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以习近平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他本人也将担负重任，领导中国走向更有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虽然习近平在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进行的第一次讲话中只透露出了一星半点转变方向的暗示，但他确实谴责了“腐败盛行的状况，并表示官员应警惕腐败扩散”。 习近平的领导班子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能有什么期待？  习近平面临的最紧急的挑战来自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领域。显然，他将会面对经济放缓问题。恢复经济增长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比如促进金融领域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宽管制以及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但如果不作出政治努力，限制国家权力，抑制腐败，允许人民在公共政策方面发表意见，这些改革不大可能会成功。 经济改革离不开政治改革的原因非常简单：恢复和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政策将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国企、地方政府以及官僚机构和统治精英家族的利益，他们通过腐败聚敛了大量财富。这些利益集团是共产党的核心拥护者。换句话说，共产党本身将会成为改革的目标。 当然，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可以挑选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启改革，比如推进放宽利率、汇率的现有尝试。新领导班子也可以改革歧视外来劳工的户籍制度。糟糕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被废除。 但最关键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统治精英阶层的特权，因此会遭遇强大阻力。 要想克服阻挠，习近平有两个选择。第一，他可以在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组成一个改革联盟。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里有许多保守派人士。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位退休领导人的影响力仍在。习近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占据主导。第二，他可以调动群众压倒党内的反对势力，但这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来说，风险都非常大。 

北京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和中共十八大在本周闭幕，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放眼未来，考虑如何在未来四年里处理好两国关系。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2011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奥巴马总统当选连任后的第一次对外出访之旅选择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作为目的地，这表明他将继续坚持转向东亚的战略，这一战略预示着中美之间将出现新一轮战略竞争。今后中美关系是否稳定，将取决于两国领导人有多大能力找到发展两国合作的切实路径，而非继续空谈“互信”。 今年早些时候，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会面时，胡锦涛谈到，双方需要建立互信以实现长期合作。2008年，奥巴马还是总统候选人时也提出过同样的说法，“在过去30多年里，美中之间已经建立了成熟、广泛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地区，取得长期合作所需的互信，我们仍然必须认真努力。” 然而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的答案并不在于互信。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竞争十分激烈的两个国家很难建立互信，两国应努力发展共同利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就利益冲突开展坦诚的对话。 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什么意思，人们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历史上，大国在缺乏所谓“互信”的条件进行战略合作的例子数不胜数。事实上，在大量的国际合作中，缺乏信任是一种常态。 自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中美之间就没有多少互信。不过，两国关系在1972年到1989年之间，以及在21世纪的头几年还算是不错。毛泽东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并不信任对方，但他们却能使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合作。就在中美空军于2001年4月在南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几个月之后，江泽民主席就和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就国际反恐问题建立了合作关系。 也许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接近于以互信为基础的关系。不过，就互信而言，美国与其他所有盟友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而非互信基础之上的。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同盟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前者宣扬民主，后者实行彻底的君主制。美法之间战略互信也很弱。法国带头谴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你能说美国和法国彼此信任吗？他们当然并不相互信任，但这无大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官员费很大的劲想找到一个好听的词来描述两国之间并不友好的战略关系，最终他们同意用“非敌非友”这个词，这个说法被两国的专家们广泛接受。1998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甚至把中美关系定性为“战略伙伴关系”。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甚至声称双边关系处于中美关系中的最好时期。 这些美好的定性描述都未能增强两国间的互信。 然而，对核战争的恐惧却使中美两国对可能升级为军事对抗的冲突极其谨慎。只要双方对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保持警惕，他们就会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状态。 中国与日本当前的钓鱼岛争端的例子可证明这一点。因为缺乏互信，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认为有必要访问北京，与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沟通，从而确保只要美国不在钓鱼岛争主权的归属上选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会诉诸武力解决这个争端。 近些年来，中美两国海军在索马里附近海域也合作过，以应对海盗构成的安全威胁。联合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搜索和救援行动，以及其他非传统的安全合作，都有助于两国军方建立某种程度的关系。这些合作都可以先行于互信，它们有助于避免因缺乏沟通而导致的冲突。 把中美关系视为是生意关系或许最好。毕竟，两国的关系就是这样：两个大国，经济是相互依存的。中国的俗语是，“亲兄弟明算账”。也就是说，生意关系的作用大于家庭关系。 中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互信是长期合作的一种结果，而非长期合作前提。两国应该摒弃不切实际地追求“互信”的想法，同时应更加努力地建立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现实主义关系。

