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14]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的文章有点乱，比如，下列话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大约是1949年讲的，针对的是内战胜利后干部的思想情绪：“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抗战中，国民党退到大西南的说法也不成立，例如，在淞沪会战后，国军主要化整为零，在敌占区作战，以游击战为主。我们浙江北部跟上海交界处，就有许许多多的国军部队自始至终一直在跟日军周旋，毫不退步。日本虽然占领此地，却从来站不住脚，经常遭到国军偷袭。 至于国军在大西南，完全是因为打通国际运输线的需要，绝不是退守。 我地的国军跟人民相处很好，具有军民鱼水情，丝毫见不到腐败的迹象，人民很拥护国军，为国军捐款捐粮，国军为农民种田、挑水、劈柴、养蚕、种菜，农民让出房子给国军做营地，村庄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百姓从不埋怨国军。 这里的百姓从来不知道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至今仍然不知道。共产党军队抗日是从书上读到的，没有人相信。 用户： Darwin 发表于：2011-8-17 17:13:44 支持 (9) 反对 (0) [13]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治理好中国原因很多,其中最大原因是有人在背后扰乱!后撒退到台湾后,没人扰乱了,于是治理效果就显现了.回忆100年中国近代史,中国最繁荣富强的时期是1911年~抗日战争前,和1978年~至今,这段时间中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毕竟是发展时期! 用户： 一个炼铁工作者 发表于：2011-8-17 15:58:21 支持 (6) 反对 (2) [12]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朝鲜战争是谁挑起来的？是金日成在斯大林背后支持下，为了统一朝鲜，挑起来的。当时中国把四野的三个朝鲜族师交给金日成，才一鼓作气势如破竹打到釜山，迫使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然后我国以志愿兵名义出兵朝鲜，进行反击。 用户： 天竹 发表于：2011-8-17 14:57:47 支持 (11) 反对 (0) [11]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用户：xc4950 ………………………………………………………… 唉，没文化，真可怜 用户：小红妹 发表于：2011-8-17 13:54:01支持(6) 反对(0) —- 错！不是没文化，是故意用文革语言、指鹿为马！ 用户： zmx1941 发表于：2011-8-17 14:50:18 支持 (10) 反对 (0) [10]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是上帝赐予中国人走向民主共和的大好时机，可是却选择了千百万人灰飞烟灭的内战，从此离上帝越来越远，离地狱越来越近。是好事做不好，坏事做得更绝。浅层上看是两大利益集团为做老大相互砍杀的结局（蒋介石和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质上是即没有神性又没有人性而自甘堕落的传统文化早已患了不治之症的必然结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普世价值观只有物欲和恶念肆虐着的一群人是被魔鬼捆绑住的人，所以到处都是不平和怨恨。仁慈的主啊，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智，解除魔鬼的捆绑，让我们也能融入人类文明的世界，享有平安、幸福的生活吧，阿门。 用户： 脚前灯路上光 发表于：2011-8-17 14:09:15 支持 (12) 反对 (1) [9]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是美军先进朝鲜干涉朝鲜内部事物，美军能支持自己的南朝鲜盟友，中国为什么不能？ 2.中美对立不是朝鲜战争引起的。而是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造成的。 3.抗战胜利后，美国控制了中国，中国人民哪里真正站起来了？ 用户：xc4950 ………………………………………………………… 唉，没文化，真可怜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1-8-17 13:54:01 支持 (21) 反对 (4) [8]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中国人民至今也没有站起！那些表面低调，其实蛮横的流氓，嘴里喊着高调，倒行逆施，回避民主法治，至今欺压在人民的头上! 用户： 晒先生 发表于：2011-8-17 12:53:22 支持 (32) 反对 (0) [7]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一个国家民族是否站立起来，劳动者和经营者是否成为国家的主人，要看这个新建立的国家是否实行了以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宪政民主法治制度。否则那些打天下的军队和官员只会打江山，而不会守江山，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现代化主要是劳动者、经营者和懂得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如果执政党为了扩大自己的特权把知识分子以各种理由排挤在领导和建设的体制之外，那只能给民族的繁荣富强造成灾难，是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遭到破坏。 用户： gaohuo 发表于：2011-8-17 12:41:02 支持 (16) 反对 (0) [6]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皇帝一个人站起来了。其他人全趴下喊万岁。 用户： 羊羽2 发表于：2011-8-17 11:38:22 支持 (48) 反对 (3) [5]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45年抗战胜利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49年后又全都趴下在了毛的脚下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8-17 11:12:18 支持 (47) 反对 (2) [4]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真正的历史。应该到教科书上去。我们读书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是日本是被中国共产党大败的。 用户： haianx 发表于：2011-8-17 11:05:43 支持 (25) 反对 (3) [3]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国民党有时候就比较老实，不过积累了人品。 沦陷区不就是好多投敌分子么？后面的阶级斗争把没有一点投敌迹象的按投敌处理了，中国国民的素质你我心里都清楚。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8-17 11:00:08 支持 (23) 反对 (0) [2]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是美军先进朝鲜干涉朝鲜内部事物，美军能支持自己的南朝鲜盟友，中国为什么不能？ 2.中美对立不是朝鲜战争引起的。而是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造成的。 3.抗战胜利后，美国控制了中国，中国人民哪里真正站起来了？ 用户：xc4950 发表于：2011-8-17 10:25:02支持(0) 反对(3) ====================================== 语无伦次，胡说八道！ 用户： 太行真人 发表于：2011-8-17 10:53:09 支持 (37) 反对 (3) [1] 回复：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是美军先进朝鲜干涉朝鲜内部事物，美军能支持自己的南朝鲜盟友，中国为什么不能？ 2.中美对立不是朝鲜战争引起的。而是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造成的。 3.抗战胜利后，美国控制了中国，中国人民哪里真正站起来了？ 用户： xc4950 发表于：2011-8-17 10:25:02 支持 (5) 反对 (64) 加载中…

