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我们脑海中的斯塔西 Timothy Garton Ash（翻译：maxsnoop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4, Number 9 • May 31, 2007 贺卫方按：影评虽长，不过颇值一读。 —————————————————————– 　　德国最独特的成就，在于它把自己与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里最糟糕的两个政治体系中最黑暗的罪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纳粹”、“党卫军”和“奥斯维辛”这些单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法西斯主义非人性的代名词。现在，“斯塔西”这个词正在成为共产主义秘密警察恐怖的世界性的代名词。由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执导的电影《他者的生活》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将会加固这一联系；这部电影名至实归地获得了奥斯卡奖，而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凭借着第一个链环以我们的想象来预演这第二个链环。纳粹，斯塔西：德国那溃烂的半韵（纳粹与斯塔西的英文为Nazi和Stasi，故有半韵一说。译注）。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我住在柏林时，我为这样一个难题而迷惑不解：纳粹的邪恶是如何吞噬了这有着辉煌文化的土地？我尝试着去理解，为什么魏玛柏林的人民在阿道夫•希特勒登场之后会有如此的行为？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最让我困扰不已：在国家组织的罪行面前，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血统，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抵抗战士而另一个人成为合作者，让一个人成为克劳什•冯•史陶芬伯格，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试图暗杀希特勒，而让另一个人成为阿尔伯特•斯佩尔？ 　　很快我就发现，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居住在东德的人们正在另一个德国独裁之下面对着类似的难题，尽管这新的独裁并没有带来那么多真正的杀戮。我可以在历史的进行时来研究这一人类的谜题，而不仅仅只是翻阅尘封的档案。所以我便搬到东柏林居住；后来，我开始写的书与希特勒无关，而是有关共产主义领袖埃里克•昂纳克统治下的德国。当我在另一个德国旅行时，我一次又一次的见证着对斯塔西的恐惧。当我刚拜访完一名在歌德的《浮士德》一剧中扮演主角的演员，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一位朋友在我耳边低语，“小心，浮士德是为斯塔西工作的。”当我对共产主义东德极不客气的评论出现在西德后，一名英国外交官被召唤到东德外交部受到了一份官方抗议（一个政治作家所能期望的最高评价），从此之后我被禁止再次踏入这个国家。 　　但是，在当时的西方，这种把东德比作另一个邪恶的德国独裁政权的看法并不被广泛接受。在西方的很多地方，甚至对纳粹-斯塔西的比较也会被看作过时而反动的冷战癔症，会危害到国际关系的缓和。1977年，《卫报》（Guardian）的记者Jonathan Steele认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欧国家独裁福利政体的典范”。即使是那些自封的“现实主义”保守派在谈论到共产主义东德时，也会采用与他们今天大不相同的语调。在那个年代，“斯塔西”这个词几乎不会被他们所提及。 　　两件事情结束了这种长期的近视。在1989年，东德人民终于自己站了出来，公开谴责斯塔西是他们之前所受压抑的集中体现。但同时，他们也一直压抑着——近乎弗洛伊德式的“压抑”——关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合作，关于他们每个人对维护共产主义政体所应负责任的回忆。在1990年之后，不同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联邦德国全面接管了前东德，其间安全部门的转化并没有任何连续性，在曝光前秘密警察体系的罪恶时也没有任何犹豫。的确是一点也没有。 　　在这片养育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 ~ 1886。德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西方近代史学奠基者之一。译注）的土地上，一种显而易见的新教激情推动着人们去面对过去的罪过；一些东德的不同政见者强烈要求公开前政权的罪行，而许多西德人（尤其是在1968年吸取了教训的人们）也不想重复1949年之后掩盖并遗忘纳粹罪恶的错误；于是我们看到，超过110英里长的斯塔西档案被史无前例的迅速、深入而系统地解密。四十年来，德国开始了第二次自己的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德语。指努力面对过去的过程。译注），开始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当然，东德的老大哥，俄罗斯的克格勃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这样的事情。 　　