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贫困差距，是因为上高中后认识了一个同学，他家住在河滩地区。我们那里黄土高原地形，除了能看见的高原，高原下靠近河的地方叫河道，也有人居住。他们那里的河道因为没法种苹果树，也交通不便，所以他家庭经济状况很不好，这是我第一次直观体会到，即便是同一个县，穷富差距也会很大。
长大后，走的地方越来越多，因为曾做公益的缘故，我去过中国好些不同的农村地区。渐渐地对这个国家的贫穷，有了更直观、更具体的认识。高中时期的我，还无法想象人会因为贫穷自杀，但现在的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并不惊奇。有些事实，就是这么赤裸裸，平坦坦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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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折叠》这篇科幻小说很火，里面描述了一个顶层、中层、底层互相折叠，永不相见的世界，顶层的五百万人，能享受24小时阳光灿烂的高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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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之下，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处境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贫穷和阶级区隔的讨论。就像在商春松事件中，讨论其实按照阶级将人们的行为界定到不同价值等级。譬如暗示傅园慧学游泳是为了强身健体，“能轻轻松松享受体育”，比农民孩子为了谋生而从事体育更“高级”。“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用在出身农村贫穷家庭的商春松身上，更像一种出身论式的羞辱，暗示她即便同样获得铜牌，仍然没有傅园慧“高级”。还有的网友认为，对比较少的孩子优生精养的家庭更“先进”，暗示彼此经济期待较多的家庭则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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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惊人，折射出社会财富的严重失衡和极度的不公平。据统计，2015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涵盖的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中位数为1080万美元，富时100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高达550万英镑。
在经济普遍不景气、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停滞的情形下，大公司高管的薪酬引发更多民众不满，拷问着业界良心和道德底线。
阅读更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富裕程度令人瞠目，而另一方面，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却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贫困悬殊问题加剧显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距离上海奢华的购物中心几步之遥，往往就是那些传统简陋的小卖部。一名退休女工正在这里抱怨：“价格简直是在发疯，无论是肉类，还是蔬菜，都贵得无法负担。”“我们老年人还好凑合，养孩子就很难了。”中国的富人变得越来越有钱，与此同时，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在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据估计有六百名拥有十亿以上美元的富翁，百万富翁则有三百万名之多。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不久前做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只占人口百分之一的人群已经拥有中国总财富的三分之一。而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收入较低人群却只拥有总财富的百分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认为，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以来，分配不均问题目前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已经危害到社会稳定。这位学者说：贫富悬殊非常严重，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十年前就已经超过0.4，现在想必已经介入0.5到0.7。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基尼系数为1，则表示收入分配完全不平均。胡教授表示：“基尼系数从0.4起就越过了红线，社会上出现暴力和抗议的风险就越来越大。”世界上只有南非和巴西的基尼指数比中国更高。胡教授认为，贫富悬殊加剧的趋势不会很快出现改观。胡星斗认为：“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改变社会地位。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对于经历过北京上海街头富裕景象的人，确实难以想象中国仍有如此多的贫困人口。而这还不是全部真相：真正的财富是外界看不到的。经济学家胡星斗说：“最富的人在政府里，他们滥用权力，剥夺别人的财富。这是一些隐形的富人。”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政府也越来越担心，贫富悬殊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2013年北京当局就启动了应对措施：提高了最低工资，并开始征收“富人税”。但胡教授认为，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要想公平分配财富，首先要关闭那些获得巨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中国人缴纳税赋的额度至少同北欧国家一样，但他们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体制。”北京领导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新的五年计划增添了教育机会均等以及人人有钱看病就医等目标。不过，胡教授认为，鉴于腐败和裙带关系，仅凭这些目标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他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只有实现民主和建立法治，才能纠正这些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位经济学家很清楚当今中国的苦涩现实：这里所开展的市场经济改革使这个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但是由于这里没有民主文化，所以迄今也就没有人站起来公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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