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

托改革开放的福，现在社会透明度是新中国史上最高的。 主要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智商的提高，还得拜托网络发展，社会监督的昌盛。 毕竟5．4亿网民共同寻找真相，举世无双。 但谣言始终猖獗。方舟子越来越红，不断放倒牛人，几乎成为捍卫时代诚信的旗帜。 最近因发布“反革命”檄文爆红的韩寒，备受关注，结果冒出一个IT圈的神人麦田，称他是人造的，文章纯属别人代劳。韩寒随后拍出2000万加全部版权悬赏，试图证明这些传闻是险恶的谣言。最后，此闹剧以麦田道歉谢幕。 此前，一家叫圣元的乳品公司刚刚从女婴早熟门的噩梦中走出，又被媒体宣布其奶粉搞死个孩子，谁料不久真相大白：男婴死于捂热综合征。 吉林驻京办则更神奇，冒出个实名登记的高悦儿在微博炫富，风头直逼郭美美，最后驻京办坚称查无此人。 时隔八年后，南京政法委书记出来说，被公众认为遭了冤屈的彭宇是个谣言，当时的确撞到了老太太，不过当时法官判案却是依据常理——证据并不扎实。 真不知该信谁。 过去一旦官员抽豪华烟或调情甚至裸聊等，不仅给人民丢人，更给组织丢脸，网友一般还能团结起来，共同声讨，这些公仆也不争气，每次这些丑事都竟然得到证实，下场均挺惨。 那是因为有关部门处于挽救党和政府形象考虑，动用公权力干预的成果，也算顺应民意、挽救公信力的救赎之举。 现在政府官员都有些谈网色变，一般自觉秉承远离网络、珍爱生命的原则，低调得宛如潜伏——肯定上网，     托改革开放的福，现在社会透明度是新中国史上最高的。 托改革开放的福，现在社会透明度是新中国史上最高的。 主要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智商的提高，还得拜托网络发展，社会监督的昌盛。 毕竟5．4亿网民共同寻找真相，举世无双。 但谣言始终猖獗。方舟子越来越红，不断放倒牛人，几乎成为捍卫时代诚信的旗帜。 最近因发布“反革命”檄文爆红的韩寒，备受关注，结果冒出一个IT圈的神人麦田，称他是人造的，文章纯属别人代劳。韩寒随后拍出2000万加全部版权悬赏，试图证明这些传闻是险恶的谣言。最后，此闹剧以麦田道歉谢幕。 此前，一家叫圣元的乳品公司刚刚从女婴早熟门的噩梦中走出，又被媒体宣布其奶粉搞死个孩子，谁料不久真相大白：男婴死于捂热综合征。 吉林驻京办则更神奇，冒出个实名登记的高悦儿在微博炫富，风头直逼郭美美，最后驻京办坚称查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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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不主动露怯了，也没有拦住网友监督别人的热情。谣言却随之此起彼伏。 韩寒之所以被盯上疑似有些树大招风，且最近三篇文章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环球时报都发表了评论予以赞扬。有人爽就会有人不快，谁让咱阶层裂变了呢，贫富差距大呢，加上普遍缺点信仰，形成共识的可能远没有造成群殴的可能大。 在中国，搞臭别人的捷径是毁对方人品，尤其是对方在专业领域无法撼动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下三路哲学——上半身不发达的社会，往往下半身思维就无比强悍。 但韩寒没啥嫖娼或包小三的丑闻，安心在家当爹兼写“反革命”，攻击起来其实不如贪官顺手，但是人就会有缺点，可能是受到方舟子收拾唐骏、李开复的经典案例的启发，便盯上了他的文品——毕竟其老爹有些学问，其大哥路金波更是文字了得并叱咤出版界，不然一个80后的文章咋总是写得如此老辣过瘾呢？ 民法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刑法原则是无罪推定，在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即使想完成对别人道德的知名一击，首先需要举出确凿证据，而不能逼着韩寒来证伪。这点方舟子就值得称道。不过，韩寒还是年轻气盛，竟设下巨额赌局，反而成就了一个自己难以解套的公案。 圣元则比窦娥都冤。早熟门不仅使其奶粉销量短期下降5成以上，最后卫生部加方舟子一起出来说话都没拦住媒体继续狂扁，这次整死孩子更是匪夷所思。其中固然跟中国乳品行业整体形象不佳有关，     时隔八年后，南京政法委书记出来说，被公众认为遭了冤屈的彭宇是个谣言，当时的确撞到了老太太，不过当时法官判案却是依据常理——证据并不扎实。     真不知该信谁。     过去一旦官员抽豪华烟或调情甚至裸聊等，不仅给人民丢人，更给组织丢脸，网友一般还能团结起来，共同声讨，这些公仆也不争气，每次这些丑事都竟然得到证实，下场均挺惨。 托改革开放的福，现在社会透明度是新中国史上最高的。 主要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智商的提高，还得拜托网络发展，社会监督的昌盛。 毕竟5．4亿网民共同寻找真相，举世无双。 但谣言始终猖獗。方舟子越来越红，不断放倒牛人，几乎成为捍卫时代诚信的旗帜。 最近因发布“反革命”檄文爆红的韩寒，备受关注，结果冒出一个IT圈的神人麦田，称他是人造的，文章纯属别人代劳。韩寒随后拍出2000万加全部版权悬赏，试图证明这些传闻是险恶的谣言。最后，此闹剧以麦田道歉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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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旦官员抽豪华烟或调情甚至裸聊等，不仅给人民丢人，更给组织丢脸，网友一般还能团结起来，共同声讨，这些公仆也不争气，每次这些丑事都竟然得到证实，下场均挺惨。 那是因为有关部门处于挽救党和政府形象考虑，动用公权力干预的成果，也算顺应民意、挽救公信力的救赎之举。 现在政府官员都有些谈网色变，一般自觉秉承远离网络、珍爱生命的原则，低调得宛如潜伏——肯定上网，     韩寒之所以被盯上疑似有些树大招风，且最近三篇文章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环球时报都发表了评论予以赞扬。有人爽就会有人不快，谁让咱阶层裂变了呢，贫富差距大呢，加上普遍缺点信仰，形成共识的可能远没有造成群殴的可能大。    在中国，搞臭别人的捷径是毁对方人品，尤其是对方在专业领域无法撼动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下三路哲学——上半身不发达的社会，往往下半身思维就无比强悍。     但韩寒没啥嫖娼或包小三的丑闻，安心在家当爹兼写“反革命”，攻击起来其实不如贪官顺手，但是人就会有缺点，可能是受到方舟子收拾唐骏、李开复的经典案例的启发，便盯上了他的文品——毕竟其老爹有些学问，其大哥路金波更是文字了得并叱咤出版界，不然一个80后的文章咋总是写得如此老辣过瘾呢？     