围绕所谓的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展开的讨论正在继续，一些评论人士最近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任人唯贤”惯例，他们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仍然是普通公民升入该国最高领导层的一条有效途径。 由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大部分席位将由中国革命英雄的儿子们，即“太子党”占据，很难证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任人唯贤的，不过这个问题应该留给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人去探讨。 但是，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将中国前现代政治文化形容为“任人唯贤”的说法，我不能视而不见，不去反驳。 政治学家、畅销书作家张维为在《 中国的选贤任能优于西式民主 》一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无论是政治观察人士的文章，还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提到“任人唯贤”时都和张维为一样，不可避免地将其与中国著名的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从公元7世纪开始广泛应用，直到十多个世纪后，才在1905年废除。 流行的观点认为，科举考试是客观的选拔方法，所有想谋得官职者都要经过考核，依据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证明自己对大量的经典著述熟稔于心。据信，有关良好治理的必备知识都蕴藏在这些经典之中。 既然（几乎）所有男性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按照这一理论，全国上下最优秀的人才，会定期通过考试跃升至精英阶层，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确保那些聪明、有抱负的人有上升的渠道。 以这种观点来看，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只要学习足够用功，就可以梦想成为大权在握（并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张维为等“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明显赞同这种观点。 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理想境界。但在实践过程中，科举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贤呢？ 在过去20年间，研究显示科举远非长期以来广受赞誉的“成功的阶梯”。例如，我们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绝对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考试，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明确地阐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竞争官职的考核内容，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连成功阶梯的第一阶都登不上。” 换句话说，但凡想有一定的机会通过考试，就需要来自一个有古典文学素养的家庭，也就是说家中要有钱买书，或者与这种家庭有亲密的关系。只有10%的人有这种条件。 此外，我以前的学生张乐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论文中，极有说服力地阐述到，以“买官”铺就荣耀之路的清朝官员，其数量被极大地低估了。不仅身在“权贵”阶层之外的家庭会花钱帮助儿子在竞争中胜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会使用金钱随意操纵体制，虽然人们以往认为这样的家庭无须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过层层考试晋升至最高层的比例只有区区百万分之一，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多数精英阶层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贤、能”以外的手段。他们依赖家庭关系和物质资源，很像是西方社会中的政治精英。由于极少有人有机会通过考试，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参加考试，所以今天的共识是，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强化和复制特定模式的精英话语，从而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为国家需求服务。与张维为及持相似观点者的论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与所谓的搜遍全国各地的每个村庄，广招人才辅佐朝廷，没有多大关系。 这并不是说科举制度完全无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确有有才能的人被选中担任官职。但多数官员的选拔，并不是以“任人唯贤”的标准执行的，这里我们所说的“任人唯贤”指的是“根据客观的标准判断能力优于他人”（如考察哲学知识和文学技巧）。 与张维为持相同观点者，可能不会认同我对“任人唯贤”的这种理解，因为他们在论述中所用的语汇是“选贤任能”——选择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说，这两种概念并不是相同的，因为后者没有表明选择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对于所阐述的“任人唯贤”，从一开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义。 当然，在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很多人都相信“谁都可以成功”，而国家也默许这种误解的存在。然而文献资料清晰地表明，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对这种幻想深信不疑。 当下的评论人士仍然在宣扬这种过时的围绕帝国式“任人唯贤”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很难消亡，还显示出，中国官方对于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知识界仍然有着很强的掌控力。这种掌控力，比所谓的“任人唯贤”，更好地展示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