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爱思想 | 徐达内:五毛党和八毛党

徐达内:五毛党和八毛党 进入专题 : 五毛党 八毛党    ● 徐达内       一          比起另四家对手重点展示铁道部公告“火车票退票费将由票面额20%降至5%”的做法,凤凰网更加重视名人新闻的标杆作用,以《李双江之子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1年》作为头条。     这家门户还为警方通报附设调查,截止今晨6时,超过半成受访者认为李天一“正需要这样的环境受点教训”,而认为之所以导致这一处理结果主要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太大”的人数比例更高,而相信“没什么因素,这是警方的公正执法”者只占三分之一。反映在微博论坛上,当人们深夜通过新华社电稿得知这一消息后,喝彩赞赏确是主流,但同样伴随着一些悲观者“能真执行吗”的依例担心,以及质疑判罚过重、于法无据的反转。     认为李天一无需走进少年犯管教所的人们,所凭依据中正是昨日早前消息——京华时报头版刊出标题,通报“李双江15岁子打人事件和解”。据文章描述,“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受伤夫妇与李、苏二人家长会面,双方达成和解。夫妇二人称已接受两个孩子家长的道歉,将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并希望今后能对孩子严加管教。”节日来病房探望伤者请求原谅的军人歌唱家自叹“中秋夜全家也不能团圆,儿子一个人在拘留所度过,家人都很难过”。     腾讯今日话题的编辑们就是不喜欢“大快人心”,他们今晨用“法律视角”公开宣布,收容教养李天一“值得商榷”、是桩“错案”。在质疑“警方怎能认定‘构成犯罪’”之后,专题认定最大问题是“未经法院审理不得剥夺自由”,虽然“‘拼爹’时代,理解民众的心情”,但仍呼吁“对于未成年犯罪,公众不应主张重刑主义”。末尾更是一语道出专题主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制度,该改改了。”     从危机公关的角度来说,老来得子的李双江以道歉认罚姿态获得了广泛谅解,不考虑那些针对“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普遍现象而借机抒发的愤懑,有关他那自小以正面形象示人却突然惹下满城风雨的孩子的主流舆情最终走向了家庭教育议题。昨天人民日报就曾以“为何‘儿子闯祸,爸爸受过’”为题,展示凤凰网有关此事的另一项调查结果,即“90多万投票网民中,只有2.6%的人认为这是行车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而其余的网民均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溺爱、管教无方,以及同阶层玩伴间相互影响,致其生性骄纵,目中无人”,并就此由作者阐述“‘身份标签’折射社会焦虑”。     不过,汇集到李双江身上的骂声之所以能够逐渐平息,恐怕还要感谢另一位“名爹”。虽然“驾着宝马去战斗”的是李天一,但还有一位“恶少”苏楠开着悬挂晋O-00888车牌的奥迪,自被原籍山西的李建军公开揭发其可能系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长苏浩“私生子”后,他的身世就更加后来居上“红星闪闪”。     根据北京警方昨晚同时宣布,苏楠亦因构成寻衅滋事罪被提请逮捕,而苏楠的父亲苏文斌则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刑事拘留。山西媒体善始善终,不置一词。不过,对这个省份的公安系统员工来说,这恐怕又多了一桩私下谈资。被指控“非婚生子”的苏副厅长面对外省记者反复否认传闻,但爆料人李建军三天来的困境却增加了人们对这位警方高官的猜疑。以“建军伟业”为账号名的这位前《山西晚报》记者于周二发帖,称自己在平遥家中遭遇“上门骚扰”,系有人声称其8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另类审计风暴背后的生意经》“内容不实”、“害他们没饭吃”,微博中更以“砸门”、“争执”、“肢体冲突”等来描述现场冲突。《云南信息报》是少有的周三跟进此间变故的公开出版物,据其报道,“蹊跷的是,李建军在新浪和腾讯的微博昨日遭到干扰……屏蔽半小时,恢复后又被大量删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文中更引述李建军“不得不产生”的联想:“昨天苏浩说是要对我‘正当防卫’,今天就有我报道过的与太原警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山西兴成法务会计师事务所任燕平带不明人员到家骚扰。”     政务微博中各地警方一马当先不是没有道理,在晋中市公安局于“骚扰”当日公开要求下属辖地警方上线“按时限回复网友提问”后,平遥县公安局于周三午前发帖公告,对“连续两次非法侵入李某父亲住所”者处以行政拘留5日等处罚。     