懈努力。你要仔细看这个整合,到处都是;而乍一看,则一个也看不见。   公民社会与网络媒体   郑子蒙:那怎么样使我们所说的这些理念在政治实践层面更为有效可行?比如80年代提到过的公民教育。   刘军宁:公民教育应该是持续的,因为它是一个观念的传播和观念形成的过程。公民教育对中国,无论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哪怕是宪政建成之后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公民教育都应该是民间进行的,公民教育应该由公民自己来做。如果官方来做国民教育,那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所以说公民教育一定要由公民来做。同样的道理,社会保障一定要由社会来做,让国家来做社会保障是荒唐的,那叫国家保障,保障的是官员自己。   郑子蒙:现在正是比较缺乏这样一股力量来从事公民自己的教育。   刘军宁:因为中国的自由土壤很薄,争取自由的努力结出的成果非常少。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自由而努力、而流血、而奋斗,但是所得到的自由却少的可怜。   杨传银:您怎么看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刘军宁:我觉得公民社会的发展靠民间努力发展得很迅猛,如果不是阻力很大的话,它发展得会更快;但是即便有很多阻力,中国的市民社会仍然在稳步地发展。   杨传银:最近几次公民运动(广东番禹、厦门反PX事件、大连反PX事件等)都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发展得更少一些,公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刘军宁:我更愿意说成是市民社会,它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市场发达的地方市民社会才多,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市民社会才少,所以市民社会本身是市场的产物。最大的市民社会组织是公司,是私人的公司。但是这个在很多人那儿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更愿意承认非盈利的组织。但是没有公司就不会有非盈利的组织,没有盈利的公司是不会有非盈利的公司,有的话都是国家养的。所以市民社会,公司非常重要,而公司的重要性恰恰被忽略了。甚至很多人把公司作为一个市民社会的对立物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根深蒂固的轻商甚至恨商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人很爱钱,但是却不愿意让好东西跟市、利沾边,所以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郑子蒙:最近一个时期,网络民意和网络公民社会发展非常迅猛,您文章也提出网络民意可以催生代议民主。   刘军宁:只是催生,它是有助于在中国未来走向代议民主的,而且网络的确给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一种民意表达的可能性。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你要想表达民意必须上广播、上电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国13亿人,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有几个呢?又能让全国读者都看到的又有几个呢?但是在今天每个人都有可能,只要你写得足够好,每个微博都是一份媒体。   郑子蒙:现在情况就是虚拟空间发展很迅猛,怎么实现虚拟空间和线下的东西的对接?   刘军宁:我想这需要一个过程,虚拟过程就是在网络上的表现,他的看法在真实中形成才会有网络上的表现。   我觉得共识网这样一个平台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民间的共识的形成提供一种传达的管道,对于社会的平稳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桥梁,没有这样的共识,大家的冲突会更多,也许会产生非理性的行为更多。在这个平台上什么观点本身不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平台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共识网,或者共识网之类的平台的存在表明,民间开始参与了这个平台的建设,参与了这个议程的决定。因为在中国,本来在《人民日报》的共识、中央文件的共识就是全社会的共识,政治局的决定就是中国的议程,但是现在其他平台的存在表明这一点正在被突破,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如果是平台化,肯定是个人演个人的角色,各级角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同的角色,站的位置还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要求每个人都持一样看法。   社会稳定与民间独立参选潮   杨传银:最近几年,由于征地强拆等原因的暴力事件也多了,现在政府对社会稳定强调得比较多,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稳定问题和维稳的措施?   刘军宁:稳定成问题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挑战,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或者说合法性正在迅速流失。所谓合法性,我也把它叫做正当性,是指统治者统治的权利,就是统治国家的资格。一个政府治理国家,一个政党统治国家的资格,我们把它叫做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维稳的压力越大,说明这个资格受到的挑战越大,说明要维持统治的成本越高。现在中国高企的维稳费用,说明对内的防范正在超过对外敌的防范;而对内防范的成本还在迅速地增长;这还没有计入调动国防资源来对内的成本。国防意味着敌人在外面,维稳意味着敌人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是有意义的。