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华沙尤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的勃兰特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财经国家周刊》，是专供我在该杂志的一个散文专栏而写，因篇幅原因，发表时删去300字，这里发的是完整版。   另，因中国传统中常以文字加“犬”边以示对他族的蔑视，故本人不再使用通用的“犹太”而改为“尤太”，特此说明。                                                               2010年7月19日於追遠堂   历史中的膝盖（完整版）   萧瀚   西元前481年，斯巴达人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为了给11年前被其斯巴达同胞抛下山谷自寻“水和土”的波斯使节偿命，面见波斯王薛西斯，当卫兵要求他们匍匐下跪时，他们拒绝了。   东汉建武五年（西元29年），光武帝“召见”太原隐士周党时，周党伏身不谒拜（那时都是跪坐交谈）、不通报姓名，并声称无意仕途，唯愿守志。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拒行三跪九叩之礼，除非与他官阶相当的清朝官员赴英国向英王行此同礼，乾隆皇帝虽在热河避暑山庄态度和蔼地“召见”他，但通商等使命因此未能如愿。半个世纪后，已成显要的当年随行副使斯当东，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促成鸦片战争。   东西方对于膝盖功能的看法向来迥异。   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拒绝向薛西斯匍匐跪拜时，声称哪怕自己被头朝下栽倒也绝不下跪，他们没有向凡人下跪的习俗。而周党拒不谒拜刘秀时，博士范升大怒，上奏谴责周党骄横无理，应当处死。刘秀倒没计较，赐布帛四十匹送其返乡。   朱元璋撰文《严光论》说：“…大礼茫然无所知…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在他眼里，读书人不为朝廷所用，便是敌人，他当政期间，读书人遇征召而不仕则死刑伺候。   统治者如此想法倒也罢了，就连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读通鉴论》（卷六）中痛斥周党“忿驚之氣，施于君臣禮法之下。”且认为：“故君子者，以仕爲道者也，非夷狄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   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竟然也如此“脑在水中央”，把仕途视为读书人的唯一之道，在天子面前膝盖除了下跪别无功能。船山先生的见识与其600年前的司马温公相比，可谓天壤云泥——“臣光曰”：光武帝善待周党是为了激发廉耻之心、净化风俗，不该像范升那样诋毁、指责。   其实，从三皇五帝到辫子军入京，从“文革”忠字舞到市政府衙门千人跪，中国文化中的膝盖，其主要功能一直是下跪。即使物理上的膝盖不再弯曲，精神上的膝盖也未必伸直。若说“天地君亲师”中，对天地之跪可算信仰之跪，对亲之跪可算对血脉亲情之敬愛，对师之跪可算对知识之敬畏，那么对君之跪，尤其是对官之跪，只能算是对特权、等级、权力之顺服与摇尾了。   其实，即使是对亲之跪、对师之跪，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也都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好在西学东渐以来，至少在成人之间，跪亲师的原有等级含义逐渐淡化以致消亡。   半个世纪前，一身傲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直斥“大跃进”：“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然而，每逢春节他却要到陈寅恪先生府上行三跪九叩大礼，“文革”中，他甚至欣然求批斗以代年逾古稀的陈先生，并视为荣耀。其所斥者权力的荒诞颟顸，所跪者陈先生代表的大人格与大学问。   张思之大律师一生多舛，其傲然卓立的风骨已是法学界人所皆知，江平先生盛赞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数年前，张先生奔母丧，谈及此事，他说：“在母亲坟前，很自然的，我腿一软就跪下了。”他所鏖战者法之正义，所跪者亲情至愛及生之怅惘、死之敬畏。   可见，现当代部分国人私人宅第跪拜于亲、师之前，荒郊墓地跪拜于先祖灵前，可归于纯粹的血脉亲情及敬畏真理之严肃。刘节们的傲骨与下跪具有统一的精神内涵：自由与敬畏。   然而广宇洋洋、万目睽睽之下，石狮钢门官衙前下跪求恩，绝非自由与敬畏，而是自甘奴役，人格自贱。权力本应是人民的仆从，而主人竟然向仆从下跪，全因仆从成“僭主”欺凌蹂躏故主，这跪的源头还在中国古代家产官僚制下的官本位传统，其眼前之因则是当代缺乏分立制衡导致的权力侵犯人权后无法救济。   希伯来、希腊文明传统下西方文化中的膝盖，一直警惕世俗的恐吓与侵蚀，只谨慎但虔诚地跪拜于其神圣的上帝或三位一体的耶稣面前，通常只跪彼岸不跪此岸。如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所言，他们没有给凡人跪拜的习惯。