不过,“私生子”传闻一日不坐实,这种官民互动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更何况网络上还有人开始发布李建军当街小便的偷拍照、并指其曾敲诈勒索等,更让敏感者推测此乃苏浩手下“泼污水”。人民日报上述文章中正有一段:“每次‘打人事件’发生,都如同引爆了一个舆论炸弹。无论是媒体评论还是网友议论,不乏言辞激烈的内容,有的针砭时弊,有的反思症结,而有的却显然醉翁之意不在‘儿子’,也不在‘爸爸’,不是从案件本身和事实出发,只图骂得痛快,甚至捕风捉影、自由‘联想’,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固执地怀疑一切,疑心事情得不到公正解决,不相信有关部门会秉公处理。”          二          中共中央机关报感叹“老不信”,南方周末专栏已将当下总结为“犬儒社会”——河北宣传官员对此一定心有戚戚。他们现在需要呼吁民众相信司法,除了那桩已经被评论员们抨击“封锁信息”的深州越狱事件,还有一前一后两档旧案。     先是“王朝抢劫案”,因为事涉“我爸是李刚”中的那位“名爹”警官,此间是否有冤情一直是舆论关注所在。新京报是其间旗手,正是这份报纸在今年3月28日刊出两整版调查报道,质疑这是“一桩‘没有作案时间’的抢劫案”,更刊出王朝对“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李刚副局长”本人的刑讯逼供指控,使得这桩事发五年后被河北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子,搭上“李刚门”的春风,天下皆知。     上周四,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王朝抢劫案”重审开庭。新京报记者自然又来到了现场,周六版面中刊出王朝母亲杨惠贤手举公开信哭泣的模样,称在“‘排疑’”再判”中“现场采集单个指纹、作案时间等关键证据被认定;辩方观点几乎未获法庭采纳”。     负责审案的北市区法院为此次庭审开设了官方微博,对判决结果等进行解释。不过,正如新京报总结,“解释没有消除公众的疑问,多有评论认为案件疑点重重”。面对那些因王朝或因李刚而来的斥责,例如《河北“王朝案”:疑云密布,真相何在》、《不应剥夺王朝母亲的旁听权》,140字不足以全面反击,于是,纸媒出面。     本周一,石家庄畅销的燕赵晚报宣布,“虽然再审法院对‘王朝案’的审理采取了最大限度公开透明的态度,但仍不乏有质疑声音”,因此刊出对本案审判长、北市区法院副院长吴亦涛的采访,副题明确宣布“保定市检察院调查认定,侦查人员在办理王朝抢劫案件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     有来就有往。《京华时报》也来助阵,周三宣布获得了“王朝60岁的母亲杨慧贤给本报传来一份13页的手写回应书,对吴亦涛的说法一一作出回应,并出示相关证据”,由其抱怨自己放弃证人身份意欲旁听却仍被拒,并重申她为儿子脱罪提供的证词:“自己在抢劫案发时给王朝先后打过两个电话,当时王朝正跟朋友一起在石家庄吃饭,根本不在保定,通话清单上应该有详细的显示。”     比起“王朝案”,聂树斌的“冤情”更加久远,也更加确凿。17年前被控奸杀女工康某、半年后命丧法场,虽然这位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已经看不到自己重获清白的一天,但自有律师和媒体为他连年奔走,要一个“死后公道”。     说起来,聂树斌要感谢王书金,正是这位“真凶”2005年初落网后主动供述是其于1994年8月奸杀康某,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他更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     于是,这桩“杀错了人”的悲剧成为那些中国法治关注者反复提起的判例,以此痛陈刑讯逼供、检方失察之弊。不过,四年来,“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仍未启动重审,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已然超过法律规定审理期限,连反复针对此案发布报道的《南方周末》在2009年11月都已大标题哀叹“翻案渺茫”。值此僵持时段,意见领袖们设置议题的能力再次得到呈现,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律师9月11日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     这次,是人民日报大院中的同道之人在领衔推动。先是前天在人民网舆情会商室请来聂树斌的母亲以及何兵,由他们讲述“六年申诉无果”的郁闷,感触“老百姓打官司难”;而后又在白纸黑字刊出署名“裘法正”的来论,质问“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子,其查清过程为何竟如此艰难”,据作者推理,“恐怕不是‘无人管’的问题,而是管的人太不得力、太多顾虑吧。或是怕推倒重来影响部门形象,或是怕暴露问题追究责任。