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来自: Tear Down This Wall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11日,  已有 9 人推荐 很多中国人羡慕美国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幻想着哪天也能雄赳赳气昂昂一枪打死开发商。我觉得这实在是妄自菲薄，在我们中国，家里不存着点液化气罐燃烧瓶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钉子户。如今广西人枪杀公务员，湖南人炸掉税务局，武汉人炮轰拆迁队。祖国如此自由，你还觉着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 暴力手段的升级还只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变迁。前段时间流行的口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官员的死亡表示完全无所谓，给一小水果摊开出三千多万元税单的长沙税务局被炸飞之后腾讯网上对此事感到高兴的网友更是多达24万，表示难过的则只有六千，吓得腾讯赶紧就把民意给屏蔽了。一个国家能发展到官员一死人们就比过年还高兴的地步，我觉得这也算是变态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这种现状我们的政府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前段时间茅于轼说了一段话：“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谁老实就冲着谁翻白眼，甚至于唐福珍以自焚对抗拆迁之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定性为“暴力抗法”。这就教会了人们：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说理是没有用的，下跪磕头也换不到同情，就连自残都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每逢有农民工爬吊塔跳楼讨薪之类的事情，就有人摆出一副高学历人士的架势点评说“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不懂怎么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说得好像中国的法院真的是用来讨公道的一样。在我党已经成功把访民集体变成精神病的今天，这类装逼犯总算是基本死绝了，可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中国政府为何“不讲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个字：恐惧。有人大概会奇怪了，我党一手握枪杆子一手握笔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党人士则只能成天在活跃中文用户可能不超过十万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墙内就被无数爱国粪青围剿，我党又有何惧哉？其实不然，就连老毛这样呼风唤雨的人晚年时都整天搞得神经兮兮的，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要谋害自己，一个人越是了解权力的牛逼之处、越是靠权力去制造恐惧，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权力的后果。偏偏我党在当今世界诸多的独裁政党里也算是极为耀眼的脑残之星，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害人害己的伟业。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惯于用敌我思维来看待问题，甚至把善意的批评都当成是居心叵测的阴谋，无怪乎六四学生单单是下跪请愿，李鹏都能认定这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手法”。前段时间南都便披露长沙开福区一副区长在工作会议上要求公安对进京上访人员要“按敌对势力办”，苏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后也将民变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既然他们都拿老百姓当阶级敌人对付了，那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中国政府每一次的“不讲理”，都会使群众的“忍耐底线”进一步降低，而群众的退让则助长了政府进一步掠夺民财、侵犯民权的胆量。六四屠杀是毛时代之后我党干的最不讲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后社会便全面溃败，当年的大学生还敢站出来反对太子党“官倒”，如今官倒已经泛滥到全党参与，当代的大学生们却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年合肥大学生敢于写大字报抨击人大代表选举不公，上海大学生可以站出来争取新闻自由，你再看看当今的社会，当今的学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一直处于急速倒退的状态。有人说了，不对呀，经济还是在进步的！这纯粹是胡话，经济发展是市场的功劳，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的所为只是越来越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市场里捣乱。至于称赞共产党恢复了市场，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通过了WLK的审批一样可笑，正应了那个苏联老笑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战胜别的主义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难。 我党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就觉得浑身不爽，从李鹏日记来看89年时除了赵紫阳等极少数开明人士外，高层官员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对话和官倒的问题，他们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运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维稳”。老百姓想要的“稳定”是不受别人的欺压，我党想要的“稳定”却是让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状态又会反过来增长欺压者的气焰，结果只能是“越维稳越不稳”。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似乎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已经集体臣服于机枪坦克之下，实际上中国人的“忍耐底线”虽然降低了，却不可能彻底消失，总有一天又会容不下政府无限膨胀的胃口。当和平的抗争一次次遭遇挫折时，群众的手段便会越来越激进，这反过来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灵，使得他们也越来越不讲理，双方的互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逐渐割裂，形成无法消解的敌意。 我在08年时说过“暴力化”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势，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早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化，处处充斥着教科书中“落后就要挨打”和历史观上“成王败寇”之类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经仅仅是实践出真知了。