希腊人、罗马人跪拜的是超越尘俗之上以宙斯（朱庇特）为首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不跪国王，不跪执政官。基督徒跪拜者尚有耶稣圣像，而尤太人、穆斯林则只跪不可有形象的上帝。这些传统都导致了他们信仰眷顾的人格自守、人格平等的自由精神。   在奔赴薛西斯营帐的途中，一位亚细亚沿海居民的统帅叙达尔涅斯劝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鼓动斯巴达向波斯投降，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是用枪，还要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   司佩尔提亚斯、周党、马戛尔尼们用自己的膝盖诠释自由、尊严和平等，刘节、张思之们则以膝盖诠释它们原本一体、无分轩轾的另一面：深情与敬畏。膝盖的物理功能，历史赋予以其精神的意蕴。   2010年7月2日於追遠堂

  枕席燕语之八：   小精灵   萧瀚   因为懒，这枕席燕语已经断档很久，老男人和小美女其实还一直在夜幕下无拘无束地聊，还是什么都聊，这回有件有趣的怪事，所以聊得不一般。   老男人：工作完，拉上窗帘，躺床上聊天，真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如果人不用睡觉该多好，聊个天儿起来继续工作、生活。   小美女：那有什么好的，睡觉多享受，跟你聊天很享受，睡觉也很享受。   老男人：这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惊奇，我们只是被每天的生活重复得忘了惊奇，睡觉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睡觉呢？科学说是为了恢复精力，这都是人类的解释，上帝造人的时候完全可以加一个不睡觉就恢复精力的程序，或者人的一生有个精力总量，不存在恢复不恢复的问题，用完死球，反正我觉得很神奇。   小美女：那是，神奇的事儿多了，什么都是神奇的。   老男人：今天的事儿不也挺怪的吗？   小美女：你说门卡的事吗？   老男人：肯定是小精灵干的。平时我都放包里，不会放到其他地方，春秋天会放在衣服兜里，夏天只能放包里，在家又不会拿出来，出门的时候才检查一下在不在包里。你说一个东西十秒钟前还在眼前，十秒钟后就不见了，怎么都找不着，会是谁干的？只能是小精灵干的。   小美女：弗洛伊德解释过这种现象，认为是人的选择性失忆，是潜意识里拒绝它导致的选择性失忆，回头又会见到的。   老男人：是啊，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出现，或者在你找过的地方出现，其实它一直就在那儿。这是他的解释，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不相信他老人家的说法，他的说法能解释一部分类似现象，但今天这种情况他很难解释，十秒钟差不多就是一转眼时间啊，反正不能说服我。   小美女：很多事都是无法解释的，不解释好了。   老男人：咱家一定至少有一个小精灵，我们老家管小精灵叫“路通”，好多地方都这么称呼的。只有小孩子才能看得见，大人看不见，大人都是宝玉说的“俗物”，一双俗眼如何见精灵。   小美女：哈，驼背小人，驼背小人。他在哪里，你就会一无所获，他注视你，你就会心不在焉，不是打翻了杯子，就是莫名其妙地洒了酱油。   老男人：是啊，就是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好像全世界都有关于小精灵的种种说法。小时候听邻居说起小精灵，就觉得好玩，据说他们穿小花衣，戴小红帽，顶上有个小绒球，他们行动迅速得跟光跟电一样，所以一般看不见，但他们会跟小孩玩儿。我们老家的人说，这些小精灵常常会让家里的米桶莫名其妙地丢米，反正家里有些东西莫名其妙地没了，肯定是小精灵干的，他们会把你家的米弄到别人家去，也会把别人家的米偷到你家来，完全看他高兴。   小美女：小精灵是男孩还是女孩？   老男人：估计男孩女孩都有。   小美女：咱家的小精灵一定是女的。   老男人：应该一男一女。   小美女：他们会作愛吗？   老男人：不知道，那么小怎么做，是《哈利波特》还是《魔戒》里说的只有八英寸高。他们就是一帮调皮捣蛋的家伙，咱们日常生活里那些粗心大意的事，很多都是他们捣乱的结果。   小美女：小也可以做的。   老男人：两个就够折腾人的了，难道你还想让他们生一堆小小精灵吗？   小美女：那多好玩啊，男女小精灵带着一家子就住在咱家，那多好玩啊。   老男人：也是，这两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今天这门卡一定是女小精灵干的，我猜他们各有分工，男小精灵专门让你打翻杯子、不拧醋瓶盖子，还有动辄在这碰一下，那儿磕一下，把你弄得像是挨了家暴，好了，以后我都不批评你了，所有莫名其妙的添乱都是男小精灵干的。   小美女：嗯，那女小精灵也常常让你发脾气，他们一定躲在一边偷笑，在那儿招呼其他的小精灵，说，快来看啊，这两蠢货又中我的计，掐起来了，掐起来了，好玩。   老男人：我觉得也是，以后一定不能让他们再看笑话，他们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专门跟人捣乱取乐。你哭鼻子也是他们惹的。   小美女：嗯，就是嘛，可是他们不惹我也会哭鼻子的。   