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茅于轼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他以其对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和贡献而闻名。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方式持有批评和不同意见。

茅于轼认为中国应该向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倾斜,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他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官僚主义,认为这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实现。茅于轼也对中国的土地征收、住房制度和经济垄断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呼吁改革和开放。

然而,茅于轼的观点和批评往往与中共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相悖。中共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强调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的重要性。因此,茅于轼的自由市场观点与中共的经济主张存在冲突。

茅于轼的批评和观点使他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中受到限制和打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他的演讲和出版物受到审查和限制。尽管如此,茅于轼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他的观点在一些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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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里里外外看航母

 2011年 8月 12日 图片来源: AP 8月6日中国航空母舰在大连 中国第一艘依然没有正式名称的航母试航,引起中国国内外的纷纷议论。其实,中国国内外有关中国航母的争议和议论由来已久。 *航母及成本效益* 在中国还没有明确表示将建造航母的1990年代中期,美国海军的一位军官在杜克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以个人身份表示,美国海军内很多军官期望中国建造自己的航母,因为航母建造和维持费用非常高,航母的配套及人员训练也非常费钱费力,美国海军期望中国因为有了自己航母,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被航母占用,中国军队对美军的威胁由此可以减轻。 在中国国内,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先前表示中国政府不应当在不征得国民同意的情况下耗费纳税人的巨资去建造航母。 在中国航母出海试航的消息传出之际,中国评论人士 王晓夏 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抱怨用购自乌克兰的废船“瓦良格”号改建至今没有正式名称的航母的改建资金在黑箱之内,中国百姓无从知晓,不知道是否是花了冤枉钱,花了多少冤枉钱。 这些争议在中国军队内部也有反映。《 日本经济新闻 》8月10日发表记者岛田学从北京发出的报导说,中国军队内部对航母的成本效益一直有争议,而且有关的争议持续到现在。报导说: “许多(中国军事)专家认为,近年来反舰导弹精度提高,航母容易成为海上目标,实战价值不断下降。中国一位军方官员表示,‘有了航母之后的战略现在在军队内部还没有共识。’虽然空母的战略重要性得到承认,但军队内部似乎还不能确定(用于航母的)巨额费用是否能获得合理的投资效果。” “中国公开发表的国防支出额每年都在增加,但政府和军方把军费限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之内。要拥有投资效益不透明的航母,就会对先前受制于一定的‘财政规律’的国防费构成重大压力。因此,今后中国有可能根据国防费的‘集中和选择’调整航母(建造)规划。但在另一方面,假如为了坚持拥有航母而突破1.5%限制,中国就有可能进入无定规的扩军。” *日本表示担忧* 与中国有海上领土纠纷的日本官方对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表示了毫不掩饰的担忧。 8月12日,日本主要报纸之一《 读卖新闻 》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报道,题目是“北泽俊美防务相:中国航母航行,考虑注视其动向。”报导说: “北泽防务相12日在内阁会议之后会见记者,对中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出海在大连周围海域试航的问题发表了评论。他说,‘毫无疑问,这将对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方面将带著警戒感予以注视。’” 日本《产经新闻》同日也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报道,题目是“对中国航母抱有警戒感 / 北泽防卫相质问‘有什么必要?’”报导说: “北泽俊美防卫相12日会见记者,表示‘为什么有必要拥有像航母这样有机动性而且攻击力强的东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希望说明其目的,’从而再次要求中国提高对国际社会的透明度。” 12日,日本《 每日新闻 》也发表记者阪口裕彦的报道,题目是““北泽防卫相:中国海军拥有航母,期望中国‘确保透明度。’” *中国航母对其水手的威胁更大*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在现在和将来对周围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威胁?这是一个观察家们还在争议的问题。但英文网络新闻杂志《 亚洲时代 》驻曼谷的记者克雷格·格思里报道了一种看法,这就是就目前而言,中国航母对航母上的中国水手威胁更大。 《亚洲时代》8月12日发表格思里的文章,题目是“对中国航母的傲慢与偏见。”文章说: “北京星期三低调试航第一艘航母,目的在于减轻美国以及地区邻国对中国航母影响太平洋地区军力平衡的忧虑。然而,即使是中国官员也承认,现在尚未命名的航母本质上是一艘战船。” “据信中国正在建造3艘航母。一些人认为,跟美国的巨无霸航母相比,中国第一艘航母在技术上很低下,对其水手的威胁要大于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航母代表了中国发出的威胁性的意图声明,表示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岛屿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 “然而,人们也担心中国这艘航母的涡轮发动机很可能出故障,或者不能使航母达到足够的速度,从而在海战中有用。据报道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发动机在‘瓦良格’号的姊妹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上频频出机械故障。” *名称虽未定 意图已明显* 美国《 时代 》杂志8月10日发表记者奥斯丁·拉姆兹从辽宁大连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不平静的海洋:为什么中国海军让亚洲国家感到精神紧张。”报导的一开头首先以认真而滑稽的笔调叙述了‘瓦良格’号不同寻常的由来: “上一次一度被称作‘瓦良格’号的航母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沉没。这是苏联海军最后定做的航母之一,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它在黑海米科莱夫造船厂被停止建造。‘瓦良格’号作为一艘有待完工的船壳就这样扔在那里,直到一个在澳门注册、跟中国海军有关系的公司从乌克兰手中买下了它。该公司说是要把它用做海上浮动赌场。土耳其官员担心这艘300多米长、锈迹斑斑、没有武器、发动机或航行设备的舰船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会沉没,从而给那里的航道造成环境问题和航行障碍。于是,土耳其官员把它通过海峡的事情一搁就是三年,只是到了2001年才同意中止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海交通,以便让这个苏联衰落的象征被驳船拖过海岸的要塞和伊斯坦布尔的高档住房,开始它进入太平洋的为期5个月的航程。” 在讲述了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以及中国强硬的措辞引起该地区国家和美国的不安之后,拉姆兹的报导接著说: “在这种言辞激烈的环境中,中国新的航母将引发新的不安。这艘航母还没有得到正式的中国名称。但一些中国大陆的网民已经把它叫做‘施琅’号。这个名字来源于17世纪中国一个征服台湾的海军将领。即使是北京最终给它选择了一个更为含蓄的名字,这艘航母对该地区发出的信息也是明确的——中国支持其主权要求的能力正在增长。” *过去历史与未来前瞻* 英国《 卫报 》8月11日就中国航母试航发表社论。社论的一开头用另一种方式描述了‘瓦良格’号的不同寻常的由来: “舰船的历史有时候比其主人的历史更能说明问题。排水量3万3千□的‘瓦良格’号当初的设计是用作苏联的多用途航母。其姊妹舰‘库兹涅佐夫’号残存了下来,但到了苏联寿终的时候,‘瓦良格’号已经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大累赘,停在黑海的码头外。它不但丢失了船上的电子设备,而且也糊里糊涂地丢失了它的国家。”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不会改变南中国海的海军力量平衡。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将用它来进行训练,并用作将来的航母的摹本。但作为将来意图的一种标志,这艘被改装的航母的意义立即被中国周边国家日本和越南理解。这些国家跟中国有一系列的领土争议。其他海洋国家美国和印度也理解其意义。中国一直在进行前瞻性思考,已经计划了未来30年向东扩展的海军战略。” * 必须填写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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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茅于轼: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本文系作者在“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会议由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时间:2011年7月30日,地点: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肖滨: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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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标签: 中国近现代史 ● 茅于轼 ( 进入专栏 )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 进入 茅于轼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9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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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资深流寇”易中天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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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   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正文: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正文: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正文: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drzv.html ) –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_茅于轼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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