宁昧私利而不惜损害公义,致使问题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文章高呼“聂树斌案真的再也拖不起了”:“冤案猛于虎,但比冤案更可怕的是沉冤不雪、有错不纠。其结果,流失的是司法部门的公信力,损毁的是民众对法治的信心。知错即改,才是重获社会信任、重建司法权威之计”。     有光明网《聂树斌能否“洗冤”,事关刑诉法尊严》《聂树斌案再思考:纠正错案到底难在哪儿?》、东方早报《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重庆时报《聂树斌案真相不能随蒙冤者死去》等跟进助阵,商业门户转载推介,人民网今晨便再接再厉,网评有言《聂树斌案,被耗掉的是正义更是民心》。作者在文中引用刑诉法规定和最高法院长之言,点名直斥河北省高院“如此漠视法律规定,将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处?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政法部门的形象,让人民群众对其的负面印象俱增。”     南方都市报今天更以社论向中共中央机关报那“措辞强硬的短评”致敬,喝应一声“久违了,聂树斌!”在这篇《再审聂树斌案,中国司法面临自救之役》里,作者感叹连日热议再起却“恍如昨日”,因为六年来“话早已说尽,但痛却未得到丝毫纾解……任凭舆论声嘶力竭,再审程序呼之不出”。将这六年定义为“对司法形象的再度致命性摧残”,文章认定聂树斌案目前所遭遇的困境“是一干责任人等企图用个人私利来绑架一方司法,让个人法律责任披上了司法形象的外衣”,因为“那些曾经因聂树斌案而得以提升,或者与聂案难逃干系的各色人等,个个还在,而且身居高位,聂案如果真的翻过来,便注定会有一大批相关责任人必须要为当年的泯灭法律良知的作为承担罪责。正是这样的群体性心思,在与一方司法机构的所谓面子实现利益绑定之后,个人荣辱与整体形象貌似变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拖延,成为几乎唯一能选择的伎俩。”     文末,这份被广泛认为中国民主法治先锋的南方媒体给出终极方案:“最高人民法院亟待放弃长久以来的沉默,主导启动对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还个案一个虽迟到却必须要到来的正义,也让人们有机会重拾对司法公正的起码信心。”          三          山西、河北,或者湖北、江西,媒体难免都有“不能说的秘密”,而在媒体管制相对宽松的广东,旁征博引、四面开花的新闻人有时也会遭遇另一种尴尬:用力过猛、情何以堪。     相信深圳新闻网的编辑记者们这些天多少有点“兼听则明”的感慨。这家网站在9月5日首发消息,引用喜得贵子的牙医陈先生对同行的控诉,即“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孩子拍了十几张X光片后,要求给降生仅6天的新生儿做一场大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然而学医的陈先生隐约觉得有蹊跷,他拒绝了手术,并带孩子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孩子的病。”     “缝肛门”余波仍在,深圳这等“医疗黑幕”怎能不掀起波澜。经由网络媒体重点推介,深圳儿童医院顿成千夫所指,“医德沦丧”“过度医疗”的斥责满溢屏幕,这也已经迫使院方在两天后的傍晚召集多家媒体说明情况,批评陈先生“严重歪曲事实”。     不过,市场化报章总是偏爱展现冲突,医生们“完全符合规范”的辩解显然不适合作为大标题。南方都市报次日即与广州日报、深圳晶报等同时刊出消息,比起竞争对手们加了个问号的内版处置,其更加决绝地许以头版头条三排大标题:“婴儿腹胀求医,深圳要价过万,广州八毛搞掂”。组合报道中,双方争执得到展示,例如:“陈先生说,医院工作人员告诉他手术和后续治疗费用预计将超过10万元,但是儿童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麻晓鹏称,医院没有人提出过10万元的价钱,治疗费用两万元之内就可以搞定”;“陈先生质疑…医生甚至可以从手术中提成获益,所以医生会给病人安排毫无必要的检查,甚至动价格昂贵的手术;深圳儿童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军否认了‘医生从手术拿提成’的制度……没有手术必要还要安排手术的做法是不可能的。”     “同用开塞露,为何广州有用深圳无用?”——在得知深圳方“因为该院前期治疗有基础”的辩解后,那位宣布自己儿子“能吃能拉,每天都有排便……廉价药目前看来很有效果”的陈先生,更通过记者反驳,“医院方面说的各种手术指征,我不是专业人士,并不懂,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在没有百分百确诊的情况下不应该手术。”     感染了深圳电视台“颇有煽情地播出”,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此时也因微博发言卷入“力挺患者”和“力挺医院”两方的论战。根据南都记录,这位医院主管部门领导在9月7日午时警告下属,“就媒体报道而推论,这是一件技术误诊的事件,其中也有滥用抗菌药物和大检查的嫌疑。