作者：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苏希杰 张嘉衍 发自北京 日期：2011-08-15 顾准被认为是“49年至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为自由思想众叛亲离，死于贫病，是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航标；而他的儿子高梁，现在却被贴上了“国家主义者”的标签 2011年7月11日，顾准的儿子高粱于北京北七家（姜晓明） 1958摄于北京，后排左长子顾逸东，右长女顾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顾准母亲顾庆莲，顾准；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 1945年，顾准（右）与刘晓、陈同生 顾准于1950年代初 1948年，他生于山东的北大门——滨州。他的父亲33岁，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财委委员、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财政厅厅长。 依照北方的传统，为了好养活，他跟上面的一兄一姊一样，乳名也是一种粮食：高粱。 1982年，他33岁，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为父亲的学生、经济学家吴敬琏门下的研究生，专攻比较经济制度。 当时，一批风起云涌的经济学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叫“高梁”，并且沿用至今。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一套的《顾准文存》内，编者一栏，赫然印着他的本名：顾南九。 三个名字，无意间泄露了高梁的人生：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的次子；一个自称“永远不想成为风云人物”的经济学者。 近年来，学界时有质疑，伴随这些质疑的是粗线条的标签——他的父亲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文革”中，两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一个“左派”。 他的“盟友”，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说，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认为他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边。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我从来不是谁的心病，也不参加任何派别，我是独立的。”7月11日上午，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颧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说。 寄给父亲的两封信 高梁稍一侧身，身上的半旧汗衫3便露出个窟窿。一旦触及家中往事，他停顿，尔后沉闷，“说好了，不要问我们家的事情。” 他的好友，专栏作家柳红说过：“作为顾准的儿女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父亲被打倒，导致伦常亲情要被扭曲。等到父亲被树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后，他们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责难的阴影里。” 90年代，为写《顾准全传》，上海作家高建国采访了与顾准相关的六十多人，其中就有高梁。顾家5个子女： 长女顾淑林，1942年生，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子顾逸东，1946年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高梁之妹顾秀林，1950年生，现任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小弟顾重之，据传在美国，是一名会计师。 书里，高梁是一个“交流比较彻底”的回忆者，一个见证父亲自述的儿子。 “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我谈话，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 顾准自述，两天后，“跟随四清队伍前往周口店劳动改造”。“经济所”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他在那里从事会计研究。 春节假期，一方面幻想回家度假，能够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终离开这个家庭的思想准备。到家在下午，汪璧（顾准之妻，曾任财政部商务司司长）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1966年春节，表面上看还是融洽和平的。春节过后，父亲离家去周口店。出门的时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高梁说。 “1967年4月，高梁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干儿子）邂逅。崔红军拉着高梁的手，对他悄悄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他深受震动，也勾起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各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寄往经济所。” 这会儿，面对高建国文中的描述，高梁从沙发上坐起，“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信里的内容。” 然而，父亲收到他的来信后，勾起对家人的强烈思念。一个月后，借故回到家中——……汪璧回来，一进门就严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我原想等长女回家见见她再走，汪璧火气愈来愈大，看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就这么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一个月后（1967年12月），寄来了二儿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他们）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来所里，从此以后，就连每月他们寄粮食的字迹也看不见了，我想念他们。 “恩断义绝，一致于此”，在自述中字字千钧。 “大姐顾淑林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加入签名。