尽管刚开始有些犹豫，我还是决定回去看看我是否也有一份斯塔西档案。我的确有。它对我的过去的每一分钟都有着详尽的记录；当我读着这份档案时，它就像带毒的甜点一样，让我感到深深地不安。借助着德国人建立的历史启蒙运动的工具，我得以对制造这一文件的政治压迫工具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然后，我象一个侦探一样，找到了当年曾告发过我的旧相识，以及我的案件所牵涉到的斯塔西官员。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同意和我谈话。他们给我讲述了关于他们生活的故事，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最后会做出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人可以理解，实在是太让人可以理解；人性，实在是太人性。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档案》。 　　正因为如此，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观看《他者的生活》的；这部已经广受赞誉的有关斯塔西的电影是由一名西德导演执导的；当柏林墙倒塌时，他还只有十六岁。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奥威尔式的1984年，一名热诚的斯塔西上尉Gerd Wiesler正在进行一项全方位的监视行动；行动的目标是一位在现政权中享有良好声望的剧作家Georg Dreyman，以及他美丽而容易激动的女友，演员Christa-Maria Sieland。随着行动的进行，我们看到这位斯塔西上尉对他的任务越来越失望。他意识到整个行动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让自私的文化部部长踢开他的剧作家对手，从而占有可爱的Christa。“我们是为了这个才走到一起的吗？”Wiesler这样问他那玩世不恭的上级，上校Anton Grubitz。 　　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为从他的耳机里听到的东西而着迷；从这些掩藏在剧作家公寓墙纸后的窃听器中，他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充满了文学，音乐，友谊以及温柔的性爱，和他的世界如此不同；他自己的生活枯燥而孤独，在乏味的高楼大厦中度过，只有在一个中年妓女肥胖的两腿之间，他才能短暂而勉强地找寻到安慰；这个妓女的主要客户就是斯塔西的官员们。当Dreyman演奏起一首名为“好人奏鸣曲”的钢琴曲时，Wiesler坐在他设在阁楼的隐蔽处听得出了神；这首钢琴曲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剧院导演送给剧作家的生日礼物，他由于自己的作品而被文化部部长禁止工作，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秘密的监视者违反了他在斯塔西自己的大学里教授过的所有规章，潜入剧作家的公寓并偷走了一卷Bertolt Brecht（1898 ~ 1956。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剧作家，舞台导演，诗人。译注）的诗集。接着，我们看到他躺在沙发上，开始读Brecht的一节悲哀的诗句。 　　这复杂而扣人心弦的情节最后达到了颠覆性的顶点，剧作家的女友将他出卖给了斯塔西，但我们的斯塔西上尉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使剧作家逃脱了曝光与被捕。他被降职到一个斯塔西的地下室里，用蒸汽拆开各种信件；在他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年轻官员，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部里的食堂讲了一个政治笑话，接着在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对话之后，他被上校Grubitz要求说出他的姓名和军衔。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剧作家读到了他的斯塔西档案，并从中推断出Wiesler——在档案中被称作HGW XX/7——是如何保护了他，然后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就叫《好人奏鸣曲》，和那首钢琴曲的名字一模一样。影片最后以一段诗意的画面结尾。时光已经走到了1993年，这位前斯塔西成员走进东柏林的卡尔•马克思书店，打开一本新出版的小说，发现这本书是献给“HGW XX/7，并致以感激”。“你想要把它按礼品包装起来吗？”商店营业员问道。“不，”Wiesler说，“es ist für mich”——“它是给我的。”一语中的。故事结束。演职员名单开始。 　　当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被强烈的震动了。但同时我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待这个主题：“不！这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这所有的一切都太过鲜明，太过浪漫，甚至都有些太过戏剧性了；在实际情况中，这一切都要更灰暗，更俗气也更陈腐。”比方说那个穿着棕色灯芯绒外套和开领衬衫的剧作家，他的打扮、行动和谈吐都象一个来自施瓦宾格——慕尼黑一个时髦的街区——的西德知识分子，而不象是一个东德人。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错误。