老男人：我估计他们是嫌咱们不理睬他们，没给他们买吃的，小精灵吃什么的，商场有没有精灵食品？   小美女：没听说哦，《魔戒》里的精灵可不是咱们说的小精灵。   老男人：嗯，下回让谦慈、扣扣来把小精灵找出来，问问他们愛吃些啥。   小美女：他们都是一伙的，不会带咱们玩儿的。   老男人：也是，想想这个屋子里生活着两个咱们看不见的可愛小家伙，不觉得很神奇，很幸福吗。   小美女：是啊，反正以后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你就不会对我大吼大叫了，你只能对着小精灵大吼大叫。   老男人：那怎么舍得呢，对他们大吼大叫，会很羞愧的。   小美女：那对我大吼大叫就不羞愧啊。   老男人：你是大一点的小精灵，还看得见，没有神秘感。   小美女：所以就不用心疼了？   老男人：嗯，小精灵才好玩儿，你好玩儿，但看得见，就打了折扣。   小美女：不行，不行，我也要小精灵的待遇。   老男人：那好吧，你先躲起来，我找不着，就按精灵待遇待你。   小美女：不好玩，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老男人：困了，小精灵别来捣乱啊。你给他们起两名字吧，以后好叫一点，省得对小精灵不尊重，小精灵之间要是谈论咱们的时候只称呼“人”，我会很不爽的，没做小精灵，做了人，本来就挺悲惨的，结果做了人还连名字都没有。不知道他们会称呼咱们什么名字。。。   小美女：起不出来，明天再说吧，我不擅长起名字。   老男人：好吧，睡了，晚安，两个小精灵，还有大一点的看得见的小精灵。   2010年8月4日於追遠堂  小精灵（真伪莫辨）图片来源 http://sinaurl.cn/qwojf

Konstantin Vasilyev：祖国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周一即将出版发行的《新世纪周刊》“法眼”栏目，并见“财新网”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07/100167619.html ，若无授权，请勿转载。   非暴力解决纷争   萧瀚   长沙芙蓉区东屯渡国税分局爆炸案发生之后，如此前湖南永州法院枪击案，在哀悼与谴责声中，还夹杂着几乎高亢的叫好声，对这一现象，社会理应高度警惕。   早在2008年杨佳案时，舆论中即有对杨佳杀警的称赞声，两年下来，这一情形不但毫无改观，甚至更为严重。与屠童案、公交车爆炸案稍异，长沙爆炸案等，其受害者往往具有公务员身份：法官、警察、税务人员等，全社会弥漫着一股裹挟着硝烟味的强烈仇官心理——数起屠童案之后，网上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左转是政府”便是明证。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纷争。解决纷争能力的优劣，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能力以及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任何一个社会的治理，其善恶分界以及稳定还是崩溃，也常常取决于解决纷争的能力。   古典中国，由于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一直是皇权专制型统治，其以暴力而非公平讲理为常规治理工具的模式，使得中国古典社会难以和平解决利益纷争，从而导致了20多个政权的暴力性更迭。而历次自杀性社会震荡之前的一大征兆，便是普遍的仇官心态直接兑现为主动的暴力攻击，民众视个体官吏为整个政府而频繁、无畏地使用暴力。这往往成为颠覆原有社会秩序的开端，成为社会全面滥施暴力的先声，成为流血漂橹、田园荒芜、“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等极度悲惨景象的第一笔血腥涂抹。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恶习的深厚积淀，以及吸收西方经验的生吞活剥等交互性原因，滥施暴力的传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有些时代甚至比古代有过之无不及，全社会的利益纷争依然缺乏有效的平息机制。   纵观中西方历史，任何社会如何消除纷争，终究都要落在“理”上。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奉行的是公平之理，其相应的制度往往朝向尽可能的和平与稳定；如果普遍奉行的是强权之理，其相应的制度则往往最终走向暴力与动荡。   解决纷争，以理服人，还是以势压人，政府往往是引导者，秦始皇规定“以吏为师”原本多余，因为这是古今中西各国的社会必然常态。奉行和平非暴力精神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对非暴力精神最具号召力的社会性倡导；而奉行强权的政府，也必然导致以势压人的社会心理——它也必然伴生以势反抗的社会心态。   当代中国，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缺乏讲理的制度设置，而多是压服性甚至暴力强制消声的机制。缺乏讲理解决纷争的方式，其结果如果不是以纠纷中的弱势方委屈承受、姑息强权而归于平静，就是以弱势方激烈甚至惨烈反抗强权而告终，或者最糟的是既非默然忍受，也非直击反抗，而是对非当事的无辜者盲目泄愤地滥施暴力。   