当来自内部的威胁超过了来自外部威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是每个中国人无论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都要想的。   杨传银:今年以来,中国民间发起了新一波的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潮,您怎么看它的现实作用?   刘军宁:我觉得强拆也罢,参选也罢,这都是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本来在中国强拆是理所当然的事;公民不独立参选,接受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越来越变成一个可疑的事,这就是中国的进步,而且会有更多确定的事情变成可疑的事情,质疑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杨传银:您觉得这一波参选潮跟80年代有什么区别?   刘军宁: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80年代参选,大家还是体制内的游戏,而且只限于有一定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中间,今天的参选者基本是社会上的一个完整自立的公民。   杨传银:感觉起来,一些参选的公民在网络上的声音看起来比在线下做得多一点。   刘军宁:因为只有网络上他们能够有声音。我想这是一个催化剂,即便当选上了,也没有一个人会指望改变现行结构,但是这种参选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有人出来选主席、选总统,这个事情本身就有意义,甚至大于选上的意义。如果大家都选了,哪怕你只获得了参选的资格,这个本身就很重要;当你说你要参选的时候不会有人来追杀你了,这本身就更是一个进步,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出来。   “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杨传银: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左派和自由派两派的意见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左派可能越来越偏向于鼓吹“中国模式”如何成功,自由派则批评会更多一些。   刘军宁:海外对中国模式评价很高,包括美国的“中国通”。当他们到中国的微博上看一看,看到中国的维稳经费的细目之后还会这么想吗?他到每一个强拆现场体验一下,或者他的房子被强拆之后,他还会这么想吗?不能只是看到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   杨传银:现在海外对中国模式质疑的越来越多。   刘军宁:支持中国模式的人,不妨继续支持,而且要挺住,千万不要支持一半就支持不住了。别你还在很支持的时候,中国模式已经……就像当年支持苏联模式一样。很多西方知识分子曾经都认为苏联模式将是未来,美国的模式将衰落,苏联在方方面面都将超过美国,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了。   郑子蒙:美国本身就是多元社会,存在这样的声音也很正常。   刘军宁:对,但是在中国可能这是听到的美国唯一的声音。   郑子蒙: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好处,全球范围内信息公开、多元。   杨传银:您怎么看现在一些人主张的“重庆模式”?   刘军宁:我觉得重庆模式是现行体制的统治方式的小的翻版,就是有一个人按照中共建立中国这个模式在重庆建立自己的王国。   杨传银:在中国作为地方治理来说,重庆、广东、浙江、江苏等等都有自己的探索,您觉得哪一地区的治理更好?   刘军宁:我觉得我更愿意看到一种自愿自发的秩序。任何强人主导的自由的秩序也罢,反自由的秩序也罢,都是不可取的。你不能强迫人去自由或者去不自由,尤其是强迫人去不自由,你最好让人自己选择。   杨传银:按照您的标准,中国有没有类似于您认同的地方治理模式?   刘军宁:没有,看不到。因为中国体制是一样的,不可能出现两个东西,只有程度的差异,不可能有性质的差异。这两天广州在搞共建,驱赶所有的小贩,包括强拆事件;上海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法律案件的极端粗暴的处理。我们看不到“白乌鸦”,即使有不同的人,也不能被认可,如果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话,共产党不可能认可两个完全相反的地方大员。   杨传银:这两年,民间对公共政策、国家转型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刘军宁:可能民间的讨论多,学界的讨论倒不多,好像中国的学界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了,学界已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9·11十周年与中东民主化浪潮   郑子蒙:十年后的今天怎样重新审视9·11事件以及当时对世界体系的影响?   刘军宁:当初亨廷顿在《第三波》里讲民主化的文化障碍的时候的确把儒家和伊斯兰教给捆绑到一起去了,他认为儒家和伊斯兰教会对西方文明构成一个联合的挑战。伊斯兰教里的确有很多原教旨主义,是非常狂热的,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而且一旦对问题做出错误的诊断之后就会采取非常非理性的方法,包括对美国、对英国、对印度的恐怖袭击。   从今年以来中东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文明的冲突似乎不存在。中东的变革并不是美国主导的,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中东非民主政权为什么不自己建情报局把美国政权折腾垮呢?如果很容易就被一个外来的力量折腾垮,说明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很脆弱的。现在中东的这些国家纷纷地发生变化,长期存在的威权政权的倒台,趋向于一种民主化,这又说明哪怕有根深蒂固的文化的支持,独裁在当今世界也是很难持久的。所以从中东,我看到的是,任何威权政权无论有多强大的文化支撑,都难以持久。   所以回到刚才讲的问题,不要问穆巴拉克有多强大,谁能取代它,到一定的时候他自己会支撑不住的,他会躺到笼子里面去的。同样,不要问卡扎菲多强大,他的卫队多强大,他手上有多少军队,他有多少石油美元。   