民法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刑法原则是无罪推定，在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即使想完成对别人道德的知名一击，首先需要举出确凿证据，而不能逼着韩寒来证伪。这点方舟子就值得称道。不过，韩寒还是年轻气盛，竟设下巨额赌局，反而成就了一个自己难以解套的公案。     圣元则比窦娥都冤。早熟门不仅使其奶粉销量短期下降5成以上，最后卫生部加方舟子一起出来说话都没拦住媒体继续狂扁，这次整死孩子更是匪夷所思。其中固然跟中国乳品行业整体形象不佳有关，但你没全面调查就片面听信一方意见，加上主管臆断就发布损害别人利益的消息，且事后无人忏悔无人道歉，令人心寒。    吉林驻京办和南京官员的说法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只有结论，同样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高悦儿惹祸后人间蒸发了，彭宇始终保持沉默。 但一般混同于一般草根，即使是被要求开了成千上万的微薄，竟也能做到多数网友毫无察觉。 官员不主动露怯了，也没有拦住网友监督别人的热情。谣言却随之此起彼伏。 韩寒之所以被盯上疑似有些树大招风，且最近三篇文章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环球时报都发表了评论予以赞扬。有人爽就会有人不快，谁让咱阶层裂变了呢，贫富差距大呢，加上普遍缺点信仰，形成共识的可能远没有造成群殴的可能大。 在中国，搞臭别人的捷径是毁对方人品，尤其是对方在专业领域无法撼动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下三路哲学——上半身不发达的社会，往往下半身思维就无比强悍。 但韩寒没啥嫖娼或包小三的丑闻，安心在家当爹兼写“反革命”，攻击起来其实不如贪官顺手，但是人就会有缺点，可能是受到方舟子收拾唐骏、李开复的经典案例的启发，便盯上了他的文品——毕竟其老爹有些学问，其大哥路金波更是文字了得并叱咤出版界，不然一个80后的文章咋总是写得如此老辣过瘾呢？ 民法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刑法原则是无罪推定，在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即使想完成对别人道德的知名一击，首先需要举出确凿证据，而不能逼着韩寒来证伪。这点方舟子就值得称道。不过，韩寒还是年轻气盛，竟设下巨额赌局，反而成就了一个自己难以解套的公案。 圣元则比窦娥都冤。早熟门不仅使其奶粉销量短期下降5成以上，最后卫生部加方舟子一起出来说话都没拦住媒体继续狂扁，这次整死孩子更是匪夷所思。其中固然跟中国乳品行业整体形象不佳有关，    之所以出现了如此多谣言和站不住脚的辟谣，既说明这个社会普遍浮躁，缺少诚信，加上残酷的利益纠葛，便忘记了全面、客观、公正、理性。这不仅是法治的缺失，监管的缺位，更是文明的缺席。     一个公民参与社会、积极监督、鞭笞丑恶，强过继续扮演沉默的大多数。但前提是自律和善意。批评不是将别人挫骨扬灰，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退一步讲，不奢谈道德的话，按照法治的精神：程序的不正义一定导致目的的不正义。      请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总是被情绪的洪流和燃烧的私欲裹胁。

    被“妖魔化”的谣言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需要对谣言的定义的细微之处加以仔细的辨别，方能全面认识谣言这一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现象。 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谣言却几乎一边倒地被视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惑众之言，听信谣言者是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谣言的初始传播者常常被指为“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官方一向视谣言为不稳定因素而大加制止和弹压，在很多时候，公民因为传谣信谣而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 不能不说，在谣言问题上学术视野的逼仄是造成和助长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周裕琼统计说，中国内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论文，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周裕琼， 2008 ）。同一时间出版的传播学与舆论学著作，其中涉及谣言的内容也对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甚至认为谣言就是谎言。例如， 刘建明认为 谎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话，谣言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虚假消息，谣言和谎言都是虚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以欺骗他人（刘建明， 2001 ）。 郭庆光认为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有自发产生的，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郭庆光， 1999 ： 99 ）。 姑且不论对流言与谎言的这种区别是否准确，我们看到，郭庆光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传播学教材之一当中在给谣言下定义的时候，引入了一个更加富有争议的参数，即“动机”因素。除了传播学，谣言研究亦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之一，邓文初曾以两部影响极大的教科书为例，指出国内学者始终强调“动机”（特定意图）与“真实”（缺乏事实根据）两个因素。 由沙莲香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对谣言进行如下界定：“谣言是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路中所流传的信息。”