一切社会纷争，民间纠纷、官民纠纷、官官纠纷，都来自各种利益，包括物质性的经济利益，精神性的荣誉、名誉、人格利益等。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个人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不与他人发生任何利益纷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从政治与法律角度看，这些纷争可简单归为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以及权力与权利三种关系，有效治理就是能够将上述三种纷争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解决。   古今中西，人类自我管理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已经比较清晰地表明，要解决上述三种纷争，通常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权利应当平等；二是权力应当服务于权利；三是权力应该受到合理的限制；四是应当有一种具有最终国家权威性质并且中立于权力和权利各方利益的裁判机制；五是应当有一种代表社会自我认知能力的大众公议机制。   上述五项基本要件，是社会的善治之源。但是，要促成一个社会确立拥有上述五要件的善治之制，尤需要普遍的大众观念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脱离社会大众独自存在的，每个人的公共观念都是铸成某种制度的一分子，崇尚非暴力精神远比崇尚暴力精神更容易确立上述制度。   非暴力和暴力都是一种信念，前一种信念的根本在于讲理，后一种观念的根本在于论势。究其实质，非暴力信念认为纷争是可解决的，只要各方讲理，只要各方追求公平，不以势压人，不以势欺人，而让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如果各方认理，那么它的行动结果就是保持每个人既不侵犯他人，也不被他人侵犯。   而暴力信念，在其实质上，其实是认为纷争不可解决，它并不认为存在着公平的道理，一切都只能用不讲理的强权与暴力解决，它导致了一部分人可以随意侵犯别人，获得不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则惨遭侵犯无以救济。   当然，任何原则都有例外，非暴力也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对正当暴力的承认与保护，即当人们的正当权利遭到正在发生的暴力侵害（无论来自谁的非法暴力）时，任何人都有权以与对方所用暴力基本相当的暴力反击，就是正当防卫。严格讲，正当防卫只因其暴力的外部形态而被列入暴力范畴，其精神气质是非暴力的，而不是非暴力原则的例外。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不可能是与暴力侵害无关的无辜者、局外人。   为此，除非正当防卫，绝不使用暴力，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通常，人民要做到这些并不难，有权甚至垄断了合法暴力的政府公权力不滥用暴力才困难。   公权力使用暴力，本应有制度约束。通常，在穷尽了一切正当合理的手段之后，人民依然不讲理，这个时候才应该是公权力动用强力的时候。如果掌权者动辄滥施权威，以暴力机器对付人民，或者为了攫取伪装成“公共利益”的私利，动用公权暴力机器掠夺人民财产、剥夺人身自由，尤其是原本应当救济权利的司法机关无法实现其公正救济的功能时，这样的暴力行为就是罔顾民权、践踏公义，就破坏了社会稳定赖于存在的基本道义，破坏了合理使用暴力的规则，而沦为强权的、非正义的、不讲理的暴力。   当这些现象普遍发生时，就会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一则示范其他公权力，二则示范人民，使得公权力认为可以对人民胡作非为，使得人民认为公权力就是人民之敌。于是，人民针对公权力的仇恨也会转化为对一切公务人员的憎恨，仇官心理就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最终夯实的。   对暴力性社会生态的反思，绝不仅限于政府公权力，人民同样需要反思，毕竟每个社会治理之善恶取决于全社会的作为，而不仅限于公权力。被炸弹莫名屠杀的税务官员和被屠刀砍杀的儿童，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没有对生命一视同仁的敬畏，一旦打开非理性暴力的闸门，和平解决社会纠纷的希望将更渺渺无期。   离开非暴力的和平精神，社会将面临什么？   2010年8月5日於追遠堂  