情况是否如此,希望深圳卫生局给予调查,深圳儿童医院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不要‘失足’在这样基础诊断的低级错误上!”     风波已获简称“八毛门”或“八毛钱事件”,虽然正式出版媒体在报道争议时至少要实现一些平衡,但在那些啸聚来去的自媒体渠道中,“从这方面看……从另一方面看”的辩证法就太不受发言者欢迎了。评论员们也已经集体出动,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站感怀身世,《医院的老虎》、《医院反噬比“10万元手术”更让人心寒》、《是技术差还是良心差》、《两种答案透视不同医德》、《祷告8角钱就能治病的好运气》、《过度医疗势必损伤公共信任》、《把问题搞复杂,伪专家们的技术及道德》喷涌而出。     不过,到了本周三,这种声讨医生的群情激愤戛然而止。因为在这一天的南方都市报头版上,又有了一个跟踪报道标题,“‘八毛门’患儿中秋入院洗肠,广州医生建议住院家长不听。专家呼吁先放下纠缠对错,最要紧尽早确认是否‘巨结肠’”。根据网络报料循迹而来的记者此番转述医生诊断,“当时小孩肚子胀得厉害,鼓鼓的,孩子表现的症状确实比较重,连腹膜经脉都凸显出来,而且还影响到呼吸不畅……从孩子的症状来判断,其患有先天性巨结肠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在引用陈先生“不过只是做常规的复查”、““之前孩子肚子还有点鼓,但是现在非常平坦,与正常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的口径后,信息时报再录廖新波对其劝告,“要尊重事实,虽然陈先生本身是一名牙医,但其对医学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窍不通’的,希望他不要再意气用事,否则可能会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份广州日报子报更由编辑跟进点评,《不要让“8毛钱”耽搁治病》:“可以理解,因为‘8毛钱’事件,这名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旦孩子再次入院,说明这个病并非‘8毛钱’就能治好那么简单,父亲之前跟深圳儿童医院的较劲,也就从‘有理’变成‘无理’”……笔者想奉劝父亲一句:孩子的生命最重要,不要为了较劲死撑”。文中,更有一句写明送给力撑‘8毛钱’的网友:“事情尚未水落石出,稍安勿躁,不要一味抨击医院,看病已经够贵够难了,如果连对医生医术起码的信任都丧失了,一旦生病,就只能等死了。”     廖副厅长在微博中说,“媒体报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报道的方式”。现在,又是反思媒体责任的时候了,只是这一回,那些一周前冲锋陷阵的民意斗士们多少有些难以启齿,换由官办媒体扬眉吐气接管麦克风。南方电视台昨对事件作出归纳,《八毛钱治“表”不治“本”》;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评论,认为“部分媒体在报道‘8毛门’事件中对医学概念和事实的误用误解,是引发过度担忧的直接动因”;光明日报通报深圳卫人委对“八毛钱”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的决定,称可以肯定的是“8毛钱绝对没有治好病”,所摘网友声音除了呼吁陈先生再勿赌气、感慨医患关系紧张外,就是“看到部分媒体偏听偏信一方观点,最先的报道中只有患者亲属声音,没有院方话语,而且部分报道有意制造噱头,把事情炒大。但是,从这几天的发展来看,之前的不少报道内容失实。民众需要知道的是事件的真相,媒体采访时一定要立足新闻事实,不能‘添把火’”。     昨天的人民日报上,除了有头版头条“一切为了患者”的北京协和先进经验和“公立医院就是要破除逐利机制”的发改委目标,也有一文直接不吐不快于《医生为何总被质疑》:“眼下,质疑医生似乎已经成为公众的习惯性思维。只要发生医患纠纷,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谴责医生无德。而媒体也总是‘顺应民意’,‘一边倒’地炮轰医院、质疑医生。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医生往往有口难辩,即便是被误解、被冤屈,也很难获得理解和同情。于是,公众在宣泄中得到满足,媒体在娱乐中赚足‘眼球’,谁也不再追问事实真相,医生成为‘沉默的羔羊’。”     人类总是依靠经验来趋利避害,只不过,有时这经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做一个忠诚的“五毛党”或者“八毛党”都有风险。广东媒体提供例证:9月9日,一深圳新生儿家属疑因受“8毛钱”事件报道的影响,拒绝医院为孩子进行手术治疗并自行出院。9月11日孩子突然出现肠穿孔被送院急救,至今仍未脱离危险期。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五毛党 八毛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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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9.15)——难能可贵的共鸣

