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译者 | CNN 中国官方媒体:江泽民逝世”纯属谣言“

核心提示:周四,新华通讯社引用权威消息来源,否认了有关前主席江泽民逝世的消息。 原文: Chinese state media: Jiang Zemin’s death ‘pure rumor’ 译文:中国官方媒体:江泽民逝世”纯属谣言” 作者:CNN连线作家 日期:2011年7月7日 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官方媒体否认前主席江泽民逝世的报道,称其”纯属谣言”。 周三全天,这名84岁的领导人逝世的消息众说纷纭。 周四,新华通讯社引用权威消息来源,否认了这些消息。 新华社称:”近期一些海外媒体有关江泽民病逝的报导纯属谣言。” 当记者们在周四新闻发布会上问起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有关江主席的健康状况时,他指示他们去查询新华社报导。 “新华社已经发出了一份相关报道,请查阅该报道。”他说。 针对更进一步的问题,洪补充说:”新华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江主席担任了十三年的党总书记,近十年的主席;在任期间,他把前任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发扬光大,将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开始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同时,江主席也目睹了香港和澳门的和平交接,并且不断威胁,只要台湾宣布独立,将对台使用武力。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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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丹麦每日消息》党对世界微笑,却在国内加紧控制(系列之二)

核心提示:党一边对世界展示和平崛起,并将更加开放的形象,却在内部文件中清晰地指示要严厉镇压任何提倡其他政治体制和新闻自由的思想和做法。在具体执行方法上则强调了建立”线人网络”的作用。 原文: A Party that smiles to the world, but tightens its grip at home 作者:MARTIN GØTTSKE 发表:2011年6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边塑造更开放的形象,但事实上却以更多的审查和控制来钳制中国社会。这就是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的机密文件中表述的指令——暗示现在是强硬派在控制着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对任何针对党及其领导人、还有提倡其他政治体制和新闻自由的进攻都要予以镇压。”这就是在一份泄露给了《丹麦日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官方机密文件中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文档的第一页,它说这些内容已被中央委员会批准,现被分发执行。这是从中国最高层人员泄露出来的一系列文件之一,它与中国领导人的公开声明截然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它没有行使任何审查,还有许多其他的类似的宣称。但是,官方文件在好几处都指出,中国当局应如何防止人们接触到”政治敏感信息”,还提出了实例。这些信息必须从互联网、媒体和书籍中被”屏蔽”或”破坏”或”清除”掉,中央委员会发给下级国家机构的指示非常明确。 该文件的日期标明的是三月初,已传达给了”所有省级政府”和”解放军的所有总部”,要求他们要”共同努力,认真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的政策”。 该文件进一步指出,这是为了彻底消除”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思想的错误阐释,因为它们可能会鼓励分裂主义、在人民之间制造分歧、推行宗教极端思想或挑起社会冲突或大规模示威等等。” 同一份文件介绍了如何建立本地的机构,来提升和监控互联网审查,以及积极地参与聊天室和博客讨论,以便操纵舆论,使之转为对中共有利。 同样的说法在其他的文件中也有重复,包括一份来自于北京市委领导的文件,其中宣称”所有在中文的和国外的网站上的违法和有害信息应被完全封杀。”而且,传播这类信息的人应被”快速起诉、快速定罪。” 表里不一 该机密文件揭示出,中国政府玩的是”两面派”,它希望展现给外部世界的自我塑造出的形象和它实际想要统治的方式这两者之间横亘着巨大且还在增大的鸿沟。共产主义政权的宣传机器得到的指示是,要向外界介绍中国的和平、民主和日益开放的形象。但关起门来,其对中国人民和社会的管控已经加强到了一个新的严厉的水平。 “虽然这不是什么秘密,中国有一个广泛的审查体系在工作,但政府否认它的存在,这些文件是以政府自己的话打自己的脸,”香港大学的媒体分析者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这么说。 除了证明了对增加国内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和审查正在增加,该文件还描述了建立线人体系,负责发现和监视重点公民。