  生活中的“奥卡姆剃刀”   萧瀚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英国的威廉.奥卡姆提出的著名逻辑法则，哲学史上称之为“奥卡姆剃刀”。奥卡姆认为共相是一种抽象物，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正存在的。这把剃刀引发了哲学史革命，使得烦琐无谓的神学渐趋简洁，科学等学科也盎然兴起。   这一法则被运用于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哲学领域，也被运用到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它甚至可以成为重要的人生智慧法则。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幸福都与此法则相关，兹举例说明。   权力：对于人民来说，公权力当以必要为限，基本的安全、基本的福利等确实是人民所需要的，权力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权利的受损。以“奥卡姆剃刀”法则衡量，权力领域也应当是“若无必要，勿增权力”，这与老子所谓“无为而治”相通。三权分立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是权力既能发挥正面效应，又能不胡作非为的最简洁模式——没有哪个极权、集权政府不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中国的可悲是千千万万人在努力增加公权力——而不是减弱公权力，上至庙堂，下至江湖。   财富：作为个人的生活来说，财富似乎很容易误让人觉得是越多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追求财富的欲望若不加节制，其弊病也将是无限的。比尔.盖茨等巨富都深谙此理，故将财富捐献给社会；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临终时腰缠万贯是耻辱的。而印度出现佛教经济学，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为依归，而以利益最小需求为依归。——“若无必要，勿增财富。”   地位：中国自古即有为名声所累的说法。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有缺陷的，名不符实的名声和地位会导致人处处以表演的状态生存，因此也就失去其本真。錢锺書先生盛名之下深居简出，这就是一种驾驭名声和地位的智慧。——“若无必要，勿增名位。”   ……   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许多需要用“奥卡姆剃刀”剃掉的累赘。   比如交往，我始终觉得，人越随着年龄增长，交往的范围应该越来越小，但交往的质量当越来越高。人生活在人情之中没错，但许多人情其实是虚假的，不必要的，那些酒桌上将人灌醉或者被灌醉的车轱辘话，究其实质，都是生命的浪费。我家领导最厌恶的就是这种应酬，遇到这种场合，她往往铁着脸，一言不发，而我尽可能不参加这种场合，不幸而遇到，也就忍着，我们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热衷于这些纯粹浪费生命的交往。   比如婚姻，年轻时候，我像大多数人一样懵懂无知，以为婚姻是人生必经程序——虽然直觉上一直是厌恶的。随着生活的展开，随着阅历的增加，逐渐明白，人来到这个世界，除了最后独自面对上帝、面对自己的良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的。于是，婚姻的必要性逐渐从自己的生活中淡出——至少不会为了婚姻去结婚，如果用“奥卡姆剃刀”法则就知道，只有具体婚姻的有无必要性，不存在抽象的婚姻必要性。现在于我，结婚纯粹是因人设事，只是怕我家领导跑了，我才结婚，不然有什么好结的。   比如生育，中国人的一大陋习，就是意识形态化的传宗接代观念，它导致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但生活质量却只有天知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我确实不太知道有什么非生育不可的理由。于我自己，那么多年，我努力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就是幸福尽可能别那么依赖外界——包括孩子；至于父母朋友所认为的生育必需性的看法，那是他们的想法，与我无关。   ……   “奥卡姆剃刀”法则是一个理性的法则，然而，人毕竟是情绪的动物——说是情感的动物其实是拔高了；人有欲望，所以需要理性梳理，人有情绪所以需要理性控制，但仅仅只有理性，会导致冷血。所以，这“剃刀”不能剃掉正当的必要的情感，也不能剃掉正常的人欲——而这也是这把剃刀的本意：以必要为限。   不过放心好了，人们通常不会用这把“奥卡姆剃刀”剃掉生活的累赘，反倒是不断增加无用的废物，不把自己折磨得痛不欲生便不是人类。 放眼看去——有多少人能让自己生活得足够简洁？   ——包括我自己。   2010年8月22日於追遠堂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约瑟夫.布罗茨基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8月30日）专栏。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 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 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   诗与帝国   萧瀚   问：（法官萨维里耶娃，下同）：您从事什么工作？   答：（诗人布罗茨基，下同）：我写诗。我搞翻译。我认为……   问：不要什么“我认为”。