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互联网下的蛋,你所不了解的九零后

1989年10月出生的清华女生蒋方舟,言谈之间,不动声色地在身后划了一条线,线的这一边是自己,那一边是比她晚了两个月出生的孩子:“九零后”。 这个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出版第一本书,十一岁写长篇小说,在前辈的打量目光中长大的少年作家,偷笑着说,自己终于等来了“90后成长为一个词”!而她,这时就可以“忙不迭跳到对岸,站在双手环胸的那一排老朽里,对彼岸的90后表示出好奇、不解、不满,其中也有一些怵然的敬畏和深切的怜悯……” 可是,用数字来分隔世代看起来有些傻——等等,你没有看出来吗?蒋方舟同学显然是在开一个玩笑啊。这玩笑很符合九零后的水准:有对彼岸“老朽”们的轻微嘲讽,也有与顶着标签的同龄人们的切磋琢磨、惺惺相惜。 怎么看八零后的形象代言人韩寒?蒋方舟说,韩寒很不错,但“没文化”了一点。“他距离真正的精英阶层还很远。”她很直白地讲。 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孙宇晨,网络上错写他生于1988年,他很介意,“显然不能啊!我是九零年生的,如假包换的九零后啊!”他有接近4.0的本科成绩GPA,组织过学生社团,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是人人网(类Facebook的大学生中文社交网络)的著名写手,他刚刚揭批了“北大会商制度”,笔下鲜明自由主义气息的时事评论广受同龄人追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孙宇晨都称得上足够优秀的北大精英。刚刚拿到美国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已经在自己的网络签名档上添上:美国宾州大学硕士。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优秀。“不选我,他们选谁啊?”聊到竞选学生干部时他会冒出这样的话,带着点调侃,但底气十足。 孙宇晨对韩寒的评价是“精神领袖”。“我小时候还是受韩寒很大影响的。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绝对的。”他说,他心目中还有一个精神领袖,是在他出生前一年已经成名的北大师兄,王丹。 在说了许多对这两人的印象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之后,孙宇晨补充了一句:“当然,领袖不需要很优秀,领袖只要很像领袖就可以了。”余韵悠长。 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是1990年出生,90后登场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北京的五道口,泡在各种90后的饭局和聚会里,他们身上的自信、独立、主见、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坐言起行的行动力,都让我惊讶。这和被媒体渲染出的那个几乎“脑残”掉的一代人形象大为不同。 本来我以为,他们中很多人会反感舆论加诸他们的“九零后”这个标签——正如“八零后”花了很多年去反驳这个标签背后的“娇生惯养”、“自私”一样——让我意外的是,也没有。他们喜欢被叫做“九零后”,因为显得“不一样”。但至于九零后是脑残还是栋梁,你们说你们的,他不在乎。 1991年出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女生苏紫紫,做人体模特和此后以身体为媒介做艺术创作的经历令她饱受争议。面对电视镜头,她淡然地说:“评论者的光荣和耻辱都属于他们。我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主持人再问,她会反过来盯着他,目光犀利:“身体是一面镜子,你们在观察我,我在观察你们。” 1990年出生的长沙姑娘曾轶可,只学习了一个月吉他,只会C调和弦,嗓音绵软无力,就敢参加全国选秀大赛,抱着吉他上台唱她自己创作的歌曲,“八月份的尾巴,我是狮子座”,在巨大争议声中竟一路晋级全国十强。即使在各种怀疑与中伤漩涡的最核心,她也总是一副淡得好似没有睡醒的表情:“无所谓啊”。名次无所谓啊,淘汰无所谓啊,小姑娘说:“那些恨我的人,就别恨我了吧。” 这一代人,让站在对岸的人找不到言说的着力点。 某著名媒体评价九零后“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另一种人”,说他们“在世界观上能够自给自足”。可这样的评价恰恰显示了评价者自己的虚弱和焦虑——你看不懂他们;更让你感到挫败的是,你懂或者不懂,他们根本毫不在乎。 或许这是九零后与八零后乃至之前几代人最大的不同:他们并不解释自己,懒得,或者不屑;也从不想要证明什么,“喜欢我就喜欢,不喜欢我就走开”(苏紫紫语);他们觉得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管那东西在你看来靠谱或者不靠谱——是投身公务员还是向防火墙之父扔鞋,是不懂五线谱就写歌还是拍了几张淘宝网店照片就敢应聘摄影师——你还在喋喋评价时,他已经做完了。 Facebook下的蛋 摇滚歌手崔健有首歌叫《红旗下的蛋》,用来形容五零、六零年代生的中国人再合适不过。国产七零后产自红旗加市场,八零后产自市场加互联网。而九零后,则确确切切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 一九九七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家庭的开端,即使每分钟只有几十字节的上网速度,城市里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咬牙掏出近一万元,为孩子购置上网设备。