另外,北京还认为要抵制西方对党的权力的威胁,要加强对外国记者和NGO的控制等等,具体的说法是”对西方文化产品进入中国要加强控制”。这应该也结合了向中国人民进行更多的宣传努力,让他们少受”外界的危险信息”的影响,并”能够更好地理解共产党的力量。” 强硬派在掌权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希望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会自动导向政治解放和中国人民获得更大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泄露出的文件则体现出北京将尽一切力量确保这种情况不会成真。 “这表明中国并没有走向通往更自由的社会的道路上,虽然许多西方政府愿意作此设想。”事实似乎刚好相反。”巴黎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中国学者白厦(Jean-Philippe Beja)这么说,本报向他提供了部分泄露出来的文件。 虽然本报已经向班志远提供了部分内容,他还没有读过这些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可以体现出当今北京的政治风向:”很明显,现在党内是强硬派在掌权,政府想要展示给外界的中国形象和实际情况相差得愈来愈远。” 来自最高层 通常,中国地方政府被认为是违反人权、压制和管控媒体和普通公民的始作俑者,而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则显得象是相对较宽松的行的支持者。但这些文件包括了从最高领导传来的要求强硬立场的指示:大部分要求加强控制的指令都来自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即党的最高机构。 泄密文件的时间是在1月下旬和3月中旬期间。也就是说,就在狱中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12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几乎和网络上出现的匿名呼吁抗议(受到北非和中东的普遍的起义的启发)流传的同时,让中国当局对于几名批评当局的认识施以了特别的重拳打击。许多杰出的律师和活动家被逮捕、软禁或干脆消失。正在进行的严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他在被押81天后于上周三才刚被释放,而且中国当局显然让他噤了声。 白厦说:”我们不得不假设这些文件的出台时,当局正在一种担心国内民众骚乱的恐慌状态下。” 处处暗藏告密者的社会 要被加紧钳制的不仅仅是互联网和中国媒体。中央宣传部1月22日发出的一份文件称,”对群众的日常监控要延伸”,这种监控主要要通过建立”更有效”的”线人和通风报信者”系统,他们将代替当局寻找”危险信息”和”危险人物”。这些线人应设在”学校、大学、工作场所,村庄和小区中。” 该文件说,方法是在”中央”——即党中央——”同意”之后,由省政府和全国各地党委将负责实施。 白厦说:”使用线人的方法似乎是过去就采用过的手段,现在更加变本加厉,目标是对任何敢于探头的人。”而且,这位法国教授继续说,这些文件表明”这个政权现在又一次开始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甚至会打击那些私下里观点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当局已演变成出了闭目塞听的习惯,对中国人在小型聚会中提出的诚实的观点全然不闻。显然,他们现在想阻止这种坦率的发言。这样的发展令人不寒而栗。” 本报记者提供给了文中所述人员这些文件的概要和内容引述。消息人士没有真正读到这些文件。 相关阅读: 《丹麦每日消息》 重大泄密暴露出中国的口是心非 (系列之一)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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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南开ROB博客:宣传……另一场宣传

核心提示:身为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作者路遇一场中国式抗议后写下的感想 原文: There’s Propaganda. . .and Then There’s Propaganda 作者:Rob 发表:2011年6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天我得买些鸡肉来做午饭,我对街边小贩那儿的鸡肉的安全度的信任跟我对独角兽和小精灵的信任相差无几,所以我决定还是骑车到紫金山路的万佳超市去买。选择超市买肉而不是路边摊贩其实有点象在在别人家里用银餐具吃饭:你没法完全知道一件餐具一天里都做过什么用,所以你只能根据周边环境是否相对诱人来决定。鲜亮、带空调的大超市让我感觉好过热腾腾的街市――切开的鸡摊在塑料桌上,边上一台小摇头电扇,挂着塑料袋或者胶条驱赶苍蝇。这可能肤浅,但是在我决心改行研究微生物学之前,我只能从表面洁净程度来判断食品的卫生。去万佳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一系列的宣传标语,但不是政府的那种。这从颜色和字体上很容易区分。政府的标语都是红底(算是一种不做掩饰的政治表述)白字。今天路边这些是白底、手书的黑色字体,夹杂着不少繁体,如果有人不明白:这说明这些标语是老人写的。台湾人、香港人不敢在大陆挂抗议标语,而年轻人(40岁以下)不会用繁体字。年轻人一般也不会手写标语,许多人甚至早已经成了现代技术的奴隶,基本上不会手写任何东西了。我很同情。