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为司马南们的言论自由呐喊 应该说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赢得中国大多数网友的赞同。新浪博主张国庆的博文：为司马南们的言论自由呐喊这篇文章受到中国网友的广泛推荐。张国庆在文章中写道，一个国家禁声，无论是对左或对右，都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窃以为，为民主“日拱一卒”的右翼，应当反醒自己在当下的心德，尊重民主，就当尊重左派，也包括 极左势力的发言权，因为民主的核心和精髓不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而是鼎举国民价值，互相妥协，和皆共生。中左和中右都是国家均衡发展的中流砥柱。 著名博客作者杨恒均在微博上写道，司马南并不是握有公权力的人，他表达自由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他有权表达他的观点，希望当局不要封杀司马，正如他不想当局封杀右派朋友一样。他说，中国需要各种声音，把选择权留给大众吧。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如果左派被封口，右派也未必会安全。”他说，如果中共的这套维稳思维不改变的话，改革就很难启动，这种钳制舆论、监视老百姓的行为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群众和历史的对立面，很不明智。 司马南的言论和行为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不过，中国著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却并不完全赞同上述观点，此前经常遭到被中国网民称为是高级五毛的司马南等人攻击的艾未未认为新左派的言论和行为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他在推特上写道，只有当所有的言论都受到保护的时候才叫言论自由。艾未未说，司马南、吴法天、胡锡进他们过去获得的言论不是自由而是强权，他们在骂人时， 完全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抹黑、歪曲事实，而艾未未却不能借用任何网站和媒体平台来进行还击，在这种的背景下，司马南等人的行为已经不属于言论自 由了，而是属于做恶，这是一种纳粹式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任何社会都应该受到限制。 艾未未此言点出了在国际上也广泛争议的难题，那就是是否应该给言论自由划线？博客作者杨恒均在提到捍卫新左派言论自由时强调有一个先决条件，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自我约束，也就是说，你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你无权捏造事实、侮辱他人。北京大学法学家的贺卫方教授在回答网友的相关问题是表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大家都赞成言论自由，但是，在法治国家，对限制某种类型言论仍属必要。例如，在德国，不可公然歌颂纳粹；在美国，对于鼓吹种族歧视的极端言论也是禁止的。他说，要捍卫言论自由，就应该改进社会环境，以减少极端主张产生的土壤。賀教授还指出，必须通过立法辩论和审议，设定言论自由的严格标准，不可仅仅依据某个人或党的一个决定就封杀。 新左派自己不勇敢争取言论自由却指望他人 当然，也有不少网民认为捍卫言论自由也应该分清主次，新浪微博署名润云飞微博的网友写道：有人问我对乌有等网站及相关人士暂被打压有何看法？我的看法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固然应当保护。但人都是有私心的，与我价值观相同的争取民主自由的一帮朋友们都还在狱内外受苦，何况左派对自己的权利也并不勇敢争取，我真不好意思先去帮着那些歌颂毛泽东和要吊死西奴的人维权。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漫谈“唱红”、“打黑”以及“不怕左” 作者：龚是非 来源：转自贺卫方教授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7 18:16:11 阅读量：2585次 　　贺卫方按：这篇文章原始链接已经失效，也许是被网站删除了。发表时间仿佛是重庆“唱红打黑”高潮迭起的2010年1月。我当时读到，觉得写得很好，就下载到自己的硬盘里。在重庆局势峰回路转的此刻，重读此文，真是令人扼腕不已。实际上，对重庆当局的种种作为，批评之声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但是，主政重庆者一律斥之为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假如那个时候能够有所收敛，降低红色文化的热度，强化司法过程的公正，抑制营造个人崇拜气氛的冲动，又何至于有今天。在文革之后，重庆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教训。只是，以史为鉴，看来也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境界呢。 　　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笔者本以为不值一哂的“唱红”，已经开始蔓延，居然成了气候。据新闻报道，唱红始作俑者重庆的邻居四川，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唱红”，资阳精神病院首拔头筹，勇夺唱红比赛第一名。接着，南方某省也计划于今年全力展开，要放声高歌。最近，广西不甘落后，在形式上有新突破。大冬天的，纠集了一干人等，打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我们不怕冷”等大型标语，令人喷饭地群起冬泳。 　　其实，我一直秉持这个观点：文革从来没结束，只是在形式上、程度上、技巧上有变化。我也一直乐观地认为，即使本质上是文革，但形式、程度、技巧上的变化，早晚会颠覆这个本质的。可惜，我还是太善良太轻率了。 　　唱红歌，本来就一直在唱，报刊上铺天盖地多年不衰的“主旋律”，骨子里不就是唱红嘛。