对家长来说,懂电脑意味着孩子在未来社会能生存,而这样的教育,谁也不愿落下。网络从此在九零后的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 上海市青年研究中心零九年曾随机选择上海两千四百二十五名一九九零职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孩子调查,发现按一至十分的标准,九零后在家里的快乐度为7.8,在学校的快乐度为7.6,而最快乐的时候是“上网时”,快乐度达到8.0。 那是一个由劲舞团、魔兽世界再到QQ空间、人人网组成的虚拟社会。在网络游戏里他们学习单打独斗、抱团抗敌;而在社交网络,他们同时与上百好友分享自己一秒钟前在想什么:A与B对话,C看着,插进两句,A对C作出反应,D看见,拍手赞赏,B反对,争论起来,B的好友E、F路过,加入讨论,A觉得E说的挺有意思,也加了他做好友,G是E的好友,看见了A的资料,觉得不错,也加了好友……这是社交网络的交际模式,点对点迅速漂移、跳转,形成涣散的交际地图、所有的交际行为都在相关的圈子中完全公开。 七零后的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被朋友拉到Twitter,注册了一个账号,她颇为不满地发了一句言:“拉到这里示众干什么,这到底和msn有什么区别?”她也许无意识地点出了一个重要的词:“示众”。 在社交网络上,一对一的单向交流彻底改变了。这一代人是在“示众”中成长和生活的。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着世界喊出的,他只需要表达,不需要考虑个别接收者的感受。你喜欢我,你就关注我,你不喜欢我,你就走开,越远越好。 九零后说:“在我视线所及的世界里,我看不到阻碍。” 在这一点上,全球的九零后是同步的。在美国,他们被称为Z世代。而欧美的社会学人用了一个更精确的名字:“FACEBOOK一代”。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Facebook的总访问量超过Google。它正在创造的社交网络效应不仅是商业奇迹,也是行为和思维方式的革新。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凱拉韋认为,是Facebook真正在两代人之间划出了鸿沟:“老年人很容易接受谷歌,因为我们在小学就学会了如何查找东西。谷歌就像一座图书馆,只不过要强很多……我们也很容易接受电子邮件,这无非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传递信息,只不过比邮差把信扔到门里快一些。必要时,我们这代人甚至能上Twitter。Twitter不过是一种卖弄,在这方面,我们与小我们一、二十岁的人一样擅长。”“但Facebook仍属异类。对我们而言,沟通是两个人之间一种两厢情愿的行为。我喜欢每次只和一位朋友交谈,因为这能让你变换语气和内容,以配合谈话对象……相比之下,那种‘交流即是随机向500位好友播报昨晚都干了些什么’的想法,委实令人费解……” 露西认为,“Facebook一代”与“非Facebook一代”之间的差距,比此前的任何两代人差距都更大。前者在信息链中的无畏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无畏已经由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 谷歌公司的区域中层管理、三十岁的Wael Ghonim通过Facebook在埃及发动了一场广场革命,由这一把火星,奇迹般地掀翻了统治了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新加坡反对党国民团结党24岁的女候选人佘雪玲,在Facebook上高昂的人气集结,搅动了新加坡稳固多年的政治格局。 现实当然不这么简单,但撬动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并不复杂。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五十岁的巴勒斯坦人伊扎特和十七岁的儿子一起,在电视机前看转播,守着埃及解放广场上的18天,守到革命胜利,穆巴拉克下台,两人一起热泪长流。儿子兴奋地冲老爸喊:“你看!你还说我上facebook是浪费时间,你看它多有用!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 伊扎特感慨:“是的,这不是一派对另一派的革命,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革命。”在他看来,这趋势将会席卷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 “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这是六十年代的口号,言犹在耳,战后婴儿潮世代曾让他们的激情燃点燃了全世界。 今天呢?当互联网给青春的荷尔蒙插上翅膀,时代是否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 中国式孵化 Facebook在中国无法访问,一落地就成了“非死不可”。但这并不妨碍类facebook网站在中国遍地开花。也不妨碍受互联网开放精神教化长大的中国孩子们,早早地就学会翻墙,哪怕只是为了娱乐,也没人能阻挡他们的自由。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防火墙。