想想看:如果你有选择,要么用手来画几千副小图形(对我来说,汉字就是那样的),要么用电脑花短得多的时间来做同样的事,你选择哪样?对那些就要脸红脖子粗捍卫中文完整性的人,我问你:你最近一次手写二十页中文是什么时候?我只是想说,对你们下一代宽松一点吧。 我当然得停下看看标语。户外抗议非常少见,所以要是碰上了你一般都想停下看个究竟。我浏览了一眼标语,还有一旁路边的纸展板,上面贴满了各种剪报。这些都是在一座很大的楼外面,楼内是森林土地管理部门,在有些地方只是管理土地。告诉你一个规矩,要是你从来没有停步围观过中国人的抗议活动,绝对不要想当然觉得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浏览了几遍标语,试图从抄写的新闻标题里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的结论是,某某某(我这里隐去真名以减少这篇文字里的敏感词)一直为老百姓说话,却受到政府的惩治,现在人们在打抱不平。这似乎说得过去,可是然后我注意到街边几米外铁栅栏挂着的一块大字报上也有同样的名字,后面跟着”公司”二字。这么说,不是某位为老百姓出头的人,而是某某公司,那大字报上写的大概也没什么好话。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认出更多的字来,事情也逐渐变得清晰了。这种事对我来说经常发生。好像中国的每一个标牌都是一个佛罗多指环:一眼看去上面什么也没有,然后刻的字魔幻般地显现。尽管你看中文还不错,但一开始那些字总像是乱成一团,然后慢慢有秩序地安顿下来。我要是真不懂的话,还以为那些字闹情绪,需要点时间才能回复原本的形状。 我有些犹豫要不要找人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总怕这种事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然而,普通中国人的好玩之处是,没人在乎惹麻烦。几分钟之内,我周围就站了六个人,不仅给我讲解眼前的事儿,还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个国家的所有不是之处。我了解到,这是一大帮老年人,其中十几位在路边四角用石头压着的一大张牛皮纸上签了名,在抗议政府对一个诈骗了他们钱财的开发商无所作为。奥运会刚结束不久,这家公司以超低价格打广告卖房,实际上却根本无房可售。借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的话,他们捞一把就跑了。我是听了半天才搞明白这些,因为最开始跟我说话的几位说起这事儿都是跟相声杂耍似的转着圈儿话套话: 我:这是家什么公司? 他:一帮强盗! 我:是啊,那他们都干吗了? 他:骗人! 我:对,可他们都怎么骗人,都骗了什么? 他:他们骗钱,一贯这样! 好吧,说得有理。这家土地管理公司从这桩事中脱身五年之后,政府没有起诉,损失了钱的这些人当然很愤怒。愤怒到足以让这些人在天津土地局门外拉起手写的标语,冒着今年以来最热的酷暑,坐着折叠小凳子在土地局门口抗议。 我周围一小群人中主要有三位解说,一位是个老者;一位是个蹬三轮的,车上高高地堆满了压扁的纸盒子(译注:这好像是收废品的);一位女士,戴一副阔大的太阳镜,戴在脸上的话整个人看去就像(星球大战里的)达斯・维达(还好她把太阳镜架在了脑袋顶上);还有一位穿白汗衫、咔叽短裤的胖子。他们愤愤不平地告诉我,这种事只有中国有,在美国我们享有更多的权利,能够阻止这样的公司害人。我试图告诉他们,不是的,这样的事在美国也确有发生,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每次我企图创造一个超越文化体系的”我们反对他们”的大同盟,这几个人只是点一会儿头,然后继续大声地鼓吹同样的观点,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一样。 蹬三轮拉纸盒子的那哥们儿说,”美国了不起啊!你们有基督徒,你们想信什么都可以!”(我不能肯定他要表达什么,但那是他的原话。) 穿汗衫的胖子右手漫天挥舞,我差点认为他的右手是不是有根筋连着他的嘴,每说一个字都带一个手势,他说,”这些狗日的公司什么都骗!除了骗没别的!大家伙等了五年了,等着(政府)惩治这帮丫挺的,可啥也没等来。” 我点点头,刚想说说引发这几年经济危机的一系列难以想象的事件,却突然想不起来”经济”这个词,这真是让我难为情,因为这个词我用过不止千万遍,此时那位戴达斯维达太阳镜的女士开始了她关于当代中国种种弊端的微型演讲,论及商业公司、保险以及食品价格等等。一般来说,要发牢骚的话,如果你欲置一喙,你一定得快。象我这样卡壳一下,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瞬间就被象万吨雪崩一样的唠叨埋葬,没人救你。街上随便一个路人都知道,对这个国家的大问题谁都无能为力。这里没有议政会议,没有投票团体,没有渲泄愤怒的渠道,所以一有可以叫喊的机会,就会被人贪婪地抓住。一般人会自发地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最后也就是象关上龙头的水管子,逐渐停止出水。太阳镜女士刚唠叨完,一位新来者,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夹着香烟的手不停地挥动,仿佛是胖子右手的孪生,戳了戳我的肩膀,用一种近乎喊叫的声调说,”你不懂。中国不象美国。我们的文化跟你们的不一样。出现问题时,你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行,我们只能干坐着。” 到这儿我只有点头听着,让他们互相对侃,直到我觉得可以蹬车离开。我笑着谢谢他们这个对话的机会,他们也报之以微笑和谢谢,然后我们就分手了。紧接着我进了一家麦当劳去买咖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资本主义式堕落,如果是的话,能保持本性还是让我感觉良好。 