1 、温家宝: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最为重要的是有序的扩大民主,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腐败。 2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发了一条记录在美国驾车游经历的微博:“从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出发,开车经伊、威、爱三州绕道回到原地,行程 1600 公里 ,共被收了 5 次费,一共是 3.1 美元,合人民币 20 块 4 毛。此前,从芝加哥自驾游到纽约,然后回来,往返五个州,行程 3520 公里 ,共被收了约 10 次费,总计 32 美元,合人民币 204 块 8 毛。” 3 、“宁可为妓,绝不从师”让杭州女教师“西子可儿”瞬间走红网络,而近日这位杭州女教师在教师节更新的博文里,更是劲爆雷语——“为妓过低俗,百万求包养”,让人瞠目结舌。 4 、 2007 年第 62 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每年 9 月 15 日定为国际民主日,今天是世界第 4 个国际民主日。《世界民主宣言》 第一条: 民主是一项公认的理想和目标,它所根据的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所持有的共同的价值观点,而不论其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别。因此,这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应在自由、平等、透明和负责的情况下行使。 5 、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局的最新报告称,该国 2010 年入狱服刑的政府公务人员达 2053 人,远高于 2009 年的 38 人,相当于激增 53 倍。截至 2010 年底,菲全国囚禁受刑人计 56479 人,是牢房可容量的 446.1% 。 6 、 12 日,香港法院判决一位入境处职员窜改病假条,犯有伪造罪,判囚两个月,缓刑一年。他退休后本可享受每月 4000 多元津贴及一次过 100 万元退休金。而在不久前,康文署前职员卖演唱会门票等收受利益被裁定犯罪的事例,其实涉案金额微不足道。香港廉政之苛可见一斑。 7 、据报道,烟台大学图书馆特设包厢,想在图书馆二三楼的部分教室上自习,需要交每天 2 元钱的费用,未交钱者禁止入内。 8 、历年来的数据显示,溺水、道路交通伤害、跌倒成儿童三大杀手。而且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 17.5 万名儿童因溺水死亡,其中 97% 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9 、天津 83 岁的李德芝老人不慎跌倒,撞了一头血。除了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助其止血,其他人均没来扶。老人大喊“没人撞我,我自己摔倒的!”听到这个回答,众人像是吃了“定心丸”,开始凑上前去,七手八脚将老人送医。 10 、美国人口普查局 13 日发表美国家庭收入报告,显示接近 1/6 人口活于贫穷之下,即每 6 个美国人就有 1 个穷人,全国约有 4600 万人过贫穷日子,贫穷人口为 50 年来最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厘定标准,四口之家一年收入只有 22314 美元或以下,即属贫穷户,个人年薪低于 11139 美元以下,也落入贫穷 。 11 、 9 月 14 日 下午,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受伤夫妇与李、苏二人家长会面,双方达成和解。夫妇二人称已接受两个孩子家长的道歉,将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希望司法部门予以宽大处理。 12 、香港的哥捡到乘客落下的提包,内有 240 万。的哥把钱交到湾仔警署,警方三个月未找到失主,也无人来认领。按香港民事法律,若警方在合理时间内未能找到物主,便会将财物归拾获者所有。 13 、目前超过 20 个国家正在布局北极地区的开发项目。北极地区包含了全球 30% 未被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和 10% 的石油储量。俄美企业层面开始合作,北欧国家甚至向中国企业开启合作意向;但俄罗斯专家明确表示要抵制中国参与。 14 、 9 月 13 日 ,湖北荆州紫荆花幼儿园发生惨剧:幼儿园校车接到学生后,将学生分别接至教室上课,但把 2 名 4 岁女童遗忘在车内 , 被发现时两名女童已不幸身亡。 