它的发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自己的家用电脑上装了六个VPN(翻墙软件),他说这是用来测试自己建立的防火墙能否阻挡黑客们的袭击。但修建长城这样的冷兵器思维,在自由、开放、互通的网络年代还能否奏效?成果显然堪忧。 五月十九日,防火墙之父方滨兴到武汉大学座谈,一名20岁的大四学生向他扔了两只鞋子、一只鸡蛋,以示抗议。这个网名叫“寒君依”的男生是翻墙上Twitter看到方校长要到访武大的消息的。扔鞋前后,他都在Twitter上直播,扔完逃走,过马路等红灯时,还不忘给自己丢了鞋子的脚拍照上传。 一时之间,网络沸腾,寒君依被称作“民族英雄”。九零后的小寒同学很淡定:“砸鞋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砸中有点难。”他记得,鸡蛋没有中,鞋子砸中了一只。在人人网(中国版的facebook)上,已经有女生公开表示,愿意献吻、献爱乃至献身以作为对英雄的奖励。 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属于青春,也属于时代。 五月四日,广州的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一号线举牌,呼吁人们“反对地铁一号线统一化改造”。他想反对广州地铁将十六个车站统一改为灰色石板的计划。因为对他来说,一号线一站一景已经持续十四年,就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回忆,“有一种厚重但不残旧的历史感”。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他买了晾衣服的竹竿,做成横幅,在地铁口举着,三天时间收集了三百多名市民签名。他被网友亲切称为“举牌哥”,而广州地铁也最终改变了改造计划,承诺保留一站一景的特色。 七零后作家许知远说,九零后让他最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不懂得羞涩”,“羞涩似乎是只属于上几代人的特质,他们不知道羞涩为何物”。往坏处理解,“不怕羞”会显得张狂、自我、惊世骇俗;往好处理解,如同“扔鞋帝”和“举牌哥”,他们没有负担,想,就做了,也如同人人网表白的女生,爱,就爱了。 一九九零年代至今,证券市场、互联网、全球化席卷中国,只有飞速的经济增长,再没有任何政治风波。此后出生的一代,没有苦痛记忆,站在上一辈辛苦积攒的财富上,自信自己手握未来世界的钥匙。 我曾见过两个1991年出生的中国大三学生激烈争论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孰优孰劣,他们坚称奥巴马再好,也带着民主党投机底色,而小布什则更钟爱民主自由,着急了喊一句“不管怎样,底子好!”……也见识过在人人网上,内地大学生们因为该支持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吵得不可开交。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因为说了一句“更偏向国民党”,便遭到了朋友们在网上的炮轰,“民进党代表年轻的民主的创新的力量,国民党就是专制官僚的代表,他们就是这么理解。太简单了!” “朋友们”——并不简单指校友,或者网友。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高校的大学生,用内部打趣的说法叫“双反分子”:反独裁、反专制,更确切说,是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一个松散的价值共同体。社交网络的平台让这个松散共同体的交流与抱团成为可能。活跃者几百人,扩散出去上万人,他们关注公共议题,热衷于从社会现实到学术理论的争论,彼此未必相识,常常是贴出了一篇时评,就有一群人默默加了你做好友,偶尔线下聚会,第一次见面,说声“吾道不孤”。 也大致分流派。南方与北方,风格不同。深入进去,学生串联,早已不再是在民主墙贴大字报,在街上发传单的方式了。信息流动结构的彻底改变,让组织化力量的生成,变得更为容易。 许多针对中国大学生思想状态的真实调查无法公开发表。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駱思典在一次演讲时,公布了她的中国同行的一部分调查结果: 中国科学院近年在三十三所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中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未公开),发现百分之七十三的人选择“个人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体系,百分之十七的人表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超过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承认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认同美国文化概念。百分之六十一的人认同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具有普遍道德意义。另外一份在北京最优秀的五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学生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支持,远高于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支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喜欢或比较喜欢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只有百分之四点二的人比较不喜欢,而没有一个人表示完全不喜欢三权分立。 