有时候,深思一下公开场合辩论中无所不在的”别人”这个概念还是蛮有意思的。文化当然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在跨越文化界限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只看我们想看的。这个事例里,美国人和美国公司可能跟中国最坏的人和公司一样狭隘、贪婪和渺小,这个概念根本不能被站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接受。这并非因为他们读过、研究过美国的历史,或者他们有朋友去过美国,能够证明或者否认他们对美国的印象;而是他们把美国当作一个他们向往中的中国能够成为的国度,在那里一切的不义都能很快纠正,每一个普通人双手都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的命脉。我怀疑同样的事情也在美国发生着,其现代变种似乎正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国家切割成一块块可被替代的、千篇一律的商业区。因此也产生了对于”神秘东方”的憧憬,似乎那里还是孔夫子、太极、和雾绕亭台的幻境。(实际上,这种想法会让任何一个中国人发笑。我昨天曾经告诉我的一个学生我在研究庄子,一位古典中国哲学家,她付之一笑,是那种如果有朋友告诉你他要踩着波戈棒蹦�着上下班时你会发出的笑。)如果一个人对每周不变的城郊生活方式和电视里来来回回播放的胡扯失去了兴趣,”神秘东方”是一种很好的解闷方式。这里我很喜欢的一位教授经常在他的历史课里夹着一些亲美言论,特别强调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独特性及其与中国过去和现在独裁制度的对比,以及普通(美国)人融入社会的种种机会。刚来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位同学,为什么这位教授讲起美国会这么兴奋,以为他年轻的时候曾在那里度过求学的时光。我和我的同学当时在吃午饭,他筷子夹满面条停在了半空,一脸坏笑,回答说,”哦,他从来没去过美国,他只是喜欢那儿。”听一堂这位教授嘲弄1937年延安整风会议的课,你大概会对他的心理历程有所理解。 我坐在麦当劳一边琢磨俄语,一边好奇,我在这出戏里是什么角色呢?从小长大就周游世界,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他乡”?生命是不是一个无休止的”他人”的游行?个人认为,自己三种文化的混合经历应该产生对这个世界最为精确的认知。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根是有危险的,但是根扎得太深也有危险,比如我在一所学校代课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么一位气势汹汹的女人,她抗议一则社会科学课的作业,说要求学生探讨祖辈从哪里来是胡闹,因为”我们的先辈在革命战争中战斗过”,活像一位纯血统的美国佬,没有丝毫的”异国”气味。我自己在中国开始也象其他人一样:在古诗词里寻找梦幻的中国之美,找水果贩子、计程车司机聊天去寻求真实感,活像一个业余考古学者。现在,我会很高兴同任何人交谈,然后奔向麦当劳去喝咖啡。 “别人”总是存在的,但是从有关中国现代诗的一些对话中我认识到,唯一达到真正理解的方法是学着去把别人的想法跟你自己的揉合在一起。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有一年可以在这里继续琢磨。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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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推特和脸书真的制造了革命吗?

核心提示:从伊朗到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其他,推特和脸书都是公民起义的有力武器――但是社交媒体只是民主革命传播的因素之一。 原文: Social media: Did Twitter and Facebook really build a global revolution? 作者:Jina Moore, 发表:2011年6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纽约―― 这就感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脸书页面上充满了抗议计划的喧嚣。照片被上传到照片分享网站Flickr,视频则被存放在YouTube。抗议者们仔细规划他们的起义和随即而至的暴力镇压。他们通过短信息和脸书上的更新来实时调整他们在线目录的内容。 更不要说所有的推语了。 在观察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几周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推特制造的全球革命――而且,也许只有推特和其它技术才能创造。 “这些技术――从手机相机到推特的每一样事物――不仅共同扰乱了其它诸如电话和报纸等可以被军队关掉的技术,而且搅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交媒体真是一个催化剂,”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领导和政策交流中心(Annenberg Center on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彼得・ 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说。 