在执行日常任务时，斯塔西官员从来不会穿那种时髦的制服，也不会穿着那些闪闪发亮的及膝皮靴、皮带以及骑兵式的裤子。与之相反的是，在影片中，斯塔西大学里的学员们都穿着普通的、学生式的平民服装，实际上他们应该穿着制服。一支斯塔西的监听队绝不可能在其目标所居住建筑的阁楼里设置工作点，因为这样肯定会把自己暴露给其他的住户——Wiesler对剧作家对门的邻居冷冷地警告：“只要你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你的Masha马上就不能在大学里继续学医学了。明白吗？”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一定会被这种警告所吓倒。 　　同样，有一些语言也过于夸张和老套，几乎就纯粹是西方式的语言。在和文化部长谈话时，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剧作家都不会使用西德形容黑名单的Berufsverbot。我在东德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谁称一个女人为gnädige Frau，一个老式的单词，其意思大约在“女士”和“我的女士”之间，而一个斯塔西上校根本不可能在审问中把Christa称作gnädigste。我愿意出上我最后一个德国马克，来赌在1984年时，和西德杂志Der Spiegel相对应的刊物不会谈论 到Gesamtdeutschland。在我看来，这样的词汇表更象是流亡的德国贵族，而不是1984年时真实的东德；在二战尾声时，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的父母逃离了第三帝国的东部，这位导演兼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但是，这些异议并非我的重点所在。重点在于这是一部电影。它借助好莱坞式的结构与惯例，对背景各异的观众们描述了在斯塔西统治下生活中的部分真实，以及这些经历所揭示的更大意义上的人类天性。它将历史事实（一些斯塔西办公地点是真实的，大部分术语和间谍技术也是准确的）与一个快节奏的惊险加爱情故事混杂在了一起。 　　当我在牛津和von Donnersmarck会面时——他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这里学习政治、哲学以及经济——我向他提到了我的保留意见。尽管他对电影在基本史实上的准确性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他马上就承认，为了达到戏剧性的效果，有一些细节被故意改变了。比如说，他解释如果他让斯塔西学员们穿上制服，普通的电影观众就无法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但现在他让他们穿着学生式的平民服装，还让他们中的一个（难以置信地）问“在审讯中恐吓人不是错误的吗？”这样所达到的效果立刻就让观众对他们产生了代入感，并把观众吸引到故事中去。他争辩道，在电影里真实总是verdichtet，这个词意味着浓缩、集中和强化，但同时又带有Dichtung的感觉，意思是诗意，或者更广泛的说，虚构。所以才会有那些高尚的语言（“我请求你，我恳求你”—— ich flehe dich an——电影中剧作家这样说道，让他的女友不要再一次屈从于部长贪婪的淫欲）。所以整部电影都有着丰富的色彩，鲜艳的绿色、棕色以及微妙的灰色，以及那歌剧风格的Christa之死。 　　后来，在牛津一家电影院进行的问答活动中，导演在不同的地方提到了他所钦佩的两部电影：Claude Lanzmann痛苦的大屠杀纪录片《浩劫》（Shoah），以及Anthony Minghella版本的《天才瑞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一部有关谋杀和盗窃身份的惊悚片——他把后者单列出来，是因为“它没有让我觉得厌倦，所以我很感激”。在《他者的生活》中，《浩劫》与《天才瑞普利》混合在了一起。Von Donnersmarck对史实的确十分在意，但他更关注的是不要让我们感到厌倦。而因为这个我们也很感激。他并非一个东德的幸存者，而是美国化的西方世界里一个年轻的世界主义者，操着流利的美国口音的英语以及好莱坞的通用语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东德的体验用一种表达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吸引到整个世界的注意。 　　当今最优秀的电影评论家之一Anthony Lane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钦佩的评论，其中他改编了Wiesler的妙语——Es ist für mich ——并以之作出结论。Lane写到，你也许会认为这部电影是为今天的德国人所制作，其实并非如此：Es ist für uns——它是给我们的。他或许比他所想象的更为正确，《他者的生活》完全是一部给别人看的电影。就像德国制造的许多其它东西一样，它本来就是为出口而设计的。在它理想的外国消费者中，就恰恰有Lane的“我们”——《纽约客》的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纽约书评》的读者。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遗失什么本质的东西？一些细微的不准确和不真实，换来了对更深层次真实的传达，在艺术上这是被允许的。但是，影片的确缺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这就是那些被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4 ~ 1975。犹太裔德国人。西方当代重要政治理论家。