双重断裂的少年中国 九零后面对着一个空前广阔和多元的世界,他们对家长很难再言听计从,对上级也不再亦步亦趋。甚至市场营销专业人员发现,九零后对“品牌”的忠实度也在下降,他们只相信每一件真实物品的质量。 但另一方面,他们面前,也是一个空前撕裂的世界。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撕裂,发生在他们和父辈之间,更发生在他们和同辈人之间。 把目光从近三千万的九零后大学生身上移开,中国还有整整一亿的九零后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散落在各个制造工厂的流水线。 2010年,广东南海的本田公司工人为抗议低薪罢工,罢工潮随之蔓延到珠三角和长三角许多城市;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连续十三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被广泛地报道,但没有人把他们和媒体津津乐道的“九零后”联系起来。他们也是九零后,多出生在农村或者县城,在网吧打游戏长大,向往过电视与网络里描绘的“城市生活”,少小离家,来到城市,然后把青春埋进了工厂流水线。 在富士康跳楼事件后,韩寒写:“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这便是眼前的现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对九零后的未来感到乐观:“他们像是在过游戏中的人生。社会的宽容度以及将来高考制度的改革,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择提供土壤,这是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你刚刚嗅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希望,立刻有沉默的一亿人,把你拽进深深的泥潭,动弹不得。 这个时代无疑会让人人网上的孙宇晨们飞得更高,更远,他们也许会带给这个国家不一样的希望。但同时,也让富士康工厂那些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年轻人坠落得更低。“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的代际接替加速着社会的板结。这不是九零后的责任,但这是他们必须扛起的时代。 从二十世纪开始,每一代中国人都将拯救国家的厚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梁启超写优美激情的《少年中国说》:“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陈独秀说:“酒旗风暖少年狂。” 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胡适二十岁,冰心十七岁。 然后有西南联大,有八十年代,有被一度认为是新时代鲁迅的韩寒。 互联网哺育下的九零后,将如何塑造中国的未来? ——这又是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他们会说,我们只要自己的未来:“别做愤青,破口大骂不是本事,就本事就在时代轮到我们做主人的时候,真正干点人事。”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张洁平的最新更新: 蒋方舟:文学女青年的“在场”观察 / 2011-06-24 10:20 / 评论数( 4 ) 孙宇晨:北大九零后的成长简史 / 2011-06-24 10:16 / 评论数( 3 ) 中国,乡关何处? / 2011-04-29 14:00 / 评论数( 11 ) 《不分东西》: 穿越偏见的战场 / 2011-04-29 13:57 / 评论数( 2 ) 最最遥远的路程 / 2011-01-26 09:30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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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野夫:六零后和八零后的对话

野夫:六零后和八零后的对话 ● 野夫 ( 进入专栏 ) 问=程明霞 谭旭峰 罗坪 答=野夫 问:你开始写作《尘世·挽歌》的时候已经44岁,是因为突然有话想说,还是之前很多年都在积累和酝酿? 野: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存在心中的,但是之前,命运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可以安静下来写作的条件。 此前自己做图书出版——当年的民营书商都不算合法的,我也没有办法写我想写的这些题材,否则公司很容易被借故查偷税漏税。当公权流氓化的时候,人民是惹不起的。 问:好像那时的民营书商为了赚钱,都是胡编乱造的书。 答:不是我自我标榜,我从进入出版这一行开始,就不做那些乱攒的书,绝对不做烂书。别说胡乱攒的书我不做,即便是学者作家写的书,达不到水平我也是不做的。 我是做了大量好书的。中国最早把网络知识引进国内,就是从我们开始的。