是不是觉得所有这些听起来有些耳熟?你的感觉没错。两年前,当伊朗的民主活动人士抗议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amoud Ahmadinejad)的重新当选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看他们的推特发言。在这个少有外国记者、信息又被严格管理的国家,这次绿色革命很快就被称为”推特革命”。 当起义遭到镇压的时候,被一位作家称作”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网络革命热衷者们懊恼不已。因为相信”能被全世界听到的推言”可以给他们带来民主,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天真。 但是,当突尼斯和埃及腐败的独裁者们在今年初倒台的时候,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又复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已经流传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的起义是否也会成功,但是(世界)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有所警惕,同时自问:是否一条由足够多的人发送的简单的文字短信就可以推翻所有的独裁者? 社交媒体和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得看谁接到了那条短信。分析师和和观察家们说,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网络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组织工具,一种是广播平台。 总部位于英国的利比亚青年运动的一位代表奥马尔 阿梅尔(Omar Amer)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全球对利比亚事件的反应将会柔和得多,而且会被严重耽误。” 在突尼斯的起义被全球主流媒体报道之前,关于它的新闻已经在推特上快速地传播开了。第一家报道起义的媒体,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也严重依赖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管理着青年运动脸书页面的阿梅尔说,”一位在班加西的示威者告诉我,’我们的任务是抗议,你的任务是告诉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 尽管社交媒体的广播能力帮助传播了起义的消息,但是在面对起义组织问题的时候,对社交网络的国际化乐观也许就有些错位了。扎根下来的网络行动主义比最新的社交媒体大牌要重要得多。 “数字行动主义并不是从推特和脸书中脱胎而出的。自从博客出现后,它就一直存在,”全球之声在线(一个有300名志愿博主通过30多种语言写作,分析并翻译新闻的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吕贝卡 ・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说。她认为博主们的联网和全球行动主义的起点在2000年或2001年。她指出,在突尼斯的例子中,一个叫做Nawaat的不知名的社交网络品牌却是突尼斯最流行的博客平台和新闻聚合网站,在推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位博主说,在叙利亚,实际上是老式的的行动主义把数字世界推进了对抗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 “是街头行动领导了博主,”马塞尔 谢瓦罗(Marcell Shewaro)说。在她创建了三年的阿拉伯语博客 marcellita.com (她说这个网站一个月有5万的点击量)受到来自政府的含蓄的威胁后,她于6月19日离开叙利亚,前往开罗。”三个月前,即使在餐馆里,我也不能谈论阿萨德。现在,我们都在说,’好吧,(示威者)正在相继死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写。如果我们现在不说,就永远没有说的机会了。’所有人,甚至连80后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因为人们现在感觉到自己不孤独。” 开罗的摄影师亚西尔 阿尔万(Yasser Alwan)说,这种感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救了那些在解放广场上的人。他曾在广场上和抗议者们一起呆过两个多星期。他说,”人们自发地建立了20个洗手池和20个厕所。人们拿来毯子和捐献的帐篷――四分之三的晚上在下雨,于是又拿来了油布。整个社区在三四天内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能让人们留下来的原因。”阿尔万说,那些相同的联系也使得人们能够在2月2日,政府的第一次围攻中生存下来。 多年来一直关注阿拉伯世界新旧媒体的吉利安・ 约克(Jillian York)说,线下行动和线上行动主义的共生关系对抗议的推动极端重要。 