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作者： 信力建   1.外媒周三刊登文章指出，中国水危机的罪魁祸首被认为是其工业行业，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水用量是同类经济体的4倍到10倍，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对该国现存的水资源造成污染。中国的自来水基本上不可以直接饮用，90%的地下水都被污染，中国主要河流系统的25%左右已经严重污染，甚至不可以被使用在工业和农业中。 2.女歌手吴虹飞在7月21日发表了“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建委”这条微博后，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昨天吴虹飞的辩护人称，她已由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并将于8月2日被释放，同时被罚款500元。 3.美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7月31日授权解密三份有关秘密电话监听项目的文件。文件显示，监听项目收集的电话记录包括电话号码、拨打次数、时长，不含通话内容；少数国家安全局官员需得到外国情报监管法庭授权才能接触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可在数据库内保留5年。 4.7月31日，在市领导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教育局长屈哨兵表示“我个人观点，我不关注这个（重本率）指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副市长王东则认为，重本率不代表城市教育水平好坏。“一个学校的好坏绝对不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应该以这个学校在各个行业的成材率作为指标。我反对家长假期送孩子上辅导班，上辅导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重本率，我宁愿牺牲重本率，也不希望孩子们假期上补习班。为什么我们没有寒暑假而孩子有？那是因为孩子不能整天学习，他们就是需要玩耍和休息，放假就是玩，玩的过程中增加知识和技能。” 5.美国底特律一幢建于1915年的房子自2011年5月出售起，价格逐渐由最初的900美元降至1美元，仍无人问津。购买这些房屋，需整修房屋，还需缴纳许多费用，底特律房产税居全美最高，这些都令许多购房者望而却步。 6.报道称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系统募集的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的盘子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曾有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7.新华网发布署名王小石的文章称：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文章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物价飞涨五千多倍。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是第78位，俄罗斯是121位，实际上俄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8.8月1日，我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事网游在全国范围开始发售。据称这款军事游戏自诞生起便受到全军官兵欢迎。这款游戏的单机版由南京军区主导开发，2011年底，游戏在部队服役，并被列为训练科目。据说这款游戏的网络版能让人一尝登上中国首艘航母远眺钓鱼岛，在钓鱼岛军事基地抗击侵略者的滋味。 9.7月，浙江宁波极端高温持续，创当地近60年来的气象历史纪录。31日，一块10米高的广告牌发生了自燃，消防赶到现场对广告牌进行扑救才控制了火势。据悉，高速宁海收费站附近的中央护栏近50米的绿化带已经枯萎，用手轻轻一折就能将整棵树折断。 10.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最近开发出一种强力“人造手臂”，能在其周围空气湿度变化驱动下做举重运动，毫不费力地举起超过它本身重量很多倍的重量。一个弯曲的人造手臂可以负重52.2公斤而不伸开，相当于一个75公斤的人曲臂撑住1280公斤的重量。 11.方城县农业局违规推广新麦致小麦减产案件最近有新进展，该县农业局副局长刘会合涉嫌滥用职权，于7月27日被刑拘。刘会合之妻薛玲是方城县兆丰粮食合作社的负责人，该合作社于2012年8月购进新麦26种子2.5万公斤，在刘会合的帮助下向群众推广销售，获利9000元。 12.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滨海边疆区侦查局发布消息称，该局对两名朝鲜公民进行刑事立案调查，他们涉嫌对俄联邦安全局滨海边区边防局人员进行殴打。消息称：“五名朝鲜公民乘坐小汽艇越过边境，驶入彼得大帝湾。其中两人在被捕时用木棍殴打边防军人的手臂。”据悉，嫌犯已经被捕，正在考虑选择羁押作为惩治措施。嫌犯最高将面临五年有期徒刑。 13.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名叫“奇迹小镇”的地方住着100多名性犯罪者，这个人数占了总居民人数的一半。这100多人中有教师、牧师、体育教练等，他们有的侵犯了弱势群体，有的偷看了儿童色情刊物，还有的甚至猥亵了自己的孩子。法律要求他们远离公共场所，这座小镇成了最佳的安身之地。但是小镇并不接受那些有过暴力史、毒品史和有恋童癖的人们。目前小镇非常受欢迎，每周都要收到很多居住申请。 14.因日元贬值，赴日外国游客人数出现大幅增加。据日本观光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6月赴日外国游客人数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以上，达到90.1万人，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与此同时，2013年上半年的总人数也达到了495万人。但受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赴日游客人数却不断减少。 15.随着中央军委晋升6位高级军官为上将，我国现役上将由原来的25名，增加到现在的31名。据统计，在31名现役上将中，“40后”减少至9人，“50后”增加到22人。