这个关系不大，你提倡你的，只要你不假公权力非逼迫我唱。如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唱红也好，唱黑也好，不违法就成。君不见北京的许多公园里，当年的红卫兵们，或者是追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是靠歌声回味已逝的青春，或者真的就“心中想念毛泽东”了，总之，数九天寒他们也无所谓，照样唱得激情澎湃。我每每路过，听见看见，都莞尔一笑。 　　但现在不同了，从重庆开始，“唱红”成了当地执政者主导的必须参与的运动。去年回重庆老家，不但见识了唱红，还见识了发红短信。重庆各区都组织唱红歌，一时间，每单位组织红歌演唱团参加比赛，成员不但经常上班时间去练唱，还得到一套质地优良的演出服（可平时穿），个个心里乐开花。 　　最乐开花的是中小学音乐老师，他们平常几乎没什么机会捞外快，而今，各单位的红歌团，请他们去作声乐指导，有的中小学声乐老师一个月下来，报酬多的甚至上万。常年贫困的中小学音乐老师高兴地说：我们愿意红歌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 　　老家的朋友还讲：几乎天天收到红短信。原来，重庆每个区都成立了“红短办”，红短办天天发些短信给市民，几个月下来，短信枯竭，于是，下令各基层单位，必须按定额编造上交红短信，其情形与当年小靳庄全体农民写诗一样。上交的短信经红短办审查后，再择优群发给各市民。许多人嘲笑而厌恶地说：老子一看红短办发来的骚扰短信就立即删除！ 　　写到这里，我悚然惊觉：唱红一旦成为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规定动作，动辄以公权和税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多大规模就唱多大规模，想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就花多少钱——那与文革又有什么两样呢？ 　　二、 　　果然，红歌甫毕，行动开始。 　　去年，重庆掀起比唱红得民心百倍的“打黑”。一时间，如风卷残云，整个重庆沸腾了。用某书记的话讲，打黑是被逼的，不打实在不行了。黑社会猖狂到了在朗朗共产党乾坤之下，居然逼迫执政者去横扫，可见其厉害。果不其然，不打则已，一打遍地皆是，几个月内，抓了小一万的黑社会分子，累得好几位人民警察活活死在打黑岗位上。 　　要是倒退四十多年，抓完就往劳改农场送，干净利落，人民还拍手称快；要是倒退五十多年，送都懒得送，太麻烦，罪大恶极看不顺眼的，就地正法就是了。当然，时间无法逆转，因此，这一次“打黑”，还必须经过法律的检验，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于是，赵长青律师出场了，打黑最著名的黎强案，赵律师依法逐条驳斥，虽然法院不采纳，但赵律师的结论是：没有一条证据能证实黎强是黑社会犯罪。这个结论令舆论哗然，网络上一时群情激奋，谩骂赵律师是黑社会帮凶。大戏演到这里，我开始怀疑。这样运动式的打黑，会不会再现83年严打甚至文革中那样大量的冤假错案呢？不过我还在期待和自我安慰，我想，这些年来，国家的法律健全了不少，司法、执法实践，也进步不小，应该说，只要经过了公、检、法、辩四方力量独立较量、彼此监督（奇怪的是重庆居然把这四方“联合”起来了），那么，错案和冤案的可能性就应该大为减少。 　　接下来，龚刚模案闪亮登场，我的期待落空了。 　　龚案牵引出杀鸡儆猴的李庄案，这些天来，成了舆论的焦点。正是这个焦点，使我终于有兴趣和机会，通过报刊及网络，了解到重庆打黑的太多瑕疵，这些瑕疵令人震惊。如果用不带情绪的准确的法律术语来描述这些瑕疵，那就是：在李庄案中，重庆司法执法当局，严重违背了法律，甚至践踏了法律。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根据大量网络分析文章包括李庄案两位优秀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和起诉书，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得出的结论。在已经知道的事实面前，我认同这个结论。 　　三、 　　好了，猛然惊醒，唱红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李庄案。 　　利用完全控制的舆论先行造势，利用民众的积怨借机进行道德审判，民众拍手拥戴，然后痛下杀手。文革就是这么红红火火地搞起来的。打黑不能成为黑打，这个道理许多网友已经分析透切。我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只能选择以“黑打”的方式来打黑呢？ 　　李庄这个案件发展到现在，我特别不赞同一些网友的妥协，甚至，我觉得高律师那样谦和也没必要。那些赞成妥协的人，其实是太善良了。这个典型的案件，无妥协可言，无退路可言。实际上，打黑以来的种种违法事实，已经在预示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是重返人治的假借民粹的政治运动的“文革”来治理国家呢，还是向前进步，逐步明确法治，严格执法，以推进这个社会向法治转型。从这一点看，的确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回到人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再一次回到动乱和极左专制之中，再一次回到鸦雀无声之中，人民将饱受摧残，前景一片黑暗；力行法治，我们国家才能走上政通人和、健康成长的坦途。以黑打来推进所谓的打黑，绝对是令中华民族堕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末路！极左的殷鉴不远，我们要警惕。 　　蔑视法律，以为权力高于一切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我坚信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崇拜，完全否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宪法精神；无耻地塑像造神、为个人歌功颂德，也完全否定了《党章》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把“文革”钉上了“大浩劫”的耻辱柱，那些企图翻版文革的人，就是公然背叛决议——违背党纪国法，放肆践踏党的决议，怎么可能不受到惩罚！ 　　因此，我并不像很多网友那样，太多地看重李庄到底能否脱罪。