译注）所引人瞩目地提出的，邪恶中的平凡；比起充满了纱窗、塑化木料的小屋与拖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更好的体现这种邪恶的平凡性。但是，正因为它是如此平凡，如此不间断，如此机械地让人厌倦，向不同背景的观众重现它就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或许一位伟大的编剧和导演可以创作一部关于厌倦的不让人厌倦的电影？在此我提出这个挑战。） 　　这部电影的主要论点之一仍然让人不安。这个论点就是在结束时所明显指出的，这名斯塔西上尉就是奏鸣曲中的那个“好人”。但是，我听说过有斯塔西的密告者在最后保护了那些他们所密告的人。我知道有些全职的斯塔西官员后来觉醒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在和前斯塔西官员们漫长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让我觉得可以被简单而明白地称作一个坏人。软弱，狭隘，机会主义，自我欺骗，一点不错；做出邪恶事情的人，基本如此；但从他们身上，我总能看到那些残存的可能性，那些在其它环境中也许能够生长的善良。 　　尽管东德演员Ulrich Mühe的表演本身十分优秀而且高深莫测，但电影向我们展示的Wiesler本人的转变，看起来还是难以置信的迅速且并不完全让人信服。要溶化这个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清教徒，我们得需要比那首奇怪的奏鸣曲和Brecht诗集更多的东西才行。在同时出版的一本书（包括电影的原始剧本）中的一篇论文里，我发现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电影的历史顾问Manfred Wilke给出了和电影的许多方面相对应的史实，但他没有提供哪怕一个有据可查的作出类似举动的斯塔西官员——且不说他们还得逃脱相应的后果。在这里，他引用的是两个涉及到不满的斯塔西官员的案例，1979年的一名上校和1981年的一名上尉，他们两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并被处决。不过，我也可以接受这种转变与掩盖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上校Grubitz揭发了Wiesler，他就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 　　好吧，和他之前做过的无数坏事不同，Wiesler做了一件好事。但如果因此就得出他是“一个好人”的结论的话，只能说这是一个过头的艺术夸张——一个Verdichtung。当评价生活在独裁下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面对背信弃义所带来的道德迷局；而在这个权衡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错误。一个是过分单纯化，非黑即白，摩尼教（重要的二元论宗教之一，起源于波斯国萨桑王朝 ( 224 ~ 651）。译注）一般地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X是一名告密者，所以他全然就是一个坏人；Y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所以她全然就是一个好人。任何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过的人都会明白，事情要远比这复杂的多。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则正好相反，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但结果却是混淆了杀手与猎物的界线。自由主义的西方并不缺少这一类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而且毫不奇怪地，在那些总带着玫瑰色眼镜观察东德的人身上它十分常见。随之而来的常常是这样一种看法，即斯塔西档案根本不值得信任：die Akten lügen，档案说了谎。Von Donnersmarck本人远远不是这样，但他的电影却让人不安地接近这种相对主义。电影中的“好人”是一名斯塔西上尉，他伪造了报告以保护一名艺术家。 　　这是一个错误，但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管怎么说，《他者的生活》所带来的最终效果并不是世界性的对前斯塔西官员的同情。它以一种时尚的风格，向那些对这个体制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观众传达了它所代表的恐怖。而且这又的确是一部制作精良且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所以，它是配的上一座奥斯卡的。 　　根据Der Spiegel的一则报道，当奥斯卡颁奖典礼最终结束后，激动的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参加了一场深夜举行的德国庆祝活动；他挥舞着他的奥斯卡小金人，兴奋地喊道，Wir sind Weltmeister！这个短语并不是指世界的主人，而是指世界冠军（比如在足球里）或是世界级的大师（比如在高尔夫里），同时又暗指着艺术上的成就，类似于Meistersinger或Meisterwerk。不过说到底，德国究竟在什么方面是世界冠军？足球？也许。他们在去年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对战后的西德来说并不多见——带来了许多真诚的爱国主义庆典，这大概也是von Donnersmarck脑子里当时所出现的场景。出口贸易？当然是；不管它是出口到英国的BMW，到伊朗的机床，到中国的流水线，还是偶尔出口的电影。