目前，最年长的现役上将是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他出生于1945年8月，2007年7月晋升上将。 16.山东后楚庄这个总共201户的村庄，有25户的年轻人到澳大利亚“打洋工”，并拿到了绿卡。他们都是通过劳务输出到澳大利亚，并靠着过硬的手艺站稳脚跟的。一村民说，在澳大利亚的房子有220平米，还有700多平米的院子，可媲美国内的富人区别墅。月收入两三万元，屋外绿草如茵空气清新，拥有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保障。 17.公婷、周娜：尽管经济市场化旨在鼓励自由竞争及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但它不必然导致腐败的减少。中国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状况表明，即便有了良好的正式制度和种种法律法规，在失去监管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容易受到非正式规则的影响和支配，导致市场失灵和腐败盛行。因此，竞争与监管必须齐头并进。市场竞争必须遵循“硬规则”。当政府官员或管理人员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又处于缺位、不力或失灵的状态下，腐败活动便有了可乘之机，并且在“潜规则”下延伸和发展。 18.许纪霖：所谓笼子，指的是宪政。但宪政这只笼子，不仅是用来关政府，而且也是用来规范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不仅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面，也要把猴子关在笼子里。猴子指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特别包括无组织力量，中国历代不缺乏无组织力量，但是每次无组织力量释放的结果，最后都是玉石俱焚。所以宪政不仅规范公权力，实际上也在规范各种社会的力量，让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够在宪政的制度框架里面，在宪法和法律下来竞争和互动，谁也不许乱来。这样中国未来才有希望。 19.程雪阳：解决中国土地管理中矛盾和紧张的关键，并不在于最为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否可以变得更严格，而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管理者和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之间的内在从图，是否可以放松管制而加强治理——比如放弃建设用地指标，严格制定和执行土地规划；能否将各种各样的土地权利人真正作为主体予以尊重，而不仅仅是被政府管理的客体；能否破除“通过土地市场来确保国有土地垄断地位”的迷思，建立真正统一公平的土地市场，进而保护所有的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又能否建立更加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关系，找到耕地保护与城市化之间的“阿基米德支点”。

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当前教育如何走？ 　　 　　南方教育时报：2009年9月您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那时候您还对局部性的教育改革很乐观， 到了2010年9月您说中国缺的不是反抗的话语，而是反抗的实践。而自己”没有勇气与社会决裂””面对现实，有一种无力感”。这两件事为何前后这么大的反差，随着您对中国教育越来越深的理解和批评，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话？ 　　许纪霖： 我没有乐观过，也没有悲观过，并不认为这两句有太大的反差。我总的看法，中国教育当前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这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不是教育自身变革一下就可以改变的。在体制没有作为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我们一无作为。而且今天这个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的松动和空间都可以靠自己去争取，完全有个人努力的空间，所以说”不能改变世界 但可以改变课堂”。就像我这一年常说的另外一句话”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不要老是抱怨环境怎么样，自己无法作为，而要在体制空间里面争取做一点事情。真正的改变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靠着每一个行动者实在的努力。事实上今天有很多有基层的老师，在不同的地方在尽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学生，这样例子很多也有很好的效果。前不久有一位家长在微博私信我，她很焦虑，因为”孩子竟然要读历史”，受到历史老师的诱惑-老师讲的太好了。她是一个语文老师，觉得历史都是谎言，孩子应该继承她的传统去读中文系、教语文才对。举这个例子是说明：老师对学生有很大的示范引导性，而不是说毫无作为的，是有很多空间的。关键是有很多人”原谅”自己，不作为。 　　南方教育时报：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呼唤”公民教育”，近年来民国老课本成为热销书，《先生》纪录片也引起巨大反响，请您谈谈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此外国民党政府在高校设立党部推行党化教育，总体上却依然是”教授治校”，也请从”教育家办学”角度谈谈这一现象 　　许纪霖： 民国不是板块化，而是分为好几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北伐成功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有不同的教育政策。真正的党化教育是在1940年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长之后。这之前，虽然也有《总理遗训》等，很少推进大学，教育还是相对独立纯粹的领地。当时不叫”公民教育”而叫做”国民教育”，第一个是讲”怎么做一个好公民”，第二是讲”怎么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把”好公民”和”好人”这两种中西文化中好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民国的”公民教育”。