爱国粪青在谈及六四学生时都能潇洒的说出“杀得好”这三个字，俗话说天下党员出粪青，而且还是逆向淘汰机制下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脱颖而出的傻逼中的战斗机，这帮人身为屁民的时候都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们真的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时，我相信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犹豫的镇压甚至屠杀一切反对他们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党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也是人民寻求正义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小撮走投无路的屁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私怨，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毫无关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杨佳同志一样把斗争的矛头指准方向，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压抑得越久，爆发的时候就越愤怒，而恐惧和愤怒都是能够摧毁理性的情感。我党官员躲在用纳税人那里收来的保护费所构筑的坚硬龟壳里，弱小的屁民们无计可施，其愤怒无处发泄，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拿其它屁民开刀了。 最近我国已经进入了屠童事件高发期，据报道南平血案之后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单是北京警方就已经制止了七起针对幼儿园的袭击，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新闻时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这帮警察是在路上随便抓了几个人就带回去邀功领赏，还是杀小朋友真的已经成了时尚潮流，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前段时间爆破了长沙税务局的哥们同样表示下一步就要对付高官子女，陕西镇南屠童案之后某受害儿童家长更是因不满政府的赔偿方案，提起刀来就要去杀别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儿园里血案多，两个月前一被截访女子在火车上趁人熟睡之机连捅九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你说这火车坐得好好的，谁他妈能料到旁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我党虽然有城管武警解放军等一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类“敌在暗我在明”的偷袭却是无计可施。像爆破之类的已经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国这种奶粉里掺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来的国家用纵火投毒这样低门槛低风险高收益的手段来报复社会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国还不是照样给人撞掉了双子大楼，弱势如维族也可以到处拿着针头注射不明液体，人家正面战场打不过你，背地里往你家门锁里灌点胶水还不行吗？ 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标还具备极高的不确定性，除非是已经彻底脱离了群众队伍、出行都不屑于买头等舱而是坐私人飞机的超成功人士，否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数人可能还觉着这类倒霉事就像强制拆迁一样离自己十分之遥远，其实中国现在还不过是处于暴力社会初级阶段。我在《是谁在分裂中国》里说过，民族仇恨是一个矛盾放大器，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内地就不是少数民族杀汉族人，而是汉族人以同样的力度自相残杀了。很快人们就会因置身于暴民与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间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后果更惨重。 从客观上来讲，滥伤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恰恰是最为致命的。共产党何以长期维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样是两个字：恐惧。在中国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如下的转变过程：虽然他们的内心对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改变社会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主张逐渐由“社会需要改变”变成了“社会无法改变”，麻木的安于现状；而他们却又不愿承认并正视自己的懦弱，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慢慢又开始改口宣称“社会无需改变”；有些人甚至堕落为彻底的犬儒主义者，疯狂的攻击一切试图改变社会的人。今天中国人实际上是在遵循一套潜规则：只要服从党的统治，至少可以保证性命无忧。不时放出一点经济上升、奥运世博之类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让他们安慰自己“潜规则依然运转良好”。如今的民运势力为何不成气候，关键就在于缺乏民意的支持。想当年波兰一弹丸小国随便搞一次运动都是十万甚至百万人级别的规模，而在当今国人的眼中，海外民运不是轮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机失败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国内民运更是生活郁郁不得志试图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社会渣滓，不愿遵守潜规则的人在人们看来比共产党还要更为可恶。前段时间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一般的反党人士只是对潜规则口诛笔伐，暴民们的行为则是对潜规则最直接的破坏，一旦人们意识到即使服从也不能保障安全，对执政党的信心便会急速下降，我党的统治将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无序的暴力将转化为有序的暴力。换一个如今已经不太常用的词来说，“革命”就是这样点燃的。 有人恐怕要说了：你这转换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国横看竖看也不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历史上所谓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抛出一个什么先进思想来群众就会跟着你混的。当年孙中山初出道的时候，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个“高谈时政，放言无忌”的二逼愣头青，在国内的评价可能不比今天的轮子教好得到哪里去，但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立刻“时势异也”，“清廷威望扫地，民心思变”，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进步领袖，革命党势力急剧扩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力，共产党单凭苏联的支援同样无法成事，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背后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导致“民心思变”或是“政权崩溃”的契机。