互联网在中国的起步有两本书功不可没,一本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本是胡泳的《网络为王》,这两本书一个是我们引进版权的,一个是我责编的。 比如你们《经济观察报》当年的主笔许知远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给他出的。那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我是他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出版人。我算是许知远的发现者吧。 问:看你出版的这些东西,范围够广泛的。你是追着当年的热点在做,还是自己的兴趣使然? 答:我不是找热点,纯属个人兴趣。每个人都有求知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心中的很多疑问,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比如我对当下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所谓“盛世”的秘密和软肋究竟在哪里?我要回答自己的疑问。 问:既然图书公司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突然不做了,开始动笔写作? 答: 厌倦经商了,也觉得我们这一代该发言了。我觉得我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略有区别,我谋生的能力较强,我一生中多次一贫如洗,但是很快就能翻身,我能在任何地方找到饭吃,这是江湖人平地抠饼的本事。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问:读《尘世·挽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想,拥有如此沉痛和惨烈记忆的人,心里一定装着很多的恨和不甘,他该怎么面对眼下的这个社会,该怎么面对日常生活?但是现在见到你,看起来挺平和、温文尔雅的。你是怎么处理痛苦过往和眼下生活的关系的? 答:人呐,都是经过历练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波澜不惊,宠辱皆忘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境界,我觉得我算是在努力接近这样一个境界。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在朋友圈里我从来都是笑声的源泉之一。内心深处是一张很顽皮的笑脸,嘻嘻哈哈的时候更多,并不像今天这样正襟危坐。 问:但是你书里的故事,都不是开心的。你说你从小就仇恨社会…… 野:你想象一下,当你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每天看到你的爸爸被捆绑着游街,你的家里随时有人来抄家,甚至深更半夜突然来,机关枪就架在你家门口,你的母亲被侮辱,你对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喜欢?你怎么会爱这么一个时代? 我是一个极端固执于记忆的人。我在书里也写了:我和这个时代永远无法握手言和。忘记宠辱并不等于颠覆记忆,真实的记忆将构成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的文字是需要首先还原历史的。 问:你永远都和社会处于这种紧张关系的话,怎么面对日常生活呢?毕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野:很简单,你要努力推进它的改变。我一直在这么做,我要帮这个国家改进。骂人很容易,改造是很难的。光坐在家里骂,你于社会何功呢?有些极端的朋友说我在基层做的很多事情是在跟政党合作,其实我是在帮老百姓、帮这个国家。章诒和说我是践行者,我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个话。 问:你跟这个社会不和解,但是也并不极端、不激烈? 答:我同意鲁迅先生的说法,他提倡“韧性的战斗”。你在这个时代能够一直战斗,要比割了你的喉咙让你发不出声来要好。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多的使命是启蒙,就是告诉更多的人真相和常识。所以我很欣赏韩寒。 问:韩寒的小说你看吗? 答:他的小说我没看,他描写的生活可能是我这个年纪不太感兴趣的,所以没有花时间去看他的小说,没法评价。但是作为80后,他能有这样清晰的是非观,我觉得非常难得。中国的很多读书人读到我这个年纪,都还不明是非正邪。 我欣赏韩寒的勇敢、正直、奔放,不怕冒着被封杀的危险,一直在发言。这个国家扼杀的天才太多了,它完全可以让你赚不到钱,没有活路。但是他敢于一直发言,敢于一直站在正确的一方,站在善的立场,而不是邪恶的立场。其次是他的才华,他能够把价值观、善恶观,用他很俏皮很精致的语言传递出来,老少咸宜,我有很多年纪很大的朋友,都很喜欢他。他的作用已经超过了我们很多人在这段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 问:韩寒这样一位言说基本常识的人,在这个社会如此罕见、受到追捧,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呢? 答:许知远的《庸众的时代》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他是在批评那些为韩寒喝彩的大众,“你们为什么只为韩寒喝彩,而不去做韩寒那样的人呢?” 但是我觉得这种要求没有太多必要。因为那些为韩寒喝彩的人,总比那些还在诅咒韩寒的人要好得多。而我们目前这个社会,还有大量在诅咒韩寒的人。