那些课本现在重新拿出来，受到大家的喜欢，也能给当下的教育不少启发。 　　今天我们讲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方的路很容易被看作”邪路”， “回到民国”，回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西南联大时代去成为一种呼声。事实上，民国时好多大学，好多教育家，好多大师，积累非常丰富的经验，两弹一星的院士、专家、数得出来的大师都是民国培养的，至少是民国培养的大师培养的。不要把自己曾有过的传统丢弃了，去接受那个传统，中国教育也不错了。 　　南方教育时报：正好您也提到希望”回到民国”去，而您的”梦中情人”丽娃河其前身之一就是私立光华大学，当时上海还有大夏大学等私立学校，请从教改的民办教育角度谈谈对民国私立大学的认识？对现在华师大正在国际合作办学的”上海纽约大学”您怎么看？ 　　许纪霖：以光华为例，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华东师范大学好的传统就是光华，光华的传统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圣约翰大学，光华是从圣约翰分离出来，”五卅”运动中民族主义的一个结果，又继承了教会大学的严谨学风和国际意识。同时光华又非常重视国文教育，四书五经不可偏废，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当时就是教育家在办大学，校长请的是张寿镛，这么一位中国传统绅士，非常懂教育。教授既有国学修养很好的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 ， 也有西方学术训练的潘光旦、 徐志摩 、张东荪。这两样东西合起来形成光华大学的传统，光华成为全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学费是私立大学里面最贵。 　　光华成为最好的大学，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能把最优秀的老师吸引过来，这对大学来说是最重要的。同时他对1927年后国民党教育部采取了虚与委蛇、保自己独立，顽强的抵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教育独立”的传统。大学这一块是应该在法治前提下放开，让各种大学并举。中国大学需要各种各样的模式，国立、私立、合资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应该是放开的，只有多元下面教育才能繁荣，不要期待”自上而下”的模式，不要以为用一个什么纲要来统一规划步骤能把教育改的好。 　　目前继承光华传统的华东师大与纽约大学合办”上海纽约大学”，进展顺利，全社会都很关注，也期望探索一条新路。 　　 　　我只对”未来”负责 　　 　　南方教育时报：您认为自己”自己身上也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从个人的气质来说，应该更接近狐狸”，那么作为一名历史学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您是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公共批评的？对于一些学术与文化纷争事件，如何保持学理分析的厚实和专业？ 　　许纪霖：简单的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一部分在学院，一部分是媒体里面。学院派知识分子关注知识，但不具有公共性；在媒体的非常具有公共性，但是背后的知识底蕴不够。今天就是处于分裂情况，个人觉得这两个东西不能太分裂：学院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要重新回到公共性，而媒体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意见领袖需要更多的知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方式来平衡。任何的观点、评论背后要有学理的基础，而不仅仅凭着常识和道德勇气来说话，这是一面。介入公共生活，同时又与公共生活保持一段有智慧的距离，有了这样一份距离有些问题才可以看得更深切，更真实，更长久。不仅仅是看当下，而是对历史负责，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放到世界的大语境里面去。我自己不对当下负责，我只对”未来”负责。 　　南方教育时报：您自己不仅是一个有公共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名一线教师，而您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如王晓渔、唐小兵、成庆等都已经成为较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作为教育工作者请问在培养学生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您记述学生张刚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人，在利益纷争较激烈、大学师生关系已经变质的今天，这样的师友关系怎么复制和缔造？ 　　许纪霖： 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墨子刻讲过一句话，我非常引为同调”只有两种学生，一种是教不会的，一种是不用教的”。这意思是说真正的好学生不需要按照统一模式、手把手去教他，给他一个氛围，让他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去学。我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 这不叫”培养”，我叫”熏陶”，倒是无心插柳，似乎有几个学生今天小有成就，我想这恐怕是从个人来说，是我的”为师之道”。 　　最近微博上比较引起注意一个新闻事件，清华一个博士生宁愿去中学教书，不要继续深造，导师痛心疾首，非常想不通，我看了导师叙述，恐怕有一个问题：这个学生的确很聪明，但是他从事的所有工作都是导师交代他去做的、布置的任务，没有一件是跟着自己好奇心、兴趣去探索的。 他够优秀，但只是老师的一个工具，所以压力很大，得不到快乐。从这实例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去训练，甚至把他们当做”工具”，而是说让他们自己成才，老师只是提供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提供背景知识，点拨而已，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 、特长为其指导研究的领域，做出的成就适合学生个性也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成不成是自己的事情，老师无法替代。