李庄不能脱罪又如何，本来就没依循法治，李庄不能脱罪那不是辩护人的失败，也不是李庄的失败，那是其人治企图昭然于天下，那是他们违法胡作非为的彻底暴露。 　　四、 　　突然从一篇报道中看到，某人自信地宣称“不怕左”。好在我记忆力还不很坏。记得小平先生92年南巡讲话里有一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先生当时语重心长地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这个东西害死人哪，好端端的东西，一左，就全部毁坏了。 　　“不怕左”，我不知道这个“左”的内涵是什么。但从唱红，发红短信，运动式践踏法治的打黑来看，这个“左”与党的历史上的“左”没什么两样。 　　固然，当今社会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依靠什么？是依靠唱红歌，是依靠煽动民粹仇富情绪，不问青红皂白地消灭有产阶级因而全体变成无产阶级？是依靠胡乱地“打土豪、分田地”，瓜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财？是依靠不讲法治抓人判罪的“黑打”？显然不是！这些手段，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使用过，结果如何，是获得了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是富裕了人民还是赤贫了人民，是促进了文明还是孳长了愚昧与野蛮？这些，早就有历史事实给出了答案。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又到了一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甚至拜人治之恶煞为治国之神圣，那么，从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等等以来，在人治极左社会钳制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在疯狂道德主义虚伪光环下野蛮践踏人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就必然重演。 　　请一些盲目的激愤的网友，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黑社会猖獗，我们需要依靠什么来治理？我们只能依靠民主，只能依靠法治，只能依靠每一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包括我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如果非要我唱什么歌，我愿意为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歌唱，绝不愿意再去唱什么乌烟瘴气的“大救星”！ 　　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国家未来正确发展之路，舍此别无选择。那些文革余孽，别做春秋美梦了，历史不会重演，人民不会再愿被愚弄。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离任前尖锐地批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保守官员，他警告称，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会再次上演。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温家宝在其任内全国人大(NPC)的最后一场答记者问上说。全国人大每年只召开十天的会议。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在现场直播的发布会上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退出掌握实权的政治局常委会。他的矛头指向包括薄熙来在内的一些同僚。薄熙来是中国西南部大城市重庆的市委书记，也是下一届领导班子的热门人选。不过，他的仕途在近期一起涉及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的丑闻中受到了打击。 温家宝提到“文革”时期的混乱，听上去是在严厉批评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文革”式运动。成百上千万人在1966-76年间发生的“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重庆的运动再现了革命或者“红色”的宣传攻势，而表面上是针对有组织犯罪。 温家宝还就导致薄熙来的前公安局长兼政治同盟王立军下台的丑闻发表了看法，如此公开的发表批评在中共高级官员中并不多见。上个月王立军试图叛变到美国，现在处于中国的羁押之下。 温家宝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和胡锦涛主席即将在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中卸任，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上台。中国政治上层中较量正酣，其结果将左右中国未来数年的走向。薄熙来一直谋求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共权力最大的机构。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表示：“显然存在某些（政治）冲突，最重要的冲突是关于党内权力的分配。对中国社会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包括财富分配、腐败和中国对外关系等方面。”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描绘了一份开明的改革议程，其中包括直选问题。虽然以前温家宝提过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很少使用如此有力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 译者/和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