约克也是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一个在线数字民众自由倡导团体)下的国际言论自由(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项目主管,他说,”这不仅和有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和有什么样的传统活动人士网络有关。埃及有长期的在线活动人士,他们长期使用这些平台来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平台来实践行动主义。所以,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要往哪里走。” 最著名的是2010年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谋杀案。它推动了网络上的愤怒和组织活动。据说这位年轻人上传了一个亚历山大警察腐败的视频后,被警察谋杀。他的死引起了网络行动主义的大爆发。谷歌公司主管,互联网活动人士瓦埃尔・戈尼姆(Wael Ghonim)创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脸书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一张太平间里萨伊德面目全非的照片像病毒一样疯传,驳倒了警察试图否认谋杀的声明。 根据迪拜政府学院的第二份阿拉伯世界媒体年度报告,在中东地区,1/4的脸书用户是埃及人。报告说,从今年1月到4月――解放广场起义的高峰期――在社交网站上的会员数增加了200万。 而在另一边,利比亚则没有像埃及那么多的脸书用户。居住在开罗的利比亚活动人士塔赫尔 穆罕默德(Taher Mohammed)说,”利比亚的普通人不用脸书。”数据支持了他的说法: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不到5%的利比亚人使用互联网。 穆罕默德补充说,”就是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在革命之前,他们有多少人有胆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 推特之前的革命 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都是新事物,但是一个时代的主要媒体对推翻政权的动力的重要性,则有着长得多的历史。 赫什伯格说,”现时的媒体在革命中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印刷手册是强大的武器。而当霍梅尼1979年在伊朗重新掌权的时候,他的革命……是通过磁带传播的。我们今天只是有了新的东西。 ” 美国的媒体大亨费尔南多 斯普拉斯(Fernando Espuelas)在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推广聊天室。十年前,在一个通常和数字行动主义没有联系的国家,他偶然见识了早期的社交媒体在政治异议中的角色。那是在阿根廷,他正巧遇见了由比索危机引发的反政府暴乱。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街道一片萧索。”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群人,”他回忆道。”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大规模的邻里组织……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公众的意见或行为,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看不见的在线交流――聊天室和早期社交媒体的邮件列表――组织的。” 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因为跟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拉丁美洲也长期受到残暴的独裁者的控制,而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依靠的是恐吓。网络专家说,当社交媒体变得更加成熟,政府就更加难以维持腐败和暴力所需的大众沉默。 斯普拉斯说,”很难守住秘密,很难让人们不去交流他们看到的东西。因此,最简单的两种压迫工具:沉默和秘密,再也不能起作用了。除非你打算使用最后的工具,像六四事件那样,派坦克去屠杀……人民。” 在天安门抗议发生十多年后(译注:原作此处有误,应该是二十多年),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控制数字空间的力度和控制现实空间的力度一样大。这也使得即使你有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阿拉伯之春式的起义还是不太可能。中国当局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过滤社交网站上敏感的政治新闻和信息。而他们在这一方面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强得多。 “跟埃及或者突尼斯那些反对新技术的政府不同,中国人在理解、监视和操控社交媒体上非常老道,”北京的独立互联网分析师比尔 毕夏普(Bill Bishop)说。 他们也足够精明,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一份由官方的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社交网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中国,如果没有高级软件帮助用户翻过审查的”防火墙”的话,你没法打开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在中国4.6亿多网民中,超过一半人在使用那些网站的山寨版,比如新浪微博,一个增强版的推特克隆网站,或者人人网,一个很像脸书的网站。 