（沙莲香， 2006 ： 283 － 284 ） 周晓虹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系列教材”之一，其定义说：“根据传言制造者的动机不同，传言可以细分为流言和谣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传播，后者则是有目的地捏造，一般怀有恶意，为的是造谣生事。”（周晓虹， 2008 ： 236 ） 在这里，“动机”二字都直接进入了谣言的定义中，周的定义甚至还突出了“恶意”的目的。邓文初指出：“在这种溢出学术界之外的‘研究’中，以‘真实性’为标准，‘谣言’成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消息。依据‘动机’标准，谣言就不仅仅是‘有意捏造’而且成了‘毁谤中伤’。谣言定定义过程中的情感色彩进一步强化，学术的中性完全丧失，‘谣言’被完全‘妖魔化’了。” [1] “动机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由春秋曲笔生出的“诛心之论”，就是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和动机。这种重动机判断（其后紧跟的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的思维方式长期成为桎梏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的障碍。尤其在极左时期，“动机论”曾经是一根万能的棍子。把“动机论”应用在谣言上，极其容易将谣言涂抹上伦理色彩，视同捏造、挑拨、诽谤、诬蔑，进而产生一系列可见的恶果： 一是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反抗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化解和打击对方的舆论攻势，抹杀抗争和质疑的正当性。 例如， 2007 年，在厦门市民对 PX 化工项目进行抵制时，政府控制的《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接连发表文章，称在市民中群发的手机短信所散布的有关 PX 危害的内容为“谣言”， [2] 并把市民因在正常渠道无法获知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而私下互相流通的传闻鄙视为“‘路透社’消息”，指责它们后面“有双无形的、肮脏的手在操纵”，“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或蛊惑人心，或煽风点火，或惟恐天下不乱，总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3] 在这方面，官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义正辞严”的话语，被一位知名博客讽刺性地总结为“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 [4] 2008 年 6 月 28 日，贵州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新华网于 6 月 29 日发出的电讯即称，按照当地警方的说法，事件缘起于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其亲属对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被认为是事件的起因，群众的“不明真相”则是导致事态扩大的原因之一。 [5] 这些词语和句式已被官方沿用多年，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 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 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 难以确立国家 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对于地方层面的执政者来说，这套话语则是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既然谣言被视为那些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那么，一个谣言的公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这个谣言公式来自于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后来被广泛接受，也为涩谷保所承认。该公式是一个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即是说，假如谣言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 2003 ： 17 ）。谣言的出现是因为同时满足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条件，而它的传播的持久性也与这两个变量相关。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地分析，除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至少还有两个条件构成谣言的前提。其一是，一群人需要行动但却迟疑不决，期待身边的形势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二是，形势要求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必须共同行动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在三种情形下，上述四个条件会同时具备，从而为谣言提供丰厚的土壤。首先，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当局严密控制，谣言就会非常激烈。假使对新闻的控制是一个持续而非暂时的行为，谣言就会变得定期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发生的事件威胁了正常生活的理解基础的时候，谣言会不胫而走。一个大的灾难或丑闻都会引发这类挑战。同样地，在一个社会中，潜在的冲突对象或互相竞争的群体之间原有的适应和妥协如果被打破，惯常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假如对一个有力的共同行动的推动受到阻遏，谣言也会生发出来。 