郑子蒙:伊斯兰世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不是也会融入到普世价值体系?   刘军宁:伊斯兰的威权政权的垮台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伊斯兰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可能是比较漫长的,这中间还会经历回潮。我们看看即使在西方,一个国家从不成熟的民主国家走向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即便专制统治者纷纷垮台,我也不能指望在中东迅速出现一群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因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里,有一点被忽视的是,这些中东的威权统治、专制统治者和专制政体或多或少是冷战的产物,现在一旦冷战消失之后,下面就是冷战遗产的消失,冷战遗产消失之后,世界会或多或少地走到一个更加平稳、更少冲突的社会,而不是更多。我们看到的哪怕是本·拉登、穆巴拉克,也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包括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如卡扎菲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名义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都是冷战的产物。他们从冷战中的一方找到了思想资源。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这个思想资源和政治支持不存在了。你看看独裁者的军队用的武器就知道了,都是AK47、米格飞机。   郑子蒙:伊斯兰过渡时期,宗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军宁:我想这个宗教会始终扮演着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关键问题是,宗教如何从一个极端主义走向一个温和的教义,能够跟世俗生活共处的一种价值体系。如果还是维持在非常极端的原教旨的成分上,这个民主也是很难维持的。   郑子蒙:现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变革,是不是可以称为民主化的第四波?   刘军宁:对于民主化的浪潮,只有在事后才能定案。我们不知道它的后果究竟怎么样,能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我们现在可以断言中东的专制统治经历了一波巨大的危机,它是不是能够倒向民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郑子蒙:这股变革势力,对其他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刘军宁:中东在变革之后,世界上只剩下东亚了。如果中东的威权统治纷纷垮台之后,只剩下东亚和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地区王权国家了。   思想个体户的人生哲学   郑子蒙:您在微博上经常说自己是“思想个体户”。   刘军宁:是的,我认为自己是“思想个体户”。   郑子蒙:您这个“思想个体户”在现在大环境下有什么自己的追求?   刘军宁:我觉得任何时候我都是一个思想个体户,无论是中国未来怎么样,我仍然是一个思想个体户,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改变,以前也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我想给自己的定位是,在思想层面上说出最真实的、说出最重要的。这两者交叉的地方是我的工作场所。如果仅仅是最真实的,很多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它可能无足轻重,这个事情我倾向于选择不说,所以我只选择说最真实的和最重要的交叉的事情,这些是我所要做的。我的思想就是我的行动。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项和能力。以思想个体户自称并不是说我思想比别人高明,只是说我是干这个的,我并不仅仅认为自己是一个呐喊者,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预告者,预警者,把我自己预先知道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甚至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启蒙者。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项,我的长项在这个方面,所以我当然只能干这方面的事情,我希望我干这方面的事情让大家受益。   杨传银:客观上是起了一个启蒙的效果,尤其现在有了网络之后。   刘军宁:预警就是像天气预报一样,告诉大家会发生什么,朝哪儿走会发生什么,以我所看到的,以我的见识所及。   郑子蒙:您最近写了一些保守主义投资,是不是对个人理财方面也会有一些效果,还是仅仅作为一种思想?   刘军宁:投资者是中国的一个新生的、而且日益重要的群体。我希望中国的这些投资者们有一个道德基础。我的意图是给投资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一群人提供一个供他们参考的观念的道德基础,展示其价值内涵。一个行业存在的正当性必须有道德基础,如果这个行业没有道德基础,比如小偷,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当职业。   成功投资的法则适用于任何事情。先存在一个普遍成功的法则,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成功的法则,其中有一个是关于投资的。如果一个人是持续成功,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成功的法则,而且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投资的成功是对自我投资的成功,他只要对自我投资是成功的,他的投资就是成功的。#p#分页标题#e#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