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作者：李普曼 | 评论(1) | 标签:财经看点

1、谢国忠老师讲过一个故事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发现，连鞋童都开始谈论股市了。他觉得形势很严峻，于是回头把股票都给卖掉了。那是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前夕。

现在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楼市的崩盘前夕了，但似乎已经到了人人都爱说楼市的时候了。无论是谁，都能对房事说上两三句，或者看涨，或者看跌。当然，无论涨跌，人们都能说上一套理由来。想想既然如此，多我一个也不多。

2、应全国人民要求，在房价高企不下的时候，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十条。民众期望甚高，全然不顾房地产市场计划经济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对许多人而言，计划经济这个定义也许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四十岁左右的普通人想想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想想自己每天所吃、所用的情况，有几个愿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3、我并不是经济学专业。但是房地产市场的计划色彩浓厚这个事实已经被许多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所认同。而我所判断是否是政府计划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到底是服务性的还是管制性的。从禁止或者限制二套房贷，到限制外地户口贷款买房，无不显示出浓厚的管制色彩。

而且这种管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严重一刀切的做法。看到有外地人炒房，于是就限制外地人贷款；看到有人炒房，于是就禁止所有人购买三套房。如果是市场经济的话，政府凭什么管制个人的投资和买卖行为？

4、计划经济行不通这个问题已经为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所论证。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形势也为市场经济远比计划经济更有前途这个判断提供了很好的论证。

市场上瞬息万变，且变因很多。政府的计划显然赶不上市场的变化，而参与市场上不同人的不同选择、不同判断更是政府难以控制的。

比如政府为了打击炒房，要求一家只能买一套房。那如果许多人因此假离婚，去买第二套房。那政府是不是又要管制离婚，要求全国人民不能离婚呢？余以为老师曾经在一篇批评“国十条”的评论里说，中央的这个房地产政策很可能带来人们道德上的倒退，这并非杞人忧天。

5、另一个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不平等。虽然表面上看，计划经济是为了让人们更平等，是为了让人人都有房住。但最终的结果只能造成只有一部分人更平等，另一部分人住房的权力会被剥夺。

比如北京，现在要求外地户口买房的话，必须提供一年以上的完税证明。虽然是为了限外地人炒房。但是实际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来京半年，凭什么不能买房？又凭什么本地户口的人就可以轻松贷款买房？

另一个更赤裸裸的例子来源于那闻名全国的四万亿投资。当时这些投资计划，大都进入了国企的腰包，许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而国企则能拿多到不知道怎么花的贷款。于是才有了后来不断出现的国企地王。

6、房地产的泡沫与这四万亿投资和国企的钱多不知道怎么花有很大关系。中央政府当然不会承认那四万亿投资都跑到房地产领域里去了，但是那些能够大量得到贷款并且频频现身拍卖现场的国企轻易地就打了中央政府一个耳光。

7、因为计划的四万亿投资催出了很大的一个房地产的泡沫，于是又不得不推出一系列的计划手段来为以前的计划后遗症擦屁股。

我不相信这次的计划就能比以前的计划更好。我相信的是，政府以后不得不为今天的计划推出更多的手段来继续擦屁股。到后来，擦屁股队伍会越来越庞大，计划的手段越来越多。

或者我们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我们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来消化以前的诸多弊政。

8、我也是一个买不起房的屁民，我当然希望房价能够下降到我能买得起的程度。但是我却不希望政府依靠这种手段来打压房价、管制人们的行为。

我并非专业人士，这个判断并非来源于严谨的经济学知识。而是出于一个经验：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想必许多人都能体会一二。现在许多人竟然真心希望政府打压房价、管制房地产商、用计划的手段来折腾房地产市场。

9、为政府管制市场的权力欢呼，为政府管制人们经济行为的行为叫好 ——我们终究会为今天的欢呼、叫好和鼓掌付出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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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季冰 | 评论(3) | 标签:时事观点

最近5 年来跌宕起伏的证券市场和波澜壮阔的地产市场在导演了无数惊心动魄的财富悲喜剧的同时，也成就了一批意气风发的分析师和评论家。在我们这个时代，金钱，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因此，被认为（或自封）能够对金钱问题发表正确见解的人士，自然也就成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被认真倾听的人。