许知远应该做的不是去批评和讽刺那些为韩寒喝彩的人,而是应该去批评那些诅咒韩寒的人。 坦率地说,许知远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同时也是有是非观的人,我觉得不必去苛求大众,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苛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看自己是否也能去勇敢地言说。 问:人的这种是非观、善恶观,怎么会差异这么大,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社会后天造成的,还是先天的?你生在文革,韩寒生在80年代,但是你们却可能有着相似的立场。 答:我倾向于相信人性中一些天生的东西,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其次我觉得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影响很大,我们说有的人教养好,有的人教养差,就是儿童时期的教育决定的。 如果一个人童年的时候,父母教你同情心,你长大就会懂得悲悯,但如果你童年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很暴力的,那长大就很可能对别人不好。然后,我始终相信读书明理。我们现在经常说某些人“脑残”,我觉得很多“脑残”的人,基本上是不读书造成的。 问:那么是古典文学和家庭的教育,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野夫?你写作的语言风格是非常纯净、端正的汉语,你身上的儒家气质、传统士大夫的气质也比较重。 答:除了小时候的阅读和外婆的教育,也与后来的人生经历有关。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好人多,他就会变得更好,遭遇的坏人多,就会变得坏一点,这是一个成长环境问题,越是活到一定年龄你会越相信命运。 我的命运虽然很苦,但是我遭遇了很多好人,一路走来,按算命的话说,就是总有贵人相助。即便当年我坐牢,在劳改队,都有干警特别关照我,他从内心深处同情我的遭遇,就悄悄地帮助我,让我少吃一些苦。他那么一丝一毫的善,会让你觉得做人应该这样做。 问:余世存说,20世纪汉语散文史上,很少有人像你这样集中地、执着的书写死亡。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当下社会这种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是否有过思考? 答:温总也承认我们的社会需要解决不公正的问题,执政党也声称要开始为这个社会的公正做出努力。这意味着政府也知道社会是不公正的。 一个严重不公正的社会我们可以这么形容,它就像一个房间,环境非常糟糕,卫生条件很不好,空气很不好,充满了各种病菌。那么我们坐在这样房间里,非正常死亡率自然就会高。 社会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那精神上的病变疾病就会高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准,就会变成我们心里的隐伤。这个隐伤未好,只是藏在我们心里,在平时我们可能是很快乐的人,但是一旦因为某件事情、在某种情境中,潜意识被唤醒,内心的隐伤发作,就会很绝望,想要结束生命。在座我们每个人是否清楚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不是健康的呢? 发生大量的自杀、非正常死亡,这首先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推动这个社会的改良。 问:你觉得中国当代汉语写作的成就如何? 答: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坛,其实从手艺上来说并不缺乏好手艺的作家。就文学技巧来说,我们拿诗歌来举例,我认为中国现当代的新诗,达到的高度不比国外的新诗落后。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现代诗有很好的语言、很好的技巧、很好的感觉、很好的想象,但是在整个国际诗坛没有什么地位呢?我觉得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写什么”的问题。 一个诗人,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你的诗歌没有挑战时代的黑暗,你就在那儿玩语言、玩技巧、玩想象、玩意象,你跟身边的黑暗、民间的苦难完全没有关系,我很质疑这种纯抒情式写作的价值。 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写什么”是第一位的,无论诗歌、小说或者散文。如果一个作家连独立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悲悯勇气都不具备,你还谈什么伟大的文学呢?即便你把文学技巧玩到极致。 余秋雨,你不能否认他也是个文章好手,他那种华丽的文风有弊端,但你要是完全否认他的文字我不敢苟同。但是,一个没有人格的文学,就像一台电脑仅有硬件没有软件,那有什么意义? 作家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但我们的作家不是这样定位的,在我们国家,作协内的人才算作家。那等于是拿着朝廷的俸禄,参加一些运动式的写作。 问: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你是否同意这种判断? 