15 、日前,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表示,中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加大对欧洲投资。美银美林中国区执行总裁刘二飞认为,现在买欧债相当于买了“白条儿”,有更安全的资产不买为什么要买越来越贬值且不可兑现的“白条”。 16 、 13 日晚间在台湾宜兰东澳地区失事撞山的 2 架台军飞机, 14 日早上被搜救人员寻获残骸和 3 名飞行员部分遗体。失事时两机“航向是对的,但是航道偏了”,原本计划飞往苏澳,却不幸撞击山壁。目前台湾全部 F-5 战机已停飞。 17 、韩国统一部 14 日表示,原计划于 15 日向朝鲜提供第一批水灾赈灾物资,但由于朝方未予任何回应,事实上计划告吹。 18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 11 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 19 、 @ 张朝阳:腐败渗透到中国社会骨髓里了,最后的三个领地:教育,慈善机构,寺庙佛门。唯一还有点清明的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对内要求,依然有理想,依然透明公开,依然有靠谱的数据,这也是托美国的福啊,四大审计公司和 SEC 。这样下去,中国人成地球的蛮族了。 20 、 @ 趣味与时尚: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 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21 、王俊义《中国,请等等你的人民》:中国,请等等你的人民。生命是支队伍,走的慢的因为走的慢,离开了队伍,走得快的因为走得快,也离开了队伍。等等你的人民吧,让他们在一个适合自己速度的前提下前进,谁也不离开自己的队伍。让走的慢的快一些,赶上队伍,让走得快的慢一些,别脱离队伍,大概就是真正的和谐吧! 22 、何兵《刁民其实是政府的好学生》:专制的政府一方面教官员学坏,一方面教老百姓造反。使普通的民众学会了漠视法律和财产权。而那些被关押在监狱的犯人,接受的是研究生教育。他们在监狱里,相互研究和切磋,相互鼓励和团结。一旦风潮起动,乘风而起,成为革命的领袖,最终建立一个更封建和专制的政府。历史往往就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23 、秦晖《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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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王琳)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 王 琳 《东方早报》2011年9月15日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为避免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聂案早该到来的正义和公道,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人民网9月14日)    事实上,这六年来,法律界和传媒界为聂树斌平冤洗白的呼吁从未停歇。记者赵凌长年跟踪“聂树斌案”,先后为《南方周末》采写五篇报道,为延续舆论对聂案的关注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再审程序仍迟迟未予启动。2005年4月,聂案曝出“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聂案重新调查。其时,河北方面对全国媒体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这个承诺始终未兑现。2009年11月11日,赵凌又一次在《南方周末》发表聂案报道。与以往的积极和期待不同,这篇题为《“聂树斌案”翻案渺茫》的报道充满了深深的失望。    从事实和法律上看,启动再审应无争议。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负责此案侦查的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迅速将嫌疑人聂树斌抓获。经过二审后,河北省高级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1995年4月27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的冤死有其时代背景。其时,律师广泛不受待见,律师行使辩护权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1995年正是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前夕,有罪推定、疑罪从有、流水作业、偏重打击、刑讯逼供等,仍是刑事司法的常态。