事隔多年，顾逸东提起这件事，全身颤抖，泣不成声。他最终请求世人，要责怪就责怪他一人，因为他是长子。但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议的结果。” 高建国思忖，那时，顾准尚且不知，儿女们为他“转户”也因汪璧已死。 “1965年秋天，母亲曾经很难过地对我说，你们都大了，要学会独立谋生……，我后来一再回想，母亲那时已经想要去死，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对他诉说这段时，强抑内心的痛楚。 1968年4月8日，被宣布开除党籍、泯灭心头一线希望的汪璧，在孩子们走后，吞服大量“来沙尔”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颤抖的笔迹：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据说剧毒发作，她倒地的模样极其悲惨。当天傍晚，“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的窗户爬进自己家”，第一个目睹者，正是高梁。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亲“走”后，高梁结束了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没有文革，让我报大学志愿，也许会报文科。但应当时号召，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他分到内蒙古东部寒冷的兴安盟，“春天播种，秋天打场。一晃就是5年”。 其后，他又在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6年，“所有的车间都干过”，却没有守在父亲渴求他们的弥留之际。 1974年12月3日零时，顾准因患肺癌去世。 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 “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说。 1950年，赵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任编辑，他缅怀道：“……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 “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3个博士’。我问他：‘哪3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50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 “骄傲”既来自顾准对自身才华的笃信，也是命运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身份，对抗中央财政部的财政命令。”赵人伟一语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税制要以“民主评议”进行，即按口头协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因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 顾准并没惟命是从。为避免稽查干部查账的不专业，他挑选过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20位会计师，聘为“特约查账员”；他指示直接税局公告全市，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实际账面资本出来后，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措施后，顾准继而采用“专户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等颇现代化的税收方式。 “他认为，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赵人伟说。但在全国统一执行财政方针下，顾准的策略在党内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对。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关部门对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复“民评”，他却据理力争，“出言不逊”。 1952年，全国发起“三反”运动。这年3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称：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 学员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 《体会》经他修改，定稿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于1957年第二期《经济研究》上刊登，后来却被批在社会上“放毒”，是修正主义。 赵人伟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顾准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 有朋友劝顾准，如果摘帽，孩子们就会来看你了。他听后翻江倒海，终于落泪妥协。 病床上，他对吴敬琏、骆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说，“在认错书上签字，真是奇耻大辱。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能见到我的孩子们，也想这样做，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为让兄长如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给侄儿侄女们去信苦劝。 他曾撰文，“和五哥（顾准）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与思想，……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还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 顾准与儿女们至死未见，他们一句“怕受爸爸的影响”，无疑加速了他的离去。 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时，曾与妻子商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有人与家人在政治上划清，生活上却没划清”，对于顾准亲子关系的“划清干净”，高建国含蓄指出，“当年，个人抱负就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被淘汰出来，这是第一位的。” 《顾准全传》中，顾准第二次“戴帽”一经传出，顾重之在就读的101中学，被同学们扯去红领巾。陈敏之的夫人曾含泪道，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视，被骂作“狗崽子”。 顾准的妹夫施义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汪璧死后，他与妻子、顾准的胞妹陈枫，毫不犹豫对顾家子女施予关怀。他对高建国坦言，是他阻止岳母与孩子们去见顾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当个公安部长并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爱”也横亘在父子中间。1960年冬，顾准从河南商城下放回京。亲历大饥荒的重灾区，他在日记里记有“哀鸿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实况。 