从第一种情形来看，涩谷保指出，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 Shibutani, 1966:17 ）把谣言与新闻并列，涩谷保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谣言的新窗口。它显示了，报纸和广播中的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和真实的，而是携带了很多价值观主导的意见和假设。在中央极权的社会，制度性的渠道控制了信息的散播，人们普遍寻求通过辅助渠道获取信息，有时会逾越官方主张的特权。这样，无论从谣言的意图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谣言都可能具有颠覆性。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起始于涩谷保的观察，两人同样认定，谣言并非是某种“真实”的偏离，而是一种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涩谷保写道，谣言语境的存在，是在“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度呈正向相关”的时候，此时谣言会大肆扩张来满足新闻无法满足的需求（ Shibutani, 1966:17 ）。卡普费雷直截了当地指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 [1] 这种寻求发生在权威的或官方的渠道之外，毋需对消息的正式证实，因而谣言很容易离经叛道。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这就是政府当局为何常常会控制或否认谣言，因为他们担心谣言会引发公众的动荡、恐慌或是不满。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谣言活跃于特定的情景中，反过来又为该情景注入动力。这些情景往往与不确定、紧张和危机有关。猜忌、恐惧、仇恨、痛苦会因当下的冲突而进入集体讨论，并塑造和改变冲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谣言和闲话是搜集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这种公议是关于谁应为死亡、疾病、不幸、偷窃、‘不正常’的天气承担责任。这种过程是渐进的，直到它们通过某种事件和人们的解释催化之后显现出来。”（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 2005 ： 97 － 98 ） 此一过程中，谣言导致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并与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谣言在这些情景中试图让步于社会条件，或与社会条件协商。在极端情况下，谣言会产生社会和政治暴力，例如，用言说将人定位于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给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贴标签，对被贴上标签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寻找特定的替罪羊，甚而形成一种争取公众支持并用暴力惩罚肇事者的机制。“通过谣言，就像通过其他社会交流方式一样，冲突与延续共存，加强了生命中持续的斗争原则。”（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 2005 ： 102 ） 以上可以一般地解释谣言为什么会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话来说就是：“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 Allport & Postman, 1947:193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 [2] 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3] 这些分析很容易把非理性因素同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关联起来，即认为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不仅使大革命的进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也为谣言赋予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革命和骚乱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除了大众的非理性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形，还有一种社会运动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有一定的策略，因为行动者缺少财力和权力，不得不调动另类的资源以对政治和分配进程产生影响。这些另类资源包括如下的集体行动：罢工，静坐，占领，示威，怠工，阻塞交通等。 由此进入第三种情形。詹姆斯·斯科特在观察抵抗的政治时敏锐地意识到，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事物的限度常常被测试……上次事端的尘埃尚未散去，尝试收复失地的探寻可能就又开始了”（ Scott, 1990: 197 ）。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 Scott, 1985 ）。 了解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功用，我们才能深切地明白，何以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特别强调“官方的公开证实”或“官方的辟谣”。这是因为，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 ：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 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 Kapferer, 1990: 14 ）   作为“反权力”的谣言，反抗的是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