相信聂树斌冤案的发生,既有来自上面的破案压力,又有来自公检法兄弟单位的通力“合作”。    但到了2005年,真正的凶嫌突然出现。一位叫王书金的在押人员交待称,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将王书金押回,并带其到所供述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王的供述和指认,后来证实与当年聂树斌案中的犯罪事实高度一致。    真凶落网日,应是冤狱昭雪时。就像当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一般,都是“被害人”死而复生回到家乡,才让村民们真正认识到佘祥林、赵作海身上所背负的冤。    这一年,离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已过去了9个春夏。那次被各界赞誉颇多的修正,也已施行了9个春夏。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等大旗下,我们实在找不到拒绝为聂案平反的理由。惟一的理由就是,当年的办案人如今还活跃在当地政法机关,有的甚至担任要职。若是聂案平反,必伴随着一系列问责。    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撇清与一起冤案的关系,拖延就成了关联人物自然而然的选择。既然已经不能期待涉案法院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矫正自己,吁请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就是可行而又合乎法度的选项。从1994年到2005年,刑诉法已然换了新妆。难道现在仍要坚持有错不纠,有冤不雪,有法不依?    事实上,聂树斌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进步的一块试金石。对于民众和具体的受害人来说,他们期待的进步不仅停留在法条的变化,更在于一案一正义的达成。司法公正的冤魂正在聂树斌的坟头游荡,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对于具体的当事人,以及正在流失的司法公信来说,迟来的正义也好过没有正义。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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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 Justice by death in China

Justice by death in China Reshma Patil , Hindustan Times Beijing, September 17, 2011 按:这是印度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对中国最近死刑动态的一篇报道。   With a bullet in the back of the neck or lethal injection, China has executed thousands of prisoners in the decade since the assassins of Rajiv Gandhi paced death row in India. In China, perhaps more than in any of the 58 nations enforcing capital punishment, the public demand an eye for an eye.     “Most Chinese people can’t imagine a society without death penalty,’’ rights lawyer Teng Biao told HT in Beijing. “They don’t have the chance to know of an alternative.’’   The Communist Party this year cut its list of capital crimes — forging tax invoices, for example, is no longer a deadly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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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摘要: 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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