如今虽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并不担心这个契机不出现，反而担心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三民主义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权”，多数革命党人对其却毫无兴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笼络人心，正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只承受了极小的代价就完成了民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失去了民族仇恨这个老牌强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族的威胁反而是件坏事。89年时柴玲说中国政府“无赖之极”，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前一句话说对了，中国政府确实无赖之极；后一句则是天真了：几个大学生的鲜血根本就唤不醒中国的民众，要想让人们搞清状况非得流他们自己的血不可。当年柴玲没好意思公开号召她的战友们去流血，我觉得这根本不用去号召，中国总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以前饱醉豚写了篇文章叫《你愿意为自由民主付出什么代价》，回帖者中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敢正面宣称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人们将亲眼目睹忍受专制独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人常说“Freedom is not free”，长期以来民运人士却总想寻求不流血的中间道路。事实上以前我也认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观点，希望靠开启民智来获得廉价民主，后来才发现中国人所缺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而一个装睡的人你是永远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民主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赛跑，看到底是前者开启民智快还是后者开启民愤快，前者获胜则中国多半能迎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后者获胜则大家只能坐等天下大乱，玩的就是一个“速成”。很不幸，以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民主派已经败得毫无悬念，毫无翻盘的余地。当然这也不是说开启民智就没有意义了，一来民愤并不等于民智，搞不好会比天京事变还要恐怖，民主派们也只能替共产党擦擦屁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二来今天的民运人士里也不乏一些神经病，民主英雄郭泉同志曾一度声称自己组建的新民党有七千万党员，和共产党齐头并进，比轮子教三退还来劲，其中跟他有直接联系的访民更是多达一千万人，郭教授卖汉服甩棍还来不及，何时有这等超人的精力？当时我有一朋友给郭泉打电话，闲聊一番后问他新民党从哪里搞来那么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厉声质问我的朋友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我在推特上说了这件事之后，很快也被扣了个共党特务的帽子，我隐藏得那么深都能被他识破，你看看这智商高到了何种程度。当年南京某大学副教授也把自己当成了世间唯一合格的民主发言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私信，问我是不是卧底的五毛。我当时懒得搭理他，回他“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料这厮的情商比Sheldon还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仅是五毛，而且还是五毛中的高级领导。这蠢货还曾经见过我一面，我要是二十岁就能当上五毛小队长，那三十岁时岂不是应该候补政治局委员？以后要是让这帮小毛泽东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编一本《历史的先声第二弹》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务已经不是推翻现在这个共产党，而是扼杀掉下一个共产党。现在这个其实不需要操心太多，他们自尽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只不过临死前还要拉上全国人民陪葬罢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后果，唯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会公正，而要我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却又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以我长期观察的经验来看，受恐惧所控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靠歪曲现实来安慰自己“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二是固守陈规，害怕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是连我党官员的水平都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义之后才匆匆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一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那时候革命党已经稳占上风，你再去妥协还有个蛋用？事实上终身制世袭制的统治集团还比共产党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国流行裸官，一见大事不妙连金银细软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众官员们恐怕都想着只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何况职位越高的官员受社会暴力影响的程度就越小，横看竖看他们都是最无所谓的人。也不用指望党内会出现什么信奉民主自由的先进人士出来力挽狂澜，即使是胡锦涛突然宣布自己其实是长期潜伏于共产党内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也只能和赵紫阳携手相伴黄泉路。改革派在党内得势的基础是社会上强势的党外反对派，而我前文说过如今的民运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如果他们哪天真的上了台面，那就说明暴力社会高级阶段已经到来，共产党大概也没几天好日子可过，该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实在中国这潭死水里呆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会朝那么夸张的方向发展，但从纯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又只能是这样，近年来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为我的担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论据。