《他者的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赚到了超过2300万美元的利润，对德国经济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小小收入。 　　有些人可能想要说——特别是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德国同样也是制造残忍的独裁统治的世界冠军。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死神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Paul Celan（二战后重要诗人之一。其代表作“死亡赋格曲”（Todesfuge）作于1953年，描写了他在集中营里的生活。译注）在他无以伦比的描写大屠杀的“死亡赋格曲”中如此写道。说到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德国毫无疑问是世界冠军，真真切切地击败了全世界。但我们可以对昂纳克的德国作出同样的结论么？的确，这个仅有1700万人的小国家可以看作某种心理胁迫的微缩版杰作。正如奥维尔所预见到的，完美的极权主义体系不再需要屠杀或是肉体上的折磨。我并不想轻视东德政权所带来的邪恶；但是，比起在斯大林的古拉格、毛的强制饥荒、以及波尔布特的种族屠杀中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人们很难说东德政权就是共产主义最糟糕的产物。 　　不同于纳粹德国，在更大的舞台上看，东德不过是一个附带节目。斯塔西是按照克格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并非象许多人模糊的想象中一样师从于盖世太保。随着其它苏联集团的政权的文件被逐一解密，我们发现它们的秘密警察的运作方式十分相似。或许斯塔西要更为出色一些，因为它是，好吧，德国制造；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存在着许多更可怕的恐怖。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斯塔西体制下这种微妙的心理恐怖之所以能够维持，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完全依赖于红军的存在以及苏联愿意使用武力这个先决条件。当这个条件不再存在时，斯塔西体制也不复存在。 　　那么，为什么是“斯塔西”这个词，而不是“克格勃”，“红卫兵”或是“红色高棉”，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为共产主义恐怖的同义词？这是因为，在以各种文化手段复述各自国家所面对过的恐怖这方面，德国是真正意义上的Weltmeister。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能够如此卓越、如此持久、如此创新地对自己过去的罪恶进行调查、交流和再现——以及再次再现，以及再次再次再现。 　　这种文化上的复述和犯罪者与受害者的特征都有关系。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古腾堡（1400 ~ 1468, 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注）的传人开始灭绝书籍的传人（“书籍的传人”（阿拉伯语为أهل الكتاب，ahl al-Kitâb），又作“圣经的追随者”。这是一个神学名词，主要见于伊斯兰教，用于描述在穆罕默德之前就信仰希伯来上帝的非伊斯兰教的信徒。此处显然特指犹太人。译注）。欧洲最有才能、最知识渊博、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之一尝试着毁灭另外一个这样的民族；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他们都处于一种热切而多产的文化共生状态之中。（“德国人是犹太人的一个坏情人”，一名波兰民间木刻家这样对我的一个朋友描述道。）在此之后，两个民族都以前所未见的谨慎和艺术敏感记住了这一段惨剧。在Celan的“死亡赋格曲”中，这首德国诗歌低声回应着哈西德教派（（Hasidic Judaism）希伯来语中为חסידות Chassidus，意为“虔诚”。为犹太教一支，起源于18世纪初俄罗斯-波兰边境一带，主要在东欧犹太人中传播。二战中大多数哈西德教徒丧生于大屠杀。译注）的神秘主义；这种纪念形式本身就是德意志-犹太民族共生关系的一个新的胜利，一个由死亡中走出来的新生命。Celan曾讲述过他所热爱的德意志语言是如何在“死亡演讲的无尽黑暗” (die tausend Finsternisse todbringender Rede)中幸存了下来。现在，他逃过了德国来的那位大师，这语言也通过他而再次重生。 　　至于共产主义，则是德国人自己对自己所实行的——尽管并不是在君主政体之下。古腾堡的传人压迫路德的传人。当这段历史刚一结束，兰克的传人又马上接手。整整一代现代历史学家，在对纳粹的研究中接受了训练，现在又把他们熟练的技能应用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上。唯有西德的存在，西德的特点，西德对它自己艰难历史所进行的激烈的道德上的专业探求，才能够解释这种独特的对斯塔西现象的文化诠释。（想象一下前苏联被一个民主的西俄罗斯所接管，而后者则积极准备着揭露克格勃的所有罪恶。）而现在我们又有了电影的版本，它由一个彻底美国化的西德年轻人所制作。 　　