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能按照科学配方去养合格的产品。 　　南方教育时报：也就是师生的选择要”对路”，学术视野、研究路数、性情的对路，才可以完成师生间”生命的相遇”，教育也就同时发生了。长期以来，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上，而您认为上海文化是多歧性的文化，充满了外来与本土、西洋与东洋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初的上海与今日的深圳有相似性，都有中西文化交流，都是移民人口压力大，都是区域不均衡，都被称作”文化沙漠”。作为上海城市史角度说下上海走过的路对深圳的意义？深派文化又该如何真正立足？ 　　许纪霖：深圳跟早期的上海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从文化角度来说，上海早期是全方位的对世界开放，因为他是万国殖民地，还有租界，所以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西洋的东洋的都在上海，形成很大的空间。而说实话深圳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空间，深圳的特点是受香港影响太大，文化上非常单向，缺乏全方位的开放。而且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定位也不是”文化大都市”，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精神性的东西少，物欲的东西多，所以我也有一个担忧，深圳未来这一趋势是否会凝固化，成为一个城市的传统？ 　　深圳现在要警惕的是不要把传统”凝固化”，而要发展新的传统，这点来说深圳要有好的大学、好的文化市场，要让”北漂族”南下成为”南漂族”，要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水至清则无鱼”，文化未必在很干净的城市里形成的，而是在多元，甚至表面看来有点”混乱”情况下形成的，发展文化要有代价。当然要有高雅艺术，这个东西急不得的，上海从1840开放 到1920繁荣差不多经历了两代人到三代人，八九十年才成了大文化-“海派文化”，深圳还太年轻，”深派文化”还处于最初的阶段，文化改革、教育改革都是很长久的事业，眼光要放大，真正的开拓者不是在任上”立竿见影”见效果、这一代就要见成果，而是指向未来，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人恨不得自己栽树自己乘凉。 　　南方教育时报：对于深圳，您说”并不陌生”。过去全国向深圳经济速度看齐，如今在深圳提出”领跑全国”，深圳一些中学教改、南科大等高校创新，这有深圳的进步，也有整个中国的进步，但一步一步摸索过来，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深圳教育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可能在哪里？深派教育的突破点在哪里呢？而教育如何能更好的为深圳服务，深圳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些什么？ 　　许纪霖：不要把目标定的太高，什么”领跑全国”，从容点的心态好。深圳有辉煌的过去，在经济上领跑全国，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造成的。今天我们要有竞争意识，深圳的政策不是深圳才有的，全国都在竞争中争取政策，很多地方差都成为改革试验区。深圳人不要想去领跑不领跑，想去再造一个辉煌，而是从容的心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按照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个性和才华。不要追求轰轰烈烈，教育不是靠运动搞定的，事实上今天有太多的运动，太多追求政绩，太多寻求效果，最后适得其反，真正搞教育的人要有对学生的爱心，对教育事业的爱心，低调点， 坚韧心和抗压能力，不期而然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反而可以做成一些事情。 　　 　　知识分子研究三十年 　　 　　南方教育时报： 您曾用”知识分子边缘化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论述中国科举制废除的影响，这对20世纪读书人热心革命不无关系，究其原因知识精英得不到合理的利益分配对社会就是危险的。而讲到在美国经济崛起，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边缘化过程时您表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明与文化会自觉跟上”。当前高校教师待遇很低，导致很多人无心学术，您觉得可预期的未来知识分子会变吗？ 　　许纪霖： 这里边涉及到不同的理解，什么叫”边缘化”，知识分子过去在传统中国社会不在中心，在现在社会它肯定不是中心，但也不”边缘”。现在这个多元社会由各种力量来形成，权力是一种力量，金钱也是一种力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知识、道统也是一种力量，你很难说谁是中心。但是今天中国，的确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是处于边缘，在这个社会的角色里面处于边缘，他所拥有的力量，似乎和金钱和权力比较起来是弱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边缘。因而我们讲今天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让知识的力量重新获得他应有的位置，应有的尊严，这就要靠”教育”。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个边缘化，也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自我的边缘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看到一个当官的，、有钱的老板，首先自己气就短了三分，膝盖骨也就不自觉的软了，缺乏自己最基本的尊严，倒是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有本书叫《读书人站起来》，意思就是这样，不是人家把你打下来的，是你自己就蹲下去，甚至跪着的，所以我们今天总是以自己有多少权力有多少收入来衡量自己的身份来看自己成功不成功，是一种对自己的矮化，实际上，对于读书人来说，除了东亚这些国家，香港日本这些以外，知识分子是没有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和一个熟练蓝领差不多，到到了退休了没有房子的大有人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许纪霖：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上海 　　 　　我坐了两个小时车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许纪霖先生谈了两个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回上海市区。