家中，他当着儿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梁回忆，父亲说农村应该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现在的中国是匮乏经济，政府供应什么，群众就只得买什么，没有一点选择。还有一次，一位亲戚来看父亲，他却大谈“大炼钢铁”——“就是泥地里挖个坑坑炼铁渣渣，泥土导热，怎么炼铁？”他典型的“右派”言论，把亲戚吓跑了，母亲因此不快。 “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整个人处于极大矛盾中。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顾逸东对高建国说。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恨其儿女的无情。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干，散发到顾准的朋友中去。 “他交给我时，还特别叮嘱，你要小心别让别人看到，我怕会给你造成不利。”顾准的干女儿，中科院同事张纯音之女徐方回忆道，那是“文革”后期，陈的行为十分危险。 打印本在早年，还是小范围散布。90年代中期，陈敏之不断将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顾家儿女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吴敬琏为他介绍赵人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时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可见他爱他的爸爸。”赵人伟说。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系。”高梁读研时的同届同学，当年财贸所的研究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华生说。 他，还有高梁同寝室室友张学军在电话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复一日坚持跑步、苦练体质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寝室，原是一间空荡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会开办读书会。 读书会围绕两个主题：研读与专业无关的经典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化深层探讨。其间，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包括社会中人纷纷加入。 张学军怀念当年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一群意气书生中，年长的高梁一惯“思考严谨，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当时北京自由组合的学术圈子：诸如杜润生、王岐山、周其仁组成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学术圈”里，他仅是一介参与者，绝非活跃人士。 一次讨论会上，众人为国企改革，兵分三路，“激进派提倡，干脆卖掉国企。中间派认为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守派则连这也反对。”张学军模糊记得，高梁是“趋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有时觉得，这条路较窄，会限制他的发展。”张学军的看法，对应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所说：“高梁与他父亲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对局限在经济方面，其他领域不像他父亲深广。” 1984年9月，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者不乏今天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马凯、张维迎…… 华生后来回忆，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会议中心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中尤以价格改革为重中之重。 一批经济学子将以优质独见的学术论文被选入参会。高梁上山，缘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做过编辑。 开会、征文的消息发出后，“入选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筹会阶段，我被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拉去帮忙。”他说道。 “高梁也是会上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五人之一。”华生说，当年与会者认定，改革的市场轨道已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张少杰（已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蒋跃（现任陕西省工信厅厅长）在会上经过数日争论达成一致，“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有些产品可以外放内调。同时，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双轨制’。” 一干经济学者在改革方向上统一，“破除僵化、阻碍经济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衷都为“国富民强”——这是高梁眷顾的80年代。 “但改革将会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学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也有人认为，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壳子，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这些未明晰的不同倾向，在后来改革实践中，一步步确为分歧。市场成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认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对它在中国的实际运行感到疑惑。” “人心坏了” 1985年，高梁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在这家由国家体改委衍生出来的青年才俊云集的研究机构里，高梁低调如故，文章发表不算多，官至正处级。 “80年代末，就是这个正处，让我没能通过政治审查杠杆，失去赴牛津留学的机会。”他寒心的是，1990年，体改所并入经济管理研究所，原成员各奔东西，“眼看一个炙手可热的单位打入冷宫，有些人却在边上看笑话。里面就有当年一起奋斗搞改革的同仁。” 90年代初，张学军在海南，两次见到高梁。 令他理解又诧异，“那会儿，很多人比较灰心，无心学术，改行做生意。高梁也自称‘半下海’，居然炒起了期货。” 高梁的期货终是全军覆没。郭熙权在电话中笑道，“他适合宏观经济研究，实际操作能力不强。” 1992年，郭任海南洋浦工商管理中心主任。高梁任洋浦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主管经济开发区政府所属的七八家小型国企。两年后，他离开洋浦。 他曾对媒体吐露，“我原想，根据自己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方法，按照资产管理的方式管理”，“手下有一个管开发区拆迁的公司，有一大笔钱来运作。我自任总经理。后来上面不让我干了，换了一个人。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是上头压下来了，限期完成移交，让这个人管。