如此众多的用户在发送如此众多的消息,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严密控制也不能总不让信息泄漏出去,尤其是从中国版的推特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新闻学教授肖强(Xiao Qiang)说,”政治敏感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传播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它和博客有质的不同。” 尽管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网络上却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滥用职权的悲惨故事。当一位内蒙古的牧民被一辆运煤车撞倒并碾死,当地居民开始抗议政府运营的煤矿。审查机器没有能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封杀掉所有提及这些抗议的内容。但是当地政府使用安全部队和并向牧民承诺公正处理,迅速地平息了事态。 而且有时候,一些消息也能漏网。还是在5月,钱明奇在江西向三栋政府大楼投掷炸弹,自己和其它两人被炸身亡。他曾经在他的新浪微博(推特克隆版)账户的最后几条发布内容里,暗示过自己的打算;他早先的发言描述了他因为认为政府对他的房子进行了非法拆毁,而争取政府赔偿,最终无果的为期十年的维权经历。 爆炸赢得了博主和微博用户的大量同情和支持,他们并不把钱明奇看作一个恐怖分子,而是政府不公的受害者。当数百条悼念信息发送到钱明奇的微博账户上之后,新浪关闭了钱的账户。 但是网络同情是一回事,现实世界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毕夏普说,中国人的办法是把后者最小化。”而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最近一轮对中国政治活动人士的逮捕和消失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中国当局不能容忍在线鼓动往线下的转移。尽管肖强一直认为”革命将会被’博’出来”,但是他也承认,这需要时间。 这是因为互联网审查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障碍。很多中国人觉得,如果要起义,他们个人生活中有太多东西要承担风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流行互联网门户的前主管说,”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去抗议,我将失去所有这些,而且还不能保护我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去拦坦克吗?”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实行严密的互联网审查的亚洲国家。在越南,访问脸书的难度众所周知,不过越南政府否认它屏蔽了这个网站。而在缅甸,你仍然几乎不能发出一条短信,更别提发推了。 泰国政府对它所有的媒体严密监控。在去年的泰国暴动期间,脸书用户们实际上放大了社会分化,并对经济阶层的普遍仇视火上浇油。在曼谷负责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Supinya Klangnarong说,在7月选举即将临近的时候,来自农村和穷苦的工人组成的”红衫军”正试图控制旧媒体和新媒体。 与此同时,缅甸的异见人士则在使用泰国的网络连接来跟全球沟通 ,推动民主――当然,缅甸政府也知道这个事实。在过去的一年,由流亡泰国的缅甸人开设的民主网站Irrawaddy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编辑Aung Zaw说,这些攻击可能是由缅甸军队和海外的缅甸使馆协同完成的。 正如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例子中发现的,网络干扰可以在有一点上十分有效。在 1月底,埃及威胁全国30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求它们切断互联网,而在利比亚,现在都还很难上网。但是像比如在叛军的要塞班加西成立的报纸《起义后后的利比亚》,使用他们的卫星连接来跟利比亚的主要网络通信。甚至在Quryna,这家曾经受到卡扎菲控制的报纸内部,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偷偷地使用报纸的卫星,向外国的新闻机构发送消息,而且还在起义最开始的几天在脸书页面上发布内容。 博主谢瓦罗说,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多年的政府审查已经教会了他们使用工具来逃避审查――尽管叙利亚也把在线行动主义看作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从穆巴拉克那里得到了教训:千万别让博主们继续下去。” “手提箱里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技术人员熟知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广播和组织能力的容易程度,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开放技术动议(Open Technology Initiative)一直在发展”网状网络”。