社会的巨变从来就是难于预测的，封从德的日记显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号那天同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诉他接下来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又要让他如何相信？如果说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六四运动就是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则是偶然的导火索，但是即使他没挑那个点去世，炸弹也总归会以别的形式引爆，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只是大嘴巴抡一抡，跟贝利一样预测全部不中，不过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马诺的名言，那就是：宁愿在国外检讨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园三万元一平米的墓地里自我欣赏。

五．用“山寨”论据否认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危险 步步淡化和消解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之后，茅于轼在否认差距过大的危险性上发力。 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方法。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采用，是因为它给出的反映国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被认为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通常以 0.4 为警戒线，突破警戒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根据世行历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 30 年前为 0.28 ； 10 年前超过警戒线 0.4 ； 2009 年升至 0.47 ，且仍在继续攀升直逼 0.5 的社会容忍红线。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其实已超 0.5 ，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不久前在经济参考报的文章就根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提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 0.5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这其实也是普遍的担忧。但茅于轼来个了不承认主义，断言“ 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 ”。 不承认，也是一种观点，但要成立并拿出来示人，还是前面那句话：得靠证据支撑 ！ 无论警戒线还是红线，表示的都是某种情况发生的高概率。过红线，意味着进入社会动荡易发期。要否认，须得有大量相反事实，可茅于轼仅以印度和香港两个例子就告诉人们不存在这条红线。但个别例证是不能推翻概率的，所以，即使假定这两地情况真如他所说，也属无效论证。 然而比无效论证更荒谬的是，用以证明不存在“红线”的主要证据之一是来历不明的“有人说” ——“有人说 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 而根据世行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尚在 0.3 和 0.4 之间。 那么， 茅先生在把印度作为一个否认红线存在的例证提出来时，至少应该履行两个义务。一，告诉读者，印度的基尼系数，还有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二，他采用“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恐怖”为证据，就应告诉读者：此说来源？为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何以就比世行的数据更可信？ 可是，前一情况只字未提，后面几问一概回避。就这样，凭一个很山寨的“有人说”就断言“不存在 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 ”。对读者实在欠尊重。 六．论据论点风马牛，误将他乡认故乡 否认了国民收入差距存在一条标示危险的红线，末了，茅先生给出一个美好趋势安慰众生，称“ 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 然而，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经努力争取便可供人们坐享好处的趋势。中国经济大概是最受惠于全球化趋势的，但如果不抓住历史机遇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不努力奋斗，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镜花水月。茅于轼无视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虚无缥缈说“趋势”，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种大而无当的宣示其实是一种忽悠。所说好趋势指“人格尊严上差距在缩小”，忽悠意味更大。 无须高深学问，有点现代社会常识也可知道，人格尊严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 茅于轼撇开要害侈谈“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既模糊人们视线又过于虚幻。举的例，则令人哑然失笑： “ 让农民给比尔· 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 ‘ 文革 ’ 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 要作论证，证据跟论点之间要有对应关系而不能风马牛。谈人格尊严上差距缩小“趋势”，把 比尔· 盖茨 对农民、总统对服务员、慈禧太后对李莲英⑥一古脑拉扯在一起，犹如一幅风马牛。不过我愿意作另一理解——他也许在做横向纵向比较？然而，横向举证 比尔· 盖茨 或总统对他人的尊重，那状况是彼处的而非此处的，不能误认他乡作故乡。纵向举慈禧对下人的态度，大概要证明这种人格不平等的极端情况已成历史。果真如此，茅先生俨然桃花源中人。对现今源源不断出自官员，只有“更”没有“最”的嚣张语言和行径，他似乎懵然不晓。     不过，强调过去人与人地位不平等，这是事实。但说现在较过去平等，却属妄断。现实是， 过去的等级差别，这 30 年更细化了；特权阶层过去有的特权，现在一样不少，且更强化了，不仅强化，特权内容无以复加的扩展了。如果要说趋势，中国近一二十年来，等级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不良趋势还在加深。 至于“ 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 ”，就算只当宽心话，也太具反讽意味。 贫穷、富裕、权力、官位的代际传递已成正在撕裂社会的顽疾 。别的不说，仅各地曝光的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招考名堂，就折射出底层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的通道日益被堵塞。 茅于轼所谓“仍有人可以”，当然，出几个也叫“仍有人”。可如此的“仍有人”对于证明他的社会趋势还有意义吗？ 七．