管了不到半年，那人就出了很多问题。查出来以后就撤了。这时，我也站不住脚了。” “我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郭熙权直言，“高梁曾兼任洋浦物业总公司法人。上面让我接任他的职位，他成了我的下属。” 郭熙权说，在职期间，他曾向管委会递交一“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方案，欲将这家物业总公司推上市。按其计划，在公司管辖的土地上招商，让商家建房，建写字楼，形成商业一条街。政府采用土地出租方式，定下各个商家的土地使用期限。到期时，钱、房子都属于洋浦物业总公司。 前来投资的两家股份公司提出，“投资方要占51%的股权，摆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直控。”方案被否。 “委员会中传出，我想把公司的总经理位置固定化，使国有资产永久掌控在我手中。高梁是委员会委员之一，却没与我及时沟通。我估计，他在心里不支持我。今天回头再看，国有资产收购早在中国大行其事。”他不以为然道。 此刻，高梁也大发感慨：“90年代，大量国企垮台，有人说体制不行。我看有外因与内因。外因是私企与外企的大量出现，对国企形成很强的竞争关系。国企过去长在温室里，环境太好，缺乏野心。内因就是企业者的责任心越来越少了，自私地想从中牟取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与我在80年代，到国企搞调查的体会有很大区别。人的良心坏了。为什么坏了？肯定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但有一条，谁也不能否定，就是80年代开始所谓的‘产权理论’——难逃其咎。” “左”“右”碰撞 1998年，高梁回京。因离开单位过久，他失去了公职。 那时，他一边为《经济管理文摘》写稿，一边主持产业论坛，“体改所以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中建立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所一同事，后来成为民企人士，托我们办论坛，目的就是把中国整个产业实况梳理一遍。论坛上，请来矿业、石油、船业、汽车、电子等各行领导、专家。” 其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人物杨帆，因为“一些问题上观点相近”，与他相熟起来。 2001年，杨帆帮助高梁出版《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在他与《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引见下，高梁担任过《中国产经新闻报》副总编。 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公开指出，“MBO（管理层收购）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办法”，他的论调与高梁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郎咸平与企业家顾雏军的MBO争端引发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高梁站出来表态，支持郎咸平。 顾雏军一方，有他过去体改所的同僚，“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对他有些失望与奇怪，”杨帆说。 高梁昔日“一个战壕的战友”认为，为了推动国企私有化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到这锅饭，你可以先往里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对此极为不满，搜集了国企改制过程中许多违法操作的案例。 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在Email里写道，一次，在社科院法学所，讨论某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具体个案，“有人仍在挺MBO，高梁历数国企改革中的黑暗面不时被打断，他非常愤怒地起身离开。” “还有一次，在国务院某部讨论科技发展战略。我提出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过于依赖外资和外来技术，冲淡了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经济学家跳出来，你是义和团、红卫兵、冲锋队……”高梁仍记得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 举办产业论坛5年，他自认为，有一层收获就是“逐渐明确了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于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体制改革中，对市场功能不切实际地夸大，实际是在鼓吹‘纯市场化’理论，它是导致现在社会上道德指数低下、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日益增多的主因”。 “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理念在指导改革，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也不管，干脆退出竞争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间，没有国家主义进入，它发展不上去，永远是三流、四流的。 “我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国企改制进程中，国有资产被侵吞，工人权益被漠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反助其力’。 “要发展民族工业创新，防止外资侵入，使国家失去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现在很多问题出现是人们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他自信，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国家主义者”——“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毫无疑问，高梁的论点论据，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他父亲思想的传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们对类似观点的批判，也是那么的典型。 经济学家姚洋说：“说要防止外资侵入，但我们的主要技术进口都是外资搞的。这样来看，外资不也贡献很大？不能说人家来了，就是白给中国送技术吧？这也是一种生意。” 赵人伟说：“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对这一事实，似乎都没有分歧。但究其原因，解决办法，分歧就大了。有人认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我认为，关键不是市场取向改革搞错了，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被高梁等人视为“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的茅于轼就高梁的某些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纯市场化肯定不对。但说因为市场化使得道德败坏，毫无道理。正气在哪个社会都要讲，但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正气，资本主义就是邪气？是不是投机就不创造财富，只有生产劳动创造财富？