摇摇晃晃的车程中，脑海闪烁着许纪霖笔下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形象。而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的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我都有幸采访，不免心生感慨。 　　许纪霖回忆19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对理想主义依然充满深情。他在1996年以史铁生为例写了《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后来成了他的一本自选集的书名。他很欣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那种西西弗斯的精神，支持着我的‘后理想主义’，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人的意义是战胜这种荒谬。不同的时代，我会迷恋不同的思想家，我迷恋过罗尔斯，也迷恋过哈贝马斯。但是精神上，我受加缪的影响最大，他很平和，有一种地中海式的阳光。” 　　从1980年代开始，许纪霖关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他研究较多的是思想史：“因为内心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应、思考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做得比较多是思想史。但我真正的想法还是要回到历史，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出来。我不希望做成史诗性的多卷本，像别尔嘉耶夫写《俄罗斯思想》这本很薄的书，却勾勒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这是我向往的。但是要做好这个东西很难，需要更多地积累人生的感悟，它又和年龄有关。最重要是不要着急，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不要有功利的念头。” 　　许纪霖以前只喜欢读书，不喜欢东走西走。后来他发现，仅仅读书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到现场以后才有强烈的感官冲击。“那种冲击是任何知识不能替代的，哪怕看电影、现场直播都不能替代，它有一种氛围，我们称之为一种‘场’，所以现场感是最重要的。”911事件发生时，许纪霖在美国，现场感促使他深思。“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911当中死去的大部分都是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这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不是美国的悲剧。后来我到911现场，看到的是一个个人名。纽约消防队半军覆没，死去的人的一张张照片放在那里，给我很大的震撼，那是活生生的人。我最欣赏哈贝马斯的那一句话：‘911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我们都以为世俗社会来了，物质丰富了，人民都不再关心内心的终极关怀，宗教的问题。恰恰是911提示着人类：我们过于忽视宗教，忽视人的精神问题，这是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也在提示着我们要正视文明的问题。” 　　许纪霖认为中国从1895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研究民国时期的人才辈出，许纪霖说：“同时代人通常看不清楚同时代的人，要由下一代人来评说。能够成才，不仅靠自己的天才，还要靠氛围，要有个风气。今天风气坏掉了，天才也被埋没了。”对自己亲历的时代，许纪霖感慨：“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我1957年出生，成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参与者。一个人活得长有什么意思？如果很平庸，即使100岁我都觉得很无聊。现在每隔十年就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让我觉得一生很值。” 　　 　　崇尚民国范儿正如想念“祖父” 　　 　　时代周报：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 　　许纪霖：我是1978年“文革”后第一届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这一届学生，班级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我是红小兵，年轻时读的书都是红色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像塑造我们人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外一部分倒是资产阶级的，像19世纪的俄国文学。我们特别迷恋十二月党人，男孩子又特别希望娶到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十二月党人被镇压、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妻子都是一些贵族少妇-她们为了忠贞的爱情，跟着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哇！我们觉得跟女神一样。还有一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影响了两代人的书，它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文革”前的大学生都读过这个书，都是深受感染。