结语 对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茅先生 用一连串乌龙证据和论证来否认，否认不了则淡化、消解；消解不了，则否认存在着标示进入高危社会的红线；最后用不着调的“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搞精神按摩。 然而，否认已经存在的问题是不明智的，精神按摩更是无济于事。居安也该思危，何况危机重重，绝不安宁 。很多迹象表明，一起始就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近年冲突多发，自杀率高，因贫困、缺保障、无出路而自杀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 ⑦ ，不久前见诸报端的几起尤其凸显社会病态——昆明拾荒兄弟双双自杀、陕西留守儿童相约自杀，等等……令人极为震惊。而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过高的维稳成本使社会不堪重负。种种不安宁迹象到处显露的现况下，越来越多的冲突从不可预料处爆发，再多维稳力量和措施都会防不胜防。一旦出现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冲突，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富裕阶层。         2010年 7 月 16 日完稿   注： ① 该文链接：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70212462.html ② 包括变相的官商一体和垄断企业那种公开的官商一体。 ③ 另一处是谈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遏制了慈善业发展。不过，无论官民冲突还是慈善困局上的观点都非茅先生独具，思想学术界早有人提出，民众也早已从自身经历和观察中得出相同结论。 ④ 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高收费事实上排斥了贫者对这些遗产的分享，各地景区、甚至核心风景区越来越成为私家领地，更加剧了排斥。 ⑤ 这种说法含有贫困民众仰赖富裕阶层的钱生存的意味，跟他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时一脉相传。如果考虑到中国暴富群体对社会的掠夺，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的颠倒。 ⑥ 茅于轼选取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本身就于下意识中流露出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意识；“让农民倒杯茶”，一个“让”字更流露出颐指气使。类似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法，茅文中很常见，“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也一样。     ⑦ 去年，据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说，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5 倍。  

                           赵光远、马正秀夫妇 今 年3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 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 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 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 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 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 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 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 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 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 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 “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 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 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 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 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 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 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 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 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 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 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 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 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 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 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 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 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 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 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 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 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 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韩三洲 ）                       《迟到的悼歌》       哲学家脚下柴堆的火焰有一天 　　把宗教裁判所的殿堂化为灰烬； 　　女干部喉管里插进的岁月有一天 　　剖示出现代迷信的暴虐与血腥 ! 　　 　　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 　　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 ! 　　罪名是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 　　为保卫常识，她死得年轻而从容。 　　她毕业于幼师，天生就喜欢孩子； 　　做自然博物馆讲解员，热爱大自然； 　　她更爱真理，心中的真理是常识—— 　　她清醒，当举国陷入荒诞与疯癫。 　　她凝视墙上五个大字的标语， 　　想了想，镇静地拿起刷子和颜料， 　　把标语开头的“打倒”二字抹去， 　　在后面加上“万岁”和一个惊叹号 ! 　　“只要认了错，就可以免除死刑。” 　　她摇头：认错怎能叫常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