我认为，一定的投机是好的，投机过度就变了。” “不管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是坏事，垄断的问题是降低效率。选人机制上也一样，不好的产权选不出好人来。我们国企领导人都是委派的，不是选拔竞争出来的。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并不是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是该干预的就干预，不该干预的就不要干预。” “我们当前改革的大问题是市场化的方向没有坚持，现在倒退了——国进民退。”末了，他指出，“发表那些观点的人，有一种可能是在改革中受到伤害。现在左的思潮抬头，他们与这股思潮之间，至少感情上是呼应的。” 对于高梁的观点，他的导师、“吴市场”吴敬琏从未作公开评价。 据徐方无意中透露，今年4月，她从日本回国，曾与吴敬琏相聚，“吃饭时，他谈到顾准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现在思想变得有点‘左’。他心里不太好受。” 娜拉出走后怎么样？ 2001年，编辑《顾准日记》的丁东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责编李丕光合力将陈敏之与高梁约到一起。 “顾准的遗作中，除《希腊城邦制度》交给吴敬琏。一部分日记，还有他与陈敏之的信件往来、文稿在陈敏之处；至于另一部分日记、顾准的学术笔记、卡片放入档案袋，由社科院交给了高梁。”丁东介绍道。 明知叔侄间有隔阂，但出版社想将他们各持部分组合出版《顾准文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把顾准的精神财富流传下来。”李丕光说。 《文存》正式出版后，陈敏之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将手持的文稿著作权交给了高梁。 李丕光在编《文存》时，竭力不删改原稿，“编到后来，我们连广告都没想做，只想将它平静地引入市场。” 80年代末，陈敏之即想出版《顾准文集》，特请王元化先生作序。因作序延误，错失出版时机，直到1994年，王元化向陈敏之推荐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对方原以为只是已故学者的一般性著作，还让陈敏之自掏一万多元。陈敏之对顾准的思想，视若珍宝，为出版一口应允。“出版后，分量相当重。出版社受到上级‘压力’，出版过程遭到伤害。但书的效应终于发散出去。”丁东、李丕光纷纷说。 吴敬琏曾就《文存》中的精华——《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作撰文分析：“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以为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以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用）专制、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灭绝，于是这个理想主义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顾准）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于这个运动。结果循着这条路……走到他去世前，文革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当年父亲想得已经很深了，我们这些小孩哪里能懂？他偶尔冒出的观点中，有两点记忆鲜明：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宇宙普适真理？他认为不是，只是部分适应。第二，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在著作里说过，中国没有封建主义。这两样和我们的教科书不一样。 “80年代，我开始读他的原稿。以前我们受马列主义教育长大，对他写的一切感到振聋发聩。这是我读后切实的感受。什么叫解放思想，这就叫解放思想。” “直到今天，我认为他在治学处事的态度上，仍是值得推崇的。还有他的哲学思考里——不要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不可移动的教条，我是同意的。这是我对我先父的态度。”高梁说。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1957年至1962年，顾准在自述中无限寄望于生机勃勃的儿女们。 如今，高梁确实“敢怒”。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他当即翻脸，“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MBO，贪污腐败盛行，这是谁的账？我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 另一次，有人质疑，所持观的点是否有违他父亲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亲活着，他也会像我这样。” “他是在做秀么？他是最应该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人。如果不是，他这一生就太可悲了。”他的反对者里，有人这么说。 “我经历过毛时代，身上会有时代的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作理性思考。我的兄弟姐妹们应该跟我差不多，否则我们不会走到今天。”高梁的语气与其说理性，不如说是对于某种信仰的执守。 当初，在这份“信仰”与深爱的父亲之间，他选择前者。现在改革进程中，“不管有多少人已经漠视，不再相信马列思想”，他的信仰仍在指引他的方向。 在《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中，顾准始终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将要如何发展？ 这一追问依然继续。一个年轻的来自高梁学术观点对立派中的一员追问高梁：“改革至今，市场化是我们目前发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制度。市场化固然造成贫富不均，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吧？” “他的提法有问题！好像不走市场经济，就是走计划经济。现在不就是既有市场化，又有政府在管？改革30年，不要以为我们一动未动，应该说改革已取得伟大成就。再说我并不反对市场，我是反对腐败地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高梁振振有词，“学者有两条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场。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立场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弱势群体负责。这点我和我父亲一样。” “高梁与他父亲看似观点有别。但仔细想来，顾准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不容于主流，高梁的思想在当下也不容于主流。” 就连他的外表都是那么不合时宜——脚上长年不变的一双军用黄胶鞋，步入任何场合，那让他的朋友与对手都一致形容，“像个农民工。” “莫干山会议上，我印象深刻的是齐永贵等人联名写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开了一家金融公司，一见到我就说，你来做什么？你这人发不了财。” “当官、从商，都要当孙子。”他好像早已了然。真要那样了，他又怎会是顾准的儿子？ (参考资料:《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赵人伟著)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 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