我们那时候也读这些东西，在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精神谱系和革命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 　　时代周报：有些老先生说现在大学的理想主义已经越来越稀薄了，是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很怀念以前理想主义的时代。 　　许纪霖：我也很怀念。我理想中的大学就是生机勃勃的，不是用李零教授的话说成为“养鸡场”。如今的学生最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前途，忧虑多些。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的前途很灿烂光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我是上海人，上海人要离开上海觉得很难，很多人就是因为怕离开上海-虽然他们的水准很高-不考大学。我们考进大学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可能就是要分配到外地去，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到哪儿就哪儿。教育部来指标，四川三个，陕西五个，组织上派到谁就是谁。我们那一届华东师范大学招的全部是上海人，“文革”当中到外地去的知青回来了，这批人肯定是不能再到外地去的，该到外地去就是我们这帮年轻的、没有成家的学生。如果按照今天来看，我们从大一进去就要愁死了：没前途，到外地去，外地对于上海人简直就是像地狱啊！但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谁太早地考虑个人事，谁就被人看不起，就特庸俗。大家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前途，也搞过竞争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现在倒过来了，私人生活很丰富，娱乐、恋爱，各种各样。我觉得和上世纪80年代比，现在是一个大倒退。 　　时代周报：那时候的老先生还在，你听谁的课印象比较深？ 　　许纪霖：我在政教系，系主任是冯契先生，大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也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徐怀启是中国研究欧洲基督教史的第一人，他是何光沪的老师（赵复三先生）的老师。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徐怀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讲西方基督教史。那时候中文系、历史系有很多名家，我们就去蹭课。老先生那时候还在，我们很幸运，能够接上跳过那段，接上老先生的传统-我说的老先生是1949年以前培养出来的。我曾开玩笑说：年轻人永远有一种“弑父情结”，看不起自己的老师，试图打倒他，通过打倒他、超越他，证明自己长大成人。但是年轻人通常会崇拜祖父、特别是曾祖父，因为祖父和曾祖父已经去世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不会成为前进当中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今天想念的民国范儿，就是一种对祖父的想象。后来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的两位先生，一个是陈旭麓先生，一个是王元化先生，他们也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 　　 　　后理想主义“追求理想”的过程 　　 　　时代周报：你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黄远生的，当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记者出身的人感兴趣？ 　　许纪霖：我毕业留校，组织上分配我去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历史没啥兴趣，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有兴趣。后来我就转而去阅读民国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生平、思想。研究黄远生纯属偶然-他不是我研究对象-我很偶然读到了《远生遗著》，也很偶然看到他竟然写了一篇《忏悔录》。巴金的《随想录》里面讲了要说真话，巴金很真诚地忏悔，黄远生的《忏悔录》不就是中国的《忏悔录》吗？巴金之前，中国人也写过像卢梭式的《忏悔录》，这让我很感兴趣。那时候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感受，因为“文革”当中有太多人被迫害，知识分子们都跪下了。“文革”结束以后，很多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控诉的都是别人不对，很少有人想想，自己是否为黑暗的帮凶？缺乏的正是这种忏悔。我觉得黄远生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忏悔自己，所以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成了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恐怕我写的刚好切合了1980年代，这篇文章今天如果发表的话，相信没有反响，因为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思考“我忏悔”了，都是“我要”：我要什么，我要控诉什么，都是体制不好。自己都是好的，都是被迫的。那时候我虽然是《读书》的读者，但不认识《读书》的任何人，自己投稿过去，没想到他们就用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后来就成为《读书》的作者。 　　时代周报：《读书》以前的编辑扬之水在《〈读书〉十年》里，记录她在上海的编辑活动，好几处还写到你。 　　许纪霖：我只是参加了几次而已。后来《文汇报》编辑陆灏约我写一篇《〈读书〉十年》的评论，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也是短的随笔。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启蒙阵营。虽然那个时候争得也很厉害，但还有点赤诚相见的味道。《读书》也好，《二十一世纪》杂志也好，被认为是公共刊物，容纳不同的声音。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分裂了。