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认知学的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对文字和图像的重复可以加强我们大脑中连接神经回路的神经突触，这些神经回路则负责着文字/图像与其意义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上的联系变成了电化学上的硬件联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者的生活》直接涉及到了这些已经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联系。比如说斯塔西官员的制服，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只要一个德国人穿着一身普鲁士灰色再加上闪亮的长筒皮靴，我们的神经突触就会开始尖叫：纳粹。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看到，饰演Wielser阴险的上级Grubitz上校的演员最早是以盖世太保的角色而成名的；那还是在1984年的西德舞台，在这部电影的故事所发生的年代。真实的斯塔西日常制服，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廉价涤纶制品配上便宜的邮差式的靴子，这可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在电影所采取的这种戏剧性拍摄风格之下，剧作家Dreyman与文化部长周旋的场景让我强烈地回想起《摩菲斯特》（Mephisto）；这部István Szabó（1938 ~ 。匈牙利著名导演。曾凭借《摩菲斯特》一片于198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06年，公众得知他曾为前共产主义政权的情报部门工作。有观点认为，该片就是他对他自己这段生活的描述。译注）的杰出作品描写了一名演员-导演Gustaf Gründgens，以及他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之间浮士德式的关系。又一个纳粹-斯塔西的回路联系在不知不觉中被触动。 　　接下来就是影片的关键时刻，Dreyman在钢琴上演奏古典的“好人奏鸣曲”，而Wiesler则通过他的耳机倾听。当演奏结束后，Dreyman转向Christa，大声说道，“难道任何听过这音乐的人，我是说真正听过的人，可能是一个坏人吗？” Von Donnersmarck说自己是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一段话里得到的灵感；在其中高尔基写到，列宁曾经说过他无法去听贝多芬的“神秘园”（Appassionata），因为它让他想要去说一些甜蜜而愚蠢的东西，去轻拍那些小人物的头，但是实际上他应该敲打那些小小的脑袋，狠狠地敲打，这样才能够实现革命。作为一个一年级的电影学生，von Donnersmarck想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强迫列宁去听神秘园的话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他电影的原创精华之所在。（Dreyman实际上也引用了列宁的评论。） 　　这一个场景的灵感来自俄国。但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尤其是Lane提到的“我们”——究竟会有怎样的联想？我们当然会想到罗曼•波兰斯基（1933 ~ 。法国著名导演。多次获得奥斯卡等主要奖项。其代表作有《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1969），《中国城》（Chinatown）（1975），《苔丝》（Tess）（1979），《钢琴师》（2002）等。译注）的《钢琴师》（The Pianist）,在其中一名德国军官被一名波兰犹太裔钢琴师所演奏的肖邦（Chopin）深深地打动，从而放过了他——正象Wiesler放过了Dreyman一样。无疑，我们也会想到那些受过教育的纳粹杀手，他们在晚上听着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音乐，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出门去杀害更多的门德尔松。他们真的听到了这些音乐吗？良好的教养意味着人性吗？我们又再度陷入了二十世纪最深的德国迷题，它在音乐与诗歌中得到了最感人的传达。正是这些神经突触的联系，让《他者的生活》如此强烈地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 　　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制作这部电影的德国是这个地球上最自由与文明的国家之一。今天，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家园——例如英国和美国——来，这个德国里的人权和公民自由得到了更好的让人嫉妒和有效的保护。在这片善良的土地上，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新闻记者的调查技巧、国会议员的严肃认真、资本持有者的宽宏大量、神父与道德家的理想主义、作家的创作天才、以及——当然了——电影工作者的杰出表现，他们都联合起来，巩固着整个世界对德国与邪恶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的想象。但如果没有这些努力的话，德国就不可能成为如此善良的地方。在人类文化的所有记录中，难道还有比这更加荒谬的成就吗？