答:中国民间实际上有很多优秀的写作者。现在民间的作家被体制所压制,但是一旦体制变动,我相信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一定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大爆发!中国民间的写作者现在都在准备着,等待着,等待有一天枷锁被打开。 体制内、官方的写作者,他们并不是对这个社会没有认识,只是他们没有勇气,他更愿意寄生于这个体制,因为这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和幸福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选择我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真正的战斗是自己的事情。他觉得他的这种方式很好、很舒服,你有什么权利去苛求他呢?你愿意选择去揭露、去批判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要承担其后果和代价。 但是,我认为有一条基本底线就是作家要真话,要诚实。这和文学技巧上的虚构是两回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这个社会的一些弊病是根本不存在的,说创作和言论是自由的。 问:《尘世·挽歌》在语言风格上也非常醒目。你的文字像是承接了传统汉语的非常纯净、内敛、含蓄而有节制,又很有力量的语言。你是针对这部作品的题材选择了这种语言风格吗? 答:我的语言风格和我个人的爱好和修为有关系,我内心深处更愿接近中国传统士大夫。我不过是继承了传统的那些好的文风而已,就像武功,有人学少林,有人学太极,有人学南拳。只要你继承好了,那都是好文风。并不需要全国人民都去学太极,或者都去学王五那套刀法。我认为文学的贡献在于一个人有好作品,同时能够写出自己的语言风格,能够拓展和丰富汉语的空间。 问:所以你对王朔那种口语化的写作也是非常赞赏的。 答:是的,王朔的那种语言天分、想象力的天分,太多作家都不具备。中国的很多作家,我就不点名了,我只能说他们是“劳模”型的,没有天分。但王朔是对汉语有发展的,他的作品的语言,影响了中国人口语的表达。 问:你自己在写作时,是更多心思花在“写什么”上,还是“怎么写”上?张承志最近说他不想写小说了,要写非虚构的散文,因为“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远远比作家的虚构更精彩”。那么你以后的作品还会继续这种非虚构散文的形式吗? 答:我最想写的是散文和小说,我有几个小说构思。因为一个作家,哪怕是民间的作家,光写诗歌、散文也是不够的。我心中已经构思了很久,我认为我能写出好作品。但需要时间和机会,写作也是需要一种特别强烈地放下一切去干这事的精神。但是我的散文也会继续写,因为我的散文是带有还债性质的写作。你一生中结识的那些人,经历的那些事,我不写它会觉得压在心间。小说如果最后没写,我死了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如果我的散文没有写完,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因为还有几件事没有办。 进入 野夫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9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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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中国的复辟浪潮

闹剧真的要变成另一幕正剧了吗?最初,谁都听得出「唱红」背后的权力之争,倡导者要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继承人,歌声有多麼嘹亮,党内斗争得就多麼激烈。但接下来,它似乎变成了一致的声音。高级领导人们,不管他们的利益争夺多麼剧烈,都在肯定这项尝试。似乎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经济增长难以维繫,意识形态早已破產之后,这股可疑的怀旧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用以安抚大眾情绪,在党内结成短暂的联盟,最大程度地延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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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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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709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6 18:34:03 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标签: 邓小平 ● 李光耀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本文责编: 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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