老实站好！不要靠墙！眼睛看着法庭！老实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你有固定工作吗？   答：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问：请准确地回答！   答：我写诗！我想，这些诗会发表出来的。我认为……   问：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您回答，您为什么不工作？   答：我工作。我写诗。   问：您的职业是什么？   答：诗人。诗歌译者。   问：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答：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问：那您学过这个吗？   答：什么？   问：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   答：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问：那是怎么出来的？   答：我想，这……（慌乱地）来自上帝。   （引自洛谢夫《布罗茨基传》）   法官审问诗人的这段对话，世界文坛广为人知，发生于1964年2月18日苏联列宁格勒法院。5天前，不满24岁的诗人布罗茨基被捕，案由是“寄生虫”。   自有统治以来，诗与帝国的关系（本文以诗代表广义的艺术，帝国代表广义的权力）就一直龃龉难通。布罗茨基的遭遇只是更直接、赤裸地展示了权力对诗的仇视。   不独帝国本身仇视诗，一切带有帝国性质的存在，包括帝国的附庸也都仇视诗。   2500多年前，孔子就以民间身份拟行帝国之事——将古代流传下来的1000多首诗歌删削至305首，那些被他视为淫声艳乐的径遭蔑弃，他是编辑，也是书报检查官；于文明有功，于文明有罪。   稍后代的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严肃声称帝国应把诗赶出城邦，并提醒从政者提防诗人，不要赞美他们。有趣的是，《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   孔子和柏拉图都注重诗的教化功能，所谓“诗教”。这本没有错，诗表现人类的审美精神，原本就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善，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成分。只是他们为了所谓的秩序，宁可放弃甚至毁灭诗，而遗忘了没有诗的秩序就是死亡。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因权力组织形式以及地域时代等差异，帝国及其附庸对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唯有一点相同——帝国永远仇视诗，远甚于仇视思想。   伟大的诗必涵泳伟大的思想（没有人会忽视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喜剧的思想内涵），伟大的思想却未必能诗意表达；思想常常成为独断论者，而与帝国结盟，真正的诗从来只是光荣荆棘路上的踽踽独行者。   于是，诗也就无法不成为帝国及其附庸们的眼中钉，除非甘为帝国之奴。   自由传统深厚的欧洲历史上，宫廷艺术家虽也比比皆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独自行吟的传统倔强地挺拔着。一个典型代表是拜伦，1816年，因上流社会厌恨而出走英伦的诗人说：“不是我配不上英国，就是英国配不上我。”这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即使只有半个欧洲传统的沙皇帝俄，普希金也拒绝成为弄臣，吟唱美、愛情、自由和正义；甚至极权的苏联，艾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们也都冷冷地桀骜着。   皇权传统深厚的中国，则另有一番景象，历代以诗画盛名传世者，大多因其官职，隐然独善者已是帝国最大的“胸襟”、极限的“宽容”。阮籍以大醉60天婉拒司马家族联姻，陶渊明以“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印归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并不以诗人身份自矜，却撒娇地冒犯，媚顺地称臣，巧妙地自贬又自负。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人附庸帝国而自我阉割，滔滔者天下皆是，不遑例举。   然而，真正的诗总是骄傲的，正如张枣生前的口头禅：“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更是用终生的诗作与行迹阐释了诗的这一天然骄傲，“诗人”一个词就回答了法官几乎所有问题，不喜欢人们谈论他遭迫害，甚至参加世界诺奖获得者聚会时，拒绝跟其他人一同起立向瑞典国王致敬。   无论中西，帝国依然以诗为敌。帝国深知，唯有征服诗，才是对自由最彻底的征服；而诗没有敌人，自由而凛凛然无恨，这是诗的尊严。   2010 年 7 月 12 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