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作者：周末画报 来源：周末画报 日期：2011-4-11 斯塔西档案馆里众多书架上密密麻麻的档案（贺卫方摄） 　　 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埃利希·米尔克 末任斯塔西部长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他们需要靠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10年，花费600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80%以上。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一向组织汇报。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600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1800万人。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IM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1984》 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 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60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前东欧秘密警察组织 　　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 STASI 　　雇员总数 91,000 　　占人口比重 1:180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理事会 Sigurimi 　　雇员总数 10,000 　　占人口比重 1:300 　　波兰人民共和国 　　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务处 UB/SB 　　雇员总数 87,000 　　占人口比重 1:350 　　苏联 　　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雇员总数 290,000 　　占人口比重 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UDBA 　　雇员总数 15,000 　　占人口比重 1:1400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Securitate 　　雇员总数 13,000 　　占人口比重 1:1500

徐昕、贺卫方教授畅谈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 日期： 2011-10-27 信息来源： 北大新闻网记者陈嵩焘 http://pkunews.pku.edu.cn/xywh/2011-10/27/content_216530.htm   2011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此举行了题为“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讲座，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思想盛宴。   “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是贺老师的粉丝，我本人也是贺老师的粉丝，我是看着贺老师的头发一根根变白成粉丝的。”徐教授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开场，使得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徐教授的讲述在轻松幽默的氛围里随即展开。   徐教授同大家分享了他的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构想和设计。他提出了“三个原因”、“五个关系”、“五个保障”和“一个策略”的一系列观点。他首先阐述了中国司法改革在现今形势下进程缓慢且成果微小的三个原因：民众对改革渐渐失望、局部改革存在不足使得改革缺乏动力、一些细小的改革常常被人们视为“无意义”而遭到忽视。基于这三点原因，徐教授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需要司法改革奠定基础”，并提出了“司法改革优先发展”的战略。 徐教授表示，司法改革的进行需要解决好“司法机关与党、地方与中央、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构与其他纠纷机构、司法机构之间以及司法机关内部”的五大关系，他还详细描绘了诸如“全面审查政府行政行为”、“削弱法院院长权力”、“保证律师权”等有关构建和调整关系的措施，着重强调了司法的独立地位和司法权威。   同时，徐教授还指出这些构想的实现需要五大保障，即“经济保障、职业保障、司法公正保障、民主保障、弱者保障”。在徐教授看来，这一切构想的实现都需要一种“把远期方向同近期目标相结合的循序渐进”的策略。虽然徐教授一再声明自己的观点和构想“还很不成熟”，但是他大胆的构思和独特的视角以及深刻的反思报仍旧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最后，贺教授对徐教授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考贺教授指出了司法改革目前遇到的阻碍，并表现出极大地担忧，但是两位教授都认为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他们对改革的未来充满了渴望与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