一般而言，分析师的职业定位是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政策变化、公司业绩等因素，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市场前景作出分析判断，向投资者提供他（她）认为最优的投资建议。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分析师的使命是让他（她）的听众赚到比别人更的钱。不过，过去5年里，大多数分析师曾经作出的这种许诺似乎并未得到确凿的检验。

评论家（这里仅指那些被冠以“著名楼市或股市专家”的财经评论家）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公正的市场制度”的知识。据此，他们有资格诊断和批评当下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的缺陷，并开出他们的药方。说穿了，评论家真正想要影响的其实是政府。只不过他们先要通过影响民众、形成民意压力，才能达到这个最终目标。过去这些年里，评论家就经济现实提出了无数猛烈批评，也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出了无数主意（它们当中自然少不了截然对立的主意，并互相指责对方是馊主意），其中被政府采纳的也不是没有。只是依我看，这些评论中的绝大多数除了唤醒民众对“市场不公”的更大不满以外，并没有对改善它起到多少正面推动作用。

评论家的看家法宝是他们的道德优势，他们确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是在代表沉默而弱势民众的诉求发言。于是，在眼下这种社会状况之下，评论家总是肝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大多出身于媒体的他们占据了都市报的版面，使得后者也经常显得怒气冲冲。

分析师的独门绝活则是专业知识，其中尤以专业性很强的金融学知识和投资实务方面的经验为最。目前在社会上比较出名的分析师大多有海外学历背景，一般就职于各类外国投行、本地券商及其他金融机构。因为这种缘故，分析师说的话或写的文章总是显得高深难懂。各类财经类或专业性的媒体是分析师当仁不让的领地，估计这也是后者竭力想要混迹于所谓“精英”之列的需要。

本来，分析师与评论家是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的。但因为他们当中总有一些人想要“捞过界”，在对方的地盘里表演一番，并赢得些什么，因此，近年来这两种人时不时地恶语相向。不用说，评论家的最有力武器当然是道德责伐，其中最主要的辩论技巧是质疑对方观点的背后动机。例如，一向持“死空头”观点的著名分析师谢国忠一度被炮轰为“西方垄断金融资本的代理人”。而分析师则以智识上的嘲讽予以回击，他们经常让评论家在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上显得非常无知或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进而使之出丑。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又加深了评论家的猜疑和愤怒。

我本人读分析师和评论家的文章，基本不太重视他们的建议和主张。换言之，我几乎一点也不认为，听了分析师的话，投资者就能赚钱；听了评论家的话，社会就能进步。就目前中国分析师和评论家所达到的水准而言，我主要期待从分析师那里看到的，是他分析事务、展望趋势的一套逻辑框架，假如他确实有的话；至于评论家的贡献，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够让读者从他们那里感知一部分社会意见的最新动向。

结论之所以不重要，除了因为社会事务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科学实验、存在太多偶然性的缘故以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结论的获得往往与分析者或评论人自身的性格高度相关。就拿谢国忠举例，照我看，他天生就是一个悲观气质很浓厚的人。因此，面对同样的一堆市场信号，他非常容易接收到并容易给予重视的，往往是其中的利空部分，而其中的利多因素则被无意间忽略或缩小了。然而，这并不妨碍谢国忠成为一个出色的分析师，因为他通过自己娴熟的专业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推演，给读者提供了一套有益的分析方法。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作为地产界的一个业余评论家，任志强的许多评论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但他总喜欢用一种狷狭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只能说任志强是一个聪明而又有些刻薄的人。这使得他一方面吸引力倍增，另一方面也招徕了数不清的误解。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任志强成为比当今大多数评论家更加值得受到认真倾听的人之一，尽管写评论压根就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我比较反感的是那些只有建议和主张，而不能提供如何得出这些建议和主张的逻辑、或逻辑混乱的文本。最常见的一种错误，就是将自己对未来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上市场的可能走势混为一谈。遗憾的是，它们大量充斥现在的媒体，真是典型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归根结底，大凡受过基本教育的现代人，都不缺乏自己的主张。我一向认为，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并不需要鼓动群众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的高音喇叭和尖利投枪；它真正急需的，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清纷繁事务之走向的文化地图。

写于2010年4月25日晚，发表于2010年4月27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