随着思想的分裂，出现了一个个的山头。现在的知识分子完全分裂了，各自有各自的刊物，有自己的阵地，有自己的人马。 　　时代周报：我访问过范用和沈昌文两位先生，讲那时候的《读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读书》的主编都没什么文凭出身，不是大学教授，却可以把《读书》办得雅俗共赏。现在刊物上的一些大块文章，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许纪霖：这也和1990年代中期的变化有关，就是知识分子回到了学术体制。过去的知识分子，一批人在体制里面，还有一批人完全不在学术体制里面，三教九流都有。三联书店从范用先生到沈昌文先生到董秀玉，简直是个奇迹。吴彬、赵丽雅也都没有学历的，但是他们去编《读书》，有很高的造诣，他们知道知识的公共性，知道怎么面对公众来表达。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体制里，都是写学术论文出身的，文章没有光彩、灵气，太多工匠气。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时代周报：时代转变以后，你还保持着理想主义吗？ 　　许纪霖：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对理想、未来没有那么有信心，被称为一些“后理想主义者”。所谓“后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不把理想看做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不是它的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注重的是在实现理想、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西西弗斯精神”。我从史铁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东西，他从个人的情怀等各方面都展现了一种后理想主义。 　　 　　“新天下主义”，中国要加入建构普世文明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觉得研究思想史或者研究近代历史，要以一个个人的个案作分析？ 　　许纪霖：我过去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志愿是中文系，阴差阳错没有被录取，但一直有文学梦。华师大中文系的大家钱谷融先生的话是“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也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虽然后来我研究的都和历史有关，但我一直关心的也还是历史当中人的命运。我后来做知识分子研究，一开始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的人。人是复杂的，我特别喜欢展现人性中的复杂性，我不大喜欢那种太简单的东西：说英雄是英雄，魔鬼是魔鬼，这是给小孩子讲故事。人是具有神魔二元性的，具有神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但正是这样，才更体现出人格的完整性。我研究过很多人物：黄炎培、黄远生、张君劢、胡适、傅斯年等等，在这些民国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影子，有时候我是用自己、用我们这代人的困境去想象那代人的困境。实际上，隔了一个时代，困境感是相似的。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写了三十年，竟然还没过时，竟然还有人要看，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印了1万多册，竟然全部脱销，最近刚刚出版了增订本。 　　时代周报：在9·11事件之后，你对“新天下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思考比较深？ 　　许纪霖：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以中华的崛起为满足，我们永远关怀着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根深蒂固的情结，这个情结与儒家的“天下主义”一脉相承。我现在特别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是个文明大国，文明意味着什么？文明是天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许纪霖：我为什么批评莫言？ 进入专题 ： 莫言    ● 许纪霖：我为什么批评莫言？   　　 　　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学风格，但我知道，有不少专家和读者热爱他。超越个人的品味偏见，我愿意承认，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 　　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如果莫言像一些左派作家那样，真诚地信仰《讲话》的精神，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同样在人格上会尊重他。 　　然而，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我们不能做到在公共正义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毕竟这个国家在进步，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的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起来自觉地坚守价值底线，守护一己之信念，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失去了社会基础。 　　王安忆能做到的，其实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做到，包括莫言。只是我们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点滴抵抗”和坚守良知。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蜡烛不在他人手上，就在你的心中。　2012年10月12日    进入专题： 莫言   

@许纪霖：批评莫言需要理由， 以下是我的评论：《为什么我批评莫言？》：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