在压迫型社会里,在即使没有大量网络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技术仍然可以起到交流和组织的作用。 开放技术动议的科技人员乔治华・金(Joshua King)坦承道,”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手提箱。”他说,栅格网络的想法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种网络一度给雅典的所有数字通信提供支持。”即使没有互联网连接,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本地服务。” 同时,不仅是政府控制限制了异见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有效性,社交媒体公司自身也起了相同的作用。电子前线基金会的约克说,”我们没有想过这些实际上是私人拥有的空间。它们归社交媒体公司所有,所以我们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个人化的。” 这些公司很容易就能追踪到用户数据――并与政府分享,如果政府要求,或命令它的时候。2005年,雅虎公司承认,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它向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人――师涛的用户数据,在师涛发布反政府的批评言论的时候。而雅虎一直否认自己知道师涛的记者身份;师涛最终被判10年监禁。 推特已经说过,在”合法要求”的情况下,它会交出用户数据,但是至少它在这么做之前已经警告过了用户。脸书则坚称它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但是像约克这样的分析师并不相信这个声明。 同时,各种企业自己的内部政策也对未来的网络活动人士造成了其它的困难。比如,脸书要求用户用自己的真名,而且任何用户都可以举报别人可能在使用假名,这对在独裁政权进行活动所需的匿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YouTube禁止用户上传暴力的画面,在利比亚起义的最初几天,很多视频都被移除(这家谷歌公司的网站现在对来自利比亚的视频采取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 当革命只是一条推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技术在联系个体,讲出真话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单单一个推特并不能产生成功的革命。约克说,”成功的在线行动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线下的部分。” 如果埃及的起义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道理,那么乌干达的失败行动应该可以。今年春天,数百人走上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街头,抗议上涨的食物和燃料价格,抗议持续了5个多星期。抗议的领导者是在2月的总统竞选中输给了穆萨维(Yoweiri Museveni)的内科医生Kizza Bseigye。抗议者们涌进脸书和推特,以#walk2work为标签不断地发布消息。但是如果在推特上的运动看起来很强大的话,它在现实的街道上却没那么受欢迎。 当时,坎帕拉的一位媒体培训师格蕾丝 纳塔巴洛坐在电脑前,实时地关注并分享着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她说,”我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我跟人们分享我的观点,发布任何我能从脸书上得到的内容。这更像是传播信息,将讨论推向深入,但在现实的层面上,没有人走向街头。” 媒体监控组织Memonet的项目经理Mholes Kalule同意格蕾丝的看法。他说,”社交媒体上的精英,记者们只是相互之间谈论,而不告诉人民。”那些人之间隔着很深的社会鸿沟,想改变他们需要一个比即时通讯更加强有力的催化剂。 而这也揭示了在其它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一些事实。即使在有大量普通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国家里,也不是所有的推文总和运动有关。 “运动只是互联网内容的一部分,对吧?”伊斯梅尔 穆东高乐(Ismail Mutongole)问。”我不用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需要上网联系的人。” 北京的彼得・福特,开罗的莎拉 林奇,坎帕拉的麦克斯 德雷尼,曼谷的西蒙 蒙特雷克,以及一位河内的记者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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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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